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唐代，中國佛教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形成，並迅速在社會上取得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但宋初的一些士大夫階層對佛教依然抱有反感或懷疑的態度，但是“三教合一”，特別是“儒佛融合”一直是宋元時期的學術思想主流。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佛教的發展規模與社會影響仍然巨大，而且這一時期出了很多佛門高僧，盡管他們分屬於不同宗派，對佛教的教義教理抱有不同見解，但是大多都倡言儒釋道三教的融合，這在宋朝中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教內提倡“禪教律圓融”，教外提倡“儒釋道合流”的學術潮流，乃是順應曆史發展的要求，而佛教儒化也成為了宋明時期佛教發展的一大特色。宋元時期的高僧主要有延壽、省常、讚寧、契嵩、智圓等人，下麵我們來對這些大師的生平、思想和佛教理論學說進行一些了解。
延壽：諸宗融合 萬善同歸
延壽大師（公元904－975年），唐末五代十國時的僧人，為淨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延壽大師俗姓王，字仲玄，號抱一子，本貫乃江蘇丹陽，後遷至餘杭。他被尊為中國佛教禪、淨兩宗的祖師，更被後世譽為“古佛再來”。他踐行和倡導的一心為宗、諸宗融合、萬善同歸、莊嚴淨土的佛學思想和修行理論，奠定了入宋以後中國佛教發展主流的基礎，因此，延壽大師對中國佛教和中國文化的發展均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仲玄天資聰穎，極有悟性，據說在十六歲時，他曾獻《齊天賦》一篇給吳越王錢穆。後來，他便擔任餘杭庫吏的職務，之後又遷為華亭鎮將，督納軍需。因為他自幼便篤信佛，所以一直提倡戒殺放生，並在任上時因擅自動用庫中銀錢買來魚蝦等物放生而被判死刑。在被押赴市曹行刑的時候，王仲玄的臉上沒有一點兒悲戚的樣子。典刑者見到後覺得十分奇怪，就問他緣由。王仲玄說自己動用庫錢就是因為看到集市上的魚蝦實在可憐，所以才買來放生的，自己又沒有拿來自用，所以問心無愧，當然也就不會覺得悲戚了。這個典刑者覺得此人心存慈悲，著實不忍殺他，而文穆王知道王仲玄動用庫錢是為放生，並沒有私用一文，所以便將他無罪釋放了。在王仲玄三十歲的時候，他跟從龍冊寺翠岩禪師出家修行，法名延壽，字智覺。
延壽大師自幼便聰慧過人，在出家之後，他更是勤苦修行，在《宋高僧傳》中記載道：大師“執勞供眾，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不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延壽大師每天都要做各種雜活，以此來磨練自己的心性，供養僧眾，以至於都能把自己拋在腦後。他從不穿繒帛絲綿製作的僧衣，也從來不在意飯菜的味道，吃野菜，穿粗布製成的短衣，就在勞作和念經中度過一天的時間。
在龍冊寺生活過一段時間之後，延壽便向禪師告辭，打算外出參學，最初的時候，大師在金華天柱峰下修習禪定，前後用了九年時間，自覺禪法還是不夠精深，所以又前往天台山，在德韶禪師那裏修學禪法。德韶禪師本為禪門法眼宗創始人文益大師的弟子，禪學功夫自然甚是深厚，吳越王曾尊其為國師。我們可以想到，延壽大師在禪學上的修學成就就是來自德韶禪師座下的。由於延壽的刻苦修行，再加上大師天資穎悟，所以他在禪學上的功夫十分了得，得到大家的認可，也因此而得到德韶禪師傳法，成為禪門法眼宗的第三代傳人。
據說，延壽大師在天台山修學期間，有一次在禪定中，觀見白衣大士以手持淨瓶，向其口中灌下甘露，由此之後，大師獲得不可思議無量辯才。還有一次，大師在夜裏行路，忽然覺得普賢菩薩將蓮花覆在他的手上。延壽大師由此而感到自己盡管修學多年，但自己畢生的修行趣向卻還沒有決定，於是攀上智者岩，以紙和筆作成兩個紙鬮，一張紙鬮上寫道“一心禪觀”、另一個則寫著“萬善莊嚴淨土”。大師在經過真誠的冥想之後，前後一共七次，拈起的都是寫有“萬善莊嚴淨土”那一鬮。於是延壽大師才便下定決心，要一心一意地參悟禪門並修淨土。
此後，延壽大師來到了永明寺，每天必行一百八件佛事，據說，大師在夜裏行走時，口裏也不停佛號，和他一同行路的人都能聞聽到天空中有樂鳴之聲。延壽大師在永明寺期間，誦讀法華經達一萬三千卷，所傳弟子有一千七百人。大師時常用銀錢買來一些活物放生，並將其放生功德回向淨土，這一點，倒是和他年輕時並不二致；而到了晚上，大師就會施一些齋飯給鬼神。黃昏時分，大師則有在山峰上繞佛的習慣，繞佛時也要稱念佛名，聲聲不斷。
某一天，延壽大師沐浴更衣，焚香告眾：“我將去矣。”話畢，便趺坐於榻上，安然圓寂，享年七十有二。由於延壽大師一生精進修學，常行善法，所以當時人們都認為他是彌勒佛降世。
在居住期間，大師每日除了修行、弘法之外，還將自己的修行體驗以及對佛學的研究心得，整理成書。《宗鏡錄》就是大師在此時定稿刊行的。其它著作如《萬善同歸集》、《神棲安養賦》、《唯心決》、《受菩薩戒》、《定慧相資歌》、《警世》等書，也是相續在永明寺寫成而傳於世的。
假如要對延壽大師的佛學思想做一簡略概括的話，“諸宗融合，萬善同歸”這八個字再合適不過了。延壽大師不僅是禪門法眼宗第三代宗師，而且還是淨土宗第六祖，因此，大師的佛學思想也必定是禪宗與淨土的相互結合。而融彙佛教各宗各家之說，導歸西方淨土則是延壽大師佛學思想的特色之所在。延壽大師將密教的密行與法相、三論、華嚴、天台等各家諸種學說以及淨土理論，經過融合折衷而綜合為一，因此可以用“彙通諸宗”來做一概括。
延壽大師曾作《禪淨四料簡》，其中寫道：“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床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可見，在延壽大師的佛學思想中盡管是涵容各家的學說，但尤為重視禪法和淨土，並多次強調禪宗與淨土相結合，既能開發我們的本自清淨心，又能依憑佛菩薩的慈悲願力而早日得到解脫，得生淨土。
同時，延壽禪師還極力嗬斥狂禪、文字禪之流，認為禪宗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分注重個體性的覺悟，反而過於拘泥經文，在開始時，這種思想能夠啟發人的內在智慧，開發個體潛力，但是，其結果也導致了禪門出現的一些弊端，比如各種異端思想的發生。延壽大師對這種傾向早就有所注意，他在《宗鏡錄》卷二五中指出：“近代或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並是指鹿作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真，以病為法。”延壽大師提倡以穩當易行的念佛法，提出“禪教兼重”的方針。“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見《宗鏡錄》卷一）。延壽這種禪教合一的思想，推動了禪宗向傳統複歸。
延壽大師認為一切事理，本來都是源出於一心之中，各宗各派所傳習的教法，看似有所區別，但最終也都彙歸於心宗，佛陀所教授的各種教法本來就是圓融互通的，所以盡管各家各派言說不同，但最終的指向無非是人的自心本性。
在延壽大師那個時代，很多禪師都把禪看作是“一切無著，放曠任緣”，認為依照此種心態修習，就能夠由“無作無修”而達到“自然會通”的精神境界。然而延壽大師並不這樣認為，他覺得假如把這樣的精神領悟當作是佛的境界，就未免會流於空泛和粗疏了。假如隻是憑借自己的一心見解，對教理教法漠不關心，即使能夠有所領悟，也終究不能超出一般凡夫的成就，假如以為達到這樣的悟境就算到了佛的究竟果位，這隻是見聞淺陋的表現，而且會貽誤後學，為了避免這種後果，延壽憑借著吳越王的信任和自己已有的威望，便召集慈恩、賢首和天台這三大宗派的僧眾，“分居博覽，互相質疑”，把三大宗派的學說分別闡述並對其義理加以分析、質疑，在這之後，由延壽大師所代表的法眼一係的說法而作為評判標準對上述各宗加以評定，以禪宗的心學作為一種平衡各家學說的準繩，把各宗各派的學說統一起來，這樣就達到了禪與教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中心就是禪法，而且還是以達摩禪為準。延壽大師的著作《宗鏡錄》即是“舉一心為宗，照萬物如鏡”，心即是宗，以心為鏡，從延壽大師所作的自序中可見，他寫此著作的目的就在於統一禪與教。這“一心為宗”中所說的心，就是人人本有的自性清淨心。
延壽禪教合一的思想來自於宗密大師，延壽有言：“凡稱知識，法尓須明佛語，印可自心。若不與了義一乘相應，設證聖果，亦非究竟。”他以《華嚴經》的教義為根本，認為《華嚴經》乃是最究竟根本的了，延壽大師尤其重視《華嚴》中對於“心”的闡述，並和禪宗的義旨結合起來，但同時他又肯定修行悟道是有頓悟漸修的，這便又符合了淨土宗的主張，而且延壽大師十分重視淨土宗的實踐主張。在當時，禪宗各個宗派都認為無修無作，任運自然，才是悟道解脫做重要的途徑，延壽大師卻認為修行次第和躬行踐履都不可偏廢，並大力提倡各種修習，他以身作則，製定每日的課程，對自己的修習實踐也十分嚴格。延壽大師希望能以自己的切實行動，改變禪宗那種放任自然，不修不作的宗風。而他把淨土宗的教旨和修行理念與禪宗相結合起來，無疑地又擴大了禪宗在群眾中的影響。
當時禪宗各個宗派都把禪悟體驗講得比較玄，這些內心體悟和驗證，隻有那些有一定文化底蘊的士大夫階層才能領會得到，而對於那些沒有什麼文化背景的普通民眾來說，就未免顯得有些難以領悟，不易理解了。而把禪宗和淨土統歸到一處來，自然能夠使各個階層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需要的那部分了。
從延壽大師的修行生活中，也可以得窺其佛學思想。他開創禪淨雙修，彙宗佛門各家派別的學說，並導歸於西方淨土。他在《萬善同歸集》中寫道：“世出世間。以上善為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後即假善以助成。實為越生死海之舟航。趣涅盤城之道路。作人天之基陛。為祖佛之垣牆。在塵出塵不可暫廢……夫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萬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而忘權，奚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翼；真空妙有，恒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眾行鹹歸種智。”
永明延壽大師把善視為修證中最為重要的事情，而且這種善行，還是日後超越生死苦海的行舟，走向涅槃清淨道路的途徑，因此是不能偏廢的。把行善作為宗教實修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也體現出延壽大師對待世間眾生的菩薩行。善行乃是證得菩薩果位的資糧，更是獲得佛果的階梯。證悟般若和勤做善事，本來就是一體的，互相補充的，惟其如此，才能趣入淨土世界。
延壽大師不僅在當時聞名遐邇，天下皆知，而且他的影響還一直延續到現代；大師的佛學思想不僅對中國佛教界影響深遠，而且更是隨著近些年來國際上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而波及到了海外。近代著名的佛教革新家、佛學大師太虛老和尚充分肯定了永明大師對於佛學發展的貢獻：“禪淨合修，遠在安般禪已有淵源，不過達摩、慧可來後，久成隔絕，至於永明延壽始大為提倡之。”（參見《中國佛學特質在禪》第六節，《禪學論文集》第二卷，77頁）
永明延壽大師作為一代佛學巨擘，文化巨匠，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不僅應該被後人所繼承並弘揚，更應該從其佛學思想中找到真正對自己有所幫助的內容，而對於現代人來說，尤其要了解到善行的重要性。且不說如何超脫生死輪回，達至涅槃彼岸，假如 人人都能從善出發，做善事，說好話，發善心，這對於我們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也是大有裨益的。
省常：蓮花勝會 同修淨土
省常（959—1020），俗姓顏，字造微，浙江錢塘人，為宋代專修淨土宗的代表人物。省常尚為兒童時就天資聰慧，靈性非凡，7歲時就開始表現出厭棄凡俗生活的行為，並由家中長輩送到寺廟中剃度出家。17歲時發大菩提願，受了具足戒，持戒嚴謹，一絲不苟。開始修學的本是天台宗的止觀學說，後來傾心於蓮社之遺風，便在杭州西湖的慶昭寺內組建了“淨行社”，以專心修學淨土宗、即生便可脫離苦海往生於彌陀淨土為自己的心願。
當時的名相王旦（957---1017），由於其品行正直無私，大肚能容，便被大家推舉為淨行社之首，士大夫跟從修學的也有百餘人等，出家僧眾共來修行的有千餘人之多，頗有當年廬山白蓮社的盛況，推動了江南淨土信仰的發展。
為了表明自己專心修持淨土法門的決心，省常曾經刺破自己的手指，用指血書寫《華嚴經?淨行品》，每書寫一個字，必定三拜、三繞、三稱念。寫好之後，便刻印數千冊，分發給同修念佛者，以此來激勵大家修持淨土的信心。
省常大師生前並不曾著書立說，他的度生言教也極少在史書中見到，可省常大師的佛學思想則可以從其平時的修法行為中得以看出。首先，省常大師觀察了當時教內教外的修習風氣，認為當今世人最為安全便捷、行之有效的修行法門當屬淨土無疑。隻需正心誠意地發願求生彌陀淨土，每日製定出念誦功課，日日不斷，時時精進，就必當能夠有所成效，得見西方淨土世界。
在淨土宗的修行中，沒有利根鈍根之區別，也不必要學習多麼高深的佛學理論，這對於當時的下層民眾來說尤其具有吸引力，這便使得士大夫階層願意在淨行社中受東晉慧遠白蓮社遺風的熏陶，更有許多文化程度不高、但卻懷有強烈的出離生死願望的下層民眾也慕名前來，希望能夠在此獲得解脫，往生淨土，永享歡樂。
省常大師強調隻有將深信、切願、淨行這三者同時做到，才有可能真正地出離生死輪回，他引導每一個有誌往生淨土世界的修學者先端正自己的心念，要對淨土世界和阿彌陀佛的願力生起無上的信仰、對自己能夠即身作佛生起無比的信心。有了這樣的信念，才能夠引發出厭離時間、但求往生的強烈願望和熱切期盼，而當修學者有了如此堅定的信念和深切的願望，自然會嚴格遵守梵行，以期早日實現梵誌。省常大師勸導發心信眾，要注重實際的修行，念佛法門就是通過真切的實修才能成就的法門，而不是隨便念幾句“阿彌陀佛”就可以獲得解脫，永離輪回。
省常大師弘法度生的言教盡管極少見於史書，但他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修學者，在淨土宗的修行法門裏，信、願、行三者，對於一個修淨土宗的人來說是缺一不可的。
宋真宗天禧四年的正月十二日這一天，也就是公元1020年，省常大師像往常一樣，端坐在寺中稱念佛號，過了一會兒，眾人紛紛聽到大師高聲唱和道：“有佛來也！”大家再低頭一看，地上的青石板居然全部變成金色黃，過了好久才消退去，又恢複成像平常時那樣。而此一時刻，省常大師卻已坐化西去了，大家都說他由阿彌陀佛接引去了西方淨土世界，省常大師享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五十五年，戒蠟四十五年。
省常大師一生努力踐行淨土法門的修持，每日不斷誦念功課，結淨行社，廣度眾生，正是有了省常大師的不懈努力和大力推動，才使淨土宗在宋代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在江南一帶，更是成了淨土宗的修行道場，不論是在朝士大夫，還是普通的民眾百姓，無不敬服省常大師的弘法利生之行，而後世更是尊奉他為蓮宗第七祖。
讚寧：紫袍高僧 王法為本
讚寧（919---1001），俗姓高，湖州德清（今屬於浙江）人，為宋代律宗高僧，佛教史學家。讚寧大師自幼出家，學習南山律部，他博通三藏，又兼學儒道兩家，且極善文辭，喜歡與人辯論。他奉詔所編著的《宋高僧傳》依照梁、唐《高僧傳》之體例，收錄了從劉宋至宋初共十朝高僧正傳計有531人，附傳125人。在這部《送高僧傳》中，搜集引用的材料十分廣泛且史料考據都相當嚴謹，刻畫傳神，文筆生動。此書一經完成，宋太宗便親自嘉獎，讚寧也因此而被朝野上下所敬佩，之後他又擔任了左、右街僧錄，這是當時最為高級的僧官。
博聞強識、善做辯詞的讚寧在據說當時極受士大夫們的禮遇，而且幾乎沒人能夠在辯論是駁倒他。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某天，宋太宗在相國寺內焚香禮佛，他問讚寧是否應該跪下向佛行禮。讚寧回答說：“陛下焚香就可以了，不必下拜的。您現在本來就是佛了，沒有必要在去跪拜過去之佛。”宋太宗聽後自然是欣喜異常，以後凡是帝王來到寺院裏焚香禮佛，都不必下跪禮拜，這便成為了一種定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