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並不是畫到了人，畫家就能深入地麵對人和生命這些根本課題了。中國曆史上有過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畫家如顧愷之、閻立本、吳道子、張萱、周昉、顧閎中等等，他們的作品，或線條勻停緊挺，或設色富麗諧洽，或神貌逼真鮮明，我都是很喜歡的，但總的說來，被他們所畫的人物與他們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緣關聯。他們強調傳神，但主要也是很傳神地在描繪著一種異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場麵，藝術家本人的靈魂曆程並不能酣暢地傳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倒是山水、花鳥畫更有可能比較曲折地展示畫家的內心世界。
山水、花鳥本是人物畫的背景和陪襯，當它們獨立出來之後一直比較成功地表現了“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學意境，而在這種意境中又大多溶解著一種隱逸觀念，那就觸及到了我所關心的人生意識。這種以隱逸觀念為主調的人生意識雖然有濃有淡，有枯有榮，而基本走向卻比較穩定，長期以來沒有太多新的伸發，因此，久而久之，這種意識也就泛化為一種定勢，畫家們更多的是在筆墨趣味上傾注心力了。
所謂筆墨趣味認真說起來還是一個既模糊又複雜的概念。說低一點，那或許是一種頗感得意的筆墨習慣；說高一點，或許是一種在筆墨間帶有整體性的境界、感覺、悟性。在中國古代，凡是像樣的畫家都會有筆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現代，國畫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筆墨趣味間遨遊。
這些畫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讓人歎為觀止，但畢竟還缺少一種更強烈、更坦誠的東西，例如像文學中的《離騷》。有沒有可能，讓藝術家全身心的苦惱、焦灼、掙紮、癡狂在畫幅中燃燒，人們可以立即從筆墨、氣韻、章法中發現藝術家本人，並且從根本上認識他們，就像歐洲人認識拉斐爾、羅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過一次曆代畫展，我在已經看得十分疲倦的情況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圖，精神陡然一震。後來又見到過他的《墨牡丹》、《黃甲圖》、《月竹》，以及我很喜歡的《雜花圖長卷》。他的生命奔瀉出淋漓而又灑潑的墨色與線條，躁動的筆墨後麵遊動著不馴和無奈。在這裏，僅說筆墨趣味就很不夠了，僅說氣韻生動也太矜持了。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徐文長”的故事，年長後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關他的許多不經傳說，而對他的印象卻愈來愈深。他實在是一個才華橫溢、具有充分國際可比性的大藝術家，但人間苦難也真是被他嚐盡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時真正的瘋癡。他遭遇過複雜的家庭變故，參加過抗倭鬥爭，又曾惶恐於政治牽連。他曾自撰墓誌銘，九次自殺而未死。他還誤殺過妻子，坐過六年多監獄。他厭棄人世、厭棄家庭、厭棄自身，但他又多麼清楚自己在文化藝術史上的千古重量，這就產生了特別殘酷、也特別響亮的生命衝撞。浙江的老百姓憑著直覺感觸到了他的生命溫度，把他作為幾百年的談資。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麵來作滑稽意義上的衍伸，而實際上他的佯狂背後埋藏的都是悲劇性的激潮。在中國古代畫家中，人生經曆像徐渭這樣淒厲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沒有能力把它幻化為一幅幅生命本體悲劇的色彩和線條。
明確延續著這種在中國繪畫史上很少見到的強烈悲劇意識的，便是朱耷。他具體的遭遇沒有徐渭那樣慘，但作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後裔，他的悲劇性感悟卻比徐渭多了一個更寥廓的層麵。他的天地全都沉淪，隻能在紙幅上拚接一些枯枝、殘葉、怪石來張羅出一個個地老天荒般的殘山剩水，讓一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暫時躲避。這些鳥魚完全掙脫了秀美的美學範疇，而是誇張地袒露其醜，以醜直鍥人心，以醜傲視甜媚。它們是禿陋的，畏縮的，不想惹人，也不想發出任何音響的，但它們卻都有一副讓整個天地都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著，而且把這冷冷地看當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們似乎又是木訥的，老態的，但從整個姿勢看又隱含著一種極度的敏感，它們會飛動，會遊弋，會不聲不響地突然消失。毫無疑問，這樣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種整體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