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智旭：諸宗調和佛儒一致
智旭大師（1599---1655），俗姓鍾，字藕益，江蘇省吳縣木瀆鎮人氏。為明朝淨土宗九祖，自號為八不道人。智旭的父親本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名叫鍾岐仲。智旭從小生活在一個佛教化的家庭中，經過長時間的耳聞目濡，他自然也是不好葷腥而喜歡素食。
少年時代的智旭曾跟隨私塾先生學習儒學，把儒家經典奉為圭臬，並一度對佛教思想多有抵觸，並一連寫了十幾篇《辟佛論》，以表達自己從儒受教的決心。但是在十七歲時，智旭偶然閱讀了祩宏（即蓮池大師）所作的《自知錄》和《竹窗隨筆》，才開始轉變了對佛教的看法，由最初的“誓滅釋老”而為歸信佛教，並且把自己過去所寫的《辟佛論》全部投到火盆裏。
在篤信佛法的父親去世之後，他於居喪其間跟隨別人稱念《地藏菩薩本願經》，本來是想盡一下自己的孝心，但是因為這個因緣，智旭由此又萌生了出家事佛的想法；二十二歲時，藕益開始一心稱念佛名；二十三歲時，效仿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並自稱為大朗優婆塞，之後因為聽講《大佛頂首楞嚴經》而有所悟，並更加堅定了出家的誌願；二十四歲的一段時間裏，他接連三次都夢到德清法師，但因為德清法師和他相距甚遠，所以就跟從德清法師的弟子雪嶺法師剃度出家，取法名智旭。
明熹宗天啟二年的春夏之交，智旭在雲棲寺裏聽講《成唯識論》，因為這裏所講的佛理和《大佛頂首楞嚴經》有矛盾的大佛，所以他心中生起疑問，在請教法師這個問題時，被告知“性相二宗不許和會”，但是智旭心中的疑問不但沒有絲毫減少，反而生了更多問題，為了破解心中的疑問，智旭獨自來到杭州西北的徑山坐禪，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智旭方才覺悟到性宗和相宗，其實在本質上並沒有矛盾衝突，並自覺已經參悟到性相二宗的義理。
二十六歲於祩宏的佛塔前受菩薩戒，自二十七歲起，開始研修律藏。但是不久之後，他聽到母親病重，生命垂危的消息，孝母心切的他就學著古代先賢的做法，從自己的手臂上割下肉來，和草藥一起煎煮，以期望能醫好母親的病，可是，慈母畢竟年事已高，大限已到，未等智旭好好報答母親的生養恩情便駕鶴西去了。
在給母親治喪之後，智旭就在吳江開始了閉關習禪的生活，發誓一定要大徹大悟，以此來報答父母的養育恩德。不過，這閉關坐禪的生活剛剛開始，智旭就生病了，而且情況十分嚴重，但也沒有動搖他求法覺悟的信念。為了能夠往生淨土，智旭在身體稍有康複之後便開始修持《往生淨土咒》，如此堅持了七天七夜，忽於某日心下有所感悟，於是做了一首長偈：
稽首無量壽，拔業障根本；
觀世音勢至，誨眾菩薩僧。
我迷本智光，妄墮輪回苦；
曠劫不暫停，無救無歸趣；
劣得此人身，仍遭劫濁亂；
雖獲預僧倫，未入法流水；
目擊法輪壞，欲挽力未能；
良由無始世，不植勝善根；
今以決定心，求生極樂土；
乘我本願船，廣度沉淪眾。
我若不往生，不能滿所願；
是故於娑婆，畢定應舍離；
猶如被溺人，先求疾到岸；
乃以方便力，悉振暴流人。
我以至誠心，深心回向心；
燃臂香三柱，結一七淨壇；
專持往生咒，唯餘食睡時；
以此功德力，求決生安養。
我若退初心，不向西方者；
寧即墮泥黎，令疾生改悔；
誓不戀人天，及以無為處；
折伏使不退，攝受令增長。
在佛偈中，智旭認為隻有依靠阿彌陀佛和觀音、大勢至等菩薩的威神誓願才能使苦海中的人們得到解脫，卸下輪回重擔，同時也表達了他希望及早開悟，以慈悲心去化度十方眾生的迫切心情。
在有所參悟之後，智旭又前往如今的浙江普陀山去參拜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參拜回來之後便來到龍居寺，擔任主持一職。
由於早年修學的過程中見到當今禪宗的一些流弊，對佛教的發展有很多不利影響，智旭便決心弘揚律宗，為此他還撰寫了一部《毗尼集要》，之後由於在佛祖像前明表誌願時拈到了寫有“天台宗”字樣的木簽，於是他又開始全心參悟天台宗的教義。
由於不滿當時禪教諸門那種固步自封、抱殘守缺的狀態，智旭大師便立誌要讓自己的思想做到“融彙諸宗，歸機淨土”。智旭一生修學華嚴、天台、淨土、唯識以及禪宗、律宗等諸宗教義，真可謂是諸宗調和，並且主張禪、教、律圓融，釋、道、儒三教合一，更難得的是大師還研究基督教，因為智旭大師所研習參究的門類很廣，所以其著述範圍亦十分寬泛。智旭大師的一生著述，可達四十餘部，著名的有：《楞嚴經玄義》、《法華文句會議》、《楞伽義疏》、《唯識心要》等等。而藕益智旭的代表性著作《佛說阿彌陀佛要解》，則被印光大師譽為“即使古佛再來，給阿彌陀經做個解釋也不能超出其上！”
“何謂教？何謂宗？語言設施之謂教，忘情默契之謂宗。故宗也者，雖雲教外別傳，實即教內真傳也。”（藕益智旭大師著《靈峰宗論》卷六）智旭認為禪宗反對拘泥於經典文句，並以“教外別傳”來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可是禪宗的靈魂卻恰恰在於其教內真傳之中。當時的僧團隊伍因為疏於戒律管理而導致了很多腐敗行為，不僅給佛教本身造成了很多負麵影響，而且也極大地動搖了清淨佛門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針對這種情況，智旭怒斥道：“今時喪心病狂無恥禪和，影響竅掠，聽其言超佛祖之先，稽其行落在狗彘之下。”那些披著法衣的“出家人”，他們說得天花亂墜，似乎比佛祖講的還有道理，可是再看看他們的行為，簡直連豬狗牲畜都不如。為了恢複佛門清譽，智旭尤其重視戒律在出家僧眾中的作用。
“禪、教、律三，同條共貫，非但春蘭秋菊也。禪者佛心，教者佛語，律者佛行。……不於心外別見覓禪教律，又豈於禪教律外覓心。如此終日參禪、看教、學律，皆與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應於一念詞。”（參見藕益智旭大師著《靈峰宗論》卷二）
禪能幫助我們發現佛性的靈明，教能幫助我們領會佛的言語教誨，而律則能讓我們與佛的行為相同一。這三者缺一不可，它們都是解脫生死、超離輪回所必須的。而參禪、看教、學律，最終也是要歸於淨土。而修習淨土念佛法門的要訣則在於要做到具有“真實信心”。智旭說：“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其體無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養的可歸，熾然欣厭。次信現前一舉一動，皆可回迥西方。”智旭所倡導的淨土信仰是以信為主，他引導僧俗眾生首先就要對自己生起無比的信心，認定自己就是未成的佛，並覺知到自己和彌陀諸佛所不同的僅僅是成佛時間上的先後次序，而在體性上則是無有差別的。從這裏也可見出禪宗的一絲痕跡。智旭還要大家看到娑婆世界是充滿苦痛、不得安樂長養的地方，而應該及早發願，盡早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淨土世界，假如能有強烈的出離心，那麼必定能夠用精誠的意誌來堅定自己的信仰，並努力實修。而不論現前你的舉動如何，隻要有真誠的信仰，便可在臨命終時往生淨土世界，即便是那些沒有足夠修行的人，也可以帶業往生。
由於智旭早年學習儒家經典，因此他也極力推進儒釋之間的理論融合，還試圖佛化儒學，以佛釋儒。他所講的真如緣起論，其實質與儒家理學中的“人心”與“道心”便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人心是迷亂之心，而道心則是清淨光明之心，類似於佛性。迷亂時的是人心，而徹悟時的便是道心，然而這迷與悟其實都是在一心之內，一體之中。
為了進一步佛化儒學，智旭還用佛教的理論來闡釋儒家思想中的孝道、五常、忠恕、盡性等等道德範疇，而智旭在進行了一番論證之後，他告訴世人：“儒之德業學問，實佛之命脈骨髓。故在世為真儒者，出世乃真佛。”儒與佛沒有任何不同，隻不過前者是在世，而後者是出世。佛與儒之間的差異由此而打通，出世與入世成為一個水乳交融的整體。
智旭大師早年時曾遊曆過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他弘法閱經、培養弟子，講經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於佛法的弘傳事業，清順治十二年一月，智旭大師繩床之上，結跏趺坐，舉手向西冥然而逝，享世壽五十七歲。大師生前有願，希望在火化之後能將所得之物，悉皆施於禽類魚類，以此廣結善緣。可是弟子們畢竟不忍按照法師的遺願而行事，將智旭法師的靈骨供奉於靈峰塔大殿之中。
真可：心為本原心性本淨
蘇州是個好地方，蘇州虎丘的雲岩寺更是一個“有故事的寺院”。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尊者，便是在虎丘雲岩寺剃度出家。說起來，紫柏真可與佛門的緣分，還是拜一場大雨所賜呢。
真可法師（1543—1603），俗姓沈，字達觀，號紫柏，江蘇吳仁人。少年時性情剛烈、相貌不群，壯誌非凡，17歲即離家遠遊，希望能為國家立下赫赫戰功而馳名邊塞之上，可是當他路過虎丘的雲岩寺時，忽然聽聞裏麵的僧人在誦持佛號，心中偶有感應，於是就來到寺廟裏，跟從明覺和尚出家。20歲受具足戒，之後開始了四處遊曆的生活。行至武塘景德寺，留在廟內專心研習經教；來到匡山，又專心研究相宗理論；到了五台山，便又學習華嚴佛法；到了北京的潭柘寺，就在禪門大德德寶禪師那裏參悟禪道。紫柏真可既沒有專一的師承，卻又學通了諸宗派的思想。他曾立誌弘揚禪宗，但又從來都不開壇講法，於是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於宗派之外的名僧。
明萬曆年間，真可感覺到梵夾版大藏經十分不便於攜帶，畢竟對於他這樣到處遊曆的僧人來說，首先考慮的還是是如何能更方便地攜帶經論。在得到一些官僚士人的資助之後，《方冊版》經過多年之後才得以刻成。這樣就促進了佛經的流通。萬曆31年，也就是1603年，京城發生了一件案子，是關於廢立東宮的《妖書》案，皇帝對此十分震怒，命令嚴加追查。可憐紫柏真可被仇家陷害，被誣陷為是《妖書》的作者，因此而下到大獄之中，在受盡嚴刑拷打之後依然沒有確認的供詞，與當年冬季死在了牢獄之中。真可的著述有德清等人編為《紫柏尊者全集》共30卷，《紫柏尊者別集》4卷，《附錄》1卷。
教外融合儒、釋，教內貫通性、相，可謂是真可佛學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明代的顧仲恭在《跋紫柏尊者全集》中如此寫道：“最可敬者，不以釋迦壓孔老，不以內典廢子史。於佛法中，不以宗壓教，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台。”可見，在真可的佛學思想中，不論是儒是釋，是性宗還是相宗，是賢首宗還是天台宗，都處於一種平等的地位上，這些思想交互圓融，而之所以說它們是圓融無礙的，就因為不論是儒家的聖人，還是釋道二教中的教主，這些聖人都於自心之上覺悟本心，而他們能夠有所成就，就是因為他們比常人更早的體悟到心的妙用。自宋明以來，儒釋道三教思想就處於不斷融合的趨勢之中，而這種高度的互融，既有佛教對理學的影響，也可見出理學對佛教的影響，在宋代的程朱理學中有“月印萬川”一說，即是受到了佛教華嚴宗理事互融的影響，而在真可的佛學思想裏
也可以見到陸王心學的一絲痕跡，“天地可謂大亦，而不能置於虛空之外。……故以心觀物，物無大小；以物累心，心不能覺。惟能覺者，始知心外無物。”（見《紫柏尊者文集》卷九）其實真可所要傳達給人們的道理就是心外無物，離心無外物，心乃萬物之本原，而這個理論正是王陽明曾提出過的。
曆史上的那些聖人，盡管所屬宗教不同，或儒或釋或道，但他們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明本心而已，不同的隻是外部形勢，而並非是本心實質。“夫身心之初，有無身心者，湛然圓滿而獨存焉。伏羲氏得之而畫卦，仲尼氏得之而翼《易》，老氏得之二篇乃作，吾大覺老人得之，於靈山會上，拈花微笑。”（見《紫柏尊者文集》卷一二）
而在人倫道德上，真可更是將佛門之五戒與儒家的五常做了比附，認為“不殺曰仁，不盜曰義，不婬曰禮，不妄語曰信，不飲酒曰智。”這也可以看做是儒釋兩家的一個比較一致的地方。
其實，真可也是在為三教同源找到一個更為可靠的理論依據。既然儒釋道三教的聖人賢者，他們的本心都是相同的，那麼三教之間還需要互相爭鬥嗎？其實自宋代以來，就已經出現了三教融合的趨勢，而真可的三教融合理論則是做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而在佛教內部，不論是性宗、相宗，還是律宗、禪宗、淨土等諸教派，在心上找到共同點。“宗、教雖分派，然不超乎佛語與佛心。傳佛心者，謂之宗主；傳佛語者，謂之教主。（見《紫柏尊者文集》卷三）
真可還以水和波之間的關係來比喻性、相二宗。“法相如波，法性如水。後世學者，各專其門，互相排斥，故波之與水不能通而為一。”（見《紫柏尊者文集》卷一四）
性宗即是法性宗，認為眾生本自清淨，強調如來藏的妙用，一般認為三論、華嚴、天台、密宗為性宗。相宗是指法相宗，此宗強調一切諸法存在著差別，相宗主要包括唯識宗、俱舍宗。曆來的佛教界都隻注意到性宗與相宗之間的差別，而真可卻認為法性如水，法相便是波。盡管法相會因為不同的外緣而呈現出不同的相狀來，但其本質都是和水一樣的。由此，真可打通了性相二宗之間的差異。隻不過，真可依然認為性為相本，好比波隻是水的不同形態的變化。
在修持方法上，真可極力勸道世人要一心念經，盡心研習佛教經典，他本人在唯識、華嚴、天台諸宗經典上都有著自己的建樹，而且還能顯出新意。他把外部的一切問題都歸之於自心自性，勸導世人走內在超越的道路。
作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因為他人誣陷而致死，如若能平安存世，定能為佛教界貢獻更多。“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這是真可尊者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句話，據說在受盡酷刑之後，他依然麵無懼色，於萬曆三十一年冬月含笑端坐，闔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