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戴顒傳》）
（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遊之。
（《宋書·劉勔傳》）
我們知道，一座園林的基本構成有土地（包括山）、水體、動植物和建築四大要件。此處一個值得注意的敘述特點是，石崇在《金穀詩序》中似乎有意加大對山水、田園和其中動植物的關注力度，而對其中的樓台亭榭等建築幾乎不予著墨。這一方麵固然可以視為石氏在向世人炫耀他的園林的別具一格，但支撐這種自得心理的還是主體審美經驗的悄然之變，不然，即使說出來也不能產生共鳴，甚至有被取笑之虞。因此，遊覽詩中遊覽處所——園林的山水田園取向（布局和敘述）的轉變，是審美經驗演進的一個重要表征與台階，標誌著以此為審美對象的遊覽詩無疑又朝自然界的山水田園方向邁進了一大步。有論者由此總結：“所以說，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典園林四大特點中的兩個——本於自然而高於自然、建築美與自然美的融糅——已經初步形成了，作為園林體係亦已略具雛形。它是秦漢園林發展的轉折升華，也是後此的全麵興盛的伏脈，中國的風景式園林正是沿著這個脈絡進入下一階段的隋、唐全盛時期。”此論確乎不謬，但它隻揭示出顯在實物形態的園林建造工藝風格的轉變。其實，這種轉變正是當時哲學、元美學的重要表征——審美經驗向各藝術門類，包括此期遊覽詩、園林藝術、書畫藝術輻射形成的美學症候。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石崇金穀園之審美趣尚趨向於山水田園之自然美的變遷，實際上也反映了或者說體現了一種文化權力的驛動。此前在我們文中提到或者說眾所周知的林苑，如漢武帝之上林苑、曹魏父子之西園、華林園，都是建築氣勢非凡，名木珍禽豐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苑園都是其主人擁有“率土之濱”身份的皇家園林，這些皇家園林是園林景觀與政治隱喻的象征和比興的複合體。然而，彼時的石崇是遭彈劾在野的去官之人，但既有的富足的物質資源足以使他興建這座金穀園林以保持貴族身份。從皇家園林到貴族私家園林，它們的布局與敘述趣尚的變更，反映的是一種文化權力下移的趨勢，同時包含朝向漸近自然演進的積極審美信息。
二、自然山水中的三月三日遊覽詩
在後期遊覽詩中，抒情主體直接麵對自然山水的取向更加明晰，這種取向集中表現在以“三月三日”為主題的一係列詩歌中。
同處太康（280—289）、與潘嶽齊名的陸機便有“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之遊洛水；《三月三日詩》之遊黃河：“元吉隆初巳，濯穢遊黃河。”潘嶽之弟潘尼也有遊洛水之作《三月三日洛水作詩》：“朱軒蔭蘭皋，翠幙映洛水。”這三首詩有兩重交叉關係：陸機的《日出東南隅行》與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詩》應該同為遊洛水之作，陸機的《三月三日詩》與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詩》則寫作契機相同，隻不過遊覽地一為黃河，一為洛水。或許這兩重交叉是可以打通的，因為，首先，雖然《日出東南隅行》是樂府古詩，其具體寫作契機不可考，但從詩的內容分析來看應該也是三月三日左右（或許就是該天）春日遊覽之作，至少是與三月三日出遊有密切關係的一首遊覽詩；其次，洛水為黃河支流，可以認為是同一條河。如果這些推論能成立，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三首遊覽詩都是以三月三日出遊踏春——禊遊為寫作契機，而且遊覽地已不再拘囿於人工建造的莊墅庭園內，而是轉向廣袤的自然山川林水中進行。
於此，遊覽詩真正走向自然天籟，偉大的造物主賦予它更為廣闊、原生的表現空間。置身大自然並在一定程度上以之作為欣賞對象的遊覽詩演進到山水詩，從審美經驗層麵來看，此時需要跨越的關隘還有：自然呈現的維度及其間距化和審美主體情感的消淡。詩歌審美經驗的變遷之跡也由此充滿柳暗花明的曲折往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