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所展現的漢末的動蕩現實及被卷入社會底層的文人不得出路的愁苦與絕唱，隨著魏、蜀、吳政治軍事格局三分明朗化而產生重大際遇改善。由於主體維度的個性意識的覺醒及曆史文化的厚重層累積澱，建安時期（196—220）在文學上進入了所謂的“文的自覺”時代。上層統治者為鞏固自身地位往往以詩文酬唱為紐帶廣攬人才、蓄才自重，加上這些人自身好文，且具有頗高的藝術修養和創作才能：“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所以，到建安時期，文人地位大為提升。文人步入仕途後，宴集、迎送以及因軍戎征戍、轉徙赴任而衍生的行旅活動，成為他們不可回避的重要日常行為方式。反映在詩歌創作中，則有公宴詩、祖餞詩和行旅詩等相關詩文類產生。限於論題此處隻討論與《古詩十九首》的羈旅詩係一脈相承的行旅詩。因為這兩個詩類共同表現的是，“中國詩人背井離鄉、行役征戍以及由此產生的生命漂泊之感與向往安頓之感，無疑構成了山水詩的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源頭”。
一、自然的崇高審美體驗
曹魏時代的行旅詩多為樂府體和雜詩體。在當時“古詩和樂府除了在音樂意義上有所區別而外，實際是二而一的東西”。如古詩《生年不滿百》，又作樂府《西門行》，而在《文選》卷二十九詩己“雜詩上”中，《古詩十九首》就是包含於其中的一個類別。由此可見魏代的行旅詩（樂府體、雜詩體）與《古詩十九首》在詩體上的前後繼承關係。
我們先看曹操的《苦寒行》其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溪穀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此詩的創作機緣與所記敘的情事也許是一次穿越太行山的軍旅行程，詩中備言跋涉冰雪溪穀之艱苦，這是“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漢樂府傳統的體現。在曹操這首詩中，漢樂府的這一傳統表現為在起句中抒情主體直接從眼前所見、所感人題，起首句本身就是全詩不可或缺的敘述起點，而不是僅以之作為全詩起興的抒情引子。也就是說，從功能來看，《苦寒行》的首句構成全詩內容實體的有機組成，而不像《古詩十九首》的首句一樣僅充當形式的起興。詩中對苦難的抒發是通過對客觀自然對象，如詰屈的羊腸小道、北風中蕭瑟的樹木、熊羆虎豹的侵襲等重重險難的平行羅列來展開敘述的。這種抒情與敘述相結合的陳述艱苦的方式，空間延展麵廣闊，敘事容量大，凸現抒情主體堅忍不拔、壯心不已的“幽燕老將”氣魄，這也正是“建安風骨”的重要義涵。正因為此行是一次有目的和現實指向的軍戎行旅，抒情主體對自然產生的遠非觀光賞玩的閑散心態，而是一種雄渾、不可抗拒的強力征服意誌，他對行旅的敘述越艱險，主體的征服力彰顯越顯豁。由於作者對自然的敘述是為了突出其慷慨蒼涼的征服意誌，注定抒情主體不能懷著欣賞、親和的同情體驗態度去細部描述一物一事，而是類漢大賦式的大鋪陳。這可能就是魯迅稱譽曹操文風清峻通脫的一個重要麵向吧。值得回味的是，此次軍事行動的討伐對象為高幹，對於“禦軍卅餘年”、擁有雄厚的軍事實力“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來說，顯然是一次軍事實力相差懸殊、曹魏必勝的戰役，但是作為紀行之作的《苦寒行》為何一味申張陰冷惡劣的自然氣候、艱難的行程及在主體維度升騰的苦難憂患意識呢？
原來，這是抒情主體麵對雄偉巍峨、氣勢逼人的壯觀的自然界造化物——太行山時產生的情感體驗，即使此詩的創作者曹操未必意識到這一深層個體無意識活動。曹操畢生縱橫馳騁、戎馬倥傯，成功地對眾多軍事、政治對手實施打擊、討伐，曾撰《述誌令》不無自得地放筆直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顯然此次征戰對他這個職業軍事家、政治家算不上畏途。然而，從審美體驗維度來理解這一創作意圖，也許是一條合適進路。主體“北上太行山”，目睹巍巍太行，個我完全為鬼斧神工的自然造化之雄偉壯觀所折服而心生崇高之審美體驗。因為麵對險峻雄偉的大自然，即使是有著強烈使命意識的一代梟雄，也能真切感受到它的壓迫與威懾而深感自身柔弱渺小、無所依傍。從審美經驗的嬗變來看，曹操行旅詩中所表現出的主體對自然的崇高審美體驗，無疑是一種獨立特出的新感性經驗的生成，而且這種崇高美感作為人類麵對自然造化而產生的一種審美經驗類型，在曹氏詩歌中地位非常顯豁。如膾炙人口的《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觀滄海》都具有這一美學範疇取向，試看他的《秋胡行》其一：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穀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誌，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掩被裘，似非恒人。謂卿雲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誌，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昆侖山，所謂者真人。我居昆侖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曆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誌，我居昆侖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誌，去去不可追。
此詩是抒情主體穿越險峻的散關山時，遭遇“牛頓不起，車墮穀間”的險阻而抒寫的慷慨悲涼而又不失楚騷式浪漫風格的複調情誌。人類對“天”的人間存在樣態——自然（包括自然界及其反常災異現象）無法把握而心生畏懼、震懾之感，是從人類具有自我意識以來的綿長主題，但長期以來這一情感體驗卻未能在正麵以詩歌藝術審美的形式得到反映。“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的曹操以自己內外兼修的雄才大略，在詩歌中特別是行旅詩作品中留下了這些主體對自然的彌足珍貴的崇高美感。《苦寒行》其一末句“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似乎更能印證上述判斷。表麵上，曹氏此處也在訴說“悲”、“哀”，但聯係本詩的用典，也許主體的情感體驗不止於此。此處“東山”係用典，就是上文提到《詩經·豳風》中的《東山》詩，是一組征役詩。這組詩講述一位凱旋故裏的軍人所看到的破敗景象。值得重視的是，此詩在古時傳說是周公所作。可見，《東山》與曹氏的《苦寒行》其一不僅在詩類上具有同一性（都是行役征戍，因而都可以歸入行旅詩），而且敘述語境有著極為相似的可比性，於是抒情主體通過超時空的對接展開類型比較。由此可以讀出這兩句詩表層所流露的是“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的個性抒情特色，而深層的意向則是：曹氏在內心自問，我何時能贏得這場戰爭，建立周公那樣的盛世偉業呢？隱隱之中主體將自己提升到與周公之尊位相提並論的地位。因此，抒情主體表麵上固然流露出悲哀，內心湧動的卻是征服悲哀、苦難的豪邁之氣——這就是一種崇高的人格之美。同樣，《秋胡行》其一開篇通過“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四句的反複吟詠，所表達的是主體對險阻和困難的藐視，凸現的還是主體的不可撼動的強力征服意誌。甚至遐想自己成為昆侖山“真人”，“名山曆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閱盡人世美景，具有超人的品格，而染有濃厚的遊仙式浪漫主義氣息。
二、由昂揚而哀愁的情感兩極運動
可堪與曹操行旅詩申說的悲涼豪邁、清峻通脫的崇高審美精神形成對照的是，他的僚屬——王粲的行旅詩《從軍詩五首》。根據《三國誌·魏誌》記載：“建安二十年三月，公（按：即魏武帝曹操）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該組行旅詩雖然也流露出“征夫心多懷，淒淒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寢，此愁當告誰”的悲愁，但這種困難情緒似乎很快被自我排遣掉了：“身服幹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表現出強烈的兼濟用世之心，由知遇之恩而升騰的使命感以及對精忠品格的頌揚。因而，整體取向表現的是一種樂觀祥和、所向披靡、積極昂揚的勝利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