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朝，“辮子”代表的是一種臣服，服飾更是較少變化，封建統治者要求人們著裝統一，以此來造成君臣、官民、士庶之間“衣服有製，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的行為規範，服飾中體現出的是等級的高下、地位的尊卑。隨著民國建立，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規製被拋棄，單調、古板的服飾變得多姿多彩起來。雖然辛亥革命後，為實踐人們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原則，仿效西方各國服飾，民國政府頒布了《服製條例》，規定了男女禮服式樣，要求官吏士庶一律遵行。但事實上，人們服飾的式樣品種遠遠超出了條例規定的範圍，“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人們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選擇。衣服鞋帽，發型頭飾，不再單是政治意味的反映，而是不同審美情趣的體現。
辛亥革命之後，人們的服飾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用“西服”來代替長袍馬褂，蔚然成風。1911年12月27日，孫中山會見各省代表時指出：“從前改換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現在推倒專製政體，改建共和，與從前換朝代不同，必須學習西洋，與世界文明各國從同……”1912年6月22日《申報》登出民國新服製草案：“國務院現已將民國服製議定，大別為三：（一）西式禮服，（二）公服，（三）常服。禮服純仿美製；公服專以中國貨料仿西式製用；禮帽也是西式的。”辛亥革命後，人們深知中國傳統服飾那種“明等級、決尊卑”的政治作用，他們在討論民國新服製時，理所當然地要表達自己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願望。不打破在服飾上存在的象征清王朝統治秩序的封建等級觀念及製度，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塊招牌就是形同虛設，中國人民至少在服飾上沒有解放。孫中山解職臨時大總統時對南京參議院議員們說：“又凡政治、法律、風俗、民智種種之事業均須改良進步，始能與世界各國競爭。”在他看來，作為風俗之一的服飾的改良進步也是中國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的必要條件之一。
辛亥革命時期，江西服飾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也都呈現出新的因素，新舊龐雜，也可謂是“異彩紛呈”。如在贛南的贛縣，民國《贛縣新誌稿》記載，“鄉人多樸素，不尚華美。褐衣布屨，城鄉無異。唯近年歐風漸被，而有禦西裝革履者矣。清道光間，窄衣小袖。同治後，改尚寬大，袖口八寸，寬衣博帶，不便工作。光緒初，袖口縮至六寸，短衣僅過胯下。自是日見窄狹，其末葉袖才四寸，短衣略足蓋臍。民國八年後，窄衣大袖。十七年後，袖口複尚小。曩皆右紉，自光緒三十年後，短衣始縫對襟雲。婦女服裝，初尚寬博，比來時俗演變，裸臂、長衣、高跟、革履，不唯為市街所習見，鄉村間亦有之”。
在贛中的安義縣，也是“奇裝異服，恬不為怪”。“士民服飾，在昔束發裹中，峨冠博帶。自滿清入主中原，變異漢族發辮，胡服垂二百餘年。民國紀元始，將發辮剪除，唯國家對服裝禮製迄未規定，以致中裝西服，光怪陸離，殊欠雅觀。至於婦女服裝，在清時上衣下褲而圍以裙。迨民國十六年後，漸去髻截發，冬季則改禦長袍。夏季則短衫窄袖露肘，短胯腰裙露腿，奇裝異服，恬不為怪。然鄉間婦女服禦仍多樸素，笫天腳、截發之風大開，亦婦女解放之一端耳。”
而在江西的崇義縣，新潮時裝流行縣城。據民國《崇義縣誌》（稿本）記載，“邑人向稱樸素，衣服不尚華麗，衣料多用藍、白、青各色土布。近年來稍有采用藍、青匹頭洋布者。衣服式樣，鄉人尚沿用老式長衣或短衣，唯一般號稱公務員者多穿中山裝。冬天則穿大衣，大衣布料過去都用棉質，近年購用呢質者漸多。鄉間普通多穿及股短窄衣裳，間亦尚有老年婦人，仍穿長與膝齊大邊大袖之老式衣服，至西裝革履之男裝，及短袖旗袍摩登之女裝，城市稍布……”
江西的分宜為贛西上遊，東西南北，風土不同，嗜好亦異，辛亥革命時期在服飾上的變化更是非常之明顯。“自建邑以來，素稱地瘠，無甚豪富。談到生活，身體衣服除軍裝製服外，四民普通衣棉布，色尚青蘭。暑天著夏布，葛紗罕見；寒天穿棉袍，裘皮甚少。自交通便利後，士商漸趨奢華時髦，青年競尚西裝，帽戴博士，身披大衣，鞋著革履，襪用絲織。女子自解放天腳，亦著旗袍、皮履。唯鄉曲農工尚屬守舊。英諺曰：以時世裝自炫者，裁縫匠之玩物。可謂善謔之詼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