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知怎麼回事，天一閣對於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一九七六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閣裏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隻得作罷。後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遊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後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鑽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曆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於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餘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台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隻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麵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裏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裏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幹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麼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後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曆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曆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悠閑，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聖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裏再也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二
不錯，它隻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文化奇跡。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歎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然後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於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於散亂狀態和自發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幹什麼。
隻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隻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曆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曆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遑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於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鑒於這種種情況，曆史隻能把藏書的事業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後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於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麼，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隻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於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範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範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於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曆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隻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三
範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二十七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後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和搜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麵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誌、政書、實錄以及曆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雲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曆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曆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係，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裏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彙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範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於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誌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勳，因而遭到廷杖之罰，並下過監獄。後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於他，而其父嚴嵩卻說：“範欽是連郭勳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範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範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範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範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征明並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麵的學問也超過範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範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家，他太激動，太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裏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範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於火災，最後隻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範欽。範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隻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