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佛教史上，道安有一句話對以後佛教的發展走向都起到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那就是“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道安法師所處的時代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為了躲避戰亂，他準備前往襄陽，臨行前對僧眾弟子等人說：“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抵達襄陽之後，又開始了他弘揚佛法的事業。
晉太元四年，苻堅將道安迎請到長安，安住於五重寺內，並對他十分敬重。當時跟隨道安學習佛法的僧眾有千人之多，由於這段時期比較穩定，因此道安的譯經、講經工作進行的也十分順利。道安十分重視講經說法，認為這是為佛教發展培養後續人才的重要環節。他在河北和襄陽時就收納弟子數百人，這是當時我國最龐大的僧團隊伍了。在長安時，其弟子人數達幾千人之多，道安不僅招收門徒眾多，而且他的高足弟子也有不少，比如慧遠、慧永、慧持、法遇、曇翼、道立、曇戒、道願、僧富等，而慧遠更是成為東晉佛教領袖，成為佛教中國化的領軍人物。
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思潮的流行，而佛教的般若智慧理論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又是與玄學、老莊道教有一定相通之處的，這就使得當時的一些出家僧人以玄道的語言來闡釋佛教思想，諸如空寂、本無之類。而道安禪法的一大特點就是“執寂以禦有，崇本以動末”(《安般注序》)即要以“本無”來統攝“末有”，最後又歸於虛無之中，而這個虛無、虛空則又是心的妙用，從中可以見到道安用玄學思想“包裝”佛教，以老莊援佛釋的思想傾向。
道安認為：“人之所滯，滯在未(末)有，苟宅心本無，則斯累豁矣”。針對人們心身勞頓、難得安寧的心理狀態，道安認為人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負累感，全是因為內心欲望多，而且心中關注的重點隻是物質外境，這些物質外境不過是末端之物，而空寂靈明的般若智慧才更應該是人們關注的重點，人們之所以勞頓困苦就在於本末倒置，假如人們把注意力放在對心靈的體認上，認識到心中空無一物才是最本真的狀態，那麼就不會被物質外境和一切欲望所負累了。
道安的禪學思想旨在引導人們認識到隻有在內心清除了雜念妄想，熄滅分別煩惱，控製自己的一切欲望之後，才能體會到“本無”之心，使自己的心住於無相之境界，體會到現實世界是虛妄的，因此也就不會執著於物質世界了，內心自然會少了很多掛礙。而在通過如此禪觀之後，人們的內心才能與宇宙的本體相契合，也就是進入了最高的般若境界。
道安作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本無宗的代表人物，他用大量的玄學語言和詞彙來表述自己的般若空觀，旨在說明“一切諸法，本性空寂”，這和他的禪學思想也是互相聯係著的。
當時遠在西域的心鳩摩羅什稱他為“東方聖人”，並表達出自己的傾佩之情，而道安也曾勸苻堅把鳩摩羅什請來，以便共同完成譯經弘法的事業。可是很遺憾，還沒等鳩摩羅什來到長安，道安就已經於太元十年二月圓寂，示寂當天道安忽然對僧眾弟子說道：“時間到了，我將要走了。”當日便無疾而終，時人稱其為“印手菩薩”。
慧遠：初創淨土白蓮社主
慧遠（334—416），雁門煩樓人（今山西寧武人），俗姓賈，少年時代曾潛心於儒學，精通《三禮》、《毛詩》，後來因為受到魏晉玄學的影響轉而研究老莊。在經曆了中原頻繁的戰亂之後，深深地感覺到自己所學的儒學經術對於治國興邦並無作用，既然報國無門，則跟從道安出家。
說起慧遠師從道安的經過，其實還很有些傳奇色彩。當時，道安在太行山講經傳法，人們聞知道安的大名紛紛前去聽講皈依，慧遠自然也在其中。盡管前來投奔聽講的人很多，但道安卻對慧遠十分有好感，兩人初次見麵，竟然像是舊相識一般。慧遠自然喜出望外，而道安對眼前的這個年輕人也十分滿意，從此之後，慧遠就成了道安門下的弟子。
某一日，在聽道安講解《般若經》時恍然有所領悟，連聲說道：“儒道九流，皆粃糠尓。”自此之後，專心於般若學的研究，24歲時就可開壇講解《般若經》，而且為了能夠使當時的人們更好地理解經文內容，慧遠還引用《莊子》一書中的文義來進行比附，這種做法也得到了道安的讚許。
東晉太元三年，慧遠辭別了道安之後來到廬山定居，在東林寺傳法，跟隨他的弟子很多，廬山遂成為當時與建業齊名的南方兩大佛教中心之一。在前往廬山的過程中，發生了很多關於慧遠的趣事。據說，有一段時間慧遠與弟子們居住於某一處精舍，但這裏缺少水源，生活上的飲水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大家的修行肯定也會受到影響。於是慧遠便用錫杖敲擊著地麵說：“若此處果真是我們修行的道場，當使我們找到水源，以便在此處繼續修行。”說完之後，便帶領弟子在這附近尋找水源，說也奇怪，就在慧遠錫杖敲擊的那個地方，就有地下水。
在這之後，關於慧遠有大神通的傳聞便也越傳越廣。有的故事裏說，某地久旱無雨，慧遠到來之後焚香誦經，不久便感得當地龍王現身，降下大雨，從而緩解了旱情；還有的故事裏說，某地因為連年戰亂而導致疫病流行，無人照管此事，逃走的百姓甚多，而餓死病死者無數。慧遠來到這裏之後，對於這些死難者深懷同情，發大慈悲心，於此地誦經以超度亡靈，他的精誠感動了當地的神靈，便降下瑞雪，撲滅疫病，從此該地又日漸有了生氣。從這些流傳下來的故事中我們不難得見，當時慧遠在百姓心目中所處的地方，以及當時社會上仍然有一種把佛教的神通類比與道教法術的想法。
在居住廬山的這段時期，慧遠請來當時的名僧僧伽提婆翻譯出《阿毗曇心經》、《三法度》等小乘佛學經典，此舉為佛教毗曇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之後又延請佛陀跋陀羅翻譯出《達摩多禪經》，使得小乘禪法在南方也得到一定範圍的流傳。
晉安帝元興元年，慧遠與弟子劉遺民、周續之等人在龍泉精舍的無量壽佛像前發誓，期望能夠往生西方淨土世界，擺脫輪回痛苦。慧遠帶領眾弟子在東林寺建立蓮社，提倡修持“彌陀淨土法門”，隻要口誦佛號，死後就能夠往生到淨土世界，因此慧遠又被後世的淨土宗尊奉為初祖。
慧遠生活的那個年代，佛教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了一支影響廣泛的社會力量，此一時期的出家人隊伍中，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既有真心出家求佛學道、以求利益眾生的人，也有為了滿足一己私欲，勾結權貴，插手政治，妄圖謀取官職，當個“緇衣宰相”的人，更有大肆聚斂百姓錢財，大興土木，修建塔寺，攀比奢侈之徒。一些僧徒的不良行為，不僅給佛教的發展帶來了許多負麵影響，而且更使得佛門清淨不再，威信掃地，引起朝野上下之不滿。而當時的統治者擔心佛教的勢力發展過快，會對自己的統治產生不利影響，晉安帝元興二年，即403年，桓玄下令清理沙門，並強令出家僧尼在見到帝王時要行必要的禮節，不作禮敬者，一律獲罪。而慧遠則作了《答桓太尉書》和《沙門不敬王者論》，闡述了佛教能夠起到輔助王政、教化民心的作用，並請求統治者對沙門的習俗持寬容之心。慧遠本身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的佛學理論極其深厚，其人格品行也崇高無缺，因此而贏得了統治者的敬佩。桓玄由此也收回了成命。
慧遠為佛教理論的中國化和本土化，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代表性佛學思想主要是法性不變、魂神不滅和因果報應。
慧遠在《法性論》一文中指出：“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法性是佛教的最高實體，是真常不變的。世俗之人終日裏受到情欲的牽絆和攪擾，無論如何靜心都難脫離世俗的牽累。因此，依照佛法而修行，便成了獲得解脫的唯一途徑。“是故反本求其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惟有反本求宗，洞見無常世事之後的真常不變的法性實體，才能登上泥洹（即涅槃）的大道，在此種境界中不再有任何心靈的牽絆，更沒有憂愁煩惱，是一種終極清淨自在的境界。
慧遠又從法性不變出發，推導出靈魂不滅的結論。學佛修道之人，他們的精神與法性實體已然結合，通過宗教上的修持便轉化成為佛之法身，而凡俗之人的的精神隻能是隨物而化，在生命結束之後，便會轉化到另一個形體之中。在《沙門不敬王者論》一文中，慧遠如此寫道：“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
在中國傳統宗教觀念中就存在靈魂觀，認為靈魂是非物質的，而且認為人的肉身是短暫的，而靈魂卻是長久存在的，不會隨著肉身的死亡而死亡。慧遠還提出了“薪盡火傳”的說法，一個肉體消亡了，靈魂就會轉到另一個肉體上，好比一堆柴燒盡了，火種卻不會消失，而是傳到另一個火堆上去，“火之傳於新，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而靈魂的這種傳遞，就是佛教所說的輪回。
慧遠更進一步，把佛教的輪回學說和中國古代早已有之的善惡因果報應思想相結合，“三業體殊，自固有定報。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三報論》）而這些因果聯係，都是從人的主題活動之中建立起來的。人的一言一行，乃至當下的每一個念頭，都是具有善惡不同的價值屬性的。每個人所造之業不同，所受到的果報自然也是千差萬別的。慧遠的“三業三報”說不僅更加強調人們要對自我的言行負起責任來，從而對淨化人們的行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比傳統的福禍因果說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慧遠把人這個不死而永恒存在的靈魂當做承受輪回業報的載體，其理論根據是靈魂不死論，鳩摩羅什則指出慧遠的這種佛學思想與印度傳來的大乘佛教教義並不相符合。因為這種對於靈魂的執著，是犯了“我執”的錯誤，假如僅僅是從迷戀自我靈魂，為了自己不墮惡道，能夠脫離輪回苦海、獲得福報而做善事、修福田，動機仍舊是功利的，因此仍然算不得是真正的解脫。
但是，根據印度佛教一切皆是無常的說法來講，既然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變動不居的，那麼人的靈魂不斷輪回，也是可以說通的。而鳩摩羅什所宣講的教義盡管符合印度佛教的正統，但是他的理論十分深奧難懂，不易為中國人所接受。而慧遠把印度佛教的理論和中國由來已久的業報思想相互結合，不僅減少了弘傳佛教的阻力，也使得理論更加通俗易懂，同時也便於發揮佛教輔助王政、教化人心的作用，所以，慧遠的這一佛學思想一經提出，就受到社會的重視和統治者的欣賞，這也說明，中國宗教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重視宗教的社會功用更勝於其哲學理論上的探討。
支道林：即色本空一代玄僧
支道林（314—366），本名支遁，名字行，俗姓關，陳留(今河南開封市東南)人。東晉時期的佛教學者。梁《高僧傳》卷目晉剡沃州山支遁傳》中稱支道林“幼有神理，聰明秀徹”。他出生在一個信仰佛教的家庭，從小便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表現出異於常人的見解，而他對於佛法教義更是有自己獨特的領悟。道林25歲時正式出家為僧，他先在吳建支山寺，後到剡（今浙江嵊縣），晚年時候輾轉來到石城山建棲光寺。晉哀帝繼位之後，詔令其到建康（今江蘇南京），住東安寺，登壇講解《道行般若》，受到了社會名士和僧俗信眾的敬重，乃至朝野都十分悅服。三年後，他請求還東山，得到哀帝允許，太和元年（公元366年）圓寂，世壽五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