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易之作，其餘為元稹之作。至於元稹寫的三十五篇策論，今元稹的文三
登集中不見有載，可能是由於他對自己所撰的策論不滿意而未收存，科第
以致失傳。
白居易寫的七十五條策論，後來他自編文集時編成四卷，是為著名的《策林》。《策林》討論的範圍相當廣泛，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吏治、文化、道德、風俗、教育等方麵的現狀及問題，都深入細致地進行了剖析，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真知灼見，是一組卓越的政論集。“就《策林》來看，白居易盡管缺少實際政治經驗，但對策學這類政治‘話語’的獨特的意識形態特征卻把握得十分準確，確實下了一番‘揣摩’功夫，加上他的華贍文筆，使《策林》成為唐代策學的典範之作。”（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雖然《策林》的內容在考試中“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白居易《策林序》），但白居易借此認真思考和係統設計的政治理想，為他後來的立身處世奠定了基礎。從《策林》可以看出，白居易不僅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現實主義詩人，而且具有思想政治家的眼光和韜略。正如有的文章所說：“通觀白居易的大誌雄韜和英勇風範，應該說他是一個有著宰相之才的難得奇士。”（葛培嶺《白居易》）元和元年四月十三日，製舉考試在尚書省都堂舉行。唐製舉試因天子親臨試場，必在殿廷舉行，稱作“殿試”或“廷試”。這次製舉試考場為何改在尚書省都堂呢？這是因為本次製科考試，原本是順宗即位後於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下詔舉行的。由於“太上皇”順宗於元和元年正月逝世，此時尚未殯葬，憲宗認為這次製舉試是先帝所征之舉人，自己又服喪在身，不能出麵主試，於是改命宰臣代行。既然皇帝不能親臨，考場也就不能設在殿廷了。
具體負責這次製舉試的監考官是張弘靖、韋貫之。張弘靖此時053任中書舍人（階正五品上），韋貫之為禮部員外郎（階從六品上）。張江
州雅厚信直”（《舊唐書》列傳第七十九，張弘靖傳），為司弘靖“，人品高尚馬
白人厚道，誠實正直。韋貫之耿直剛正，“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居
易門無雜賓”，趨炎附勢之徒不敢登他家的門（《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八，韋貫之傳）。白居易、元稹本來就是有備而來，勢在必得，知道是由張弘靖、韋貫之負責監考，對取勝這場製舉試更增添了信心。
這一年的製舉試設有兩科，白居易、元稹應的是“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考試時，試官以皇帝的名義書麵出題發問：針對當前國家存在的問題，“舉何方而可以複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白居易對這個問題早已深思熟慮，成竹在胸，構思後即展開試卷，揮毫疾書，很快寫出洋洋二千五百言的策對文章。
關於解決辦法，他答道：“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他認為，要改變當前的艱難局勢，關鍵是皇帝要“修政教”（即整治行政措施，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整肅法紀，加強風尚教化）：“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要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戎寇；將欲銷戎寇，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饋餫飛挽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關於“懲既往之失”、“戒將來之虞”問題，他認為：“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於具體實施，他主張，“製欲於054未萌，除害於未兆”，“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第五
章他還直言建議剛登基不久的憲宗皇帝要“敬惜其時，重慎於事”，不三
登要“政失於前，功補於後”。白居易的對策，立意高遠，深刻實用；行文科第
嚴謹，環環相因，層層推進；語言直率，剖析透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邏輯性和說服力。
同月二十八日發榜，共有十八名舉子在這次製舉試中登第。“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後因避憲宗諱改名處厚）中第三次等；獨孤鬱、白居易、曹景伯、韋慶複中第四等；崔琯、羅讓、崔護、元修、薛存慶、韋珩中第四次等；蕭俛、李蟠、沈傳師、柴宿中第五上等。
另外，還有“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蕭睦中第五上等。
為什麼不見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呢？這是因為唐代製科第一、第二等不授人，第三等、第三次等即為甲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上等為乙等，以下不收。這一年無人考上第三等，最高等第是第三次等，故元稹不僅是“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第一人，而且也是當年製舉二科十八人中的第一名，稱為“製科敕頭”（唐鄉試第一名稱作解頭、解元，禮部試第一名稱作狀頭、狀元，製舉試第一名稱作製科敕頭，簡稱敕頭)。白居易文章雖然優秀，也登科及第，但由於對憲宗詔策“出言大直”，入第四等（即乙等），排第四名。
根據“策高者，特授以美官”（杜佑《通典》）的依等授官慣例，元稹授左拾遺（諫官，階從八品上）；白居易因“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見李商隱《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銘並序》）。盩厔縣，唐畿縣，為京兆府轄縣之一，在長安西一百三十裏，今陝西西安市周至縣。盩厔縣尉階正九品下。這是白在政治上受到的第一次打擊。
至此，白居易從貞元十六年進士及第，到貞元十九年吏部錄取，再到元和元年製科得中，在六七年時間裏連登三科。
055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六章縣尉任上的意外收獲元和元年五月，白居易到盩厔縣擔任縣尉。縣尉為縣令佐官，位列縣丞、主簿之後，是封建王朝統治機構中職級最低的小官。其職責為“分判眾曹，收率課調”，“按察奸宄”，“拘捕盜賊”。（據《新唐書·百官誌》等書）縣尉在縣令主宰下，分管上級州府各有關職能部門（即所謂“眾曹”或“六曹”）下達的民政、財政、宗教、祠祀、禮俗、兵役、工役、市政、工商管理等公務，負責收租催稅、治安捕盜。實際上，這就是縣衙裏親理庶務的一名差科頭。在這個職位上為官，一方麵要對上級的官吏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麵又不得不勒索屬下的民眾，有時甚至要鞭打百姓。
先於白居易的唐代詩人高適曾任河南封丘縣尉（封丘，唐縣名，屬汴州，今河南封丘縣），自言適應不了這種“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高適《封丘作》詩）的職務，不久辭官。先於白居易的唐代大詩人杜甫也曾被授予河西縣尉（河西，唐縣名，屬同州，址今陝西渭南市合陽縣東、韓城市西南），雖然他為謀求官職在長安已等待了十年，且時年四十有四仍沒有就任，但他依然不滿此職，事後還專門為此賦詩一首：“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杜甫《官定後戲贈》詩）對受命盩厔縣尉將要付出的艱辛和承受的心理痛楚，白居易不056是不明白，但還是服從成命，按期赴任，這反映出白居易與高適、杜第六
章甫等人在入仕思維方式上的差別以及他在政治上能誌存高遠、委化縣
尉從容的慧知。因為唐代縣尉職位雖不高，但通常要參加過科舉考試任上
且進士及第後方可擔任，為進士出身者的初任之官，實際上是朝廷的意
外有意將進士及第者放到基層鍛煉，並作進一步考察。表現好的，可選收獲
入朝為遺補、郎官、禦史，再出外州刺史。如果再幹得好，還可入朝為丞、郎，或在外做藩帥。所以，唐代一些高級文職官員大多在基層擔任過此類職務。白居易此前任的校書郎，雖然亦稱為“官”，但實際上僅是剛入仕途的一般國家公務員，任盩厔縣尉才是他真正開始為官，步入實際的政治舞台。
另外，按照唐朝製度，縣的級別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分。京都所治為赤縣（亦稱京縣），京都以外的郊區縣為畿縣，其餘的則按戶口多少、麵積大小及自然環境好壞而定。京畿縣的縣尉較之普通縣的縣尉，不僅品級要高（京縣縣尉階從八品下，畿縣縣尉階正九品下，諸州上縣縣尉階從九品上，餘皆為從九品下），而且將來仕途上的發展前景也要寬廣。盩厔縣為畿縣，朝廷安排白居易為該縣縣尉，說明盡管在製舉試中因他“對策語直”而影響了錄取等次和職位安排，但並沒有完全嫌棄他。從某種角度看，很可能對其顯露出的對皇家的忠誠和對唐朝中興的強烈願望還比較欣賞，故放在眼皮底下繼續觀察，以備選用。
後來的事實進一步說明，朝廷對白居易確實還真的“留了一手”：同年七月（白上任盩厔尉後兩個月），朝廷又命他在搞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暫時代理昭應縣尉。昭應縣為京縣，較畿縣級別略高。一個人同時擔任兩個縣的縣尉，且都是京畿要縣，如果朝廷對其看法不好，是不可能這樣安排的。對此，白居易心領神會。
他在《權攝昭應早秋書事元拾遺兼呈李司錄》一詩中對兩位好057友說：“可憐趨走吏，塵土滿青袍。郵傳擁兩驛，簿書堆六曹。為問綱江
州紀掾，何必使鉛刀？”詩的大意是，可憐我這個供役使的小吏，整天忙司
馬白碌奔波，滿身塵土。兩個縣的庶務都要我親自過問，案頭上經常堆滿居
易等著我去處理的京兆府六曹公文。請問你們兩個高高在上的大秀才，朝廷為何一定要將這麼繁重的擔子壓在像我這樣才力微薄的人身上呢？這首詩表麵看確實是訴苦和發牢騷，但也隱隱流露出自己的能力得到朝廷賞識的一種得意之情。
雖然白居易內心不喜歡縣尉這一官職，稱“一為趨走吏，塵土不開顏”（白居易《盩厔縣北樓望山》），但既然朝廷做出了這樣的安排，他除了遵命，並盡職盡責之外，不可能有別的選擇。
大詩人李白才華橫溢，建功立業的欲望非常強烈，由於他自恃“天生我才必有用”，“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令白《李君碣記》），甚至連當時讀書人熱衷的進士考試都不願參加，一心想通過公卿的援引、薦舉一步登天，立談而取卿相，結果在仕途上連連碰壁，一生隻做了不到三年的翰林供奉（文學侍從，非正式官職）。
大詩人杜甫同樣有著強烈的仕途欲望，不僅想當官，而且要當大官，企圖通過做大官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他不願當縣尉，一是嫌其職小，二是惡其“淒涼為折腰”。其實曆朝曆代都把縣這一級的任職閱曆作為考察提拔官員的重要依據。那種為官不從小做起的自我政治設計，不過是不切實際的天真幻想。至於縣尉這一官職令人厭惡一說，試想在封建王朝中又有哪一個官職不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關鍵還是要看自己如何為官，如何待民。
由於杜甫的拒絕，第二年朝廷改任他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階從八品下），職責是“掌府內衛士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據《通典》），實際上就是一名負責東宮宿衛的內勤管理人員。雖然官階比縣尉高了小半格，但對於杜甫而言，這樣的安排簡直令他啼笑皆058非，所以他幽默而傷心地說了一句：“率府且逍遙。”但由於家境極其第六
章困窘（此時杜的小兒子被活活餓死），萬般無奈，他隻好就任。
縣尉
這裏順便講一下郭沫若同誌就杜甫拒任河西尉一事的評析，他任上
說：“杜甫勤於作詩投贈，求人薦舉，但也不能說沒有效果。天寶十四的意
外年，他曾經被任為河西尉，沒有接受；繼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他收獲
便接受了。有人說，這是出於韋見素（時韋為宰相）的推薦，是杜甫在一年前《上韋左相二十韻》求薦的結果……河西縣在唐代有兩處：一屬於雲南，在蒙自附近，天寶後沒入南詔；一屬於四川，在宜賓附近。
估計杜甫被任為縣尉的是後者。兩者都是西南偏僻小縣，杜甫不願意去做縣尉，他自己解嘲，是在學陶淵明不願為五鬥米折腰。但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是一個管兵器仗和門禁鎖鑰的八品以下的小京官，他卻又屈就了。他說他寧肯在京城當逍遙派，有不多的俸祿可以買酒喝，有多餘的閑暇可以狂歌度日。所以他歸故鄉的念頭也就沒有了，而且回頭還有機會被大風吹到天上去。這些都是老實話，但也不免有點難為情，故他隻好向自己開玩笑。題為《戲贈》，是表明自己的又高興又不高興。高興的是樂得做了京官，不太高興的是嫌官卑職小。事態是十分清楚的，表明杜甫挑肥選瘦，想做大官而不願意做小官，留戀都門生活而不願意去窮鄉僻境與民眾接近……”（郭沫若《李白與杜甫》）。
筆者基本上讚同郭老的評析，但郭老認為河西縣在唐時是指雲南、四川兩處的提法值得商榷。據《舊唐書·地理誌一》載，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分郃陽（縣）置河西縣”，屬同州。唐肅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改河西縣為夏陽縣”。杜甫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授河西尉的，故此“河西”應指的是同州河西縣（治所在今陝西渭南市合陽縣東、韓城市西南），而非郭老講的兩處。既然如此，盡管杜甫不願就任河西尉存在著嫌“官卑職小”和渴望有朝一059日在京師“還有機會被大風吹到天上去”的政治幻想，但講他由於河江
州西是西南偏僻小縣，“留戀都門生活而不願意去窮鄉僻境與民眾接司
馬白近”就失去了依據。因為河西雖非京畿要縣，但離長安城也不算遠。
居易至於高適，他“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舊唐書·高適傳》），性豪放不拘小節，五十歲時始得封丘縣尉職，然“非其好也”，不久辭職離去，到處客遊，四年後投奔河西節度使哥舒翰任幕僚。由於“安史之亂”這一特殊事件的爆發，高適偶然得到接近皇帝的機會，其忠勇和才氣先後為玄宗、肅宗所賞識，遂委以重任，曆官淮南、西川節度使，終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贈禮部尚書，“而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即或如此，高適到朝中開始也還是由階從八品上的小官左拾遺幹起。（其時已年五十七，高卒時六十六歲）縱觀前輩詩人的經曆和遭遇，白居易在接受盩厔縣尉職任命時的決定和態度無疑是明智的。
白居易上任盩厔尉後，奔走於盩厔與昭應兩縣之間（盩厔在長安城西，昭應在長安城東北，兩地相距二百多華裏），奉命差遣，催糧征稅，終日操勞，有時竟因勞累過度而病倒。他在《病假中南亭閑望》一詩中感歎道：欹枕不視事，兩日門掩關。
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閑。
在縣尉任上，白居易有兩個意想不到的重要收獲：一是由於能夠直接了解下層社會人民生活的疾苦，特別是親身體會到農民的悲慘命運，從而對當時官僚政治的腐敗以及朝政中的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為他後來作為一個能為民請命的諫官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同時也豐富了他的詩歌創作源泉，推動他走上現實主義詩歌創作道路。從這時起，白居易開始了他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創作，寫出了許多揭露封建統治和反映民生疾苦的優秀作品。二是在昭應縣和060盩厔縣，白居易實地探訪了華清宮和馬嵬驛，獲得了當地廣泛流傳第六
章的有關唐玄宗、楊貴妃在華清宮和馬嵬驛事變中的許多故事和傳縣
尉說，為他後來成功創作《長恨歌》積累了難得的豐富素材。任上
昭應縣，原名新豐縣、會昌縣，唐玄宗天寶七年（公元748年）改的意
外名昭應縣（轄境相當於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華清宮即在縣城南收獲
兩裏處的驪山腳下。據《舊唐書·玄宗》和《資治通鑒》第二百一十卷以及《臨潼縣誌》，楊玉環未入宮前，唐玄宗雖然也常到驪山或他處行幸溫泉，但一般為每年十月去一次，每次停留七八天或半月左右，且以避寒休息為主，隨行人員也不多。自楊玉環得寵並立為貴妃後，唐玄宗荒殆政事，奢侈淫樂，幾乎每年都要與之出遊華清宮，歲盡始還長安。每次出遊，百官羽衛偕行，“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飲宴暮有賜”，等於把長安的皇家機關移到了驪山華清宮。更有甚者，天寶八年、十年、十二年等年份，唐玄宗、楊貴妃竟然從當年十月起一直歡娛宴樂到過完春節才回長安，連元旦朝賀這樣的重大節日活動都在華清宮進行。
馬嵬驛，在興平縣（今陝西省鹹陽市轄之興平市境）西二十裏，馬嵬事變的發生地，也就是楊貴妃的殉難處。盩厔縣與興平縣毗鄰，距馬嵬驛僅五六十裏，這一帶有關李、楊在事變中的傳聞甚多。“生活是藝術所由生長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與情感必須在它的底層蔓延自己的根須。”（艾青《詩論》）倘若沒有在盩厔、昭應兩縣的生活積澱，並從中獲得藝術靈感，白居易才華再高，想象力再豐富，也不可能在他三十五歲時寫出名動天下的千古名篇《長恨歌》。
在盩厔縣，白居易迫於職責，經常要親自到鄉下去催租收租。元和二年五月的一天，他來到一個窮苦的山村，看到農民在炎炎烈日下艱苦勞動和因朝廷賦稅繁重而忍饑挨餓的悲慘場景，心靈受到很大震撼，提筆寫下一首題為《觀刈麥》的詩：061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
江州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司馬
白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居易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複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這是白居易最早反映農民疾苦的一首詩。詩中描寫了麥收季節農村的繁忙景象，反映了種田人卻拾麥“充饑腸”的悲慘生活，表現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特別難能可貴的是，詩人能主動將自己和農民對比，反躬自思。在那個時代，一個官吏能夠冒著酷暑深入田間地頭，了解民情，真心同情田家而深感“自愧”，確實難得。也正是由這首詩開始，白居易走上了“惟歌生民病”的諷喻詩的創作道路。
在盩厔縣，白居易通過切身體驗，痛感當時朝廷實行的“和糴”（買進糧食）政策使農民受到“甚於賦稅”的傷害（白居易《論和糴狀》）。所謂“和糴”，始於北魏，原本是用於解決軍糧缺乏的問題。唐代沿用，並設置和糴專官。“和糴”本是一個很好的政策，即由國家出錢，向農民購買糧食，“兩和商量，然後交易”。在穀物豐收、米價賤的時候，官府加價收購，以免穀賤傷農；在穀物歉收、糧價貴時，官府以062低價賣出，以免饑荒。如果這個政策執行得好，可以做到公私兩利。第六
章可是到了唐德宗貞元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和糴變成了強買。
縣尉
官府將收購任務強行攤派到各戶，立定限期，嚴加征催，收購時不僅任上
不按規矩給價，而且常強製農民賤價出售糧食，或先收而後給錢。在的意
外許多情況下，農民根本看不到錢。不僅如此，他們還要老百姓自己將收獲
糧食按規定日期送到指定地點（多的行程達數百裏）。如果農戶情緒抵觸，行動遲緩，便被追捉鞭打。作為縣尉，白居易主管和糴，在違心執行中心境十分痛苦。尤其使他難過的是，皇帝被朝中阿諛奉承之徒所騙，不僅不知道和糴給農民造成的傷害，還以為給了農民多大恩典，而白居易自己又因官職“疏遠賤微”，沒有辦法將真實情況報告朝廷。
兩年後（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白居易為民請命的機會終於來了！此時他任左拾遺，當有人以該年糧食豐收為由，奏請憲宗皇帝下令“和糴”，即上書堅決反對。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直言此舉“以臣所見，有害無利”，“號為和糴，其實害人”，“臣久處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身鞭撻，所不忍睹”。他進而向朝廷提出解決問題的兩個方案：一是官府“開場自糴”，即國家把糧價定得比當時行價稍高一點，讓農民有利可圖，自然樂於賣糧，過去的弊端也就會自除；二是如果做不到“開場自糴”，則不如“折糴”，即把青苗稅錢折收糧食，不要農民繳納現錢，以減少農民在賣糧換錢過程中的損失。白居易明確提出：“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以上均見白居易《論和糴狀》）白居易的奏狀，完全站在維護廣大農民利益的立場，盡管由於不利於統治階級而未被憲宗采納，但作為諫官，他盡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在昭應縣，白居易看到一個八十八歲的折臂老翁，便與之交談，063了解其身世。原來這位老翁的右臂是在二十四歲那年為躲避兵役自江
州己用大石頭砸斷的。唐玄宗後期，兩次向西南發動擴邊戰爭，前後造司
馬白成二十餘萬人死亡。這種不義戰爭，給人民群眾造成深重的痛苦和居
易巨大的災難。為了逃避“千萬人行無一回”的戰爭，老人“偷將大石槌折臂”。雖然折臂已六十年，“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然他“終不悔”：因為與被驅趕到瘴煙之地的雲南而屈死的冤魂相比，自己還算是萬幸！
白居易通過折臂老翁對自己悲慘遭遇的敘述，了解到百姓對不義戰爭的痛恨和對和平的渴望。他任左拾遺後，當發覺西北邊境又有人為爭寵邀功欲發動戰爭時，即依據在昭應縣積累的生活素材，創作出沉痛激憤的敘事詩《新豐折臂翁》（新豐，古縣名，唐天寶七年廢，改為昭應縣。故新豐折臂翁即為昭應折臂翁———筆者注），抨擊窮兵黷武政策，告誡朝廷對“欲求恩幸立邊功”的人不要濫賞。這首詩，以曆史上的教訓為當代的鑒戒，通過具體形象表現主題，是一篇情文並茂的不朽名作，《唐宋詩醇》稱其“可謂‘詩史’”。
元和元年十二月的一天，白居易和友人陳鴻、王質夫一起同遊仙遊寺。仙遊寺位於盩厔縣城南三十餘裏的黑河南岸、仙遊山上，原名仙遊宮，為隋文帝楊堅修建的避暑行宮。這裏青山環抱，碧水長流，竹林茂密，古木參天，堪稱人間仙境。離仙遊宮三十餘裏有一座樓觀，相傳為道家創始人老子煉丹、修行和講授《道德經》之所，是我國古代道教的發祥地。隋滅亡後，仙遊宮人去樓空，樓觀一部分道士見這裏殿宇巍峨，風景幽勝，遷來居住，將“仙遊宮”改稱“仙遊觀”。
後來佛教興盛，道士遷出，沙門和尚居住其中誦經參禪，複改觀為寺。
白居易到盩厔後，曾幾次到仙遊寺遊覽。這次，三人從盩厔縣城前往仙遊寺途中，縱論古今，談興甚濃。由於仙遊寺離馬嵬坡很近，064大家便很自然地把話題集中在五十年前的“安史之亂”以及唐玄宗、第六
章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故事和傳說上，感歎不已。在寺前休息飲宴時，王縣
尉質夫舉起酒杯對白居易提議：“這樣世上少有的悲情故事，如果不遇任上
上世上少有的奇才來記述並加工潤色，恐怕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的意
外失，不能再傳聞於世。樂天兄善於作詩，而且是一個多情之人，擔當收獲
此重任非您莫屬。請試著用詩歌的形式把它寫下來，怎麼樣？”陳鴻當即隨聲附和，並向白居易敬酒。王質夫，山東琅邪人，隱居於盩厔縣境內的薔薇洞。由於他不慕名利，喜愛飲酒賦詩，頗有名士風度，很為白居易器重，是此時除元稹以外白居易結識的第一個知己。陳鴻，文學家，與白居易為同時的進士，兩人交遊亦甚深。
白居易對“安史之亂”本早有所感，現見兩位好友熱忱相邀，心中不禁怦然而動，當即接受了他們的敬酒。隨即白居易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質夫兄的提議我遵命，但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和傳說流傳很多很廣，內容豐富，詩歌難以言盡意盡。陳鴻兄是文章大家，請在我詩寫成後作一傳文，將李、楊悲劇用傳記方式予以詳細介紹，這樣二者互證、互補，今後流傳的效果就會更好些。”王質夫認為這是個好主意，表示讚同，陳鴻亦樂意領命。陳鴻擔心手中掌握的素材不多，王質夫講自己在民間聽到不少傳說，可以提供幫助。
關於詩歌的創意，三人認為，唐玄宗早年勵精圖治，晚年卻驕矜懈怠，重色、寵信，荒廢朝政，誘發安史之亂，弄得大唐王朝由盛而衰，人民蒙受塗炭，也造成李、楊自己生離死別的悲劇結局，教訓是深刻的。因此，詩歌的主題應是：“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陳鴻《長恨歌傳》）即要借助李、楊的故事，懲戒導致慘禍的“尤物”，阻斷違背朝綱的亂源，以作為將來的鑒戒，給後人反省與啟迪。
商議完畢，當天三人留宿仙遊寺，白居易創作《長恨歌》，陳鴻開065始構思《長恨歌傳》。不日，千古絕唱《長恨歌》便在仙遊寺誕生。歌成江
州後，陳鴻為之寫的《長恨歌傳》亦很快完稿。《歌》、《傳》相映，成為文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