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以元康六年，從太仆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穀澗中，去城十裏，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金田十頃、羊二百口，雞豬鵝鴨之類，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餘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鬥。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石崇《金穀詩序》）
通過石崇《金穀詩序》對這次金穀集詩活動來龍去脈的詳盡介紹我們知道，當時共有三十人以金穀為題作詩，但流傳到今天，潘嶽的這首《金穀集作詩》算是碩果僅存。結合《金穀集作詩》和《金穀詩序》，我們知道石崇興建別廬以及此次遊曆金穀都在於“娛目歡心”，就是通過目見身曆的視覺感觀和知觸覺經驗捕捉外在美景，以獲得心靈的愉悅。這也可以視作當時士人對於遊覽的一般態度，即為了獲得從眼耳官能到精神的愉悅與舒暢，在極高的情致中產生因精神提升和解放而獲致的自由感。同時，我們對《金穀詩序》中關於遊覽詩的處所——金穀的寫實性描述也頗感興趣：該別廬地處河南縣離城十裏（一作河內，洛陽附近）的一個叫金穀的山澗中，此處地勢高低錯落，裏麵有清泉有茂林，大片果樹、翠竹、鬆柏、藥草等植物種類分布其間，有良田十頃、羊兩百頭，還有雞豬鵝鴨等家禽家畜，甚至還有舂米用的水碓、儲藏過冬物質的地窖、養魚的池塘。從這段詳盡的敘述文字列舉的景物和實用物什中我們知道，金穀是位於河南縣城郊的一處超大型的遊憩園林。但這位在《世說新語》中頗有鬥豪逞富聲名的貴族名士所描述的這座金穀別廬，似乎與我們的期待視野具有較大落差。因為在石崇的描述中除了感覺到園林空間麵積之大外，幾乎沒有令我們大開眼界而驚異的名木珍禽。且看他著墨一一羅列的物類：清泉、茂林、果樹、竹林、柏樹、野生草藥、農田、禽畜、農用動力工具水碓……文中的敘述沒有涉及一棵名貴草木、沒有一頭珍禽異獸，似乎與我們腦海裏“汰侈”第一①的石崇的構型成見產生激烈衝突。金穀園在中國文化史上有時甚至被認為是體現石崇“汰侈”的具體所指和證據，而在他《金穀詩序》的記敘中，金穀園這座著名園林竟是如此“寒磣”！
而細細品味石崇對金穀園的敘述，我們發現，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審美趣尚的一大變遷：金穀園的布局與設置取向不就是平常農家田園自然風光的基本結構的移植嗎？它與建安曹氏兄弟暢遊過的西園、兩朝園林華林園之奢華表現出巨大的差異。西晉宴遊詩雖然敘寫的還是園林庭苑內的景物，但是石崇時期的園林庭苑的景觀布局已經發生顯著變化，即取向於以鄉間農家田園生活圖景和功能結構為別墅園林結構的範型。到東晉，孫綽《遂初賦》中一段話也許可以為我們的上述判斷提供進一步的論據支持，明確當時名士造園的審美取向：“餘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這就是說，東晉的文人、名士們所“經始”的墅園並不刻意追求奢華，甚至可以說有意同皇家園林所追求的館榭樓亭之華麗富貴形成鮮明對比，甚至是對立，即以“帶長阜，倚茂林”體現山水自然天成的原生態之美。到南朝的宋代，這種美學情趣更為明顯：
（戴顒）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空、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