漢魏六朝時期，佛教東漸，佛法始傳，在這個比較漫長的歲月中，佛教以一種完全陌生的異域文化逐漸走入了人們的視野，並與中國本土的傳統文化發生了碰撞，在經曆了相當時間的碰撞之後，又迎來了佛教與道教互相補充的一個時期。佛教受魏晉玄學思潮的影響而以一種“援道入釋”的姿態出現在人們麵前，直到出現了慧遠等一批中國本土僧人，將佛教中國化、本土化之後，佛教才又以令一種麵目出現於世。在佛教的這種中國化的過程中，湧現出的著名僧人為數眾多，這些僧人或者以其高潔逸世的麵目出現在世人麵前，或者以其精深的學識、廣博的學問而被士人所敬佩，或者因其不凡的品德、無染的梵行而贏得當時帝王的稱許，那麼，這些高僧們，他們都有哪些佛學思想與眾不同呢？在他們身上，又發生過怎樣傳奇的故事呢？
安世高：堪破因果隨順業緣
安世高（生活在公元2世紀）本是西域安息國的太子，本名清，字世高，因為他的王族血統，因此被世人也稱為“安侯”。史書上說他不僅年少時聰慧博學，而且很有孝行，他曾一度繼承了父親的王位，但一年之後又把王位讓給了叔父，自己選擇了出家修行，弘傳佛法之路。康僧會在《安般守意經序》中如此描述安世高其人其事：“其為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摸，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針脈諸術，睹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可見，他所涉獵的知識麵很廣，不僅精通醫理，同時還知曉地理天文，陰陽五行，甚至還能聽懂鳥獸之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能人異士。
至於他因何會放棄王位和優裕的王族生活，曆來說法不一：安世高受佛教所講的“一切皆是無常”、“人生是苦”等理論的影響，特別是在父王去世之後，這種感受尤其強烈，便舍棄了宮廷生活而選擇出家修行，也有可能是考慮到宮廷內部的政治鬥爭，覺得自己隻有出家，才能遠離政治上的互相傾軋和尖銳複雜的內部鬥爭，才能保全自己。
漢桓帝初年，安世高獨自一人來到中土傳播佛法，翻譯經文，根據《出三藏記集》中所記載，安世高在中土生活了二十年，一共譯出佛經34部，40卷。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十二門經》、《人本欲生經》等。關於安世高所翻譯的佛經，後人持有極高的評價，僧祐評價道：“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關於安世高的學術思想，僧祐這樣說道：“博綜經藏，尤精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以上見《祐錄?安世高傳》）
安世高所譯經文多是小乘佛教禪經和阿毗曇學，這些學說屬於說一切有部。因此安世高的佛學思想，應是屬於部派佛教上座係統的。他重點譯傳的是定慧兩方麵的學說，定學即是禪法，慧學即是數法，這實際上是止觀的法門，因此說安世高是當時小乘教法禪數學的弘傳代表。
而安世高為時人所稱道的還遠不止這些，最為人們所稱奇的，還是安世高對於自己前生所發生事情的記憶。
據說，安世高在翻譯佛經之餘，經常給身邊的弟子講述自己生前的經曆，他將自己前世所經曆的遭遇向別人一一道來，看似睡夢人的囈語，但安世高在講述時卻又說得十分詳細、具體，仿佛這些事情果真是他自己親身經曆過一般。
安世高經常說他自己的前世就是個出家修行的僧人，為了能順利完成弘法事業，他每日都勤奮學習，研讀各類經典。可是，他的一位同學偏偏就屬於那種脾氣暴躁，性格乖張的類型。在化緣時，如果施主所施舍的菜飯不符合心意，或者聽到別人說了什麼自己不能接受的話，馬上就翻臉，咬牙切齒，仇恨萬狀，使在場的人都感覺十分尷尬。安世高的前世，除了自己研讀佛教經論和化緣之外，其餘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規勸這位師兄。他見這位愛發火的師兄麵帶怒色，便為他講如何戒除貪嗔癡三毒的問題；他一見到這位師兄頂撞別人，就對他講慈顏愛語才是出家人應有的行為。久而久之，安世高苦口婆心的勸導也不起作用了。這位性格暴躁的師兄說：“我自己修得不好，我來世自己受苦報又能如何？你還是修你自己的行去吧！”
安世高聽這位師兄如此說話，心下隻得作罷。過了多年之後，安世高向這位師兄辭行，說自己要去某地辦事情，以了解宿怨。這位性格暴躁的師兄念及多年的同學情分，畢竟舍不得他，便說：“我知道你道行高深，能知道宿業因果，如今我隻求你告訴我以後會是怎樣，如何才得出離苦海。”
“師兄您博通經典，又刻苦修行，可是你平生嗔心很重，已經造下惡業。你死後轉世，雖然可以超脫凡俗之人，但卻會因為自己的嗔恨心而使自己墮落成一副醜惡的外型。假如我能得道，必定先度化了你。”說完，安世高的前世就與這位師兄揮手話別了。
安世高來到的地方正值兵荒馬亂，某日他正走著，卻被一個年輕人攔住了路。這個年輕人手上拿著鋼刀，指著安世高說：“今日我可算遇到你了！你必須留下命來！”
“莫惱莫恨！我正是找你來還命的。前世我欠了你一條命，如今我就是來還你的！”安世高微微一笑，說道。
“奇怪真奇怪！我與你素不相識，怎麼說道前世今生來了？不管怎樣，我都要殺了你，才能化解我心頭之恨。”說完，手起刀落，安世高的脖頸上便被劃出了一條血跡。
不久之後，在安息國誕生了一位太子，這位太子年幼時便聰明過人，讀書過目不忘，而且十分有孝行，被眾人認為是天上的神明來到了凡間。因此他的父王便對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可是，這位聰慧過人的太子殿下，似乎對治理朝政完全沒有興趣，而且他也不喜歡觀賞歌舞，或與宮女共眠溫柔鄉。他每天隻喜歡閱讀佛經，而且長期食素，不喜葷腥，更不慕女色，國王駕崩之後，他根據父王生前的心願登上了王位，但不多久便把王位讓給了自己的叔父，他自己卻選擇了出家修道的苦行僧生活。
在求法修行的過程中，這位昔日的太子開始記起來自己前世所經曆的種種遭遇，那位性情暴躁的師兄，送他上了黃泉路的年輕人……這些畫麵都一一閃現在他麵前。而過去、現在、未來這三生三世，早已被他所勘破。安世高於漢桓帝初年來到了中原，出了弘傳佛法，度化眾生，為的還有前世的一些事情。
安世高翻譯完小乘佛教的經典之後，已經到了漢靈帝時期，此時關中一帶社會動亂不堪，他便準備去江南先避避亂，臨行前他告訴身邊的弟子，他前世的某位師兄還等著他的救度。
安世高前世的那位師兄到底幹什麼去了呢？原來這位壞脾氣的師兄由於前世勤學佛法，而成為了一方廟神，庇佑當地的黎民百姓。可是，他天生脾氣暴躁，多有嗔恚，因此他並沒有獲得暇滿的人身，而是化成了一頭巨蛇。
這頭巨蛇知道自己前世的師弟、今世的安世高將要路過自己的轄地，因此便早早等候著，見到安世高，就不斷地懇求安世高想辦法度脫自己，使他脫去這醜陋的外型。
安世高憐憫這頭巨蛇，心底生起無比的慈悲心，便對著他念誦了一段經文。這頭巨蛇安靜地聽著，並且還流出淚水，安世高越念聲音越大，漸漸地這聲音便也如同洪鍾一般，遠近居民都能聽得到。誦經完畢，這頭巨蛇一再拜謝，之後便不見了蹤影。
此後，這個地方的廟神再也不見顯靈，大家問起安世高怎麼回事，安世高說這巨蛇已經脫去惡形，往生去了。安世高繼續他的行程，尋找前世殺害自己的那個年輕人，不過此時的年輕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安世高對他說：“老伯可還記得我嗎？”
這老人望著安世高說：“我與法師未曾謀麵，如何又能知道以前的事呢？”
安世高便把以往宿怨經過講給這位老人，這老人聽得入了神，似乎記起自己年輕人確實殺過一個出家人。“唉，當時我也不知是怎麼了，見到那個出家人，我心裏就充滿了怒氣，於是就做下了那等糊塗事來。”這老人說著。
“既然老伯知道了宿業因果之事，那麼我也該繼續去辦自己的事情了。”安世高笑著說道。可是這老人拉著安世高的衣袖，說道：“既然大師能夠知道宿業因果之事，那麼請您指點一二，看看我以往造下的業，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果。”
“老伯，我還有債沒有償還，不過我這欠下的可是命債。這一去會稽，可就不會再回來了。不然老伯隨我一同前往如何？”
這老人一聽便當即同意。可是誰料想，這兩人剛來到會稽沒幾天，正在集市上行走時，卻遇到幾個人手持刀棒互相爭吵。安世高便對這老人說：“今日便是我還債的時候了。”說完就大步走上前去勸架。其中一個少年指著安世高說：“你算個什麼東西？還敢來管我們的事，你先吃我一棒！”
這一棒下去，安世高當即血流滿麵，倒地不起。而跟隨安世高一起前來的那位老伯，見到此情此景，深信安世高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真實不虛，從此歸信佛門，希望能用自己的實際修行來償還以往的業。
雖說這是個傳說故事，但也說明在當時佛教的因果業緣學說已經被人們所知曉，而安世高竟然能勘破三世因果，則更是為當時人所稱奇，也正是因為如此，佛教剛一傳入中土，大家便認為這是一種和道教相差無幾的神仙方術之類，能知道宿世因果，能給人指點三世迷津。
而安世高呢，則用他自己的實例向人們說明我們流轉在三世因果的網裏，永遠不得停息，除非專心修持，方可脫離生死輪回，再不受著輪回之苦。
道安：不依國主佛事難立
道安（314---385），俗姓衛，常山扶柳（即今河北冀縣）人。12歲時就剃度出家，可是因為他相貌醜陋，並不被他的剃度師所看重，每天隻是在田舍間勞作。待年齡漸長後，開始學習經典，每日學習十分刻苦，能做到過目成誦，於是才開始引來身邊人的注意，在受具足戒之後外出遊學，來到鄴城（今河北臨障），師從西域奇僧佛圖澄，從此之後，學問有了長足的進步，此後就在河北一代講經弘法，他弟子眾多，為躲避當時的戰亂，曾帶領弟子五百餘人到湖北襄陽，前後居住了15年。在此期間，他每年都會宣講兩次《般若經》，此舉推動了南方般若學的興起。晉孝武帝聽說他道行艱深，學識淵博，心下十分敬佩，便派使者前去，傳下詔書，雲：“安法師器識寬宏通達，為入風神俊朗，身居佛門，訓化俗眾，業績顯著，不隻規範當今，也將陶冶來世，奉給一同王公，資財由所地方出。”晉孝武帝對道安的尊崇由此可見一斑。由於晉孝武帝的大力支持，道安的生活也更加穩定了，他不必因為每日的衣食供給而消耗心神，更能安心鑽研和弘傳佛學佛法了。
可是，這樣安穩的生活並沒有維持多久，在東晉太元四年，苻堅帶兵攻打襄陽，將道安及其弟子迎接到長安，並尊奉他為國師，經常向他詢問政事。道安在這一時期組織西域僧人翻譯佛經，並製定了“僧尼軌範”。從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道安便一直住在長安的五重寺內講經弘法，譯經注釋。他先後主持譯經計有10部，達180卷，共100多萬字，此外道安還對佛教經典注釋作序，僅作序這一項，就有60多種。
在道安之前，佛教剛剛傳到中土，所翻譯的佛經質量不高，在語法上錯誤甚多，名辭使用艱深晦澀，使人難以清楚地理解佛經涵義，道安在襄陽講解《般若經》時決定采取將大、小品般若經進行對比研究的方法，大量收集各種經文版本，在經過“尋文比句”之後，最終達到“鉤深致遠”。這樣就使得大家對於佛教經典的理解變得容易起來，而且更有利於佛法的傳播弘揚。
道安對於中國佛教發展所做的貢獻還有就是統一了僧人的姓氏，確定僧團的儀規戒律。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一。”在佛教剛剛傳入中土時，往往這樣規定出家僧人的姓氏：來自天竺的，師父姓“竺”，其弟子也姓“竺”，比如道安最初跟從竺法汰出家學法，因此名為“竺道安”；而來自月支的，師父便姓“支”，其弟子也姓“支”；假如是來自安息國的，師父自然就姓“安”，而弟子也姓“安”。弟子隨自己師父的姓氏，而師父的姓氏則和自己所來的地方來命名。這樣，就造成了“姓各不一”的局麵。道安以為，出家人中最為尊貴者，惟有釋迦牟尼佛，因此，出家僧眾應當以“釋”來命姓氏。他將自己的名字“竺道安”改為“釋道安”。從此之後，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釋”，舍棄自己的俗家姓氏。這條規定，在至今的中國漢族僧尼中仍然實行。由於佛教剛剛傳入中國，中國本土的僧人又缺乏嚴格的戒律規定，還沒有建立起嚴密的僧團組織，因此，為了佛教能夠在中土世代發展下去，道安就為他的僧團製定了日常生活中的各項儀軌和規範，這樣不僅便於管理，而且也使出家僧人的行為更加趨於統一化，僧團的各種活動也得以有依據保證，這些儀軌，被此後中土的所有寺院所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