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馬白居易

第三章（1 / 3）

居易由於白居易寫《長恨歌》時離唐玄宗去世僅四十六年，當今皇上是玄宗的後代，因而詩人在具體創作時對這位先朝皇帝荒淫的一麵采用比較概括而含蓄的寫法，“婉轉批評唐玄宗因為承平日久滋生的驕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並以此作為後世的鑒戒”（張中宇《白居易研究》）。這就造成了千百年來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接收《長恨歌》，一篇作品多種主題說爭論不休的奇特文學現象。

《長恨歌》全詩一百二十句，是我國文人作家創作的第一篇長篇敘事詩，“居易之前，著名的長篇敘事詩隻有《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辭》兩首。而兩詩又都是樂府民歌，文人作家的敘事長詩則一首也沒有。居易《長恨歌》的出現，不但填補了這一空白，而且藝術上也高度成熟，達到了空前的水準。盛唐大詩人李白、杜甫各有所長，有白居易所不能及處。但是在長篇敘事方麵，白居易又超越了李杜二人，並令後世的無數天才詩家為之瞠目。他以《長恨歌》和後來的《琵琶行》為代表，敘事規模宏大、意旨精妙、技法高超，已被公推為我國古典敘事詩的最高範本。”（葛培嶺《白居易》）“《長恨歌》具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節，在委曲動人的敘事中又伴以濃鬱的抒情，采用景物烘托人物心理，語言順適愜當，音調優美和諧，沁人心脾，與後來的《琵琶行》一起代表了中國古代文人長篇敘事詩的最高成就。”（蕭瑞峰、彭萬隆《劉禹錫白居易詩選評》）白居易的《長恨歌》一問世，立即風靡天下，廣泛流傳於社會的各個階層，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歌女固然唱，就是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也都唱。當時振武邠寧節度使高霞寓住在長安，打算聘用一066名歌伎到他家為賓客演唱，那位歌伎自誇說：“我能誦得白學士的第六

章《長恨歌》，哪能同其他歌伎相比！”因而增加了這個歌伎的身價。白縣

尉居易後來貶官江州，路過襄陽，恰好碰上主人舉行的盛大歌舞宴會。任上

賓客和歌伎見白走來，紛紛指著他驚喜地相互轉告說：“此是《秦中的意

外吟》、《長恨歌》主耳！”（白居易《與元九書》）很有點像今天的“歌迷”、收獲

“影迷”、“粉絲”對“明星大腕”的狂熱崇拜。清人趙翼說：“香山詩名最著，及身已風行海內，李謫仙後一人而已。……蓋其得名，在《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慨歎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甌北詩話》卷四）《長恨歌》是白居易在盩厔任上的最大收獲，它為白居易贏得了巨大的社會聲譽，奠定了白居易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067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七章“少府無妻春寂寞”白居易任盩厔縣尉的第二年（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春天，看到院子裏剛從野外移栽的薔薇，不禁觸景生情，聯想起自己三十有六，尚無妻室，便以《戲題新栽薔薇》為題，寫詩一首，傾吐自己的孤寂和思春之情：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

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

唐朝人稱縣令為明府，稱縣尉為少府。詩中講“少府無妻”，係作者自指。詩人希望移栽來的薔薇能和原先一樣，在春光裏枝繁葉茂，並早日開花，他要將新開的薔薇花當作自己的夫人相伴相依。

前麵已講到，三年前，時任校書郎的白居易曾專程從長安趕赴洛陽、符離，將母親及其他家庭成員遷回渭河北岸的下邽故裏，並在符離忍痛與相戀多時的情人湘靈姑娘黯然訣別。白居易與湘靈情感十分深厚，但由於封建門閥等級觀念的阻隔，二人未能正式結合，這使得他心靈上受到很大傷害。與湘靈訣別後，白居易一直不談自己的婚事。

在宣州鄉試時，白居易結識了楊虞卿，通過虞卿後又結識了其兄楊汝士（《舊唐書》言楊汝士為楊虞卿“從兄”，後諸多著述均據此言汝士與虞卿為“從兄弟”。查閱錢徽元和十二年所撰之楊寧墓誌，068其誌文言楊寧“有子四人：汝士、虞卿、漢公，鹹著名實；幼曰殷士，已第七

章階造秀”，說明汝士、虞卿、漢公、殷士四人係親兄弟，《舊唐書》﹃

少誤———筆者注）。從此，他們成為好友，關係十分密切。楊家自魏晉以府無

妻來為閥閱世家，名顯於中晚唐。從虞卿父親楊寧開始，楊氏一族定居春寂

寞京都長安靖恭坊。靖恭坊位於大明宮前的街東、朱雀門街的東中部，﹄這一帶是當時官員們聚居的地方。白居易任盩厔縣尉後，每次到長安大多要去靖恭坊，住在楊汝士家中。汝士、虞卿有一個妹妹，此時已長大成人（楊氏的確切年齡不可考，但從兩件事可以推測她與居易的年齡差距，約將近二十歲：一是白居易在江州寫的《贈內子》詩中說到他夫妻相對，曾以“白發”、“青娥”做比喻；二是居易在五十八歲時還生了個兒子名叫阿崔）。楊汝士的妹妹雖然沒有讀過書，但非常聰明賢惠，人也長得漂亮。白居易在與其接觸中逐漸產生了愛戀之心。

這一年的三月，白居易由於代理昭應縣尉的任務已完成，僅專事盩厔縣尉，又值春季，公務相對比較清閑，便請假住進楊家“稍事休整”。在楊家，汝士、虞卿兄弟對居易熱情接待，照顧得非常周到，但由於不了解白居易此時的真實目的，故言談中從未講起過其妹的婚嫁之事，這讓他十分煩悶。

一天夜晚，汝士、虞卿兄弟在酒席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居易回到房中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半夜，他獨自一人披起衣裳，站在庭院裏默然不語，直看著那月光下紫藤花的花影緩緩移上台階。隨後，他寫詩一首，記述當時自己的心緒：宿楊家楊氏弟兄俱醉臥，披衣獨起下高齋。

夜深不語中庭立，月照藤花影上階。

069詩人的心緒盡在“不語”之中。

江州轉眼間到了三月二十日，白居易假期將滿，不得不告辭楊家回司

馬盩厔白縣衙。臨前，汝士、虞卿設宴為他餞行。這次，三人都喝過了居

易量，白居易帶著幾分醉意吟詩一首：醉中留別楊六兄弟（三月二十日別）春初攜手春深散，無日花間不醉狂。

別後何人堪共醉？猶殘十日好風光。

“楊六兄弟”，指汝士、虞卿。汝士在其族兄弟輩中排行第六，故稱“楊六”，虞卿排行第八，稱“楊八”。此時詩人還是戀戀不舍楊家，希望能把三月過完，再度“十日好風光”，理由是擔心“別後何人堪共醉？”汝士、虞卿通過一段時間觀察，發現居易已屬意自家的小妹，小妹也對居易有愛慕之心，白居易講“別後何人堪共醉”話外有音、話中有話，於是積極從中撮合。元和三年夏天，經雙方家庭同意，白居易與楊汝士、楊虞卿的妹妹在長安喜結良緣，新房設在新昌坊白居易剛租賃的房屋，與靖恭坊鄰近。這時，白居易已在左拾遺任上。至此，白居易與楊汝士、楊虞卿的關係由好友轉為姻親。

新婚後不久，白居易曾寫《贈內》詩一首，與妻子以貧素相期白首：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

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

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

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

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

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

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

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

070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第七

章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

﹃少

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府無

妻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春寂

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寞﹄

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

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白居易同題贈妻詩有多首，這是其中最早的一首，也是篇幅最長的一首。詩的意思是講：我們今生有緣結為夫婦，同居一室，相親相愛，死後也要同葬一個墓穴，永不分離。別人尚且能以生死與共互相勉勵，更何況我和夫人您呢？春秋時齊國的黔婁本是一個貧窮的士子，其妻非常賢德，根本不把貧窮放在心上，家裏的生活過得很充實；春秋時晉國人冀缺（即成子，也稱缺，春秋時晉國大夫）一度隻是一介農夫，其妻對他尊敬得就像對待賓客一樣；東晉大詩人陶潛不懂得經營生計，其妻翟氏勤儉持家，自己打柴做飯，毫無怨言；東漢末年的梁鴻滿腹經綸，但因天下黑暗而不肯出仕，其妻孟光甘願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舉案齊眉”傳為佳話。

您雖然沒有上過學，想必這四位名士及其妻子成就丈夫的故事也都聽說過。直到這千百年後，人們還在傳頌著他們的故事，講他們是如何如何賢德的人！人生在世，知足足矣。粗茶淡飯能夠充饑，何必一定要吃什麼肥肉精米、山珍海味？粗紗粗棉能夠禦寒，何必一定要穿什麼華美精致的綾羅綢緞？夫人是個豁達之人，這些道理用不著我多說。更何況您家家風很好，祖上有遺教，要求後代保持人品的清白（據《後漢書·楊震傳》及其他史料：楊震為楊氏先祖，他在任涿州太守時，公廉守節，不受賄賂。有人饋贈，他不收，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子孫貧困，有人勸他置買田產，他說：“使後071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貽訓”即指此———筆者江

州注），而我也是一個正直能吃苦的讀書人，有幸與您剛結為夫妻，相司

馬白信一定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隻要我們甘於貧窮，守住自己的清居

易白，就一定能過得很愉快，很幸福，白頭偕老。

白居易的《贈內》詩，表達了詩人對新婚妻子忠貞不渝的愛情，剖白了自己的遠大抱負和高尚誌趣，表現了詩人純正高尚的夫妻觀。全詩語氣懇切、率直，感情誠摯、忠貞，有告誡，有表白，有懇求，有共勉，表現手法別具一格。

現在，讓我們看看《贈內》詩後幾十年間白居易與妻子楊氏的夫妻情感究竟如何。從白居易寫的大量詩文中可看出，他與楊氏婚後互敬互愛，朝夕相伴，情深意篤，以實際行動踐諾了《贈內》詩中的誓言和規勉。楊氏十分賢德，果能安貧守素，並在生活上對白居易無微不至地照顧，使他無後顧之憂。此有詩為證：當白入寢睡覺時，她忙幫助脫帽卸衣，鋪好床氈，如“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氈”（白居易《偶眠》）；白居易生病時她細心侍候湯藥，如“頭痛牙疼三日臥，妻看煎藥婢來扶”（白居易《病中贈南鄰覓酒》）；冬天來了，她照顧他的溫寒，如“妻知年老添衣絮，婢報天寒撥酒醅”（白居易《贈皇甫庶子》）；他貪杯時她勸其節製，如“劉妻勸諫夫休醉，王侄分疏叔不癡”（白居易《家釀新熟，每嚐輒醉，妻侄勸令少飲》），有時她也陪著喝上一杯，以助白興，如“身飲數杯妻一盞”（白唐易《和自勸》）；天冷時，她勸白少吟詩，不妨飲點酒，如“暖寒從飲酒，衝冷少吟詩”（白居易《老去》）；她注意做可口的飯菜，以提高白居易的食欲，如“山妻未舉案，饞叟已先嚐”（白居易《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妻弘農郡君》）；有時她還帶病親自為白居易縫製衣裳，如“貧友遠勞君附寄，病妻親為我裁縫”（白居易《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褣見寄製成衣服以詩報知》）；白居易因守母孝退居渭村，辭官停俸，靠072好友元稹等分俸接濟，生活相當貧苦，楊氏親自料理家務，使白不為第七

章衣食累身，雖然生計茫然，但過得也還閑適，如“春被薄亦暖，朝窗深﹃

少更閑。卻忘人間事，似得枕上仙。……何物呼我覺，伯勞聲關關。起府無

妻來妻子笑，生計春茫然”（白居易《春眠》）。春寂

寞再說白居易，他對楊氏亦十分寵愛，每次遠行都要妻子做伴，除﹄非萬不得已，絕不分離，亦有詩為證：白居易貶官江州，在商州等待楊氏與之同行，如“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白居易《發商州》）；在赴江州途中，他勸妻子在舟中不要望北方，以免觸景傷情，如“莫憑水窗南北望，月明月暗總愁人”（白居易《舟中寄內》）；在江州，他與楊氏相互慰藉，解除憂愁，如“白發方興歎，青娥亦伴愁。

寒衣補燈下，小女戲床頭”（白居易《贈內子》）；他任忠州刺史，又要楊氏伴隨，如“共載皆妻子，同遊即弟兄”（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到了忠州，他感到當地自然環境太惡劣，幸有妻子在身邊，給了他不少慰藉，如“仰望但雲樹，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為”（白居易《招蕭處士》）；杭州刺史任滿，他偕妻坐船回京，雖路途遙遠，但心情非常好，絲毫不覺得累，如“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豈止吾一身，舉家同燕息。……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國。妻子在我前，琴書在我側。此外吾不知，於焉心自得”（白居易《自餘杭歸宿口》）；出任蘇州刺史時，還是與妻子同去的，如“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白居易《自喜》）。回洛陽後，白居易一直做京官，直至退休，再未外出，與妻子楊氏長相廝守。唐朝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許多官員和文人與娼妓來往，不少人納妓為妾。白居易是一個風流才子，自然也戀妓蓄妓，但他從未納妾。他在《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為解釋其義》詩中說：“義重莫若妻，生離不如死。”白居易與楊氏同所有恩愛夫妻一樣，有時也會有一些小矛盾、073小口角，但由於他們彼此都深愛著對方，最後都是用溫柔的責備和江

州“幽而一默”的調笑化解了。如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冬，白居易的司

馬白第一個女兒不幸夭折，楊氏非常悲傷，心緒很不好。可能是為了散居

易心，也可能是為了調養身體，她於第二年到娘家去住了一段時間。當然，也不排除兩口子曾發生了一點矛盾，楊氏年輕，一氣之下跑回了娘家。

為什麼有這個猜測？因為他們的女兒金鑾子滿周歲生日時，白居易曾有詩紀懷，其中有幾句這麼講：“若無夭折患，則有婚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白居易《金鑾子晬日》）這本是他隨口說的玩笑話，但在一般人看來，在孩子生日時講這個話是不吉利的，是怎麼也不應該說的。偏偏事有湊巧，不幸被他言中，可能是金鑾子一生下身體就不好，剛滿三歲時竟病夭了。這對白、楊精神打擊都很大，而楊氏痛定思痛，遷怒於白居易的“不吉利”的詩句。楊氏是春天離家的，到初秋時還未歸來，這使白居易十分想念，也很有些想法，便寫了《寄內》詩一首：桑條初綠即為別，柿葉半紅猶未歸。

不如村婦知時節，解為田夫秋搗衣。

唐時習俗，凡邊戌在外或宦場的遊子，家中妻子都會在秋風起時開始為他們搗製冬衣。白居易不好明說自己的相思之苦，借怪她對自己關心不夠，“不如村婦知時節，解為田夫秋搗衣”為由，催她快點回家。這首詩以詩代書，是要寄到楊家的，白妻又不識字，可以想見，楊家人看了後定會明白其意，勸楊氏並送其回家。（此時居易尚在服孝期間，按習俗，作為孝子是不能到他人家中去的，故不能親到楊家接妻———筆者注）其時楊氏也確實還在患病期間，白居易看到回到家中的病妻，又聯想起當時家裏的困境，不禁倍增傷感和淒楚，他覺得家裏離不開楊氏，自己更離不開楊氏：“月出砧杵動，家家搗074秋練。獨對多病妻，不能理針線。冬衣殊未製，夏服行將綻。何以迎第七

章早秋？一杯聊自勸。”（白居易《秋霽》）他見妻子一直未能從痛失愛女﹃

少的憂傷中走出來，十分深情地開導她“莫對明月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府無

妻君年”（白居易《贈內》）。白居易的《寄內》詩給我們披露了他與楊氏春寂

寞近四十年夫妻生活中的這麼一段小小的“插曲”。﹄近來有些學者著文，說是從《贈內》這首詩（指新婚後不久寫的《贈內》詩———筆者注）可發現白居易“與妻子楊氏關係並不融洽”，“婚後生活並不幸福”，依據是：一、《贈內》詩是寫給妻子的，而且寫時正值新婚，但從全詩整體內容看，完全是說教，教妻子安貧守素、粗衣糲食之外，不要有非分之想，感情上非常淡薄，雖有“生為同室親，死為同穴塵”、“偕老同欣欣”句，但顯得蒼白、勉強；二、聯係到楊虞卿為人熱衷貪墨，劣跡昭著，一度成為“牛黨”有影響的人物，楊汝士後來亦是“牛黨”中人，而白居易為人忠直，厭惡“朋黨”，故對妻楊氏看法定然不好，至老存在著厭煩和淡漠的情緒；三、白居易與湘靈姑娘是“自由戀愛”，所以白居易寫給她的詩情意纏綿，情深意厚，而白與楊氏結合並非“自由戀愛”走到一起，是“失去自主的婚姻”，因而夫妻感情存在距離。

筆者對以上看法不敢苟同。其一，白居易是一個胸懷“兼濟天下”之誌、有遠大抱負的人，十年寒窗，方取得進士資格，三登科第，才開始真正步入宦途，他深知已得到的實為不易，未來的路還很長很艱辛，決不能“名既立而自廣自滿”、“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山九仞，虧於一簣”、“行千裏，始於足下”（白居易《箴言》）。此時他非常需要一個堅強的支撐和後盾，一個能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體己知音，一個無後顧之憂的平靜港灣，以便自己能在險象環生、風波不已的宦海中立住根，站住腳。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他需要一個誌同道合的“賢內助”、“廉內助”，一個能成就自己事業的“另一半”。

075此時白居易與楊氏既已結婚，就非一般寫“情詩”、“情書”的熱江

州戀浪漫階段，更何況楊氏“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與白居易在道司

馬白德修養上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因此，白居易的這首《贈內》詩，是他居

易動員妻子支持自己成就事業的“安貧守素保廉歌”，是由他“起音”，希望夫妻終生“齊唱”的“同心同誌歌”，是更高層次、更高品位上的“愛的宣言”。白居易以四位名士之賢妻與夫人楊氏相譬比，是對自己妻子的“高眼相看”。否則，此時再多的情意纏綿，再甜蜜的“卿卿我我”，對白居易及妻楊氏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當代許多有誌氣、有抱負的年輕幹部，麵對社會上的種種誘惑和“前車之鑒”，在新婚時小兩口搞拒腐保廉的“約法三章”，互相誡勉，能由此懷疑他們的關係不融洽、情感冷漠嗎？

其二，講白居易因楊虞卿、楊汝士為“牛黨”中的重要人物，因而“至老對其夫人存在著厭煩和淡漠的情緒”，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白居易於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時白居易二十八歲）在宣州鄉試時始結識楊虞卿，後通過虞卿結識其兄楊汝士。白居易與汝士、虞卿兄弟來往密切是在其任盩厔縣尉後。白居易與楊氏結婚時是元和三年，其時汝士、虞卿尚未中科舉，更談不上進仕途。虞卿元和五年進士及第，元和九年、十年任鄠縣縣尉（鄠縣，唐縣名，今陝西西安市戶縣）。

白居易貶官江州（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時，基本上沒有什麼人為之送行。楊虞卿聞訊後，立即策馬從鄠縣趕到白居易在長安的住所，其時居易已上路，虞卿又追到滻水，兩人才得以見麵，無限傷感，執手話別。白居易到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一年，時居易四十五歲），專門給楊虞卿寫一長信，詳細訴說自己被貶的經過及其真正原因，並講他心中的委屈不向別人講而向虞卿講，是因為他們是老友兼姻親，隻有虞卿才了解自己的為人，知道自己是無罪而遭貶謫的。

也就在這封長信中，白居易委婉地勸誡虞卿在待人處事上要重視別076人對自己的議論，以免“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體現了他第七

章對虞卿政治上的深切關心。

﹃少

唐穆宗以後，朝中以李宗閔、牛僧儒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德裕府無

妻為首的“李黨”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愈演愈烈，許多官員被卷入其春寂

寞中。白居易與兩“黨”的主要人物的私人關係都不錯，但他進退據義，﹄守分知時，全身遠害，不為追求權勢而損德攀附，不為進取而陷“黨”爭，兩派都不介入，取超然態度。楊虞卿站在“牛黨”一邊，當李宗閔、牛僧儒得勢時，仕途順遂，官拜諫議大夫等要職，居易從不因姻親之故與之結黨。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時居易六十四歲）四月，楊虞卿遭政敵陷害，被詔令下獄，經其弟漢公和虞卿諸子等八人以繩索自囚到殿前擊鼓訴冤，方得釋，七月貶為虔州（今江西贛州市）司馬，不久再貶虔州司戶（即司戶參軍），當年年底含恨死於虔州。聞楊虞卿死，白居易作《哭師皋》詩：往者何人送者誰？樂天哭別師皋時。

平生分義向人盡，今日哀冤唯我知。

字裏行間，白居易深切表達了他對虞卿之死的哀傷，也透露出其中的難言之隱。楊汝士元和四年中進士，元和九年前後任萬年縣尉（萬年縣，唐縣名，北宋末廢，址在今陝西西安市城區），長慶元年（公元821年）為右補闕，後遷職部郎中。唐文宗時，汝士被李宗閔、牛僧儒引薦為中書舍人，後由兵部侍郎檢校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使，終刑部尚書。

白居易不因政見不同而影響與姻兄汝士的關係，詩文往來頻繁，特別是晚年酬唱更多。在楊汝士充東川節度使時，居易有詩代妻戲賀兄嫂：“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白居易《楊六尚書新授東川節度使代妻戲賀兄嫂二絕》）並要汝士從東川寄蜀茶給他。兩年後，汝士調077任吏部侍郎，想在洛陽購置住宅退休養老，居易以詩代書，勸他買東江

州鄰王宅，好與自己比鄰而居。（時居易住洛陽履道坊）司

馬白既然白居易並未因與楊氏兄弟的政見不同而影響他們之間的居

易“老友兼姻親”的情誼，怎麼可能會由此連累妻子楊氏，導致白居易“至老對其夫人存在著厭煩和淡漠的情緒”呢？

其三，居易在符離認識的湘靈姑娘，是初戀情人，他們相識相戀，情誼很深，這是事實，但白居易與妻楊氏的婚姻也絕不是有人講的“父母包辦”、“失去自主的婚姻”。關於這方麵的情況，本書將在白到江州任上睹物思情、懷念湘靈時另有詳述。

前麵已講到，白居易首先是自己認識虞卿、汝士並結為好友，然後在楊家認識其小妹，再通過楊氏兄弟撮合，最後得到兩家家庭的認可，才與楊汝士妹妹結為夫妻的。此時居易母親遠在下邽且身體不好，對楊家情況一無所知，事先不可能有任何幹涉。楊家真正成為昌族是楊汝士任兵部侍郎以後（汝士任兵部侍郎為唐文宗開成元年，即公元836年，時居易六十五歲）。居易任盩厔縣尉時，虞卿父楊寧剛任殿中侍禦史（階從七品上）不久，可見楊家此時算不上顯貴。

居易結婚時已遷左拾遺（階從八品上），與楊寧官階接近，兩家“門第”相差不大。故白、楊聯姻符合當時“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不存在誰強誰弱，特別是白家在婚姻上“失去自主”的問題。

湘靈與楊氏年齡、文化和接受教育上有差異：從白居易寫給兩人詩的內容和語言分析，湘靈與居易年齡大致相仿，楊氏則小居易近二十歲；湘靈雖出身寒門，然可能是一位歌伎，故認得一些字，甚至略懂詩韻，而楊氏未讀過書，不識字；湘靈未受傳統觀念教育影響，在愛情上敢於追求，不受束縛，而楊氏出身名門，家教甚嚴，穩重端莊。所有這些，都導致白寫詩時因對象不同而使用了不同的表達語言，這也是造成一些人因此誤解白、楊“夫妻感情存在距離”的原078因。第七

章至於有的文章將夫妻間開玩笑的話、戲謔之語也作為兩人關係﹃

少不融洽、婚後生活不幸福的例證，那就更沒有什麼說服力。長慶元年府無

妻（公元821年，時居易五十歲）五月，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製誥，加朝春寂

寞散大夫，又轉上柱國。主客郎中，職事官名，階從五品上；朝散大夫，文﹄散官名，階從五品下；上柱國，勳官名，品級為正二品。依唐製，“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散官並同職事”（《舊唐書·職官誌二》）。因此，白居易妻楊氏得以封為弘農縣君。由於自己升官受勳，青袍改為紅袍，妻子也跟著受封，白居易心裏非常高興。一天，太陽出來老高，見楊氏還未起床，他便以《妻初授邑號告身》為題寫詩戲之：弘農舊縣授新封，鈿軸金泥誥一通。

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

花箋印了排窠濕，錦褾裝來耀手紅。

倚得身名便慵墮，日高猶睡綠窗中。

意思是說，夫人你剛剛得到弘農縣君封號的委任狀，多麼榮耀。

這委任狀光彩奪目，用的是華美精致的箋紙，塗飾的是金色的顏料，連軸卷都是金銀、珠貝等高級材料嵌飾而成。我最近常因為提高了官階而覺得慚愧，因為沒有做什麼貢獻。不知道你靠什麼功勞得到了封號？（“這還用問，靠的是夫君我呀！”白詩的潛台詞。其得意之態溢於言表。———筆者注）看，封號委任狀上蓋的章印還未幹，用紅絲裝裱的箋紙還鮮豔得能把手映紅，而你靠著剛得到的名譽地位就懶惰起來，日頭出來老高還貪睡在綠紗窗中，這也太不像話了吧！

很明顯，《妻初授邑號告身》詩講的是閨閣中夫妻戲語。這種戲語，隻能說明夫妻情意融融，絕不可拿來作為白居易“不高興”楊氏受封的“依據”。否則，這便不是詩，作者更不可能是白居易！

079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八章憲宗特力拔擢的翰林學士白居易任盩厔縣尉的第二年（即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時居易三十六歲）七月，奉命赴長安任京兆府進士試考官。白居易二十九歲進士及第，至今頭尾才七年，在縣尉任上也不過一年零三個月時間，就被調任為進士試考官，他深知朝廷此舉意味著什麼：與其說是要他考錄別人，不如說是朝廷在有意識地考察他。很明顯，他已被列為重點選拔的培養對象。否則，這麼重要的考試，朝中那麼多聞臣賢才，為何偏偏點名他這個縣尉做考官呢？

到長安後，白居易奉命先負責出考題。他絞盡腦汁，按進士試出題要求精心編製了五道策問題。這些命題，以忠君濟世愛民的儒家思想為指導，以考查實際能力立意，內容涉及如何事君、如何修身；如何用歌詩反映現實，聞於皇上，以“補察其政”；如何看待並解決官職田中存在的嚴重瞞報、虛報現象以及由於官府政策調節不當，造成農民勞而不獲、投機者不勞而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等弊政問題。

試題針對性強，聯係現實緊密，使應試舉子能很快進入“人臣”角色，在思維和言辭上有縱橫馳騁的發揮空間，又很難用言之無物的套話空話應對。監考、評卷過程中，白居易忠於職守，一絲不苟。這次考試，取蕭澣等人為進士，蕭為第一名。

圓滿完成任務後，白居易即被調任為集賢院校理。集賢院即集080賢書院，原名叫集仙殿麗正書院，是皇帝的禦書院。唐玄宗繼位後，第八

章為實現文學治國、文人執政，開展了大規模的修書運動，這裏成了整憲

宗理天下圖書、編撰政治文化典製新書的重要機關。開元十三年（公元特力

725年）四月，玄宗正式下詔將集仙殿麗正書院改名為集賢院，理由拔擢

的是：“仙者，捕風之流，朕所不取；賢者，濟治之具，當務其實。”（《唐會翰林

要》卷六《集賢院》）這道明了他改院名的政治目的，確立了集賢院兼學士

有的“儲才”職能。從此，集賢院成了知識精英的薈萃之地。

白居易此時調任集賢院校理，這個職務“並無常員，以官人兼之”（《舊·唐書職官誌》），就是說校理是沒有固定編製的設官，白居易此時的正式編製不在集賢院，仍保留盩厔縣尉的官職，並以這個身份去充任集賢院校理的職務。這很有點像現在的“帶職深造”或“掛職鍛煉”：人在新的地方工作或學習，原人事關係、工資關係不變，表現得好，即列入正式提拔對象或直接擢升任命；如不行，則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讓其回原崗原任。看得出，這是朝廷在進一步考察與培養白居易，而且頗用了一番心血，讓其任集賢院校理隻不過是對他過渡性的臨時安排。

白居易是何等慧智之人！麵對集賢院校理“掌刊緝古今之經籍”這一煩瑣枯燥的工作，他不僅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厭煩情緒，而且幹得十分認真，十分投入。通過具體的糾勘校理工作，努力“辯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發現“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積極提出自己的建議。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個月的出色表現很快得到了回報。這一年十一月四日，白居易自集賢院召赴右銀台候旨。銀台，大明宮宮門名，唐時翰林院在右銀台門內。五日，白居易從右銀台門經翰林門入翰林院，奉聖命參加入選翰林學士的測試。

翰林，本為“文翰為林”之意，指文苑、文壇，是文士聚集的地方。

但唐玄宗初時設置的翰林院，並非如此，除文詞、經學之士外，主要081是卜、醫、棋、術等各種專門技藝人員。他們統稱為翰林待詔，定期入江

州值當班，待詔於院內，以備天子召見，陪天子下棋、作畫、琴樂、吟詩司

馬白等，以一己之長為天子遊居宴樂服務。後來，唐玄宗覺得其中的文詞居

易待詔與各種“伎藝之工”的待詔並列，有些不妥。為了表示對文詞之士的倚重，遂將文詞待詔改稱為翰林供奉，取“入居翰林，供奉別旨”之意，從而把文詞待詔與其他待詔明確區別開來。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又挑選部分有文名才氣的翰林供奉改稱翰林學士，並在翰林院南另建學士院，作為學士們辦公的專門院署，因其在原翰林院之南，稱“南院”。原翰林院仍叫“翰林院”，稱“北院”，為翰林待詔或翰林供奉辦公、待命之所。南、北兩院同在一個封閉的大院，兩院之間隻隔著一條花磚道，整體上仍是一個院落。對外人而言，翰林院就是一個機關單位，所以人們常將翰林院與學士院籠統地稱為翰林院。其實，翰林院的地位無法與翰林學士院相提並論。

翰林學士院是直接隸屬於皇帝的內廷機構，主要職能是草擬詔命文書，充當侍從顧問，參決政事。根據考古工作者對唐大明宮翰林院遺址的發掘，翰林院是一個寬55米，長400米，麵積22000平方米的狹長封閉院落，位於大明宮右銀台門以北的夾城內，僅有一道小門（即所謂“翰林門”，門上有匾額，上書“翰林之門”四字———筆者注）與大明宮內部相通。翰林學士值班就在皇帝居所附近。這樣的地理位置與布局，對皇帝隨意召喚學士及密議政事非常有利。皇帝可通過翰林門隨時召學士至宮中議事，也可經翰林門親自去院中探問學士。

學士們進入翰林院供職，不需要像其他朝官那樣先經南衙三大殿（即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而是從興安門經過夾城，經由右銀台門直接進入內朝區，因而與皇帝的接觸較之其他朝官更直接、便082利、秘密。這一切都說明，翰林學士院在唐中樞決策體係中有著非常第八

章獨特的地位和功能。

憲宗

翰林學士（全稱為翰林學士院學士），是以皇帝秘書官的身份直特力

接進入王朝政治中樞的，被視為天子的親信“私臣”、代言詞臣，地位拔擢

的十分榮耀，深受士人的欽羨和矚目。唐德宗時，由於天下用兵，軍國翰林

多務，許多深謀密詔，皆出於翰林學士手筆，被人稱之為“內相”。唐學士

憲宗即位後，設置承旨學士一職，即在諸位翰林學士中選拔一名德高資深者擔任承旨學士，為翰林學士院的長官。承旨學士參謀禁密，權任獨重，往往可以出任宰相。

憲宗確立的由學士之優者———承旨學士———宰相的升遷途徑，極大地調動了學士參政議政的積極性。據統計，自德宗至懿宗9個皇帝的95年中，總共選配154名翰林學士，後來位至宰相的就有53人，占34%，其中憲宗時選配翰林學士20名，後來位至宰相的9名，占45%；自憲宗至懿宗七個皇帝的69年中，總計選拔承旨學士52人，後來30人做了宰相，占58%，其中憲宗時選拔承旨學士10人，後來做宰相的7人，占70%。（轉引自毛蕾《唐代翰林學士》、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這說明入充翰林學士已成為德宗特別是憲宗以後中央文官遷轉上進的一條捷徑，無怪乎唐朝人將翰林學士院視為“儲相”之所。

正因為翰林學士位置重要，工作性質特殊，所以朝廷特別是皇帝對其選拔非常重視，要求入選者在素質上必須具有很高的政治修養和個人品質：一要嚴謹縝密，“清重寡言”，嚴守機密，不漏禁中之語；二要清直無黨（或叫“清直無徒”），孤貞雅厚，不結黨營私。在文才上必須有很高的文章修養，有揮翰成章的文學功力，能勝任起草各類詔令文書。被挑選對象在個人品質修養方麵經“政審”合格後，即奉命入翰林院接受文才測試。這就是前麵講到的白居易按程序所083要經過的入選翰林學士的測試。

江州十一月五日，白居易接受文才測試。測試內容有：奉皇上詔命模司

馬白擬起草三道製詔（其中一製、一書、一詔），批答一份奏表，另賦詩一居

易首，當天交卷。白居易過去曾以紮實的文字功底取得“三登科第”的驕人成績，這次測試自然也難不住這位文章高手。他草擬的製詔說理透徹，行文通暢，讀起來朗朗上口，很有說服力和感召力；他草擬的批答，言簡意賅，指示明確，高屋建瓴；他寫的《太社觀獻捷詩》，用韻對仗，十分工整，熱忱歌頌了憲宗皇帝運籌帷幄的奇才大略，表達了自己對皇上的由衷敬佩之情。

白居易的試卷當天就由翰林學士院密封呈送到憲宗手中，憲宗閱後十分滿意。當他讀到白居易以“班師郊社內，操袂凱歌中。廟算無遺策，天兵不戰功”這樣的佳句讚美自己時，不禁龍顏大悅。第二天，翰林學士院院使（學士院負責監管並傳達皇帝旨意的高級宦官）梁守謙宣讀聖旨：白居易不僅是孤貞雅厚之士，且為文翰遒麗之才，宜授翰林學士。（據白居易《奉敕試製書詔批答詩等五首》自注）就這樣，白居易被順利選進了翰林學士院，授予翰林學士職，成為憲宗皇帝身邊的高級秘書。

唐製規定，翰林學士是職不是官，他必須帶有其他正式的官職名稱，才有一定的品位和薪俸。翰林學士在入院前都已任官，入院後仍帶此官銜，如其間有升遷（學士入院後必定重用升遷，且升遷速度一般都很快———筆者注），則按新官銜享受官階及薪俸，仍在院中供職。白居易此時職為翰林學士，所帶官銜是盩厔縣尉，官階為正九品下。雖然入院的翰林學士仍帶原官銜，但經濟境遇已大大優於從前，甚至優於同級別的朝官。因為他們除得到原本職俸祿外，還可獲得朝廷給予的各種固定數量可觀的“雜給”（相當於現時發的各種津貼、補貼、獎金及實物———筆者注）。所以任翰林學士後的白居易經084濟條件較之原來有了改善。第八

章白居易入學士院時，同在翰林為學士的還有李絳、崔群、裴垍、憲

宗李程、王涯，共六人。用現在的話說，他們是中央的六大秘書。偌大一特力

個大唐帝國，這六名學士真可謂寥若晨星，燦若明星。除白居易外，拔擢

的其餘五人後都先後拜相。白居易晚年回憶翰林舊事時曾有詩感歎：翰林

“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白居易《李學士

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五人中，有四人與白居易友善，關係十分融洽，且日後都給了他很大幫助。一是李絳，大白居易八歲，以監察禦史（階正八品上）充任翰林學士。他性情剛直，屢屢規勸皇上的過失，且論事很有見地，深得憲宗器重，居易很敬重他。二是崔群，與白居易同年出生，同時選入翰林院，以右補闕（階從七品上）充任翰林學士。他直言正論，憲宗曾特別規定：“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來。”（《舊唐書·崔群傳》）意思是說今後凡學士進呈文狀，都須經崔群看過並加簽他的名字後才能呈送上來，可見憲宗對其喜愛、看重的程度。白居易與崔群同在翰林五年，經常“朝案同食，夜床並衾”、“以忠相勉，以義相箴”（白居易《祭崔相公文》），感情十分深厚。白居易後來能從屈貶的江州司馬調升為忠州刺史，時為宰相的崔群幫了大忙。三是裴垍，長居易四歲，自考功員外郎充任翰林學士，比居易早兩年入翰林院，時任承旨學士。裴垍公道正派，任人唯賢，為世人稱道。憲宗在位期間所用的宰相如李絳、崔群、韋貫之、裴度等人，幾乎都是裴垍推薦的。白居易應吏部試時，裴垍是他的考官。白居易應製科試在華陽觀進行考前準備時，裴垍曾進行過指導。現同居學士院，裴又是白的頂頭上司，兩人關係自然不同一般。四是李程，年歲不詳，自監察禦史（階正八品上）充任翰林學士，比居易早四年入翰林院。他“藝學優深”，多智善辯，“滑稽好戲”（據《舊唐書·李程傳》），與居易交誼亦085厚。

江州另外還有一個叫王涯的，約大居易八九歲，始以藍田縣尉（階正司

馬白九品下）充任翰林學士。他比居易早四年入翰林院，時官已至中書舍居

易人（階正五品上）。王涯祖籍太原，可算是白居易的一個“老鄉”。由於王涯年齡最大，來院時間較長，又為“老鄉”，白居易對其很是尊重，也比較接近。後來王涯因考場“弊案”蒙冤受屈時，白居易置自己的政治前途於不顧，挺身而出，冒死在憲宗麵前為之辯護。但這位“老鄉”人品極差，在白居易最困難的時候竟恩將仇報，落井下石，狠狠踹了他一腳。白居易後來被貶江州司馬，政治人生跌入最低穀，很大程度上就吃虧在這個“老鄉”上。白居易之所以成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中的“漁翁”，而未拜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個“老鄉”改變了他的政治軌跡。這恰恰應驗了“老鄉遇老鄉，背後上一槍”那句民諺。關於王涯其人其事及其最後下場，本書將在後麵章節中予以敘述。

以上同時供職翰林的六名學士中，白居易所帶官階最低。為什麼他能由一個正九品下的縣尉破格被選拔為翰林學士呢？

第一，白居易“連登三科”，聲名才氣早已為朝廷所聞。禮部、吏部選拔人才，大都以白居易應試作的賦和判詞為標準。他的詩，已在人們口中、題壁上廣泛流傳。

第二，白居易自入長安任校書郎及後來任盩厔縣尉時，仍筆耕不止，寫了上百首詩歌。這些詩以諷喻的手法反映民間疾苦，抨擊時弊，受到當時許多讀書人和為官者的推崇，不少還傳入宮中，引起了憲宗的注意。《資治通鑒》講：白居易“作樂府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舊唐書·白居易傳》講：“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讎校（讎，校對意。讎校，即校勘整理書籍。此指白任校書郎職———筆者注）至結綬畿甸（畿甸，這裏指長安086城外的郊縣盩厔———筆者注），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第八

章時之病，補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即憲憲

宗宗———筆者注）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特力

士。”拔擢

的第三，白居易有幸遇到了勵精圖治又思賢若渴的憲宗皇帝。憲翰林

宗是安史之亂後曆朝君主中最有作為的一個皇帝，他奮發圖強，勤學士

於政事，改革弊政，削平藩鎮，恢複唐朝統一，被稱為“中興之主”。憲宗即位後，為了重振中央威權，一方麵重用宰相，發揮中樞機構的正常作用；一方麵大膽提拔一批年青的有識之士，信用翰林學士，積極充實統治政權的內部力量。他渴求有能幫他治國平天下的賢才，特別是直言敢諫之士。

白居易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非次拔擢”而做了翰林學士的。白居易後來回憶道：“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時，擢在翰林。”（白居易《與元九書》）假如白居易沒有寫那麼多規諷時事的詩並傳入宮中，憲宗不可能注意並看中這個階正九品下的縣尉。而如果憲宗沒有宏圖大略，沒有在用人上有任人唯賢的眼光、采納忠言的大度和不拘一格的膽識，白居易寫再多規諷時事的詩，也絕不可能會得到其垂青的。

第四，得益於著名長詩《長恨歌》的成功創作及巨大影響。《長恨歌》揭示了曾開創“開元盛世”的唐玄宗由於驕矜懈怠、寵妃荒政而引發安史之亂的慘痛教訓，符合憲宗皇帝決心以前車之鑒重振朝綱，恢複大唐一統的心跡。《長恨歌》又以婉諷手法寫憲宗先祖的過失，並采用民間故事傳說，使許多讀者視李、楊悲劇為真摯愛情而同情甚至於歌頌，直至神化，很好地維護了憲宗及整個大唐皇室的麵顏。這不能不使憲宗大為感動。因而不論從哪個角度考慮，唐憲宗將白居易召入翰林，都是他政治上的需要，都是用人上的一著高棋。

087正因為如此，白居易元和元年十二月創作完《長恨歌》，第二年江

州七月即從盩厔縣調長安任進士試考官，事畢調任集賢院校理，十一司

馬白月四日奉詔赴右銀台候旨，十一月五日入翰林院參加入選翰林學士居

易的測試，十一月六日憲宗下旨授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從確定為培養重用對象到正式調動任命，如果沒有《長恨歌》成功創作及巨大影響的因素，不可能如此緊湊，如此順捷。

反之，如果白居易在創作《長恨歌》時采取尖銳諷刺、直言批判的方式，揭露乃至痛斥唐玄宗“縱情聲色”、“腐朽昏迷”、“荒唐誤國”，必然會使作為玄宗玄孫的憲宗在國人麵前處於十分難堪的境地，甚至會觸怒憲宗。這樣，白居易不僅不可能這麼快回京擢入翰林，甚至會由此終結自己的政治生涯。

白居易入學士院後，憲宗給了他很高的禮遇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作為學士，在郊廟大禮及皇帝出巡時，他可以排列在皇帝身邊；在朝廷舉行重大慶祝活動時，班列中有他的位置；“凡內宴，坐次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據李肇《翰林誌》）就是說宮中設宴，學士座席的位置僅次於宰相，在其他朝官之上，以體現“侍從親近”的榮耀。

不僅如此，白居易剛入學士院時，憲宗還親賜禦食為其接風；當年十二月上旬又賜白居易“既鮮華又駭目，亦輕暖而便身”的冬衣；第二年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賜白居易參加每年一度的上巳節、重陽節曲江宴會。清明節到了，憲宗考慮到由於時令改變室內光線亦有變化，賜給他新的照明用具；臘八節，擔心白居易因天氣寒冷幹燥，手腳容易凍裂，賜給他口蠟（即護膚脂）等物品以保護皮膚；中和節，賜給他紅牙銀寸尺各一根，以便於學習和工作。白居易等人圓滿完成複試官任務，憲宗又賜禦食及布匹綢緞，特加慰問；看到白居易及同事工作出色，又破例在社日這天賜給他們禦用的上等好酒和高級餅餌，“特表新恩”；炎夏賜給他冰水、冰塊，新年賜給他新年曆書，088供其備用等等。第八

章所有這些，無一不使白居易受寵若驚，感激萬分。憲宗每賞賜一憲

宗次，他立即進謝狀（即寫給皇帝的感謝信）敘述自己的感激之情。賜特力

禦食為他入院接風時，他說自己為“聖德”、“天慈”感動得“心魂不拔擢

的寧，手足無措”、“終食且歎，捫心自驚”；（白居易《謝蒙恩賜設狀》）賜翰林

他衣服時，他說自己不配得此榮賜，“力不勝衣”，要將所賜之衣放在學士

箱子裏珍藏好，“傳示子孫”，留作紀念；（白居易《謝恩賜衣服狀》）賜他參加曲江宴會時，他說自己簡直是“榮降天上，寵驚人間”，“未知所報”；（白居易《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賜他口蠟時，他講“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微賤”，表示“必擬澡身勵節，以答鴻私”；（白居易《臘日謝恩賜口蠟狀》）賜他紅牙銀寸尺時，他認為這是鞭策鼓勵自己“逮下明忖度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而自己“屍素內慚，分寸之功未效。捧受愧畏，倍萬恒情”；（白居易《中和日謝賜尺狀》）賜給他冰水、冰塊時，他講“飲之慄慄，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惕厲，用答皇慈”。（白居易《謝恩賜冰狀》）當接到憲宗賜的布匹綢緞、酒餅、茶果、新曆日等物時，白居易都及時報告自己發自肺腑的感恩之情。

自設翰林學士職後，每朝皇帝對剛入院的學士大都會多少表示一點“賞賜”，以示關懷。但像給予那麼多，考慮那麼周到、體貼入微、富有“人性化”的，並不多見。

這說明憲宗不愧是一位“睿謀英斷，近古罕儔”（《舊唐書·憲宗傳》）的明主，很會禮賢下士，籠絡人心，為己所用。同樣，自設置翰林學士職後，入院的學士大都程度不同地獲得過皇帝的賞賜，但像白居易那樣感動得“心魂不寧，手足無措”，且每受賞賜一次必進謝狀一次的，也不多見，甚至可能是絕無僅有。因此後人研究唐代翰林學士的俸祿賞賜情況，都要將白居易的這些謝狀作為重要的史料予以089引證。這說明，白居易是一個忠實的儒家信徒，他尊王尚忠，知恩圖江

州司報，對於憲宗的知遇之恩十分感動，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忠誠、才馬

白學、能力全部貢獻給這個讓他感激涕零的君王。同時，這也說明白居居

易易對憲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早就懷有兼濟天下之誌，但一直沒有伸展自己抱負的機會與舞台。現在雖然進入了學士院，但要真正實現自己的理想還舉步維艱。因而他若要得到憲宗的更大信任、更多關懷，就必須使憲宗為自己赤誠的效忠之心深深感動。這也是白居易較之其他人在政治上更慧智的地方。

090第九章拜授左拾遺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一月六日，白居易正式調入翰林學士院工作。學士院因通內廷，密近天子，保衛工作非常嚴密，院“南北兩廳，皆有懸鈴，以示呼召”（據李肇《翰林誌》，轉引自傅璿琮等編《翰林三書》）。“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至於內夫人（唐宮廷女官名）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動，本院小判官（學士院的屬官，由宦官充任，負責院內具體事務）出受，受訖授院使（學士院負責監管並傳達皇帝旨意的高級宦官），院使授學士”。（據韓偓《雨後月中玉堂閑坐詩》自注，見《全唐詩》韓偓卷）這裏的工作條件很好。南北兩廳各設有一藏書庫，“二書庫各有錄約八千卷”，備學士查閱，另有兩間專門存放曆代詔草及製舉詞策的檔案室，供參考借鑒。為了使學士公務和夜晚值班生活方便、舒適，學士院給每位學士提供畫木架床、爐銅案席、青綺錦被、漆通中枕、氈褥、銅鏡、漆箱、大小象梳、白布手巾、紫絲履等各種生活用品，配備四位高級廚師主膳，由“內諸司供膳飲之物”。院內還種有各種樹木花草，環境十分優雅。白居易置身於翰林學士院，既有一種神秘感、得意感、榮耀感，又有一種使命感、急迫感，急切盼望自己能盡快派上用場，為皇上效命。

091草擬詔命文書是翰林學士職能的主要體現。雖說入選的學士都江

州是文章高手，但由於學士院負責起草的文書種類很多，每種文書的司

馬白書寫格式、用紙規格等都有明確規定，不同於一般官、私文書，再加居

易上詔製語言又有必須嚴格遵守的“官製術語”，不能出錯，因此，新入院的翰林學士開始都有一個了解、見習的適應過程。一般情況下，這個過程約需一年時間，經授“知製誥”銜後才有正式製作文書的資格。

可能是白居易文名才氣太大，學士院認為他不需要走這個程序，也可能是白居易主動請纓，爭取到了憲宗皇帝和學士院的特許，就在他入院的當月，便奉命代皇帝起草了《答薛萃賀生擒李錡表》。

這份批答，全文六十八字，措辭非常簡要精練，高雅大氣，寫出了憲宗即位後躬勤庶政、顧惟紀綱的治國之誌，寫出了憲宗寬政安民必先禁暴除害的治政理念，寫出了叛將李錡“大負國恩，自貽天罰”、眾叛親離的必然下場，寫出了憲宗對自己親自領導的這場平叛鬥爭取得完全勝利的得意之情，也寫了憲宗對獻賀表者的關懷慰勉。過去也曾有翰林學士入院未滿一年起草詔書的個例，但像白居易剛入院當月就起草詔書的，可能是一個特例。

由於“第一炮”不同凡響，憲宗和學士院對白居易更為器重，接二連三地給他下達草詔任務。白居易是一個進取心極強的人，受到鼓勵後更加積極努力，刻苦用心。他揮毫起草，思如泉注。從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進院，到當年年底，就起草了各類詔命文書二十三篇。

元和六年四月三日，白居易因母親逝世回鄉守喪，離開翰林學士院。

白居易在學士院供職的三年半（頭尾為五個年頭）時間裏，至少起草了各類詔命文書一百五十三篇（現白居易集保存其翰林製詔共四卷，計二百篇。除上麵提及的一百五十三篇外，另四十七篇有人疑為後人摻入的“偽作”，也有人認為除其中極少數為他作外，大部分出092於居易之手。對此，學術界目前尚無定論———筆者注）。第九

章白居易是唐朝翰林學士中起草製詔保存至今最多的。為了使後拜

授來入院的翰林學士能更好地掌握各類詔命文書的寫作要求，白居易左拾

在任翰林學士時曾“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遺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訪，寶重過於《六典》也”（元稹《酬樂天餘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詩中自注，據楊軍等選注（《元稹詩文選》）。意思是說白居易將過去和當時優秀的書詔批答詞等詔令文書，選編成一書，作為新學士學習和模仿的範本，宮中稱其為“白樸”。新學士剛入院都像尋寶般地求索此書，往往把它看得比著名的政書《唐六典》還重要，“此書至南宋時還傳世”（據傅璿琮《唐憲穆兩朝翰林學士考論》）。白居易起草的詔書及編撰的“白樸”，對規範當時官方文體具有示範意義，對文體的創新變革起了促進作用，也為後人研究翰林文化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

充當皇帝顧問侍從，是翰林學士的另一項重要職能。由於學士是皇帝的貼身秘書，參謀顧問，隨時都可能因工作需要而被皇帝召見，故學士院堅持“宿直”製度（即除了白天辦公值班外，每晚還安排一兩個學士輪流值夜班）。如皇上有事，宿直學士即時趕赴召見的地點（一般在內朝的便殿）晉見。對於“宿直”，學士們都極為重視，並在值班前盡可能做好被召見應對的各種思想準備———因為這是個別接觸皇帝，讓皇帝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極好機會。

召見的內容，主要是皇帝聽取學士對國家處理一些重大事宜、突發事件的意見、建議，供皇帝決策時參考。有時皇帝也會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隨意聽取學士的看法。有時則是學士借宿直的機會，主動爭取召見，就自己聽到的一些議論或覺得處理不妥之事，直接向皇帝上疏陳論，發表意見。若被召見，翰林學士顧問侍從的職能作用就可能得到更好的發揮；由於“零距離”的接觸，翰林學士的學識、才093能及人格修養也往往會更好地為皇帝了解，從而更快得到賞識。當江

州然，由於“零距離”接觸，學士自身的不足或與皇帝脾性相左的“毛司

馬白病”、“缺點”也極容易為皇帝發現。

居易從白居易詩文集看，從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進翰林學士院始，到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遺前，除載有反映其宿直的詩（如《鬆齋自題》、《夏日獨直寄蕭侍禦》、《翰林院中感懷王質夫》、《禁中月》等）和他自己主動密奏的一狀外，再沒有看到被召見、召對的記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可能出於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這段時間白居易負責起草的詔令文書多，任務繁重。由於“翰林學士草詔實行與朝廷視朝製度相適應的雙日工作製，即每逢雙日起草進畫，隻日宣讀製詔，遇到緊要急務則不限時間隨時聽用。為配合常朝百官立班宣政殿，翰林學士一般是在晚上值宿起草進畫的”（引自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文中“起草進畫”一詞亦見於陳仲夫點校的《唐六典》，傅璿琮等編《翰學三書》中的《翰林誌》寫為“起草進書”———筆者注）。這樣，憲宗便不好再去擠占白居易的時間。二是考慮到白居易剛來學士院，資曆較淺，對國家、宮中情況還不甚了解，要他立刻對許多重大機要事宜提出建議，不夠現實。暫時不召見，是為了讓其有更多時間熟悉朝政，以便將來更好地發揮參謀顧問作用。

應該說，這些都在情理之中。但報國心切的白居易卻由此感到落寞和苦惱。他又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既然皇上沒有召見，自己也不好在初來乍到時冒昧陳辭，多說什麼。因而有時在禁中宿直，特別是一人單獨宿直時，白居易的心緒便不是很好。入學士院的第二年（即元和三年）春，白居易在新昌坊（位於長安城東南隅，朱雀門街東第五街）租了一處房子。因新居院內植有七株鬆樹，他便將其稱之為“鬆齋”。一日宿直，除了辦些例行公事外，又是“靜坐”，白居易感到壯誌難酬，年華虛度，回房後即寫下《鬆齋自題》詩，聊以自我解094嘲：第九

章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

拜授

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左拾

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遺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

況此鬆齋下，一琴數帙書。

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

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

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

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

昏昏複默默，非智亦非愚。

一天早晨梳頭，白居易從鏡子裏發現頭上生有一根白發，怵然心驚。想到“我年三十六，冉冉昏複旦。人壽七十稀，七十新過半”（白居易《曲江早秋》詩），日月匆匆，年事蹉跎，自己雖職居內廷，卻沒有在參決朝事上有什麼作為，滿懷抱負無從實現，於是以《初見白發》為題，寫詩一首，表達自己的急迫心情：白發生一莖，朝來明鏡裏。

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

青山方遠別，黃綬初從仕。

未料容鬢間，蹉跎忽如此！

就在這時，令白居易意想不到的喜事降臨了：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時居易三十七歲）四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院院使梁守謙奉憲宗之命宣旨：授白居易為左拾遺官，仍繼續擔任原翰林學士職，並特意代皇上講了許多慰勉的話。

拾遺，諫官職，創置於唐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所謂“拾遺”，《唐六典》講，就是“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

095依唐官製，拾遺分屬中書、門下兩省，在中書省稱右拾遺，在門下省江

州稱左拾遺。與“拾遺”同時創置的還有“補闕”（“闕”通“缺”，“過闕”即司

馬白過失、缺點錯誤———筆者注），亦為諫官職，分屬中書、門下兩省，在居

易中書省稱右補闕，在門下省稱左補闕。所謂“補闕”，據《唐六典》講，就是“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因而，拾遺補闕這兩類諫官，就是在唐諫官責權體係中，相對於散騎常侍、給事中、諫議大夫這樣的中高級諫官起“拾遺”、“補闕”作用的諫官。

那麼，他們究竟“拾”什麼“遺”，“補”什麼“闕”呢？唐官製規定拾遺和補闕的職責是：“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舊唐書·職官誌》）意思是說，拾遺官和補闕官在皇帝身邊，侍從左右，主要負責諫議。凡是朝廷發布的命令、文告，采取的舉措，有不合時宜，違背民意及法度的，他們都有批評之權。大的問題可以直接參加廷議進諫，小事及個別情況可單獨向皇帝呈送奏折進言。拾遺、補闕官階雖低（拾遺階從八品上，補闕階從七品上，為唐諫官體係中品位最低的官職，也是唐職事官體係中品位較低的官職———筆者注），但由於肩負諫諍之責，可上朝言事，直接參與治政大事，且官職由皇帝與宰相親授，是清選近侍之官，為時人所重。

白居易早懷兼濟天下之誌，具有極強的政治參與欲和諫臣意識。兩年前在華陽觀為迎接製舉試而擬作策論時，他就專門設《納諫》一目，以“上封事，廣視聽”為副標題，闡述君王求言納諫的重要以及自己對諫政諫職的向往：“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廷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096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裨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第九

章他希望憲宗皇帝從諫如流，廣泛聽取各方麵意見，比如他白居拜

授易的意見：“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左拾

有可采者，陛下采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某”係白居易自指，遺後同———筆者注）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正直敢言）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白居易《策林四》）現在，憲宗皇帝果真任命他白居易做諫官了（官階也由原盩厔縣尉的正九品下升為從八品上，升了三階），這叫他怎能不感動萬分呢？他從心底裏感激憲宗對自己的知遇之恩，並以極大的政治熱情接受這個任命，希望借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

與白居易同一天接到任命的，還有他的好友崔群。崔群由右補闕（階從七品上）升為尚書庫部員外郎（階從六品上，升了四階。庫部，唐屬尚書省下的兵部，相當於現國防部下負責掌管兵器裝備的機關。員外郎，相當於現代部下屬司、局級副職———筆者注），亦繼續在翰林學士院任學士。接到任命的當天，他們倆即聯名向憲宗寫了一封《謝官狀》，感謝憲宗關懷備至，對他們提拔使用寵愛有加，表示一定奮發努力，忠於職守，報答聖恩。這封《謝官狀》呈送後，白居易感到采用兩人聯名的方式還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心意，特別是由於崔群官階比他高，因而自己要向皇上表白的衷腸在信中都被崔群的話“蓋”住了，覺得慚愧不安。於是在五月五日（《謝官狀》呈送後的十天———筆者注），白居易又自己單獨向憲宗專門寫了一封感謝信，這就是有名的《初授拾遺獻書》（以下簡稱《獻書》）。

在這封《獻書》裏，白居易以自己獨到的見解精辟地闡明了唐王朝設置拾遺官的本意，道破了拾遺補闕兩類諫官所以能以卑微之品級認真履行諫官之責的緣由，講出了皇帝想說又不便說出的心裏097話，成為拾遺補闕職能、作用最經典的注釋。在這封《獻書》裏，白居江

州易曆數自己“本鄉裏豎儒，府縣走吏”，能夠“擢居近職”、“又擢清司

馬白班”，完全靠的是憲宗的“聖慈”，因此“臣所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居

易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充分表達了他知恩懂恩，對憲宗“無任感恩欲報”的赤膽忠心。

在這封《獻書》裏，白居易將憲宗歌頌為值得“盡忠”的聖君明主，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表示自己為了憲宗天下歸心的中興大業，一定恪盡職守，直諫效忠，“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遺聞”，做一個敢言君過的諍臣。

這封《初授拾遺獻書》，較之十天前呈送的《謝官狀》，與其說是更加情深意切的感謝信，不如說是披肝瀝膽的效忠書、決心書和誓詞。後來的事實說明，白居易在左拾遺任上的兩年多時間裏，忠實履行了《獻書》中自己立下的決心和誓言，以強烈的諫臣意識參與政治，在曆史舞台上造就了自己作為一個直臣、諍臣、忠臣、賢臣的光輝形象。同時，也由於白居易忠實履行《獻書》中那種過於理想化、簡單化的匡君諫政職能，沒有考慮朝廷中須“忌諱”的各種複雜政治因素，自我保護不夠，最終被奸人所害，為執政者所不容。

為了讓讀者全麵了解《初授拾遺獻書》的內容，領悟白居易“欲謁愚衷”的良苦用心，也為了免卻大家讀原著翻檢詞典及有關資料的辛勞，這裏特將其全文意譯於後：初授拾遺獻書元和三年進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士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向陛下叩頭，一拜再拜，並冒死慎重地向您呈上一信。我恭敬地接受陛下上月二十八日的任命書：任命臣為左拾遺，同時仍擔任原先侍從陛下的翰林學士職。臣此前曾和翰林學士崔群聯名同書向陛下的任命表示感謝，由於是兩人聯名進狀，098無法講透涉及自己的一些心裏話，不能完全表達出我個人第九

章對聖上的一片忠誠，為此總感到慚愧不安。今天再次上書打拜

授擾陛下，敬請您重賜隆恩，抽空仔細看完我這封信。左拾

臣十分認真地研讀了《唐六典》，依照《唐六典》，“左右遺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就是說拾遺官是皇帝身邊供職的近臣，主要職責是勸諫。凡發現朝廷即將頒發的詔令、提出的舉措有不合時宜、不切實際或與道德、義理、法則相違者，小的問題可予以“封還”（即退回原件，不予采用———筆者注），大的過失則可在朝廷上當麵向皇帝直言規諫。這說明拾遺這個官職非常重要，被選任者責任重大。但是，拾遺職的官階卻又很低微，之所以如此，或許自有它的道理。

我理解，官做大了的一定會設法保住其高位，身份顯貴的一定注重愛護自己的名譽聲望，這大約是人之常情。而為了“惜位”，就必然不能堅持原則，得過且過，該說的話也不說；為了“愛身”，就必然處處圓滑應付，馬虎隨便，該諍諫的時候也不諍諫。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拾遺官的設置，之所以用比較低微的官階，就是使任職者覺得這個官位不值得太珍惜，其身價也不值得太在意。另一方麵，之所以非常器重被選任者，就是要使任職者對上不忍心辜負聖恩，對下不忍心愧對自己的良心。既然位不值得惜，恩不忍心負，任職者就一定能做到“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這就是我大唐王朝設置拾遺官的本意和初衷。

由此說來，這麼重要的職責，臣生性愚笨怯懦，見事遲鈍，怎麼能夠勝任呢？何況臣原本不過是鄉下一個窮書生，099府縣中跑腿的小吏，委隨心願，隻想在下層平穩地生活，從江

州來沒有奢望過能到高入雲霄的金殿中侍奉聖駕。哪裏想到司

馬白聖上竟如此慈愛厚懷，任我為翰林學士，選拔為身邊近臣，居

易給予很高的榮耀和待遇：差不多每次皇上設宴，沒有我不先到的；每次皇上給予賞賜，沒有我不先受益沾光的；宮中馬廄裏的禦馬，我可以騎之代步；宮中禦膳房裏做的飯菜，我也可以食用。聖上這樣的關懷，使我非常慚愧，半年多的時間一直忐忑不安。曆時越久，憂慮和愧疚更甚。在我寸功未報的情況下，聖上又提拔臣為左拾遺，列入官吏清貴、職司重要的“清班”。故臣被授官以來，將近十天飲食不知其味，睡覺不能安神，唯一想到的是如何粉身碎骨，報答聖上給予我的特別恩寵。但是一直沒有獲得報答的機會。如今陛下剛主龍廷，初受帝號，始創基業，日夜憂慮，勤於朝政，以求達到國家大治。每發布一項政令，每辦一件事情，沒有不切合實際、不符合道德義理及法則、不合時宜的。所以現在天下人心都敬順聖上，感到大唐中興有望，太平盛世必將重現。

不過，萬一今後朝廷在處置政事時出現了不合時宜的問題，陛下難道就不想聽到中肯的批評建議嗎？萬一朝廷提出的政令有不切實際、不符合道德義理及法則的地方，陛下難道就不想改革完善嗎？依陛下之聖明，肯定是不會的。因之，臣決心待陛下議事之際，擬頒詔令之時，如果發現稍有缺漏錯誤，關乎得失利弊，一定毫無保留地向您麵呈自己的看法，個別向您彙報我所知道的各方麵的反映，以供您決斷參考。再說臣職在宮中，不同於宮外百官，更應該對聖上竭盡忠誠，在第一時間裏向聖上報告情況和建議。臣拜伏於闕下，敬望聖上鑒察我的一片赤誠。

100由於感恩之情非常深而報恩之心又非常迫切，臣以上第九

章這些話可說是誠懇之至又惶恐之至，肯定有不當之處。就恭拜

授敬地寫到這裏。左拾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依唐朝官製，白居易此時任的左拾遺，是他遺在內廷翰林學士職所帶的官銜，主要是為著解決其“政治待遇”和薪俸標準的，人仍然在學士院任職，不需要到外麵的門下省去值班，履行左拾遺的職責。這如同近六個月來他以盩厔縣尉充任翰林學士一樣，學士是他的實際職務，盩厔縣尉是翰林學士職所帶的官銜，因而不需要重新回到盩厔縣去履行縣尉的職責。同樣的道理，白居易的好友崔群，這次由右補闕升為庫部員外郎，仍充任翰林學士，也主要是解決“政治待遇”和提高薪俸標準，而不需要到兵部下屬的庫部去上班理事。唯一不同的是，自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後，白居易的“人事編製”和“工資關係”不再在盩厔縣而改在朝廷了。

讀者也許要問，既然如此，為什麼白居易在奏狀《初授拾遺獻書》中要那麼強調拾遺官的重要且儼然以諫臣自居呢？這可能又是一個“特例”。綜合學術界對這一問題不同觀點的分析，筆者認為：第一，白居易非常看重左拾遺這個官職的授任，認為任左拾遺對自己來說是“積極參政的好時機”，“在白居易同時具有的翰林學士與左拾遺兩個官職之間，任翰林學士的白居易本人並不將左拾遺隻看作所帶官銜，而是深感皇帝寵信，也盡心於左拾遺的職責”，他把左拾遺充任翰林學士視為自己已具有“翰林學士與諫官的雙重身份”。（嚴傑《對白居易任左拾遺與翰林學士關係的思考》，載《古典文獻研究》總第八期）第二，白居易授左拾遺後，有關職能部門按相關職責例規每月發給他“諫紙二百張”，用以寫進諫的奏章。這在他人可能不會有更多的考慮，而白居易卻認為進諫章是諫官應盡的主要職責，因此對101自己初授左拾遺後未進諫章、未用完諫紙深感慚愧。例如，他在《醉江

州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一詩中司

馬白講：“始辭秘閣吏王畿，遽列諫垣升禁闈。……月慚諫紙二百張，歲愧居

易俸錢三十萬。”在《初授拾遺》詩中講：“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愧。”兩百張“諫紙”，一般都認為主要是指翰林學士的每月工作用紙。而從白詩看，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是供左拾遺寫諫章用的。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講的“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和《論製科人狀》中講的“臣今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都說明了這個問題。朱金城先生為“月慚諫紙二百張”詩句所做的箋注也認為“據此詩可知月領諫紙二百張為唐代諫官之定製”。既然如此，白居易當然覺得自己必須認真履行諫官的職責。

第三，白居易認準憲宗任自己為左拾遺，不僅僅是為了解決他的“政治待遇”和提高薪俸標準，也不僅僅是垂青於自己的文學才華，更重要的可能還是看中了他的忠誠耿直，能夠盡忠進諫。所以白居易在《初授拾遺獻書》中說拾遺“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哉”。一番謙恭後，緊接著他又向憲宗保證，作為左拾遺，他決心“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

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

白居易《獻書》呈上後，如果他作為左拾遺官這種“欲竭愚衷”的表態沒有被否定，就等於得到憲宗的恩準，這就使得忠君的白居易與圖治思賢的唐憲宗當時在進諫與納諫問題上形成一種政治默契。

白居易在授左拾遺官滿一月後寫的《初授拾遺》詩中講：“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驚近白日光，慚非青雲器。天子方從諫，朝廷無102忌諱。”這說明憲宗不僅將他作為諫臣看待，而且實際上有時也讓其第九

章隨百官上朝，與重臣為伍，一起商議國事了。

拜授

第四，左拾遺的諫官職責與翰林學士的顧問侍從職能從根本上左拾

講是一致的。元和三年四月，還在白居易以盩厔縣尉充任翰林學士遺時，聽說山南東道節度使於頔、荊南節度使裴均屢次進奉財物，企圖入朝，他便立即上疏諫言，密奏《論於頔裴均狀》給憲宗（即前麵講的白居易“主動密奏的一狀”———筆者注），表示堅決反對。在奏狀中白居易講：“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況臣以疏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說明翰林學士在重大朝政問題上是有責任有義務進諫的。既然左拾遺的諫官職責與翰林學士的顧問侍從職能不矛盾，白居易在授左拾遺後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有意將自己的工作重心轉到諫政上，又有何不可？這恰是他政治智慧的又一體現。

奏狀中講的“以疏議親，以賤論貴”，指的是白居易狀告於頔。於頔要求憲宗把長女永昌公主許配給他的四兒子於季平，憲宗不識其險惡用心，以為與於頔結為兒女親家，就可以把這個“雖有政績，然橫暴已甚”，“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淩上威下為務”（《舊唐書·於頔傳》語）的於頔拴在身邊，利用自己的威肅將其懾服，並分化其他地方割據勢力，於是下旨允準了這門親事。在這樣的情況下，白居易還鬥膽告了這位“皇親國戚”，當然是“以疏議親，以賤論貴”了。雖然憲宗後來從策略上考慮，仍對於頔、裴均作了“照顧性”安排，但於、裴二人特別是於頔謀求“重位大權”的陰謀沒有真正得逞。由此，憲宗更看出了白居易對自己的赤膽忠心，並對其直言敢諫、無所顧忌的諫臣風骨非常欣賞，這也是他破格提拔白為左拾遺的一個重要原因。

103白居易授盩厔縣尉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二十八日，任江

州（公元808年），司左拾遺官是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月同日授官馬盩厔盩厔白算得上是一個巧合。在兩年時間裏，白居易由縣尉升為尉居

易充任翰林學士，不到半年又擢升為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連續提拔，皆屬破格，這是他步入仕途最春風得意的時期，所以“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舊唐書·白居易傳》）廬山東林寺104第十章恪盡職守的諫臣“唯思粉身，以答殊寵”，是白居易在《初授拾遺獻書》中向憲宗皇帝進獻忠心的赤誠表白，也是他恪盡職守，以身許國的誓言。白居易自授左拾遺充翰林學士後，每天真是“食不知味，寢不遑安”，一門心思都放在如何指陳弊政，報答君恩上。白居易本是一個很喜歡交朋結友特別是與詩友郊遊飲吟之人，為了能聚精會神地思考問題，寫出有分量的諫章，起草高質量的詔命文書，他常常把自己“鎖”在翰林學士院，吃住都在那裏，不回新昌坊租賃的新居（當然這裏也還有內廷保密要求的因素）。即使回到家裏，他也是閉門休息，概不會客。有時多年的老友來了，實在沒有辦法，才開門迎進一會。他向友人解釋道：“晚鬆寒竹新昌第，職居密近門多閉。日暮銀台下直回，故人到門門暫開。”（見白居易《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長句之贈兼簡張大賈二十四先輩昆季》詩）。

一日，正值“休沐”（休息沐浴日，唐官員例行的休假，十天一次，相當於現在的星期日或“雙休日”———筆者注），好友張籍以為這天白居易總該在家，特地造訪，結果還是撲了個空，隻好留詩一首：“自掌天書見客稀，縱因休沐鎖雙扉。幾回扶病欲相訪，知向禁中歸未歸。”（張籍《寄白學士》詩）白居易奮力效報之心切，勤政守責的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105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白居易究竟是如何履行左拾遺的職責的。白江

州集中收有居易任翰林學士期間言事奏狀二十一篇，其中官盩厔尉充司

馬頔白翰林學士時一篇（即前節講的《論於裴均狀》），官左拾遺充翰林學居

易士時十七篇，官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時三篇。由於絕大多數諫章為左拾遺時所奏，故長期以來，人們習慣地將白居易任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稱之為“諫官任上”、“拾遺任上”。

白居易的這些奏狀，以十分強烈的諫官意識和過人膽量，對國政、朝官不當等許多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鋒芒直指貪汙、腐敗和殘暴的權貴，就是對憲宗皇帝也敢觸龍鱗，抗顏直諫，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說的“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舊唐書·白居易傳》講“居易麵論，辭情切至”，“皆人之難言者”。《新唐書·白居易傳》講他“事無不言”。後人講他是“為民請命的諫官”（王拾遺《白居易》），“奮不顧身，直言敢諫”（李希南等編著《白居易詩譯釋》前言）；“勇於向腐朽的惡勢力做鬥爭”（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前言）；“像一柄寧折不屈的直劍，放射著使邪惡勢力心驚膽戰的凜凜寒光”（子諤等著《白居易的故事》）；“居易兩年多的左拾遺生涯，在中唐、甚至在整個唐代政壇，都閃耀著動人光輝。當時社會上最大的邪惡勢力就是專權宦官、腐朽官僚和不軌方鎮（方鎮，總領一方軍政大權的地方行政長官，這裏指節度使———筆者注），而白居易則疾惡如仇，無所畏懼，對之全麵展開勇猛、淩厲的攻擊，顯示出一個正直官員的凜然大氣和犀利鋒芒，令人於千載之下後望其風采，仍然生出無限的景仰與感佩”（葛培嶺《白居易》）。這裏，限於篇幅，擇舉如下四例：一、奏《論製科人狀》，問“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這是白居易任左拾遺後上的第一封言事奏狀。元和三年四月，106憲宗為選拔以德事君、直言極諫的賢良之士，特詔令舉行“賢良方正第十

章能直言極諫科”的製舉考試。應試舉子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三恪

盡人在對策中“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據《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三》），職守

深得考策官楊於陵（時任吏部侍郎，類似現在的組織部副部長和國的諫

家人事部的常務副部長，階正四品上）、韋貫之（時任吏部員外郎，類臣似現在中央組織部、國家人事部所屬司、局級單位副職，階從六品上）賞識，認為三人“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將他們“奏居上策者”。（據《舊唐書·韋貫之傳》）楊於陵、韋貫之事後還在眾舉子麵前極力稱讚三人策語中的可圈可點之處。

按照慣例，憲宗又命翰林學士院對這次考試進行複策（即對考生的策文試卷再次進行評審）。當時學士院學士為裴垍、李程、王涯、李絳、崔群、白居易等六人，他們奉命作為複試官共同參與了“複試”工作。裴垍是承旨學士，為複試主官。複策結果與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的看法一致，遂將意見再次報告憲宗。憲宗看過報告及三人試卷，“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資治通鑒·唐紀五十三》），就是說他也很讚許，並詔令中書省從優錄用，破格安排。為了表示對六位翰林學士圓滿完成這次複策任務的“特加慰問”，憲宗還對他們賜賞了“禦食”及布匹綢緞。（見白居易《謝賜設及匹帛狀》）事情到此本已了結。可是當權的宦官認為牛僧孺等三人在對策中忤犯了他們，代表守舊官僚集團的宰相李吉甫也因三人“條陳失政”，“言甚鯁直”，連他都不放過，非常惱怒。於是由李吉甫出麵，在憲宗麵前“泣訴”，以皇甫湜是王涯外甥，王涯未作說明和回避為借口，講這次考試有弊，入選不公，應予處分；講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不僅將牛僧孺等三個“誑妄”之徒錄取，還在其他舉子麵前讚揚他們“誹謗”朝政的策語，這簡直是“同為唱誹”（據《舊唐書·李宗閔傳》）；講裴垍作為承旨學士“居中複視，無所異同”（據《舊唐書·裴垍傳》），107與楊、韋一個鼻孔出氣，沒有盡到複試主官的責任。他們還煽動一些江

州落第舉子造謠生事，中傷考策官、複試官。

司馬

白見宰相哭訴不休，這場製科考試引起這麼大風波，憲宗“不得居垍垍易已”詔命罷去複試官裴及王涯的翰林學士職，並將裴由吏部侍郎貶為戶部侍郎，官階降一階（唐六部侍郎唯吏部為階正四品上，其他為正四品下———筆者注）；將王涯由中書舍人貶為虢州司馬（虢州州治在今河南靈寶市南，離京都長安四百三十裏），官階由正五品上降為正六品下，降五階；將考策官楊於陵貶出京城，任嶺南節度使（嶺南，唐道名，治所在今廣東廣州市，離京都長安五千四百四十七裏）；考策官韋貫之貶出京城，任果州刺史（果州州治在今四川南充市北，離長安二千五百五十八裏），不久又貶為巴州刺史（巴州州治在今四川巴中市巴州區，離長安二千三百六十裏）。

這些人全部都在四月二十五日後離開翰林學士院，離開長安，赴被貶處就任。而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三人則“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就是說原來的錄取決定和從優安排的意見統統作廢，讓他們各自到指定的外州外府的官衙報到，上班打雜，而且長時間內不得調回京城任職，不得提拔重用。消息傳出，朝廷內外一片嘩然，無不為憲宗做出這樣忠奸莫辨的決定感到憂懼，一時間人心惶惶。

五月，剛任左拾遺不久的白居易隨即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向憲宗奏了一封詞情激烈的《論製科人狀》。奏狀中，他直言不諱地指出，裴垍、王涯、韋貫之等人都是“公忠正直”之士，本應委以重任，而今沒有任何過錯就遭到貶斥，以致“上自朝廷，下致衢路，眾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審，此為明白、清楚意，後同———筆者注）陛下得知之否？”又說，有人認為裴垍等人被貶，是因為他們正直無私，不肯同流合汙，而遭到奸人暗算，並非憲宗皇帝本意，“不審陛下得聞之否？”如果這個說法不確實，“陛下得不明辯之108乎？”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他還說，既然陛下明第十

章下詔令，征求直言，今牛僧孺等三人直言極諫，策語優秀，您卻不僅恪

盡不重用，“反以為罪”，這種做法與曆史上虛懷求諫的堯及漢文帝相職守

比，“此臣所以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當年您的祖父德宗皇帝即位的諫

時亦征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破格提拔敢於直言者，並將此事書臣之於國史，以示子孫。而今陛下的做法，我擔心您沒有能“嗣祖宗承耿光之道”。如果將它寫入史書，後代人將如何看待您呢？白居易進而追問道，對此“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奏狀中，白居易特別提到，複試官們在奉聖命複策時都是非常認真按規定要求辦事的，並以他自己比喻：“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為取舍”，“唯求直言以副聖心”，“雖有仇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因此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但以其直言完全符合錄取條件，就是王涯本人“亦不敢以私嫌自避”，更何況這些事情及考試經過事先都已奏明聖上，有案可查。

很明顯，白居易在這裏有意識地說明自己對這次複試亦負有責任，同時竭力為王涯、皇甫湜進行辯護。白居易在奏狀中還寫道：以上這些話，臣若不說，有誰來說？臣今日說了這些，即使有殺身之禍，也心甘情願。最後，白居易懇求憲宗“特示寬恩”，收回成命，對牛僧孺等三人按原來意見安排官職，“裴垍等依舊職獎用”。如果聖上認為他的意見不對，執意要處分複考官，那自己也應和裴垍、王涯一樣受到處罰，因為他和其他三人也參加了複試工作，“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這封陳詞慷慨的奏狀呈上後，雖未能挽回當時諸人被貶逐的事實，客觀上卻產生了正負兩個方麵的政治後果。正麵效應：白居易的奏狀雖然措辭激烈，但從根本上講是符合憲宗本意的。憲宗走上皇位伊始，雄心壯誌，渴求能幫助他革除弊政、中興大唐的賢才，這次109策試中勝出的牛、皇、李三人正是他中意的人選。但是由於他剛即位江

州不久，根基不牢，而宦官權勢極大，以宰相李吉甫為代表的舊官僚集司

馬白團又倒向宦官一邊，自己曾是依靠宦官力量登上皇位的，因此不得居

易不暫時忍痛割愛，做出讓步，這就是《舊唐書》和《資治通鑒》講“憲宗不得已”的緣由。所謂“不得已”，就是苦於暫時沒有力量、沒有辦法，違心做出決定，並不是他“糊塗”，看不清李吉甫等人的用心和圖謀。

但白居易問“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的奏狀卻使憲宗受到很大觸動，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對朝中兩派勢力鬥爭的實質及利害關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堅定了憲宗起用新進力量的決心。

就在當年九月，憲宗命裴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銜。

唐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簡稱，意即與中書省、門下省協商處理政務。唐製，門下侍中、中書令為宰相之職，其餘以他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為事實上的宰相———筆者注），信任超過以前。與此同時，李吉甫則保留“同平章事”外調為淮南節度使。韋貫之也不久被調回京城，任命為都官郎中（唐官名，屬刑部，類現在司法部下屬的監獄管理局局長，階從五品上，比被貶前官升四階），繼而為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於元和九年拜相。楊於陵於元和五年（被貶後兩年）調回長安，任吏部侍郎，官複原職。王涯不久調任袁州刺史，繼而以兵部員外郎（唐官名，類現國防部下屬司、局級單位副職）調回長安，再入翰林學士院。至於不準回京、不得重用的牛、皇、李三位，也都於李吉甫去世後（元和九年）得到起用，調回長安。牛僧孺任監察禦史，繼而為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皇甫湜仕至工部郎中。李宗閔先後任監察禦史、禮部員外郎、駕部郎中等職。

以這次製科考試事件為導火線，朝廷中逐漸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和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兩派互相傾軋，爭權奪利，長達四十餘年，史稱“牛李黨爭”。白居易的這封奏110狀，完全出於維護朝廷正義，秉公直言，無意卷入朝廷中的黨派紛第十

章爭，但在客觀上卻得罪了專權的宦官和以李吉甫、李德裕為代表的恪

盡守舊官僚集團（即後來所謂的“李黨”）。宦官和李吉甫一直忌恨白居職守

易，李德裕掌權後始終排斥白居易，都起因於此。唐武宗即位後，慕的諫

白居易名，欲召為宰相，征詢時為宰相李德裕的意見，李德裕便以居臣易“衰病不任朝謁”為由，予以反對。李德裕曾對李商隱講：白居易屢次送來的詩文作品，我都一概不看，叫人收貯在木匣子裏，我對他不滿由來已久，“其文章精絕”，擔心看了會改換對他的看法，“所以不欲觀覽”。可見李德裕對白居易的成見之深。

二、奏《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堅決反對給行賄買官者授宰相銜。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九月十日，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求朝廷授予他“同平章事”之職。他這次來京，親自押運大批金銀財寶，作為上下活動、打點之用，朝中許多大臣、宦官都被其重金賄賂，紛紛為他說好活。對於憲宗，王鍔則采用進獻厚重“羨餘”的辦法“公關”。

唐時一些地方官吏為了標榜政績，騙取朝廷信任，撈取私人好處，在國家規定的正賦以外自定無名稅收搜刮百姓，將其所得（往往是其中一小部分）進奉朝廷，“支援”中央財政，這些錢物美其名曰“羨餘”。所謂“羨餘”，就是本地區財力富足，財政收支平衡後貢獻給朝廷的盈餘部分。憲宗見王鍔出手大方，進奉給自己的“羨餘”那麼厚重，亦為之心動，打算商議同意王鍔的請求。

王鍔是個什麼樣的人呢？《舊唐書·王鍔傳》講他“自言太原人”，“附太原王翃，為從子，以婚閥自炫”，而“王翃，太原晉陽人也”，曆任容州刺史、汾州刺使、京兆尹、福建觀察使，由於戰功卓著，“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據《舊唐書·王翃傳》）。也就是說王鍔本出身111卑微，到底祖籍何處、家庭出身怎樣，人們無法從他口中了解到真實江

州情況。因王翃是太原人，且官居高位，聲名顯赫，王鍔便“自言太原司

馬翃翃白人”，編了個身世投靠王，稱其為伯父，以堂侄自居，混進了王家居翃易族。又由於王的關係，王鍔攀了一高門第人家的女兒為妻，成為乘龍快婿，他常常以此在人前炫耀自己。雖然王鍔的靠山很硬，無奈他沒讀多少書，文化底子太薄，所以王翃在世時他僅謀得湖南團練營將一職（湖南，唐方鎮名，治所潭州，即今長沙市，轄領潭、衡、郴、永、連、道、邵等州，相當於今湖南長沙市以南和廣東連江流域地區。團練，唐地方武裝，是一個預備兵性質的軍隊。團練使，地方武官，置於不設節度使的地區，掌統本區或本州軍事，常以州刺史兼任。營將在團練使屬下，負責掌統營兵）。王翃去世，王鍔又憑其老關係投靠嗣曹王李皋。

王鍔很會阿諛奏承，吹牛拍馬，特別喜歡打小報告，和人套近乎，《舊唐書·王鍔傳》講他“善探得軍府情狀，至於言語動靜，巨細畢以白皋”，因而很快博得了李皋的充分信任，“皋亦推心委之，雖家宴妻女之會，鍔或在焉”，這說明他們關係已密切到非同尋常的程度。

在李皋的極力推薦下，王鍔青雲直上，連連晉升，先後任邵州刺史、江州刺史、鴻臚少卿、容管經略使、廣州刺史、禦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兵部尚書、淮南節度使等職。王鍔雖文墨不行，但謀官有術，生財有道。在任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時，他根據當地特點（這裏廣州人與外國人雜居混處，主要從事商業交易活動，征收稅錢不是靠土地而是靠市場———筆者注），將當地居民產業所值計算其獲利實績，再以此得出按兩稅法應繳的稅額，因而大大增加了稅收的實際收入。

這些收入，王鍔除按規定上繳朝廷留地方國庫外，其餘全都進了他個人的腰包。南洋各國商船入境，他也以各種名目“盡沒其利”。

112他自己還從事經營海上貿易，大量走私絲綢、茶葉、瓷器、象牙、犀牛第十

章角及珠貝等商品，牟取暴利。他的私家商船每天能開出十餘艘。廣恪

盡州、嶺南任上八年，王鍔的私人財富大大超過了全嶺南地區的國庫職守

所有。調任淮南節度使五年，他“百計侵削”，使淮南老百姓簡直無法的諫

生存。臣為了謀官，他指令其子王稷常駐京都長安，以家財侍奉貴要，根據朝官品位高低自行確定行賄金額多少，而不需事先向他請示。王稷在長安購置多處房產，屋裏造夾牆、挖地洞，以儲藏金錢。王稷還經常大擺宴席，酒畢大發“紅包”，重賞赴宴的官員。由於賞錢“太夠意思”，一些高官每請必到，屢屢參加這種“宴遊”活動，有的清品雅流也禁不住誘惑，參與其間。

白居易對王鍔的為人及其在嶺南、淮南的所作所為早有耳聞，非常痛恨與鄙視。這次王鍔挾富甲天下的不義之財進京，厚獻進奉，賄賂重臣、宦官，謀求相位，而且誌在必得，白居易感到如讓其得逞，對國家和百姓危害太大。為了防止王鍔在跑官買官問題上打“時間差”，造成正式任命的既成事實，他連夜加班，趕緊起草了《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於九月十二日上奏憲宗皇帝，表示自己對王鍔欲謀求宰相銜的堅決反對態度。

奏狀中，他嚴肅指出：“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為不可。”接著，他揭露王鍔在嶺南、淮南兩地節度使任上不體恤百姓疾苦，隻顧自己中飽私囊的罪惡事實,並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次王鍔親自進奉“號為羨餘”的錢物，就是他“五年誅求，百計侵削”淮南百姓的血汗所得，對此朝廷內外“凡有耳者，無不知之”。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把宰相職務授給他，大家知道後可能都會說皇上是因為得了王鍔的進奉而以相位相贈的。

113白居易還擔心用錢買相這個惡劣的先例一開，各地的節度使都江

州會爭相效尤，營求相位。如果都滿足他們的欲望，則朝廷的典章大司

馬白壞，且還不會有人感恩於陛下。如不給，有人則認為皇上厚薄有別，居

易產生怨恨。更糟糕的是，這些節度使會爭著學王鍔的榜樣去剝削生民百姓，後果將不堪設想。最後，白居易要求憲宗：不論王鍔是回鎮當節度使還是入朝為官，都絕對不能加授宰相銜，因為他的出身、人品、政績都不配有這樣的資格。

由於白居易的奏狀針針見血，字字有理有據，且完全是為著維護朝綱和人民的利益，憲宗很快采納了他的意見：九月十九日，憲宗授王鍔“檢校司徒”（司徒，唐“三公”之一，此係加官，虛銜），調其為河中節度使（河中，唐府名、鎮名，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鎮）。

就這樣，前後不到十天時間，王鍔費盡心機賄謀相位的醜劇在長安黯然收場，不僅“同平章事”未得到，而且新任地方財力遠不如淮南，勢力亦受到平抑。但是，得了王鍔賄賂並極力為之效勞的朝臣、宦官卻由此與白居易結下怨恨，他們希望總有一天能出出這口惡氣。

三、奏請加“德音”，讓百姓真正得到實際恩惠。

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發生嚴重旱災。第二年春，除這些地方繼續久旱無雨外，長安城附近的京畿地區也大旱起來。一時間，赤地千裏，餓殍遍野，許多州郡陷於饑饉。麵對如此嚴重的全局性災情，憲宗感到非常恐慌，認為這是“天人感應”，自己肯定做錯了什麼得罪了上蒼，遭到懲罰，趕忙仿效曆史上有些皇帝的做法，先是下了一道《罪己詔》，緊接著又發布一道“德音”。所謂《罪己詔》，就是皇帝自責的詔書，表示自己一定認真檢討自己的過失，接受懲罰，希望神靈不要殃及黎民百姓。所謂“德音”，是特指皇帝頒發的恩詔，即皇帝發布惠民的具體內容或措施的詔命文書。憲114宗在“德音”裏，宣稱允準減免京畿府縣去年的租稅。第十

章白居易見了，覺得這樣的“德音”太虛偽，太沒有誠意，完全是做恪

盡樣子，不僅不能感動上蒼、感動人情，甚至會適得其反。於是，他邀了職守

同為翰林學士的李絳商量，並親自起草了《奏請加德音節目二件》的的諫

奏狀（“節目”，意為項目。“加德音節目二件”，即在“德音”中增加兩臣項內容———筆者注），聯名啟奏憲宗皇帝。

第一件講，陛下降“德音”，目的是要使百姓得到實際恩惠，而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減免今年災區的賦稅。不久前下的“德音”裏，卻提出減免去年的賦稅，地區也僅限於京畿府縣，這是不妥的。因為去年的賦稅，不少人已被官吏征繳。剩下未繳的，多是逃亡之戶，就是不減免，也收繳不上來。況且受災州縣甚多，減免租稅地區太少，現在農作物還長在地裏，又要繳納今年的稅租，這叫百姓如何生計？因此，他們懇請陛下“降惻隱之恩”，重新考慮減免租稅方案：一是改減免去年的租稅為減免今年的租稅；二是除京畿地區外，增加減免受旱最早、旱情最為嚴重的江淮地區的租稅，以恩澤更多災民。

第二件是建議大量外放後宮宮女。奏狀講，自唐代宗以後，後宮宮女越蓄越多，除少數被差遣外，許多人派不上用場，既白白耗費大量錢財，又使她們離隔親族，形同軟禁，過著幽閉怨曠的痛苦生活。

根據太宗、玄宗等先朝皇帝慣例，每遇災旱，必有外放宮人之舉。因此他們請求在“德音”中增加大量外放後宮宮女一項。這樣，“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

奏狀呈上後，白居易、李絳覺得還不夠，又奏請憲宗禁止各道橫征暴斂以充當進獻的貢物，禁止嶺南、黔中、福建等地搶掠良家子女賣為奴婢的醜惡現象。

憲宗為白居易、李絳對自己的忠貞和對民辛的體恤深深打動，於當年閏三月初三下詔：免除本年災區租賦，外放大批後宮宮女，杜115絕進奉，禁止掠賣人口。這完全像他們二人請求的一樣。《罪己詔》也江

州好，降“德音”也好，曆來為封建統治者收買人心的慣用手法，是一種司

馬白偽善，也是他們一種心虛的體現。能否感動天地，收到效果，人們從居

易來沒有抱多大希望。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七月，河東、河北大旱，唐玄宗就這樣表演過，並在宮中設壇席，自己親自站在烈日下曬了三天，祈求上蒼降雨，可謂心“誠”至極！然不僅河東、河北滴雨未降，九月蒲、同等州還發生了旱災。

這次可能是老天爺有意要幫憲宗的忙，事情竟如此湊巧：就在憲宗重降“德音”後的第七日（此為居易《賀雨》詩之說，《資治通鑒》講是第十日，即閏三月十三日———筆者注），天竟下起了大雨，且連降整整三晝夜，災區旱象完全解除。當時朝廷內外，全國上下，一片歡騰，“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胸”，“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都認為是憲宗頒布“德音”帶來的喜雨。作為奏請加“德音”的白居易，心中自然尤為激動，即寫《賀雨》詩一首，熱情歌頌憲宗“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皇天與後土，所感無不通”，“乃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與眾人不同的是，白居易時刻不忘自己作為近臣、諫官的職責，想得更深、更遠，他希望憲宗能以此為良好開端，堅持始終，更加虛心納諫，體恤民疾，做一個符合天意的仁愛之君：“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白居易對自己此番作為非常看重，在他本人親自編集的計有三千八百多首（篇）詩文的《白氏文集》中，將《賀雨》詩列為第一篇。後來的事實表明，白居易的良好願望太天真：他自己恪守君臣之道，“以直為忠”，而憲宗卻不能堅持從諫如流，“以明為聖”，結果不論對憲宗還是居易都造成了悲劇。

116第

四、奏《論承璀職名狀》，堅決反對讓宦官吐突承璀擔任征十章

討統帥恪

盡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九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反叛，將新任職守

。憲宗派人的保信節度使兼德、棣二州觀察使薛昌朝抓走並囚禁起來諫臣

前去開導，勸其放還，王承宗不聽詔命。憲宗大怒，於十月十一日削去了王承宗所有官職及爵位，並決定發兵征討，命宦官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軍及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四道行營兵馬使（即諸軍統帥）兼招討處置使（即特命全權負責招撫、征討的前線總指揮）。

吐突承璀，閩人，唐德宗時因其幼小清秀機靈被選“淨身”入宮，深得與之年紀相仿的皇太孫李純（即以後的唐憲宗）喜愛。憲宗繼位後，一再破格提拔他，使之從一個小小的掖廷局博士（負責教習後宮宮女書法、算術和各種技藝的教師，階從九品下）一躍而成為掌握中央禁軍大權的左神策軍中尉，權傾天下。雖然吐突承璀“性敏慧，有才幹”（《舊唐書·宦官傳》語），但對軍事和宮外之事，則一竅不通。

白居易認為這樣的任命太輕率，簡直是視戰爭和國家安危為兒戲，急忙趕寫了《論承璀職名狀》，麵奏憲宗。奏狀講：“興王者之師，征天下之兵，自古及今，從沒有讓中使（即宦官）統領的先例。如今陛下既讓吐突承璀為諸軍統帥，又為前線總指揮，所有實際大權都由他這個太監一人掌握，天下哪有這樣的任命？我擔心各地聽到這個消息後，一定會輕視朝廷；鄰國聽了，一定會譏笑大唐已無領軍之將；王承宗聽了，更加氣焰囂張。陛下難道能忍受讓後世人相互傳說曆史上任命宦官當統帥和前線總指揮官，是由您開始的嗎？我還擔心各路將領都以接受宦官指揮為恥辱，軍心不齊，功勞從何建立？這是幫助王承宗挫傷各將領的氣勢啊！陛下如果顧念吐突承璀辛勤陪侍自己的私情，讓他地位顯貴也就可以了；如果憐惜吐突承璀對您的忠誠，多賜給他財富也就可以了。至於軍政大權，關係到國家的安117危治亂；朝廷的製度，源出於先祖前朝。陛下難道寧願忍受順從宦官江

州的要求，而破壞祖先製定的法令規章；滿足別人的權欲，而自毀聖明司

馬白的形象？為什麼陛下要以一時欠周全的考量，招來天下萬世之譏笑呢？”居

易白居易的奏狀，言辭十分耿直、尖銳，而且觸到憲宗痛處，這使憲宗當時非常惱火，私下對時任承旨學士的李絳說：“白居易這小子是我一手破格提拔才得有今天的名位，而他竟對我如此無禮，我實在難以忍受！”李絳是讚同白居易觀點的，也深知皇帝對下臣如此看法將導致什麼結局，連忙勸解說：“居易之所以不避生命危險，事無大小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正是為了報答陛下的厚恩，而不是輕薄之徒的無禮狂言。陛下要廣開諫諍之路，就不要阻止像居易這樣的逆耳忠言。”憲宗這才緩下聲色，沒有治白居易的罪。

緊接著，許多大臣也都紛紛進言，極力反對吐突承璀的任職。憲宗沒有辦法，隻好免去吐突承璀四道兵馬使職務，改稱其所任的招討處置使為招討宣慰使（即慰勞特使），但仍掌兵馬統帥大權。

後來的事件發展，果然不出白居易所料。由於吐突承璀不懂軍事，指揮無方，完全沒有威信，軍隊士氣低落，與王承宗的叛軍作戰屢屢失敗。到第二年三月，官軍與叛軍相持不下，成膠著狀態。白居易作為翰林學士，從王承宗反叛，到最後朝廷罷兵，自始至終擔負著與討伐王承宗有關詔書的起草及表疏批答工作，對軍事進程及事態的發展了如指掌，料定征討取勝毫無希望，即向憲宗進狀，建議迅速罷兵。

奏狀呈上後，憲宗不予理睬，白居易看到形勢非常嚴峻，於五月十日又進《請罷兵第二狀》，指出這場戰事“人意或望成功，今看事勢，保必無望”，“速須罷兵”，如果再猶豫遲疑，不僅白白耗費大量資財和糧食，造成國力空虛，還可能招致外敵乘機入侵。他疾呼：既然終究都要罷兵，為什麼不及早罷兵呢？

第二狀又是石沉大海，沒有回音。白居易見形勢越來越嚴重，心118急如焚，於六月十五日再進《請罷兵第三狀》。這次，他抱定“待罪”的第十

章決心，做了最壞的思想準備，向憲宗攤牌：據此事勢，萬無成功可能。

恪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待？我猜想陛下剛決定發兵時一定是將盡職

守勝算看得太容易了，現在久討無功，進退兩難。然大唐有天下二百的諫

載，陛下承祖宗社稷於十一代之後，怎麼能以小憤而忘國家大計？怎臣麼能因小恥而不顧國家前途？臣前後已呈送三狀，文不下千言，話講得既多，也極其懇切。陛下如果覺得我的意見不對，用心不忠，且又喋喋不休，多有冒犯，我願意立即接受治罪。如果認為我的建議是正確的，所言出於忠心，那麼陛下為什麼要明知正確而不聽取，明知忠言而不采納？現在，要麼請將本臣治罪，要麼請陛下下令罷兵。望陛下將臣此狀讀上一二十遍，判明是非，速做決定。

一個臣子敢要皇帝將自己寫的奏狀反複閱讀一二十遍，以免把握不住精神實質，這在中國曆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為了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白居易簡直已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第三封奏狀呈上後，一次，憲宗召集群臣討論形勢，白居易當眾與憲宗發生爭執，大聲說：“陛下誤矣！”憲宗聽後氣得臉色鐵青，立即停止談話，拂袖回宮。他召來李絳，說：“白居易這個小臣如此出言不遜，必須立刻將他逐出翰林學士院！”李絳說：“陛下能夠容納直率的進言，所以群臣才敢竭盡忠誠，不隱瞞自己的看法。白居易的話雖欠思考，但本意還是進獻忠心。倘若陛下現在將他處以罪罰，我擔心天下人都會要緘默不語，這可不是君王開拓視聽、顯揚自己至上德行的辦法啊。”憲宗聽了李絳的勸告，不僅沒有對白居易治罪，而且在表麵上還裝得“待居易如初”。（據《資治通鑒·唐紀五十四》）半個月後，憲宗找到一個“保全麵子”和“下台階”的機會：在王承宗表示“歸順”、“悔過自新”後，下詔恢複他的官爵和一切待遇，雙方罷兵休戰。雖然憲宗最後的罷兵是不得已之舉，但白居易三封措辭強烈的奏狀對其做出罷兵的決定無疑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119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十一章另一種形式的奏章白居易因寫諷喻詩得到憲宗的賞識，被召為翰林學士，這對他鼓勵很大。入翰林學士院，特別是授左拾遺後，他除了上書進諫外，便以更高昂的政治熱情投入到諷喻詩的寫作中。現白集中收存其諷喻詩一百七十二首，大部分就創作於這一時期。

在解釋此時有目的、有係統地大量創作諷喻詩的動機時，白居易說：“擢在翰林，身為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複平生之誌。”（白居易《與元九書》）意思是：我被提拔為翰林學士，任左拾遺，身為諫官，每月親手領取一定數量的諫紙，作為草擬奏章之用。除了寫奏章直接向皇帝陳述意見外，有能夠幫助人民解救疾苦、彌補時政缺失，而又難於明言直說的事項，就用寫詩的方式表達。想漸漸傳送到皇帝的耳朵裏，讓皇帝知道。這樣，首先是可以開闊皇帝的見聞，對他考慮和處理國家大事有所幫助；其次是能夠報答皇帝的恩寵獎勵，盡我諫官的職責；最後是借以實現我平生振興詩道的誌願。

很明顯，白居易是有意識地將諷喻詩作為“救濟人病，裨時補政”的工具，把奏章和諷喻詩同視為盡其諫官職責的手段。因而，在白居易的心目中，諷喻詩就是他另一種形式的奏章。

120白居易的諷喻詩，題材相當廣泛，幾乎對於社會上每個值得注第十

一意的問題都接觸到了。尤其是元和三年至四年創作的《秦中吟十首》章另

及元和四年開始創作的《新樂府五十首》這兩大組詩，對當時的諸多一種

政治弊端和嚴重社會問題都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揭露和勇敢鞭撻，具形式

的有非常強烈的諷刺性和戰鬥性，真可謂“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奏章

（白居易《傷唐衢》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詩）先看《秦中吟》。

在《重賦》詩中，詩人揭露當時地方官吏為了討得皇帝的歡心和寵愛，在正稅之外還巧立名目，搜刮民財，以“羨餘”為名，向皇帝進貢。而皇帝竟設置專門的府庫收存這些貢品。無休止的“斂索”，使老百姓的負擔更加沉重，生活更加痛苦，風雪夜“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並入鼻中辛”。當農民織的絹還不滿一匹、繅的絲還不足一斤時，就有人逼迫著拿去納稅。農民冒著風雪前去納稅，無意中發現官庫裏堆積著大量名曰“羨餘”的帛繒絲絮，準備進獻皇帝，不禁怒火中燒。詩人借農民之口，痛斥這些人是“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矛頭所向，直指斂索“羨餘”以邀寵的買官者，同時也委婉地暗刺了至尊的皇帝。

在《輕肥》詩中，詩人以“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為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樽罍（盛酒的器皿———筆者注）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擘，分開、剝開———筆者注）洞庭桔，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十四句，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宦官乘肥馬、衣輕裘、食山珍、飽海味，飛揚跋扈，盡情行樂的驕奢生活，然後他筆鋒驟然一轉，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二句結束全篇，真可謂“結句鬥絕，有一落千丈之勢”（《唐宋詩醇》），引人深思，有力揭示出了二者之間深刻的聯係。

121在《歌舞》詩中，詩人集中描寫大雪天官吏們退朝後的生活，著江

州重揭露朝廷執法官員的靡費揮霍，玩忽職守。這些身著“朱紫”的公司

馬白卿，有吟風賞雪的雅興，無忍饑受凍的憂愁，所關心的隻是營造自己居

易的高宅大院，所追求的唯有享樂遊玩。退朝後，他們相約“紅燭歌舞樓”，掌刑獄的秋官是宴會主人，掌審判的廷尉是主賓，其他官員作陪。酒酣興濃，眾官員與歌舞女“歡酣促密坐，醉暖脫輕裘”，“日中為樂飲，夜半不肯休”，通宵達旦，縱樂不休。緊接著，詩人用“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兩句責問結尾，與前麵描寫形成強烈對比，使人們看清那些屍位素餐、草菅人命者的殘酷麵目。

閿鄉，唐縣名，在今河南靈寶縣西北。白居易元和四年了解到閿鄉、湖城等縣長期關押著數十名因欠官債而屈遭囚禁的“犯人”，他們由於受到非人待遇，有的已身死獄中。白居易即寫《奏閿縣禁囚狀》，請求憲宗皇帝“特降聖慈”，一律赦免釋放。白居易在奏狀中提醒憲宗：這絕不是個別縣的問題，可能不少州縣的禁囚情況比這裏更為嚴重。為了救民於水火，白居易上此狀同時又賦此詩，兼用上疏直諫與詩諫兩種手段，可見其對當時司法係統黑暗的痛恨，對受冤百姓命運的關切。

在《傷宅》詩中，詩人嚴厲抨擊了許多高官顯宦競相在京都長安靡費萬金，大興土木，營造華麗私第的奢華風氣，質問這些人：“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並諷刺說，“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正告他們，不憫恤貧困，一心隻想自家奢靡的人必將很快陷於自敗，絕不可能保“千年榮華”。

在《不致仕》詩中，詩人形象描繪了年邁官員勉強支撐身子上朝時的窘狀，影射時為宰相的杜佑等高官貪戀祿位、熱衷仕途，年過七十還不肯按規定退休，勸誡他們“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應及早辭官。這首詩提出了當時社會一個帶普遍性意義的問題，引起廣泛122共鳴，深深刺痛了那些年邁不勝職的大官僚及其後人。第十

一再看《新樂府》。章另

繼完成“一吟悲一事”的《秦中吟十首》組詩後，元和四年，白居一種

易即投入“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的《新樂形式

的府》組詩的創作（見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並序》）。這組詩，規模宏奏章

大，計五十首，每首“因事立題”，首首諷喻規刺，“可以看作他對社會政治問題的一係列諫諍之詞”（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這裏舉五首為例：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幹。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裏胥方到門，手持尺碟榜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除、減免）免恩。

這首詩，通過家住京城附近一老農在大旱之年的不幸遭遇，揭露出州縣地方官吏明知災情嚴重，農民陷於困境，仍隱情不報，加緊橫征暴斂，為自己考績升官撈取資本的罪惡行徑。皇帝免租的詔書下達後，他們又故意拖延時日，直到“十家租稅九家畢”的“昨日”才公布命令。說明要真正解除“農夫之困”，善政及民，就必須解決“中梗阻”、“下梗阻”的問題，堅決懲治地方上這些餡上欺下，比“鉤爪鋸123牙食人肉”的豺狼還凶殘的官吏。

江州賣炭翁司

馬白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居易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這首詩，揭露了“宮市”製度的罪惡。所謂“宮市”，實際上就是皇帝派宦官在宮外公開掠奪民間財物的一種方法。本來宮中用物有專設的官吏采辦，但從唐德宗貞元末年開始，改由宦官直接到市上去“購買”。他們派幾百人經常到長安東西兩市去察看，看到合意的東西，就稱“宮市”，強行賤買，甚至生搶硬奪，常常弄得賣主空手而歸。

詩中描寫“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的一個以砍柴燒炭謀生的老翁，在冰雪嚴寒的冬天，將自己燒的炭運到長安集市上去賣。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盡管自己穿著單薄，他還是希望天寒炭貴，以便多賣幾個錢，好換取衣食。不想宮廷太監們蠻橫跋扈，僅用半匹紗、一丈綾就把千餘斤炭強行拉走了。

“宮市”製度直接關係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有人敢過問，白居易卻通過《賣炭翁》這首詩，將這一弊政的本質、危害以及宦官的卑劣行徑大膽地揭示於天下，企圖引起朝廷的注意，予以革除或改進。

124紅線毯第十

一紅線毯，擇繭繅絲清水煮，揀絲揀線紅藍染。章另

染為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一種

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鋪。形式

的彩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奏章

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

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

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

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這首詩先細述宣州織造的紅線毯要經過“繅”、“染”、“織”等複雜工序，有大、精、豔、香、軟等特點，是極為精致的工藝品；接著寫宣州太守為了討皇帝歡心，挖空心思，又增添新的圖案花樣，不惜民力物力，趕製出貢品進獻朝廷；然後寫如此繁複勞動的成果，僅僅是供宮中美人歌舞，而“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地沒”，絲毫不加愛惜。最後他憤怒地斥責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鋒芒直指殘民媚上邀寵的州郡地方官，同時也委婉諷刺了作為貢品接受者的皇帝，反襯出最高統治者奢靡的享樂生活。

官牛官牛官牛駕官車，水岸邊船載沙。

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

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

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汙馬蹄。

125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

江州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司馬這首詩通過“官牛”載沙鋪路這件事，對唐代官場的陋習進行諷白

居刺。唐製，凡官員拜相，京兆府就要令民夫運沙鋪路，從新任宰相私易

宅門口一直鋪到城東街附近上朝處，稱作“沙堤”，目的是“恐怕泥塗汙馬蹄”。詩中以“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出血”的牛、馬不平等，暗示它們的主人———宰相與窮人不平等，諷喻新任宰相一上來就擺架子，裝腔作勢，勞民傷財，希望他們“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真正負起治國安民的重任，切莫辜負天下蒼生。

秦吉了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

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

昨日長爪鳶，今朝大嘴烏。

鳶捎乳燕一窠覆，烏啄母雞雙眼枯。

雞號墮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

豈無雕與鶚？嗉中肉飽不肯搏。

亦有鸞鶴群，閑立颺高如不聞。

秦吉了，人雲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

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閑言語！

這是一首旨在“哀冤民”的以鳥喻人的寓言詩。詩中運用比擬象征的手法，將雞燕比作生活在社會最下層的善良老百姓，他們受盡淩辱，無處申冤；將長爪鳶（一種凶猛的鳥，俗稱鷂鷹、老鷹）、大嘴烏（烏鴉的一種，性貪食，凶猛）比作以強欺弱、以大壓小、魚肉百姓、殘害無辜的官吏和惡霸豪強；將雕（猛禽類，嘴爪強大銳利，捕食野兔山羊等）、鶚（俗稱魚鷹，性凶猛，捕魚為食）比作禦史台、刑部等掌管糾彈、刑罰的上層官員，他們飽食終日，不履行監察、懲治職責，甚至126助紂為虐；將鸞（古代認為如鳳凰一類的神鳥，羽毛五彩，常作為吉第十

一祥的象征）、鶴（即白鶴，亦稱仙鶴，古人常將其喻有才德之人或儀表章另

卓然出眾者），比作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及翰林學士院等職位清一種

高、掌握樞要的高級官員，他們對冤民不聞不問，安閑旁觀；將鳳凰形式

的（傳說中的百鳥之王）比作至高無上的皇帝。奏章

秦吉了（即鷯哥，產於嶺南，能學人說話）是本詩諷喻的重點，詩中將其比擬為職掌諷諫的大小諫官。它們衣冠楚楚，“彩毛青黑花頸紅”；聰慧機智，能言善辯，“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是“鳳凰”身邊負有言事之責的“諫官”、“寵臣”。可他們平時隻會溜須拍馬，粉飾太平，用閑言碎語嘰嘰喳喳地奏些不痛不癢的奏章，當百姓們蒙冤遭難時卻不敢站出來主持正義，向皇帝報告實情。這首詩幾乎對當時封建統治集團中各個階層的官吏都進行了辛辣的揭露和諷刺，等於否定了王朝的整個吏治，陳寅恪先生在《元白箋證稿》中說：“此篇所諷刺者至廣，而樂天尤憤慨於冤民之無告，言官之不言也。”我們再來看《秦中吟》、《新樂府》以外的諷喻詩。

如《宿紫閣山北村》，作者以自己遊覽紫閣山宿山北村農家的親身見聞，如實記敘宦官掌握的神策軍（皇帝的禁衛軍之一）在京郊胡作非為，搶掠百姓的罪行：晨遊紫閣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見餘喜，為餘開一樽。

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

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

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

主人退後立，殮手反如賓。

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

127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

江州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

司馬

白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居易這簡直是一幅觸目驚心的“搶劫圖”！詩中身著紫服的神策軍軍官帶著十餘名凶惡兵丁在光無化日之下“挾刀斧”闖入一老農家，對時為翰林學士、左拾遺的“我”不屑一顧，“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嚇得“主人（即老農家）退後立，斂手反如賓”。這些暴卒在堂上大吃大喝，還命屋主人砍掉自己苦心種植三十多年的“奇樹”。他們振振有詞地宣稱自己是“神策軍”，為營造宮殿奉命前來采伐木材。

為什麼他們能如此有恃無恐呢？

作者以勸“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的點睛之筆，道破個中緣由：原來他們的主子是正深受皇帝寵信的神策軍中尉（即宦官吐突承璀，時任左神策護軍中尉，白居易曾上《論承璀職名狀》、《諫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王承宗疏》，堅決反對朝廷讓他做軍隊的統帥———筆者注），權力很大，惹不得。詩的鋒芒所指由眼前的暴卒到掌握軍事大權的神策軍頭目，直至憲宗皇帝，無所顧忌。怪不得當時“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白居易《與元九書》）。

又如《哭孔戡》。孔戡是當時有名的敢於忠言直諫的官吏，曾任澤潞節度使盧從史的掌書記。盧從史與王承宗、田緒兩藩鎮相互勾結，陰謀叛亂，命孔戡草擬文告，攻擊朝廷。孔戡不肯，與之據理相爭。盧從史大怒，孔戡孔托病辭職回洛陽。盧從史懷恨在心，上書憲宗誣告孔戡。孔戡被冤抑鬱，於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在洛陽含恨而死，時年五十七歲。白居易在長安聽到他的死訊，非常悲憤，當即寫下這首詩：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

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

128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幹。第十

一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弦章另

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為難。一種

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形式

的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奏章

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

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閑官。

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

形骸隨眾人，驗葬北邙山。

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

賢者為生民，生死懸在天。

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

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

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詩中讚頌孔戡“非義不可幹”、“其道直如弦”的忠直剛烈；對他“沒齒為閑官”，始終不得重用，沒有機會能麵君直諫感到惋惜；借眾人對孔戡的議論，影射朝廷壓仰賢才、重用奸佞庸才。最後六句以問天的方式，表示出對孔戡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對皇帝用人標準的質疑和強烈不滿。這首詩一問世，立即在當時官場上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怒形於色，很不高興。

《哭孔戡》詩寫後不久，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彈劾貪官，觸犯近臣，被貶到江陵。白居易為此胸中十分鬱悶，獨自來到長安城中的遊樂勝地樂遊園（又名樂遊原、樂遊苑，地處長安大雁塔東北）散心，不想觸景生情，更引發對小人得誌、直士受壓抑的不平之慨，於是寫下《登樂遊園望》詩：獨上樂遊園，四望天日曛。

129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

江州愛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

司馬

白耳目暫清曠，懷抱鬱不伸。

居易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

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

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荊門。

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

這首詩寫黃昏時樂遊園勝地天日昏暗，煙雲籠罩，喻宦海政治環境險惡。詩中以“愛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喻“獨”自登高，是為了拋開周圍令人窒息的“塵垢濁氣”；以能看到高聳入雲的天子宮闕，看到熱鬧繁華的街道，看到滿眼的麗車駿馬，就是看不到誌同道合的友人相對比，訴說自己“懷抱鬱不伸”的原因及傷感；以“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荊門”與“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對比，諷喻誌士沉淪，小人得誌。當正直之士或不得誌而卒，或遭貶謫之時，那些齷齪小人卻春風得意，駟馬高車，奔走於皇宮大道。這首詩流傳後，當時一些執掌朝政的權貴氣得緊扼手腕。

除上述詩例外，直接對皇帝的行為提出批評勸誡的，還有《七德舞》、《采詩官》、《鴉九劍》、《海漫漫》、《太行路》、《道州民》、《百煉鏡》、《八駿圖》、《驪山高》、《隋堤柳》等；對各種官員、時政批評的還有《司天台》、《捕蝗》、《城鹽州》、《鹽商婦》、《紫毫筆》、《黑潭龍》等；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麵反映人民疾苦的還有《上陽白發人》、《母別子》、《陵園妾》、《陰山道》、《澗底鬆》、《縛戎人》、《繚綾》、《買花》以及本書前文已講到的《觀刈麥》、《新豐折臂翁》等；對一些社會風氣習俗批評的有《議婚》、《立碑》、《胡旋女》、《井底引銀瓶》、《兩朱閣》、《時世妝》等。

白居易寫的諷喻詩，“無論詩歌的數量，詩歌反映社會的廣度，130詩歌思想內容的深度，詩歌藝術的高度，都可以和杜甫並列，遠遠為第十

一其他唐代詩人所不及”（李希南、郭炳興《白居易詩譯釋》前言）。白居章另

易寫的諷喻詩中，“廣大的農民、手工業工人、被壓迫婦女、出身地主一種

階級較低層的詩人以及各種藝術家，是白氏同情、聲援以至歌頌的形式

的對象。另一方麵，壓在這些人頭上的龐大的封建統治集團當權派及奏章

其爪牙，上自皇帝、大宦官、宰相、節度使、州刺使、縣令，下至鄉吏、裏胥，則都是白氏揭露、批判和鞭撻的對象”（王汝弼選注《白居易選集》前言）。

白居易寫的諷喻詩，本意是“寄希望於詩歌的力量，希望借助詩歌的諷喻作用，感動皇帝，由皇帝來改革弊政”（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可是在客觀效果上，‘諷喻’或規勸卻變成了揭露和諷刺。由於客觀的現實社會太黑暗了，作者情不自禁地把他諷刺的火焰、他的尖銳的筆鋒，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統治者；在客觀上，他成了被壓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的代言人”。（王士菁為顧學頡、周汝昌選注《白居易詩選》所寫的前言）“在那些詩裏，他的諷喻不是托諷，不是興寄，而是直諫”，“實際上就是詩的諫書”（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正因為白居易將詩歌補益時政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因而“白居易禍必臨頭，乃勢在必然”（華岩《風采何浩博———白居易》，為鄭永曉《白居易作品賞析》一書所寫的前言）。

131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十二章接踵而來的打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時居易三十九歲）二月，河南尹（尹，官長的泛稱。河南尹，即洛陽行政主官）房式涉嫌欺詐的嚴重違法犯罪事實被揭露，激起民憤。白居易的摯友、當時派駐洛陽的監察禦史元稹不避權勢，態度堅決，用“飛表”形式急奏朝廷將房式拘捕審查。與此同時，為了平息民憤和預防不測，在沒有得到詔書批示前，元稹決定先停止房式的職務，罰其一個月的俸薪。

河南尹，官階從三品；監察禦史，正八品上。朝官中一些人不了解案由，認為一個八品小官未經批準擅自停了三品大員的職，是逾越職權、專橫擅權，反應強烈。加上元稹自任監察禦史以來，由於鐵麵無私，秉公辦案，得罪了不少權貴，這些人便以元稹“擅權”處理房式為口實，大做文章，借機進行報複。朝廷在這樣的情況下做出了明顯偏袒房式的決定：扣罰元稹三個月的俸薪，將其召回西京長安。對房式的問題則敷衍了事。

聖命難違，元稹“泣血西歸，無天可告，無地可依”（見元稹《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屈離洛陽赴長安。途中，元稹宿敷水驛（唐驛站名，址今陝西渭南市華陰市西），驛館安排他住“上廳”（即接待處的高等級房間）。夜間，宦官劉士元也來到驛館。按照慣例，禦史先到館驛，住上廳,中使（即宦官）後到，住別廳；反之，如中使先到，住上132廳,禦史後到，住別廳。（據《唐會要》卷六一《禦史台》中《館驛》文）可第十

二劉士元竟蠻橫無理，非要將已住下的元稹趕走，自己住上廳。元稹自章接

然不肯，劉士元便破門呼罵而入，大打出手，將元稹趕出上廳。元稹踵而

顧不上穿靴，僅著襪子逃到廳後，劉士元又追到廳後並用馬鞭將其來的

打臉部抽傷。擊回到長安後，朝廷竟顛倒是非，庇護宦官，以元稹“少年後輩，務作威福”和“少輕樹威，失憲臣體”的罪名將其貶為江陵士曹參軍（江陵，唐府名，治所在今湖北荊州市江陵縣，離京師長安一千七百三十裏。士曹參軍，府佐吏名，“掌舟車宅舍及百工諸事”，相當於現在設區市負責交通、城建等工務工作的正處級行政主官）。翰林學士李絳、崔群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憲宗麵前申論元稹無罪，憲宗不聽。

白居易為了好友，更為了伸張正義，向憲宗連上三狀，為元稹申冤。

在《論元稹第三狀》中，他用了七百四十多字的篇幅論列是非，以無可置辯的事實申述元稹有不應貶官的三項理由，指出：“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禦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懇切的言辭裏隱含著對憲宗的批評。憲宗對白居易的奏章不議，不批複，置之不理。

白居易竭盡心力，終究未能挽回元稹的不幸，這對他打擊很大。

通過這件事，白居易不僅進一步看清了宦官的驕橫、舊官僚集團勢力的凶惡和吏治的黑暗，同時也敏銳地覺察到憲宗對他的直言無忌已產生反感，自己正處於被疏遠和不信任的境地。他在寫給好友、當年與自己同榜進士吳丹的詩中說“主恩信難報，近地徒久留。終當乞閑官，退與夫子遊”（見白居易《贈吳丹》詩），流露出失卻君恩、壯誌難酬的悲愴情懷。憲宗命當時著名畫家李放給每位翰林學士畫像，白居易借觀看自己的畫像排遣他難為官場所容的痛苦：133自題寫真江

州我貌不自識，李放寫我真。

司馬

白靜觀神與骨，合是山中人。

居易蒲柳質易朽，麋鹿心難馴。

何事赤墀上，五年為侍臣！

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

不惟非貴相，但恐生禍因。

宜當早罷去，收取雲泉身。

四月，白居易左拾遺任職期滿，例當改官。一天，憲宗通過崔群轉話白居易：“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舊唐書·白居易傳》）意思是說，白居易官職低下，俸薪太少，但限於其資曆和聲望，不能超越正常等第安排，他想擔任什麼樣的官職任憑自己的意願報請上來。當月二十六日，憲宗又命宦官梁守謙向白居易宣旨，再次重複他讓崔群傳的話，並要居易寫一個《陳情狀》，報告自己對職位安排的具體想法。

即日，白居易按憲宗旨意進呈《奏陳情狀》，以“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為養；藥餌或缺，空致其憂”為由，援引德宗時薑公輔之例，請授京兆府戶曹參軍（京兆府佐吏，相當於現在首都北京市民政部門主官，或市政府分管民政工作的副秘書長）。薑公輔，亦曾為左拾遺、翰林學士。歲滿改官，他以母老家貧，京兆府判司（唐代州郡諸曹參軍稱為判司———筆者注）俸祿稍高，可以養親為由，上書德宗請求以翰林學士兼京兆尹戶曹參軍，獲得恩準。白居易也想和薑公輔一樣，求得“資序相類，俸祿稍多”的京兆府判司。

憲宗很快批準了他的“請求”。五月六日，梁守謙宣旨，授白居易京兆府戶曹參軍，仍為翰林學士。京兆府戶曹參軍，官階正七品下，比左拾遺高五階；月俸五萬餘錢，祿米每年二百石，比左拾遺豐厚134（左拾遺年俸為三十萬錢）。當日，白居易給憲宗寫《謝官狀》謝恩，表第十

二示願將“犬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麵對升官加俸後賀客盈門，白居章接

易以《初除戶曹喜而言誌》為題，抒發內心的感受：踵而

詔授戶曹掾，捧認感君恩。來的

打感恩非為己，祿養及吾親。擊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

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

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

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

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

不以我為貪，知我家內貧。

置酒延賀客，客容亦歡欣。

笑雲今日後，不複憂空樽。

答雲如君言，願君少逡巡。

我有平生誌，醉後為君陳。

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

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

惟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

苟免饑寒外，餘物盡浮雲。

以上是白居易由左拾遺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的前後經過。人們對白居易這次改官，有著截然不同的評析：一種認為，憲宗在白居易例當改官之際，一再主動提出他的安排問題，而且允準他自己選擇官職；當白居易援引薑公輔例，請授京兆府戶曹參軍時，憲宗又立即批準同意，使白居易不僅提級增俸，還依舊任翰林學士，列近臣班列。這一切都說明憲宗對居易非常“寵信”。正因為如此，白居易對這次“如願改官”，“自然高興萬分”，對憲宗“衷心感戴”，寫的《謝官狀》135和《初除戶曹喜而言誌》詩都是“真切”心情的表達。另一種看法則認江

州為，這次改官，白居易“表麵上蒙受了朝廷的很大恩惠，實際上是明司

馬白升暗降”，是“對詩人的打擊”。憲宗使用了“巧妙的詭計”，“將忠於職居

易守的居易擠下諫官的位置，驅逐於近臣之外”，使白居易“丟掉了直接參與朝政的權力”。正因為如此，白居易寫的《謝官狀》和《初除戶曹喜而言誌》詩“不是由衷之言”。

筆者認為，第一種看法看到的僅是官場運作中的表麵現象，未能透視出其中隱含著的“玄機”。如若憲宗此時還真的很寵信白居易，以他一國之尊的絕對權威，完全可以像當年親自點名將白居易詔入翰林學士院，然後直接任命為左拾遺那樣，“非次拔擢”白居易的官職，而根本用不著走“其官可自便奏來”的程序。

因為依唐代常例，左拾遺改官，較好的升遷方向有二：一是在諫官係統內轉補闕。唐左、右補闕，階從七品上，比拾遺官高三階，雖待遇暫不及京兆府戶曹參軍，但符合白居易孜孜以匡諫為己任的心誌。而且按照諫官係統的“循資格”和白居易在左拾遺任上的卓越表現，他完全有可能由補闕很順利地漸次升為起居郎（階從六品上）、諫議大夫（階正五品上）、給事中（階正五品上）甚至散騎常侍（階從三品上），成為一名優秀的職業化的高級諫官。大詩人王維、大書法家柳公權以及吳兢等人的仕途軌跡就是這樣。

二是離開諫官係列，到中央其他職能部門（如到同屬於中央監察機構的禦史台）任職，雖然始轉官職的經濟待遇亦可能暫不如京兆府戶曹參軍，但屬“內官”（即京官、朝官，宮廷內的近侍臣僚。京兆府等州、府地方官被稱為“外官”）。唐人重內官，因其近天子，政治前景看好，實際物質待遇也優厚，故一般人不願從中央機關的內官出任地方上的外官。若讓白居易轉官監察禦史（階正八品上）或殿中侍禦史（階從七品下），由於唐禦史任期較短（據《新唐書·選舉誌》一般136是“侍禦史十三個月，殿中侍禦史十八個月，監察禦史二十五個第十

二月”），晉升較快，憑借其德望和品行，很快會由監察禦史而殿中侍禦章接

史而侍禦史（階從六品下），或轉為省郎官，循著這條升遷路線逐步踵而

上升，以至可能升任禦史中丞（階正五品）、禦史大夫（階從三品），成來的

打為一名高級監察官。擊然而，這兩條明擺著的升遷路子憲宗都沒有給，卻故意使人暗示“上意”，顯示出一副對白居易非常關心的樣子。白居易是一個政治敏銳性極強的人，他非常明白憲宗的心計：既不想讓白居易在“內官”的位置上拔擢重用，又不想讓他看到對自己的不滿，還要使人感到自己對他白居易是聖眷優渥、恩寵有加。

可以想象，白居易此刻內心是多麼矛盾和痛苦。憲宗是安史之亂後唐王朝最有作為、最具閃光點的皇帝，自繼位以來，勵精圖治，在同藩鎮鬥爭中顯示出的卓越膽識和堅韌不拔的氣魄，在用人納諫方麵頗具選才任賢的眼光和采納忠言的大度，都曾使白居易由衷敬仰和感動。正是由於憲宗的垂青，白居易才得以破格召入翰林。為了報答知遇之恩，白居易赤膽忠心，盡職盡責，表現出非凡的熱情與勇氣，甚至置官場上的各種忌諱於不顧。萬沒料想，自己得到的卻是淡漠與疏遠！白居易自覺問心無愧，對憲宗轉變態度仍抱有期待，故在崔群轉告“上意”後一直未作任何反應。

四月二十六日，憲宗命梁守謙宣旨，再次重複原來意見，居易這才意識到聖意無改變的可能，隻好按憲宗旨意寫“自請”官職的《陳情狀》。奏狀寫得很“藝術”：“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欲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說是皇帝“知道”我對改官有想法要彙報，命我寫這份《陳情狀》呈上。皇帝如何“知臣欲有陳露”？白居易就這樣智慧地點明了憲宗“其官可聽自便奏來”的弦外之音，道出了自己的無奈。由於憲宗沒有捅破他對白居易不滿這層137“窗戶紙”，白居易也隻得以“拙”對“智”，裝糊塗，順著憲宗意圖提出江

州“俸祿稍多”的請官要求。

司馬

白再來看《謝官狀》，同樣也是采取這種運筆語言：“自顧庸昧，無居

易裨明聖”，因此“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而皇上“念臣為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京兆府戶曹參軍“官位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感戴實深於萬品”。這裏分明都是“話中有話”。由此不難看出，白居易的《謝官狀》隱忍著他深深的心痛。所謂“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實際上就是隻能“選祿”，不能“選官”；所謂“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實際上不過是虛文浮禮。此時的白居易在施展個人的抱負上正躊躇滿誌，怎麼可能急於解貧而求外官呢？

如果再將兩年前白居易授左拾遺時寫的《初授拾遺獻書》與這次授京兆府戶曹參軍時寫的《謝官狀》作一比較，情況就更加清楚：在篇幅上，後者不及前者的二分之一———《初授拾遺獻書》共五百五十四字，《謝官狀》僅二百二十八字；在內容上，前者講授官後的喜悅心情，真切實在，發自肺腑，表達報效之心，忠肝義膽，懇摯動人。而後者則完全是應付差事，空洞無物，更無有當年“臣所以授官以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榮”那樣的政治激情。至於《初除戶曹喜而言誌》詩，抒寫的竟是“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惟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饑寒外，餘物盡浮雲”這種聊以自慰的消極話，哪裏像詩題所標示的“喜而言誌”？

第二種看法僅看到憲宗此時對白居易有不滿意的一麵，未能注意憲宗在白居易轉官問題上複雜矛盾的心理。白居易是憲宗親自召入翰林並特力拔擢的，入院後殫精竭慮，兢兢業業，以憲宗的英明睿智，自然能深切體悟到他對自己的一片赤誠。可是白居易“不識時忌諱”，諫言太直，有時甚至“無禮於朕”，這讓憲宗非常難堪。這就使得憲宗在白居易的安排使用上處於兩難境地。

138憲宗不愧是“睿謀英斷，近古罕儔”的政治家（語見《舊唐書·憲第十

二宗本紀》），他既沒有按照宦官、舊官僚的意願將白居易逐出內廷，也章接

沒有按“循資格”等升遷路線安排白居易的得意之官，而是采取讓他踵而

“自請”的方式將其轉官。這樣，隻是將白居易的人事編製、工資關係來的

打轉了個“戶頭”，並不到宮廷外的京兆府辦公，依然在翰林學士院任擊職，列近臣班列，直接參與朝政。同時，這又使白居易認識到，這次改官，皇上不僅有關切之恩，更有警策之意，是“留有餘地”的。倘若白居易能吸取“教訓”，有所“收斂”，憲宗對其信任仍可能恢複到他剛入院的程度。

客觀剖析白居易這次轉官過程，應該說憲宗是頗費了一番心血的，講他“煞費苦心”、用了“心計”、“謀略”都無不可，若說他“使用了巧妙的詭計”則似乎不甚貼切。正因為如此，轉官後白居易寫《謝官狀》和《初除戶曹喜而言誌》詩的複雜矛盾心態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無論如何，想通過這種方式改變白居易剛介的秉性、“兼濟”的抱負，無疑是“對詩人的打擊”。不久，白居易即以《折劍頭》為題，借物喻誌，表明自己要像寶劍那樣寧肯“直折”，不願“曲全”：拾得折劍頭，不知折之由。

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峰頭。

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虯。

缺落泥土中，委棄無人收。

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

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

就在改官後的第五天（即元和五年五月十日），白居易見征討王承宗反叛的戰事由於身為統帥的宦官吐突承璀指揮無能，情勢越來越糟糕，再次進狀請迅速罷兵。六月十五日，他又進《請罷兵第三狀》，質問憲宗皇帝，其言辭之激烈，可以說是為曆朝曆代奏議所僅139見。緊接著，在一次廷議中，白居易見憲宗仍猶豫不決，脫口而出：江

州“陛下誤矣！”這使憲宗的臉頓時為之變色。

司馬

白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的第二年（即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時居易居

易四十歲）二三月間，白居易奉憲宗命對中書擬狀（即由宰相會議討論通過後上報皇帝批準的文書草案）授檢校右仆射（仆射，官從二品；檢校，加官名，榮譽頭銜）嚴綬為江陵節度使撰寫製書（即代皇上起草的委任狀），他認為用人不當，拒絕撰寫，並向憲宗進呈《論嚴綬狀》，指出原江陵節度使趙宗儒“眾稱清介有恒”，任上“亦聞清淨，境內頗安”，而嚴綬“眾稱怯懦無恥”，且在太原之事（指嚴任河東節度使九年，對由宦官出任的監軍卑躬屈膝，一切軍政大事和吏員委任，概聽命於監軍，自己唯拱手敬從而已。監軍，朝廷派往軍中幹預軍事的內廷宦官———筆者注），“天下之人，以為談柄”。現在卻要讓嚴綬去接趙任，是“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群情，實損朝政”，故“今此除授，實甚不可”。憲宗不聽，另命他人撰寫製書。

也就在這個時候，朝廷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對白居易更為不利的變化：元和五年十一月，公道正派、有“伯樂”之稱的宰相裴垍因患中風而辭去相位，第二年即病逝。元和六年正月，舊官僚集團的領袖人物李吉甫在吐突承璀的策應下重新做了宰相。二月，白居易的好友李絳由於得罪宦官被排擠出翰林學士院。

目睹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的結黨營私和飛揚跋扈，聯想起憲宗對自己還心存芥蒂，白居易感到他麵臨著非常複雜的處境，心情很壓抑、悲涼。在《答馬侍禦見贈》詩中，他說：“謬入金門侍玉除，煩君問我意何如？蟠木詎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疏。”在學士院值班時，他常常“閑坐寂無語”，“心緒萬端”。（見白居易《同錢員外禁中夜直》、《禁中夜作書與元九》詩）由於政治抱負難以施展，白居易自授京兆府戶曹參軍後進諫的奏狀明顯減少。前文已述，白居易翰林學140士任上共進奏狀二十一篇，而任京兆府戶曹參軍時僅三篇。第十

二四月三日，白居易母親陳氏歿於長安宣平坊家中。宣平坊位於章接

新昌坊西，與新昌坊近鄰，亦在朱雀門街東中部。白居易任京兆府戶踵而

曹參軍後，經濟條件較前有了大的改善，為了讓母親有一個好一點來的

打的居住環境，益壽延年，他辭掉了離中心市區略僻遠的原新昌坊租擊賃房，在宣平坊新租了一幢麵積稍大、條件較好的住房。不想母親因精神病突然複發，身旁兩名負責護理的壯婢猝不及防，母親墜入庭院井中身亡，終年五十七歲。

母親的死，對白居易精神打擊很大。他雖遍訪醫藥，厚請護侍，日夜撫衛，竟未能保住母親壽終，這使他不禁傷痛萬分。第二天，白居易辭去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的官職，弟弟行簡辭去秘書省校書郎職，兄弟倆扶著母親的靈柩回到故鄉下邽縣，安葬在義津鄉（今龍背鄉）北原的白氏墓地，並按當地禮法，在金氏村（又名紫蘭村，址今南窪處）白家老屋“丁憂”三年。全家人也隨之一起遷居。

白居易從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一月六日自盩厔尉充翰林學士，到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月三日丁憂出院，在翰林學士院任職前後五年（實際三年半）。“這短短的幾年裏，不僅是白居易政治生活最輝煌的時期，同時也是他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萬曼《白居易傳》）“五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但同時又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衝擊。”（傅璿琮《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萬曼、傅璿琮先生對白居易五年翰林學士生涯的概括，非常精辟，非常確切，很有見地。

下邽縣義津鄉金氏村在渭河以北，村南離渭河僅百步之遙。村裏有四十餘戶人家，以農桑為生，是渭河邊中等規模的自然村。白家老屋有舊茅舍十餘間，院落坐北朝南，開門即見渭河對岸的蔡渡（渡141以漢時當地著名孝子蔡順得名，其地立有蔡順碑）。官場的失意，喪江

州母的悲傷，再加上喪葬禮儀活動的辛勞，使原本身體狀況就不好的司

馬白白居易病倒了。

居易長兄白幼文可能此時已卸浮梁縣主簿職，率妻兒等住在符離白家原購置的私宅。從居易詩文集提供的資料看，幼文未曾奔喪。本年七月，好友元稹在得到白家報喪的訃聞後，即派侄兒從千裏之外的江陵趕到下邽金氏村代為致祭。由此可推知，幼文必定也得了訃聞。

按常理，幼文接到噩耗後，不管路途多遙遠，也必須即刻啟程奔喪；縱然有身體狀況等特殊原因，也應寄書信憑吊，表達對亡親的哀悼之情。然而，這兩點幼文都未做。

從四月三日白居易母親辭世，一直到秋末，他都未得到長兄幼文一字信息，這更增添了他的傷楚：他和弟弟行簡與長兄幼文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三人手足情深。特別是對白居易，幼文更是厚愛有加。父親辭世後，幼文節衣縮食，堅持從微薄的俸薪中拿出相當多的部分供奉後母及弟弟一家人的生活，盡到了孝道和兄長的責任。但由於父親與白居易母親的婚姻對幼文母親造成了很大傷害，白幼文亦是孝子，故而在父親及自己母親病故後一直未與居易母親一起生活（居易母住符離，幼文在浮梁；居易母居長安，幼文才來到符離。兩人很少照麵———筆者注），在這種情形下，出於難言之隱，幼文自覺不便參與居易母親的葬儀活動。但他沒有想到自己這一舉動會使弟弟居易、行簡多麼難受，且在眾鄉親麵前又是怎樣的難堪。

白居易仍不甘心，希冀長兄遲早一定會來，縱或本人來不了，也會有書信來。他有時甚至一個人強撐著重病的身子登上村頭荒丘，向東北方向眺望，從太陽偏西直到黃昏，一站就是兩三個時辰，然終未如願，悵然而歸。他百感交集，以詩代書，寄給幼文，婉轉表達自己心中的不滿：142寄上大兄第十

二秋鴻過盡無書信，病戴紗巾強出門。章接

獨上荒台東北望，日西愁立到黃昏。踵而

十月，白居易費盡心力，把過去臨時下葬在下邽縣下邑裏的祖來的

打父白鍠的靈柩、在新鄭縣臨洧裏的祖母薛氏的靈柩和在襄陽縣東津擊鄉的父親白季庚的靈柩，一齊遷葬在下邽縣義津鄉北原的白氏墓地。第二年二月，白居易又將原來葬在符離的外祖母以及四弟白幼美的靈柩，也遷葬到下邽義津鄉，使以前四離五散的已故親屬得以“葉落歸根”。

遷葬好祖父母及父親靈柩後不久，白居易的病勢更嚴重了。不料就在這時，一個更沉重的打擊又降臨在他的身上：剛滿三歲的愛女金鑾子染病十餘天後不幸夭折。白居易三十七歲時（即元和三年，公元807年）與楊氏結婚，第二年生金鑾子。中年得女，倍加憐愛。孩子滿周歲時，居易曾以《金鑾子啐日》為題，賦詩一首：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

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

慚非達者懷，未免俗情牽。

從此累身外，徒雲慰目前。

若無夭折患，則有婚嫁牽。

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

詩中以調侃之筆，借題發揮，說自己政治上不得誌，官不大，收入不多，“慚非達者懷”。不僅不能像別人那樣“慰目前”，讓女兒有個非常幸福的童年，可能還要為她將來婚嫁時的費用擔憂。這首詩表達的完全是愛女之情，隻是寫作手法不同一般，被有些評論者誤說是有“重男輕女”之意。但詩中“若無夭折患”出言確實太隨意，玩笑開過了頭，未顧及時人忌諱，以至於金鑾子夭折後，有人講白是“一143語成讖”，妻子楊氏亦為此耿耿於懷。

江州金鑾子死後，居易悲傷至極，堅持親自護送裝殮著金鑾子遺體司

馬白的小棺木到三裏外的白氏墓地下葬。回到家裏，白居易看見衣架上居

易還掛著女兒的衣服，床頭邊還擺著女兒未煎服完的藥物，不禁涕淚縱橫，難以自已。他用血淚寫下《病中哭金鑾子》詩：豈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

臥驚從枕上，扶哭就燈前。

有女誠為累，無兒豈免憐？

病來才十日，養得已三年。

慈淚隨聲迸，悲腸遇物牽。

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

送出深村巷，看封小墓田。

莫言三裏地，此別是終天。

他傷心地回想起女兒生前的天真可愛，又寫《重傷小女子》詩，並歎息自家居室粗拙不能養雛：學人言語憑床行，嫩似花房脆似瓊。

才知恩愛迎三歲，未辨東西過一生。

汝異下殤應殺禮，吾非上聖詎忘情？

傷心自歎鳩巢拙，長墮春雛養不成。

接二連三的打擊，使白居易的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才四十歲的年紀，頭發就已斑白且“少不勝梳”，牙齒也開始脫落了，“病眼昏似夜，衰鬢颯如秋”，“形骸日損耗，心事同蕭索”，“所以年四十，心為七十人”（見白居易《沐浴》、《自覺二首》、《答卜者》等詩）。為了調整心態，使自己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白居易此時選擇了兩種排愁解憂的方式。

一是由積極入世轉向渴望出世，將誌在“兼濟”轉為“獨善其144身”，並萌發“歸隱”思想。他在《適意二首》詩中講：第十

二十年為旅客，常有饑寒愁。章接

三年作諫官，複多屍素羞。踵而

有酒不暇飲，有山不得遊。來的

打豈無平生誌，拘牽不自由。擊一朝歸渭上，泛如不係舟。

置心世事外，無喜亦無憂。

終日一蔬食，終年一布裘。

寒來彌懶放，數日一梳頭。

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

人心不過適，適外複何求！

他在自家茅屋旁新蓋房舍五六間，在庭院內外栽種槐、榆、柳等多種樹木，在院門口的渭河邊構建簡易的觀景休閑亭台一座，努力為自己營造安閑自得的精神家園。在這裏，他飲酒讀書，彈琴賦詩，垂釣下棋，摘果折葵，觀清夜月景，看小兒遊戲，隨心所從。他還學陶淵明躬耕莊稼，親執犁鋤，仿效陶詩情趣，寫出《效陶潛體詩十六首》。

二是由原來積極主張抑佛、排佛轉而開始接受佛教信仰，發願棲心佛門，以尋求個人精神慰藉。他在《自覺二首》詩中講：“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雲。鬥擻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為戀此苦，不去猶逡巡？回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悲憂根。”又在《眼暗》詩中講：“千藥萬方治不得，唯應閉目學頭陀。”然而，一個以濟世匡天下為終身抱負的人想一下就真正擺脫政治，脫離俗牽，“置身世事外”、“置心為止水”談何容易！丁憂期間，白居易目睹農村社會貧富不均和黎庶疾苦，不由得寫下《納粟》、《采地145黃者》、《夏旱》、《新製布裘》等諷喻詩，喊出了“嗷嗷萬族中，惟農最江

州辛苦”的泣血呼聲，表達出“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的宿誌。

司馬

白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時居易四十二歲）七月，居易、行簡丁憂居

易期滿（唐朝“三年喪期”後有改動，實際服喪期為二十七個月，名義上仍叫三年）。按當時慣例，除服後就應補官，但朝廷好像根本就不記得有這兩個人似的，一直不予起用。白居易被“撂”在下邽金氏村做“村客”，一“撂”就是一年半！朝廷的做法，使白居易十分心寒，他不僅在政治上又被迎頭澆了一盆冷水，生活上也處於難以為繼的困窘境地。

自“丁憂”日起，居易兄弟即無官無職無薪，完全靠原有的一點微薄積蓄度日。鄉居三年，早已是“山窮水盡”。他賣馬買牛置犁，典當舊朝服買酒，“生計雖勤苦，家資甚渺茫。塵埃常滿甑，錢帛少盈囊。弟病仍扶杖，妻愁不出門”、“荒村破屋經年臥，寂絕無人問病身”（見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病中得樊大書》等詩）。為了幫助居易渡過難關，好友元稹從江陵“三寄衣食費，數盈二十萬”。崔群、錢徽等人也都分別寄錢、贈藥、送衣送糧，並寫詩書慰勉。李建聽說白居易賣馬，便派人從長安專程送來一匹坐騎。白居易覺得自己身在鄉間，且有病，走路尚需拄杖，馬派不上用場，請來人牽回，並寫詩感謝友人好意：“傳語李君勞寄馬，病來唯著杖扶身。縱擬強騎無出處，卻將牽與趁朝人。”（白居易《還李十一馬》詩。李十一，即李建，李在其族兄弟中排行十一———筆者注）詩中宣泄了自己遲遲不得還朝的悲憤心情。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夏，為全家人生計，居易弟行簡應劍南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盧坦之聘，到梓州（梓州治所在今四川綿陽市三台縣，離京都長安二千零九十裏）任掌書記職（係幕僚職，非朝廷任命官員）。居易揮淚與之相別：“梓州三千裏，劍門五六月。豈是遠146行時，火雲燒棧熱。何言巾上淚，乃是腸中血。念此早歸來，莫作經年第十

二別。”（見白居易《別行簡》詩）章接

七月，白居易給好友崔群、錢徽寫了一首百韻長詩，先講自己在踵而

下邽困窘的生活現狀，回憶昔日與崔、錢在翰林院“五年同晝夜”的來的

打深厚情誼，然後說他在當前政治背景下要想重新回到朝廷為官難度擊太大，希望渺茫：“煦沫誠多謝，摶扶豈所望？提攜勞氣力，吹簸不飛揚。拙劣才何用？龍鍾分自當。”（見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他不想麻煩朋友，讓友人為難。話雖是如此說，但個中含意不言而喻。白居易一向清高自負，如此急切地希求他人為自己出仕活動，說明白居易當時的政治處境確實非常艱難，也說明他不甘心就這樣接受政敵們為自己做出的命運安排。

這時，崔群剛由中書舍人提擢為禮部侍郎，深得憲宗信任。錢徽於年前五月轉司封郎中，知製誥，仍為翰林學士，亦受憲宗器重。二人見白居易詩，心領神會，積極為之推薦。憲宗雖對白居易有看法，但不同於欲將其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宦官和舊官僚勢力。因之，在白居易回朝為官的問題上既表示了認可的意向，又遲遲未做最後決定。崔群、錢徽等繼續為之活動。

當年十月，對白居易一直懷恨在心的宰相李吉甫病故。不久，同情新興進士集團的韋貫之被任命為宰相，朝廷的政治局勢開始有利於白居易。就在這時，白居易終於接到了詔命：授其為太子左讚善大夫。他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告別下邽故裏，踏上回京都長安的歸程。

147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十三章心境非常鬱悒的半年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時居易四十三歲）十二月，白居易在昭國坊（位於朱雀門街東第三街）租賃了一庭院居往。這是他在長安第三次租住的房子。從白詩描述的情況看，可能由於其家庭經濟過去“透支”太多，一時還緩不過氣來，所租房屋雖比過去兩處稍寬大些，但較破敗：房子年久失修，屋上的簷子大都已墜落，室內的家具擺設也非常陳舊、簡陋。院內冷落蕭條，隻有殘存的槐樹、梅樹和柿樹三株說明這裏還有生氣。

昭國坊在長安城東南角，大雁塔北，靠近曲江池，離皇宮較遠。

太子左讚善大夫為東宮屬官（階正五品上），“掌詡讚太子以規諷也。

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唐六典》卷二十六），主要職責是“規諷”太子。如發現太子言行舉止有與道德禮義相違的地方，即以祖訓古禮進行勸誡。簡而言之，他就是對太子進行品德禮義教育的輔導老師。

唐官製，太子左讚善大夫共有五人，在太子左諭德（階正四品下）屬下。負有同樣職責且官階完全相同的還有太子右諭德一人，太子右讚善大夫五人。此外，“以道德輔教太子”的高官有“東宮三師”（或稱“太子三師”，即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官階均為從一品）、“東宮三少”（或稱“太子三少”，即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148保，官階均為正二品）；以“掌侍從規諷，讚相禮儀”的太子賓客四人第十

三（官階均為正三品）。太子每天早朝退後，讀書、習字等全天活動，另章心

有侍班、侍讀、侍講及侍書等眾多官員分別負責。因此，白居易所任境非

太子左讚善大夫實際上是一個無所事事、可有可無的冷職、閑官。常鬱

悒對朝廷這樣的安排，白居易心裏自然是很不滿意的。唐製規定，的半

在京“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禦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年參，為常參官”（《新唐書·百官誌三》）。就是說，這些官員均須每天上朝，參謁皇帝。太子左讚善大夫官階正五品上，屬“常參官”之列。這樣，白居易雖官閑職冷，還得天天早早起身，冒著嚴寒騎馬趕到城北的大明宮應付朝儀。

他的好友李紳（字公垂，長居易八歲。因其在族兄弟中排行二十，故稱“李二十”）時任國子助教（國子，此指唐王朝教育管理機構和最高學府國子監轄下之國子學，入讀者為階從二品、正三品以上高官及王公貴族的子孫。助教，學官，階從六品上，為博士助手），由於不是“常參官”，隻需在“朔望日朝”，即每月初一、十五日兩天參加朝會（據《唐會要》第二十五卷：《文武百官朝謁班序》）。李紳元和元年進士及第，很有才華，“於詩最有名”，朝廷始以“文藝節操見用”（《新唐書·李紳傳》），然至今亦為冷官。想到此，白居易無限感慨，給李紳寄詩一首，以調侃的方式宣泄對“寂寞曹司”、“官職冷”的不滿，為自己也為他鳴不平：初授讚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發年。

寂寞曹府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

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

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由於“官閑居處僻”，“門巷晝寂寂”（白居易《昭國閑居》詩），過149去一些與白居易交往甚密的“朋友”，從他這次官職安排覺察到朝廷江

州對其政治態度有了變化，便不再上門了。世態炎涼，人心叵測，使白司

馬白居易的心靈又一次被深深刺痛。為了回應這些勢利小人，他索性“經居

易旬不出門，竟日不下堂”（白居易《寄張十八》詩），“獨在一床眠，清涼風雨夕”（白居易《昭國閑居》詩），不和他們照麵。

老友張籍（字文昌，長居易六七歲，因在族兄弟中排行十八，故稱“張十八”）與眾不同。在白居易得寵為近臣時，他很少到白居易家，而當白居易政治失意時卻頻頻從大老遠的延康坊（位於朱雀門街西第三街，與昭國坊相隔五條街，七八個坊）自家住所前來登門造訪。張不僅詩寫得好，“長於樂府，多警句”，而且“性狷直”，與白居易意氣相投。為了排解白居易的愁緒，他常常住宿白家，與白居易同睡一床，“一話夜達明”。這使白居易非常感動，他欽佩張籍的德行，稱讚張籍能秉持高義，視富貴如浮雲，“所重君子道，不獨愧相親”（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詩）。

轉眼到了第二年春天，白居易的病體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但還很虛弱，而鬱結在心頭的憂悶又使他兩鬢的自發增生了不少：病中早春今朝枕上覺頭輕，強起階前試腳行。

膻膩斷來無氣力，風痰惱得少心情。

暖銷霜瓦津初合，寒減冰渠凍不成。

唯有愁人鬢間雪，不隨春盡逐春生。

三月中下旬，京都長安牡丹盛開，人們爭相觀賞和購買，舉城若狂。當時牡丹品種主要是紅、紫、淺紅和白四種顏色。長安人玩賞牡丹推崇深色，特別喜歡深紅色，淺色為次，白牡丹一般不為人所鍾愛。白居易由花及人，想到自己這個“白讚善”雖名為五品朝官，實際是被朝廷冷落的閑職，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就像白牡丹150一樣無人喜愛，還占著牡丹的芳名！於是他借題發揮，以“白牡丹”與第十

三“白讚善”作比，寫詩自況自嘲，抒發懷才不遇的感慨。章心

白牡丹境非

白花冷淡無人愛，亦占芳名道牡丹。常鬱

悒應似東宮白讚善，被人還喚作朝官。的半

在寫這首詩的同一時節，白居易還寫了另一首同樣題目的《白年牡丹》詩（自注為“和錢學士作”）。詩中感歎白牡丹“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憐此皓然質，無人自芳馨。眾嫌我獨賞，移植在中庭……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批評世人對花的愛惡沒有客觀的審美標準，各取所需，如同官場上用人取向一樣：“始知無正色，愛惡隨人情。豈惟花獨爾？理與人事並。君看入時者，紫豔與紅英。”古代以紫色、粉紅色為下等色，或稱雜色。白居易在這裏把官場上當時那些春風得意者鄙視為人品不正的低俗之輩、邪奸之徒。白居易一再借白牡丹詠懷，可見其當時抑鬱失誌的痛苦，也說明他不甘心屈從和忍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

元和十年長安的政治風雲：沉悶、壓抑、多變。從年前的十二月到本年正月，朝廷對過去一些曾受到重大行政處罰的官員在政策上有所鬆動。元和九年十二月，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已五年的元稹在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焦作市轄泌陽市。時江陵尹嚴綬移任山東節度使加淮西招討使，在唐州討伐吳元濟，元稹隨同，任從事，負責章奏）接到回京的詔命。他由唐州返江陵料理家事後於第二年正月自江陵赴京，二月初（一說為正月末———筆者注）到達長安。

與此同時，因“永貞革新”案而遭貶外地十年一直未酌情遷官的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即“二王八司馬”中仍在貶所的“司馬”）也都奉召回到長安。據《資治通鑒》講，這是因為宰相中有人憐惜他們的才華，打算在朝廷裏逐漸提升他們。當時這些人的心情無比激動，對未151來充滿了希望。

江州可不久風雲突變。三月十四日，劉禹錫、柳宗元等人接到詔命，司

馬白再次外貶出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播州治所在今貴州省遵義市，離居

易京都長安四千四百五十裏）、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柳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離京都長安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裏）、陳諫為封州刺史（封州治所在今廣東省肇慶市封開縣，離京都長安水陸四千五百一十裏）、韓曄為汀州刺史（汀州治所在今福建省龍岩市長汀縣，離京都長安六千一百七十三裏）、韓泰為漳州刺史（漳州治所在今福建省漳州市漳浦縣，離京都長安七千三百裏）。表麵上他們的官職都提升了，但任所比過去更加荒僻，離長安也更遙遠。

其時劉禹錫母親已八十六歲高齡，柳宗元向憲宗上奏章，講劉禹錫有母年高，播州是荒蠻之地，西南絕域，往返萬裏，決不可讓其母子同往，而如不讓老母去，便等於使母子永別。因此，柳宗元作為摯友，“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據《舊唐書·柳宗元傳》）。禦史中丞裴度也為之向憲宗求情，用“陛下正奉養皇太後，恐怕劉禹錫也應予以憐憫”，否則，“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這樣的話勸導憲宗。（據《舊唐書·劉禹錫傳》、《資治通鑒》第二百三十九卷）裴度的話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二天，憲宗詔命劉禹錫改任連州刺史（連州治所在今廣東省清遠市轄連州市，離京都長安三千六百六十五裏）。連州雖然也屬荒州遠郡，但離長安比播州近七百八十多裏，自然地理條件和經濟文化狀況也比播州好些。

劉禹錫、柳宋元等“永貞革新”黨人遠貶十一天後（即三月二十五日），緊接著，元稹也接到詔書：外放為通州司馬（通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達州市達縣，離京都長安二千三百裏），官階雖比江陵士曹參軍高（通州司馬階從五品下），但比江陵偏遠、荒蠻。

元稹及劉禹錫、柳宗元等人這次從被召回長安到外放，前後不152到三個月時間（如果從他們抵達長安之日算起，實際時間不超過兩第十

三個月）。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發生如此大的變故呢？章心

根據《資治通鑒》等史籍披露的情況分析，當時在將“王叔文同境非

黨”召回京師的問題上，朝廷內部意見是不一致的：“諫官爭言其不常鬱

悒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資治通鑒》第二百三十九卷）就是說諫官的半

們堅決反對這樣做，憲宗皇帝和宰相武元衡也很厭惡這些人。當時年在朝宰相共三位，除去武元衡，還有張弘靖、韋貫之，是他們對劉禹錫、柳宗元等人“憐其才欲漸進之”，可能態度也很堅決，憲宗才允準“悉召至京師”，並擬留在朝廷任職。

可是不久後發生了一件事：一天，劉禹錫去玄都觀（長安城內著名的道觀。位於朱雀門街西一街崇業坊，今西安市南門外大興善寺西側）遊覽，見這裏桃花盛開，吸引京城無數遊客前來觀賞，遂有感而發，以《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為題，在玄都觀粉牆上題詩一首：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此詩一出，即招禍殃。當權者認為此詩“語涉譏刺”（據《舊唐書·劉禹錫傳》），非常惱火。唐人重牡丹，鄙薄桃花。詩中“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句，被認為是語意雙關，以桃花暗指“永貞革新”失敗後新上台的滿朝權貴。詩題點明寫作年代，是有意說明這千百棵“桃樹”都是在他被貶十年後“栽培”出來的。如“劉郎”不去，他們是不可能得到提拔重用的。“戲贈”二字則被理解為含有對執政當局的輕蔑和嘲諷。

這樣，憲宗和武元衡對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的看法更為不好，滿朝新貴、宦官和原守舊官僚均被激怒。幾天後，不僅劉禹錫本人遭打擊報複、被貶荒蠻，和他一起被召回來的柳宗元等人也都同時被逐153出京。

江州元稹雖非“二王八司馬”同黨，與“永貞革新”沒有直接關聯，但司

馬白對“永貞革新”持同情態度，而且他在貶江陵任內，與“永貞革新”的居

易核心人物劉禹錫、柳宗元詩詞唱和，交往十分密切，（其時劉貶任朗州司馬，州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柳貶任永州司馬，州治在今湖南省永州市，兩地均與江陵不遠）使憲宗很不悅。再加上宰相武元衡一直厭惡劉、柳等人，故此牽連元稹亦被逐出京都。

三月二十九日，元稹離京赴通州貶所上任。行前，他考慮到自己此去山遙路遠，命途多舛，甚至可能發生不測，於是把自己過去所寫詩文共二十卷托付摯友白居易，請他幫忙結集傳世。出發當日，白居易和博載（元稹友，事跡未詳）、樊宗憲（元稹友，事跡未詳）、李景儉（居易和元稹友，進士及第，《舊唐書·李景儉傳》講其“有藝學，知名於時”。景儉為其兄）及元稹侄元穀等五人為之送行。至城西灃水（今名灃河）西岸橋邊的蒲池村（址在今西安市戶縣東）時，天色已晚，猶不忍別，同在當地旅店歇息一宿。

第二天早晨，白居易等在該村為元稹餞行，然後分途。由於心緒淒愴，席間大家一個勁地勸酒談詩，都不想觸及離愁別恨的事。然而，越是想繞過這個話題越是撇不開這個話題，想借酒消愁愁更愁。

白居易打破沉悶，以《城西別元九》為題，口占一首，表達自己的關切之情：城西三月三十日，別友辭春兩恨多。

帝裏卻歸猶寂寞，通州獨去又如何？

元稹理解好友的心意，亦即席賦詩一首，作為答謝，並勸大家不要為自己過多掛懷：三月三十日相餞送今朝相送自同遊，酒語詩情替別愁。

154忽到灃西總回去，一身騎馬向通州。第十

三送別元稹，白居易等人離開蒲池村，再度經灃水橋返回長安。走章心

到城門前時居易的酒意方醒，想到與好友的離別，萬般傷感又上心頭：境非

醉後卻寄元九常鬱

悒蒲池村裏匆匆別，灃水橋邊兀兀回。的半

行到城門殘酒醒，萬重離恨一時來。年返京後，白居易一直陷於深深的痛苦之中。五年前，元稹因得罪權貴和宦官，屈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居易三上奏狀相救未果。在江陵，元稹因水土不服，多次染病。元和八年秋元稹又患瘧疾，久治不愈，人骨瘦如柴，雙足水腫，無法走路，白居易得知後從千裏之外的下邽托人寄去“通中散”和“碧腴垂雲膏”等藥品。這次兩人好不容易在長安相會，不料又禍從天降。

通州人稀地僻，夏旱秋霖，蟲蛇擋道，虎狼出沒，瘴氣襲人，自然條件比江陵惡劣得多。白居易擔心元稹經不起這突如其來的精神打擊，身體上也難以撐持。連綿苦雨時，他寄詩表示掛念：“天陰一日便堪愁，何況連宵雨不休。一種雨中君最苦，偏梁閣道向通州。”（白居易《雨夜憶元九》詩）炎夏到了，他怕元稹不勝通州的高溫悶熱，寄送生衣（即絹製的夏衣）：“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如雲。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白居易《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詩）他勉勵元稹坦然麵對困境，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氣餒：“蕭散弓驚雁，分飛劍化龍。悠悠天地內，不死會相逢。”（白居易《重寄》詩）為了排遣心中的憂鬱，白居易常常在應付早朝朝儀後獨自一人騎馬到城南郊野去，“青鬆係我馬，白石為我床”，“仰看晚山色，俯弄秋泉光”（白居易《朝回遊城南》詩）；在家中他“獨眠仍獨坐，開襟當風前。禪僧與詩客，次第來相看。要語連夜語，須眠終日眠”（白居易《朝歸書寄元八》詩）；到寺廟和禪師一起坐禪，“舊遊分散人零落，如155此傷心事幾條？會逐禪師坐禪去，一時滅盡定中消”（白居易《恒寂江

州師》詩）司。

馬白然而當他看到“高車大馬滿長安”，一些無德無才的小人鑽營得居

易誌，聯想到自己仍如“傷鳥有弦驚不定，臥龍無水動應難。劍埋獄底誰深掘？鬆偃霜中盡冷看”，又不覺頓生“舉目爭能不惆悵”的憤懣之情（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詩）這種自抑情緒鬱結得越久，希冀改變現狀的願望就越迫切。終於在六月三日這天，當宰相武元衡遇害、禦史中丞裴度被刺而“合朝戰栗，不知所雲”的緊急時刻，白居易再也無法緘默下去，他挺身而去，毅然決然第一個上書請捕賊雪恥，做出了一個朝臣、直臣應有的政治選擇和本能反應。

這公忠體國的耿耿忠心當時曾博得朝野許多人的高度讚賞，“兩日之內，滿城知之”（白居易《與楊虞卿書》）。不料由此激起的巨大政治風浪也隨即迅速形成並向白猛撲過來，使他沒有任何反擊之力，在朝中無法立足。兩個月後，白居易步摯友元稹後塵，被攆出了長安……156第十四章貶謫江州的真正原因本書在開篇第一章《驚天血案後的奇冤》中已說到，所謂“越職言事”、“甚傷名教”的罪名，完全是政敵們為了構陷白居易而精心炮製出來的，是將他斥逐出朝廷的一種口實。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白居易貶謫江州的真正原因呢？我們還是來看白居易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白居易到江州貶所後，曾在寫給親友的兩封書信中反思自己無辜獲罪的原因。在寫給姻兄楊虞卿的信中，他說：……然仆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龐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糵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仆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仆介獨不附己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仆獨異，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

以此得罪，可不悲乎？

在這封信裏，白居易認為自己之所以被貶，是因為在翰林學士、左拾遺任上，他為了報答皇上“非次榮擢”的殊恩，積極上言，“不識時之忌諱”，“直言密奏”，以及創作了大量針砭時弊的政治諷喻詩，“始得罪於人也”。一些與自己關係不好的奸佞小人乘機散布流言蜚157語，使皇帝不了解他的良苦用心。再加上握兵權於外的藩鎮，因為他江

州；掌重權於宮內的宦官，由於他耿司清廉正直不肯接受賄賂而憎惡他馬

白介不願依附而忌恨他；那些曲意順承權貴的人，厭惡他不隨俗浮沉，居

易任憑有如惡狗狂吠般的語言攻擊他，唯恐其沒有受到傷害。白居易對由此招致貶謫悲憤至極，他說：“以此得罪，可不悲乎？”在寫給摯友元稹的信中，白居易對“始得罪於人”的原因分析得更加具體，他在《與元九書》中說：是時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複吾平生之誌。豈圖誌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藉藉，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麵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麵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信中這段話，譯成現代語言，就是說：這時（憲宗）皇帝剛繼位，政府裏有正直的官員，聖上多次下詔調查了解民間疾苦。就在此時，我被提拔在翰林院為學士，任左拾遺。身為諫官，我每月親手領取一定數量的諫紙，作為書寫諫章之用。除向皇帝直接陳奏之外，有能幫助民眾解救疾苦，彌補時政缺失，而又難於明言直說的，我就用寫詩158的方式表達，想漸漸傳送到皇帝的耳朵裏，讓皇帝知道。第十

四我本以為這樣，首先是可以擴大皇帝的見聞，對他考慮和處理章貶

國家大事有所幫助；其次是能夠報答皇上對我的恩情獎勵，盡諫官謫江

的職責；再次是能夠實現我個人平生的誌願（振興詩道）。哪裏料到，州的

真心願沒有實現而災禍已發生，詩歌沒有傳到皇帝耳朵裏而誹謗就已正原

形成。……當時凡聽到我寫的《賀雨》詩，許多人就講閑話，瞎起哄，因說詩中的內容不合時宜；聽到我寫的《哭孔戡》詩，許多人就板起麵孔不講話，怒形於色，很不高興；聽到我寫的《秦中吟》，則豪門權貴和皇帝的近臣們相顧失色；聽到我寄給您的《樂遊園》詩（即《登樂遊園望》詩———筆者注），執掌朝政大權的人則扼腕痛恨；聽到我寫的《宿紫閣村》詩（即《宿紫閣山北村》詩———筆者注），掌握軍事大權的人就咬牙切齒。大都如此，我就不一一列舉。

與我沒有交情的人，說我寫這些詩是沽名釣譽，攻擊別人，譏諷毀謗朝廷；如果是與我有交誼的，就會拿牛僧孺的例子勸誡我，讓我不要在詩裏評論時政（指牛僧孺在元和三年的製舉考試中，因對策直指政弊，言語激烈，觸犯了權要，不僅自己受到打擊和排擠，還連累了一大批人———筆者注）。就連我的兄弟、妻子也都認為我的做法是錯的。……想當初應進士試時，朝廷中我連一個最疏遠的親戚都沒有，達官中連一麵之交的朋友也找不到。我又不善於奔走趨附，猶如被驅趕的跛腳驢馬一跛一跛地走上角逐功名的道途，赤手空拳地進入比賽文章的戰場。但是，十年之內我卻三登科第，名聲為眾人所知，仕途達到侍從之官。在朝廷之外與社會上的賢達俊傑相交結，在朝廷中則侍從皇帝，為國效勞。故講我開始因文章出名，最後又由於文章獲罪，這種說法也是恰當的。

在這封信中，白居易將自己被貶謫的原因歸結於“終得罪於文章”。在他看來，自己開始能聞名、求得功名乃至“非次寵擢”，成為近159侍之官，靠的是自己寫的詩文，最終給自己招來禍殃的也是自己寫江

州的詩文。由於自己“不識時之忌諱”，寫的那些諷喻詩和奏狀，得罪了司

馬白眾多“權豪貴近者”、“執政柄者”、“握軍要者”甚至皇帝，使得他們居

易“變色”、“扼腕”、“切齒”。

那麼，從具體的對象看，白居易得罪了哪些“權豪貴近者”、“執政柄者”、“握軍要者”呢？這裏，我們不妨將白居易入翰林學士院後匡君諫政奏狀的實例再簡要梳理一遍：一、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山南東道節度使於頔、荊南節度使裴均屢次進奉財物，企圖入朝為官，謀取重位大權。白居易得悉後立即向憲宗上《論於頔裴均狀》，表示堅次反對。而在此之前，憲宗詔允將自己長女永昌公主許配於頔的四兒子季友，於頔已成了憲宗的“兒女親家”。

二、元和三年四月，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製科考試及第，因指時政激切，為宰相、宦官所惡，出為關外幕職，考策官、複策官楊於陵、韋貫之、王涯、裴垍等都受牽連被貶。白居易不顧忌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的勢力，毅然上《論製科人狀》，堅決反對這樣處理，主張立即恢複裴垍等人的官爵，並依例授予牛僧孺等人官職。

三、元和三年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鍔以大量錢財進奉憲宗，賄賂宦官，企圖謀求宰相職，憲宗亦打算同意。白居易得到消息，急呈《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由於白居易進諫及時，態度堅決，王鍔雖費盡心機，目的終未達到。

四、元和四年三月，朝廷以孫璹禁衛有功，擢升其為鳳翔節度使；將平叛李錡有特殊貢獻的張奉國委任為金吾大將軍。白居易認為這樣的人事安排輕重失宜，即上奏《論孫璹張奉國狀》。言鳳翔（唐方鎮名，指鳳翔隴節度使，管鳳翔府、隴州，治所鳳翔府，府治在今陝西寶雞市鳳翔縣，離京師長安三百一十五裏———筆者注）乃重鎮，曆160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為之節使”。而孫璹“不聞有大功效。自居禁第十

四衛，亦無可稱”。對這樣一個無名小輩，縱使真有才略，也隻能先將他章貶

放在“小鎮”鍛煉，“不合授此重鎮”。他認為張奉國“當徐州用兵之謫江

時，已有殊效；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州的

真來將校，少有比倫”。雖然聖上已授其為金吾大將軍，但還很不夠，正原

“更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誌”。因五、元和四年閏三月下旬，已故大唐名相魏征之玄孫魏稠家境甚貧，忍痛將魏征舊宅典押給別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得知後上書憲宗，請求由他私人出錢將魏征舊宅贖回，還給魏稠。憲宗未識破李師道欲借此騙取聲譽、籠絡朝野的險惡用心，允準了他的奏請，並命白居易起草《與師道詔》。白居易覺得甚為不妥，於是不僅沒有奉旨草詔，而且上奏《論魏征舊宅狀———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征舊宅事宜》，指出魏征乃太宗朝宰相，一代忠臣，其宅第為太宗所賜，贖宅之事，理應由朝廷出麵辦理，才能體現“事出皇恩，美歸聖德”，“以勸忠臣”。而李師道算個什麼東西，竟敢也來掠奪美名？憲宗接受白居易的奏議，由內廷專庫出錢二千緡，贖出舊宅，賜給魏稠。

六、元和四年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依仗著宦官的幫助，在憲宗“德音”下令“絕進奉”後不久，仍進獻銀器一千五百餘兩給憲宗。白居易知道後覺得“深損聖德”，即上《論裴均進奉銀器狀》，先斥責“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每以進奉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繼而他又批評憲宗文過飾非，“陛下明降製旨，又自棄之，何以製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憲宗自覺理虧，趕忙命令將銀器取出交付度支（即中央財政）處理。

七、元和四年四五月間，於頔為邀寵固位，將自己寵愛的歌舞女（實際上是愛妾）獻到後宮，以討憲宗的歡心，朝廷內外為此議論紛紛。白居易聽說後立即上奏《論於頔所進歌舞人事狀》，主張將此“歌161舞女”賜還於頔，以“止息浮詞”。由於白居易在奏狀中將利害關係說江

州得非常透徹，憲宗同意了他的奏議。

司馬

白八、元和四年三月，不守名節的河東節度使嚴綬入朝官拜尚書居

易右仆射（副宰相級待遇）；專橫跋扈、作惡多端的大宦官劉貞亮（原名俱文珍）被派太原任監軍要職。白居易明知憲宗與他們關係密切，且劉貞亮還是逼順宗退位、擁憲宗繼位的主要策劃者，仍上奏《論太原事狀三件》，一是要求對嚴綬這樣的“小人”“須過防慮”；二是對“為性自用，所在專權”的劉貞亮要“切加約束，令其戒懼”；三是為了防止劉貞亮為所欲為，“處事如前”，使“太原卻受其弊”，他建議派“威令大行”、“勤儉信實”的老將範希朝鎮太原。憲宗考慮再三，最終接受了白居易的奏議。六月三日，憲宗詔命靈鹽節度使範希朝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九、元和五年三月，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連上三狀論救。在《論元稹第三狀》中，他從維持朝廷綱紀的角度，嚴肅指出：“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禦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指責憲宗庇護宦官。

十、元和六年二三月間，憲宗根據宰相會議研究意見，決定授嚴綬為荊南節度使，命白居易撰寫製書。白居易認為嚴綬“怯懦無恥”，如此委任，“實甚不可”，上奏《論嚴綬狀———奉宣中書狀撰製除嚴綬江陵節度使》，拒絕撰寫製書。

……這一封封奏狀，鋒芒直指不法權貴、擅權宦官、跋扈藩鎮、奸黨佞臣，可以說他幾乎將當時朝廷中所有邪惡勢力的“重量級”人物都得罪了。古語說得好：“寧負君子，而勿負小人。”小人品格低下，心地卑鄙，防不勝防。為了謀官謀權謀利，他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采用各種手段算計別人。而當他們的伎倆被識破並遭到抵製時，又不擇手162段對“擋道者”施以報複，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白居易是個缺乏自第十

四我保護意識的人，把獻諫與納諫活動看得過於理想化和簡單化，“不章貶

識時之忌諱，故樹敵太多，積怨甚深”。這次貶逐，“正是由於此前鬱謫江

積已久的周圍人的憎惡和嫉妒”，使“白居易處於四麵包圍之中，孤州的

真立無援，最終隻能赴左遷江州之途”。（引自日本靜永健著《白居易寫正原

諷喻詩的前前後後》）因白居易講自己“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還有另一層含意。白居易“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由於“苦學力文”，打下了非常堅實的文學根底。故“十年之內，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當時禮部、吏部選拔人才，大都以白居易所作的賦、判為標準；他起草的詔書，被公認為對當時文體創新變革起了促進作用；他編撰的“白樸”，成了新任翰林學士入院後學習寫作詔令文書的範本；他寫的許多詩篇，為當今皇帝所賞識，在人們口中廣泛流傳，《長恨歌》更是名動天下；再加上他那一篇篇辭情切至、文筆犀利的奏狀，使他在當時的政壇、文壇上成了一顆十分耀眼的“雙棲明星”。然而，“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昭明文選·運命論》），白居易從此也就自然成為同僚們嫉恨的對象。“不論古今，同職者往往是最大的政敵”（語見日本靜永健著《白居易寫諷喻詩的前前後後》），一些心地陰暗的人處心積慮要排除這個讓自己相形見絀的“障礙”。

白居易這次被貶出京，還因為當時有著一個對他十分不利的政治背景。五年前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叛亂，憲宗無視朝規廷製，任命宦官吐突承璀為兵馬統帥，率師征討。白居易即上《論承璀職名狀》，堅決反對，後又連上三狀，批評吐突承璀指揮無能，“今承璀自去己來，未敢苦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據此事勢，萬無成功”。為了減輕163人民的痛苦和國家的損失，他主張從速罷兵。這場征討，最後實際以江

州朝廷的失敗而告終。吐突承璀回到長安，憲宗不但不追究他貽誤軍司

馬白事之罪，反提升其為正二品的左衛上將軍，仍充神策軍中尉，加開府居

易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唐文散官名，用以獎賞勳勞，使其儀製秩位祿俸同於三公，享受從一品的待遇）。宰相裴垍、李絳以及白居易等朝臣堅決反對這種庇護宦官的行為。憲宗無奈，免去了吐突承璀左神策軍中尉之職，將其降為軍器使，後又外放為淮南監軍。

白居易一向對宦官擅權深惡痛絕，對吐突承璀統管下的左神策軍專橫跋扈尤為不滿，曾專門就左神策軍仗勢欺人，隨意砍伐村民樹木一事，寫詩點名對其進行揭露和鞭撻。吐突承璀由此對白居易非常怨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二月，憲宗將宦官領袖人物吐突承璀又召回京城，重新任命他為左神策軍中尉，並為此事先免除了李絳的宰相職務。這一任一免，再加上裴垍的病故，對白居易非常不利，使他從此置於隨時都可能被宦官暗算的險惡境地。

從白居易寫的《與楊虞卿書》、《與元九書》可以看出，自白居易入翰林學士院後，官場上早就存在著對他的種種傾軋，政敵們甚至蓄謀將其逐出朝廷，隻是苦於一直沒有機會、未找到借口。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發生宰相武元衡遇害、禦史中丞裴度被刺事件，白居易在“合朝震栗，不知所雲”的非常時刻，第一個上書請急捕賊，“兩日之內，滿城知之”。政敵們感到對白居易“下手”的時機已到，於是抓緊對他有計劃地進行誣陷和打擊。

按常理，“朝廷有非常事”，白居易“即日獨進奏章”，是應受到肯定和鼓勵的行為，為什麼反倒成了政敵們構陷的把柄和口實呢？自古以來，在一些官場上，實際上存在著一種以隱蔽形式運行的“潛規則”。這種“潛規則”，是一種背離正義觀念、背離正式製度、背離正常的辦事程序的遊戲規則。它雖不成文，也不敢公之於世，但卻成了許164多人私下認可的“規矩”，成了支配當事各方在社會行為互動中“利第十

四害後果的共識”。遵守這種行為約束，“可以使互動各方的衝突減少，章貶

交易成本降低”，“獲取正式規則所不能提供的利益”。反之，若“行為謫江

越界必將招致報複”。（據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曆史中的生存遊州的

真戲》一書中之《潛規則的定義》）正原

白居易在宰相遇害問題上的舉動之所以會“觸怒權貴”，終致被因貶出長安，就是因觸犯了官場“潛規則”的遊戲規則而招致的報複。

按照“潛規則”，宰相武元衡遇害後，在“合朝震栗，不知所雲”，眾多朝臣都選擇沉默、畏縮、逃避的情勢下，白居易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采取挺身而出、“獨進封章”這一“越界行為”的。因為這樣一來，他的舉動與眾多朝臣的表現形成強烈的反差，無形中使後者的利益受到侵害：若白居易的舉動得到肯定，必然獲得憲宗皇帝的信任，再度被提拔重用，而這也就同時意味著對後者的否定，使他們的政治前景蒙上厚重的陰影。

再加上白居易率先奏議一事“兩日之內，滿城知之”，更使得他們感到難堪，承受著無法忍受的巨大輿論壓力。過去白居易的奏狀，一般都是一狀議一事，一疏論一人，每次得罪的對象不過一兩個人，而這次的“獨進封章”，實際上把眾多朝臣都得罪了。宿敵們正是選擇這個時機，利用大家的不滿，發泄自己鬱積多時的憎恨和嫉妒。

第一步，他們首先就白居易率先奏議一事進行發難。他們心裏很清楚，隻有在這個問題上“扳倒”白居易，才能遮掩自己的卑怯。但他們同時也明白，白居易急請捕賊以雪國恥的奏狀本身無可非議。

據《資治通鑒》載，六月三日謀殺事件後，兵部侍郎許孟容在晉見憲宗時，也曾說過和白居易奏狀中同樣的話，並淚訴捉拿凶手。憲宗正是根據他們的建議於六月八日下詔在京城內外進行全麵大搜捕的。

這樣，政敵們便隻能以“越職言事”的罪名對白居易進行攻擊，從朝165廷諫論程序上對他的舉動予以否定。他們說：“丞郎、給舍、諫官、禦江

州史尚未論請，而讚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見白居易《與楊虞卿司

馬白書》）這一招非常惡毒，表麵看是為“丞郎、給舍、諫官、禦史”等眾官居

易辯白、解脫，實際上是借此挑起他們對白居易的憎恨，好讓這些人對他群起而攻之。當時大家對白居易憎恨的情緒是實實在在地被挑起來了，人們紛紛主張將其貶逐。

但僅以此還不能使宿敵們如願，因為按唐律，東宮官先諫官言事，雖有“不妥”之處，並不構成罪名。更何況白居易是在朝廷發生非常事件後的緊急上疏，行為正當，主張亦被憲宗皇帝實際采用。於是政敵們又采取了第二步：羅織罪名，誣告陷害。一些“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看花墜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據《舊唐書·白居易傳》），企圖以“甚傷名教”的罪名，將白居易逐出朝官行列。

這一招比前者更險惡：其一，所謂白居易“其母看花墜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新井》詩”等“忤逆不孝”的情節完全是無中生有，造謠中傷；其二，所謂“甚傷名教”，是政敵們根據中唐的社會政治背景，出於鬥爭需要而強套給白居易的一條罪名。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而衰，政局動蕩，世風日下。為了遵王肅藩，中興唐室，許多庶族地主階級的傑出分子紛紛發出“崇尚儒學，以正風教”的強烈呼聲；與此同時，從肅宗開始，幾代最高統治者也都程度不同地意識到急需一大批深於儒學、謹行禮法且具有實際吏能的幹才輔政，並在選人標準上做了相應的調整。到憲宗時，儒學的複興已在全社會形成定勢，以儒家所定的等級名分和儒家的教訓為準則的道德觀念（即所謂“名教”）重新成了評判人們行為是非的社會標準，成為打擊藩鎮、維護王權的政治鬥爭的重要武器。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守舊官僚集團和貴族（即“士族”或曰“世族”）搖身一變，以孔孟的衛道者自166居，打著高舉名教禮法的幌子，打擊庶族地主，攻擊進士科的“浮第十

四華”，企圖以此爭奪朝廷顯官，維護自己在封建統治中的上層地位。章貶

在守舊官僚集團和貴族的眼裏，“庶族起自草澤，沒有士族那種長期謫江

的所謂教養，因而行為不檢，成為士族所標榜的名教禮法的破壞州的

真者”，“若是一般進士，被斥為浮華輕薄，更是常事”。（語見韓國磐《隋正原

唐五代史論集》）因白居易出身中小官僚家庭，父係屬單寒之族，自己又是靠科舉登上仕途，自然同所有庶族和進士出身的人一樣，受到歧視和排斥。

政敵們在這次羅織的“甚傷名教”罪名裏，就有指責居易為人“浮華無行”的內容，說明他們實際上是把打擊白居易與反對整個寒門庶族和新興進士集團的鬥爭緊緊聯係在一起的。

其三，“傷名教”的罪目很多，政敵們偏偏選擇“不孝”的罪名栽害白居易，其用意十分明顯。“不孝”在封建社會是一個很大的罪名。

《周禮》將不孝列為“八刑”中的第一刑，《唐律疏議》將不孝列為“十惡”之一，而“十惡”又被認為是唐統治秩序危害最大的犯罪。在一般情況下，犯“十惡”者不可收贖。封建禮教的核心是對君主忠和對父母孝，如果一個人居家不孝，人們就無法相信他能事君以忠。這樣，政敵們就從道義和人格的層麵上對白居易作了最徹底的否定。

那麼，在這樣一個關乎自己切身清白和政治前途的問題上，為什麼白居易不進行辯誣並揭露政敵們的陰謀呢？謝思煒先生對此有一個很精辟的分析，他說：“《舊唐書》引攻訐者之言，隻含糊謂其‘看花墜井’，《闕史》則詳言其後背景，說明（白母）實乃心疾發作自殺。

平岡氏（即平岡武夫，日本學者———筆者注）謂《闕史》之說出於增飾，因為如若證明自殺者係瘋病所致，則為人子者可減輕罪責而不害其前程。然而比較二說，毋寧說‘看花墜井’之說更近於增飾：心疾發狂對簪纓之族而言畢竟屬難堪之事，如能證明其為意外事故，則167不但為人之子者無言責者可言，而且還可維護死者形象。由此看來，江

州‘看花墜井’雖出於攻訐者之口，史書亦不辨其虛實，但其實正是白司

馬白家認可（抑或得到官方認可———筆者注）對外正式宣布的說法。又攻居

易訐者雖就此發難，但卻隻能以《賞花》、《新井》詩來製造口實，其牽強無理之處《闕史》、《南部新書》及陳《譜》（陳《譜》即宋陳振孫所編《白文公年譜》———筆者注）均有辨，但為何白居易卻竟因此而獲譴，在其詩文中對此竟無分辯呢？理由或許在於：如《闕史》記事可靠，那麼白母因心疾而死事實上已是公開的秘密；攻訐者抓住白母之死做文章，正因為此事曾經哄傳一時，但又是白氏本人不願提及之家庭隱私；然而揭露白母有心疾，對陷害白居易本人並不起作用，所以不如另外尋找借口，扯入作詩之事；而白居易大概也正是出於維護母親形象的考慮，在此事上不願深辯，在其詩文中雖屢屢提及母病，但對母親的真實病狀卻始終諱莫如深。”（引自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中之《白居易的家世及早年生活》一文）就這樣，大孝子白居易被政敵們無端地扣上了“不孝”的罪名。

由於“不孝”不是一般的罪過，故他們又在“傷名教”三字前再加一個“甚”字，以說明其問題的“嚴重性”和嚴責重處的必要性。曾幾何時，白居易率先奏議的舉動“滿城知之”，贏得許多人的讚賞和肯定；而如今，有關他“不孝”的汙言廣為流傳，亦弄得“滿城知之”，使其聲名狼藉，陷入一片指責聲中。就在這時，在宦官的示意下，由有的大臣出麵，將白居易“奏貶為江表刺史”，憲宗準奏。

關於白居易這次被貶任所，還有幾種說法：《新唐書·白居易傳》講是“出為州刺史”；元朝人辛文房寫的《白居易傳》講是“貶江州刺史”，現代學者較多接受辛氏說法；另有些著述則說是“出任江陵刺史”、“被貶為和州刺史”等。《舊唐書》為五代時後晉大臣劉昫奉命領銜監修，成書之日，離白居易病逝相隔九十九年。《新唐書》為宋代人168歐陽修、宋祁等撰，成書之日，離白居易逝世有二百一十多年。《新唐第十

四書》在史料上對《舊唐書》有所增充，但由於其“以標榜‘事增於前，文章貶

省於舊’，文辭刻意求簡，以致時有年代含糊、史實不清之處”，“不如謫江

《舊唐書》多保存原始資料為有價值”。（據《辭海》詞條釋義）《舊唐州的

真書》不知出於何種目的，僅講白居易“貶為江表刺史”，到底是江南何正原

州，後來人無從知悉。而《新唐書》為了“刻意求簡”，把“江表”二字也因刪去，使讀者更為茫然。元朝人辛文房寫的《白居易傳》錯處較多，“貶江州刺史”一說就是其中大謬之一。

唐製規定，州郡按地位輕重、轄境大小、戶口多寡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情況分上、中、下三等，三等諸州刺史的官階以及與之相關的俸祿待遇各不相同：上州刺史，階從三品；中州刺史，階正四品上；下州刺吏，階正四品下。唐代官吏有九品三十階。一般來說，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分別表示職事官中三個大的等級階梯，類似於現在通俗稱的高幹、中幹、初幹。中唐時的江州已從中等州升格為上等州，州刺史的官階應為從三品。白居易既然是被貶逐，怎麼可能從階正五品上的太子左讚善大夫一躍而為階從三品的上州刺史進入“高幹”行列呢？

有的著述講當時正好“江州郡史有空缺”，便將白居易貶到江州任刺史，這完全是一種杜撰：其時江州刺史為崔能，白居易離開江州後他還在任上。至於說“出任為江陵刺史”，則犯了一個曆史常識性的錯誤。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升荊州為江陵府（府台址在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府的行政主官為“尹”，而不稱刺史。“被貶為和州刺史”一說，不知出自何處，但“和州”（和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巢湖市和縣）和“江陵府”一樣，從地域上講都在長江以北，不屬“江表”地區。因此，雖說《舊唐書》將白“奏貶為江表刺史”一說太籠統，但目前還唯有這說法才是最準確的答案。

169政敵們對白居易“奏貶為江表刺史”這樣的結果既高興又不滿江

州意。高興的是，他們總算將白居易這個“眼中釘”逐出了朝官隊伍，趕司

馬白出了長安；不滿意的是，雖說白居易被貶逐，成了“外官”，卻終究還居

易是讓他的官階有了提升。假定白居易就是貶到下等州，他的官階也由此提了三個階次。特別讓政敵們感到憂懼的是，朝廷竟還讓白居易擔任一州之行政主管。

本書曾在第五章中引用了葛培嶺先生評價白居易的一段話：“通觀白居易的大誌雄韜和英勇風範，應該說他是一個有著宰相之才的難得奇士。”憑著白居易當時猶存的一股政治激情和對理想的執著追求，以及“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的不屈不撓的堅韌品格，可以斷言，他是一定會在自己主政的一州之域忍辱負重，奮發作為，取得實踐“兼濟天下”抱負的輝煌政績。而如果這樣，白居易必然東山再起，被憲宗再次召回朝廷，“非次寵擢”，對他們構成更大的潛在威脅。

於是，政敵們又采取了第三步：落井下石，使遭劫者政治上無法獲得重生。中書舍人王涯故弄玄虛，以聳人聽聞的語言再次上疏論奏，說什麼根據“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這封奏狀，實際上是對憲宗施壓，要他收回成命，並對白居易永遠不作實職性的安排。這樣，白居易又由即將走馬上任的“江表”刺史“追詔授江州司馬”。

以上就是政敵們構陷白居易的“三步曲”。當然，這種“三步曲”並不是說他們一開始就有一個預先設計的完整方案，也不是說參與構陷的人在每一步都有“預案”安排。隻是由於“心有靈犀一點通”，他們懷著各自的報複心理，在排斥、打擊白居易的問題上不謀而合，如有默契般地加入了這次“聯合打擊”的行動中。如若“三步曲”仍未解決問題，興許還會出現構陷的“四步曲”、“五步曲”！

那麼，為什麼白居易竭智盡忠、奮力報效的憲宗皇帝竟也同意170將他一貶再貶呢？客觀地說，在這個問題上，憲宗的心理是複雜和矛第十

四盾的。雖然憲宗過去對白居易多次犯顏強諫不滿，甚至在五年前（元章貶

和五年六月）還說過“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翰林）院”（據《資治謫江

通鑒》第二百三十八卷）這樣的話，但他從未懷疑過白居易對自己的州的

真忠誠，故而在白居易的處置（安排）上一般都能不為其政敵的情緒所正原

左右，堅持用自己心中的尺度來考量。這次政敵們強加給白居易“越因職言事”的罪名，憲宗開始亦不以為然。如若他一開始就認同這種指控，貶謫白居易的詔命就不會拖到事發兩個月後的八月上旬才下達。

這裏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可作對照：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愈為反對迎佛骨入宮而上《論佛骨表》，觸怒憲宗，憲宗第二天（正月十四）朝會時即決定將其貶到遠離京師幾千裏外的潮州（今廣東省潮州市）任刺史，且著即當天離京，趕赴貶所，故韓愈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的詩句（見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詩），以形容時間之短促。

又，如若憲宗一開始就認同“越職言事”這種指控，政敵們也就用不著再搜刮枯腸，羅織“甚傷名教”這一新的罪名。這說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與憲宗很是較勁了一段時間，終未能說服憲宗。再，如若憲宗完全認同政敵們構陷的罪名，他下達給白居易的第一道詔命就不會僅是“貶為江表刺史”，而是發配到諸如嶺南的崖州、瓊州、潮州等荒遠窮惡地區。

然而，憲宗終究不是太宗。當年，魏征觸龍鱗，犯顏直諫，也曾使太宗多次惱火，最惱怒時甚至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巴佬！”但經長孫皇後良言規勸後，太宗也能立即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以諫臣為鏡，對魏征敬重有加，愛護有加。凡是有因嫉妒魏征得寵而散布的詆毀之言，太宗都置之不理，有時甚至親自予以駁斥。而憲171宗，當年經李絳以“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雖少思，江

州誌在納忠”這樣的話勸慰後，也能不計較白居易言“陛下誤”的“不司

馬白遜”，“待居易如初”，（見《資治通鑒》第二百三十八卷）但當政敵們這居

易次對居易一而再、再而三地下毒招並最終甩出“甚傷名教”這道“撒手鐧”時，憲宗出於私心，為了顧全自己，竟一再允準了他們的奏請，使白居易成了朝廷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憲宗是依靠宦官、藩鎮和朝中守舊官僚集團的力量，采取不光彩的手段，從父親順宗手中奪得皇位的。即位後，他就嚴厲打擊支持順宗實行“永貞革新”的“二王八司馬”集團，這在儒學複興的中唐，形象是很負麵的，曆代許多史學家也都對此給予了抨擊。清代著名史學家、考據學家王鳴盛就曾說：“憲宗乘父病而一監國，即斥叔文（即王叔文，“二王八司馬”中“二王”之一———筆者注）；父崩，骨肉未寒，又殺叔文，此不孝之尤者。”（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因此，憲宗對作為“名教”核心內容之一的“孝道”極其敏感。

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初九憲宗即位。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百官請求給太上皇順宗進獻尊號，稱作“應乾聖壽太上皇”；給憲宗進獻尊號，稱作“文武大聖孝德皇帝”。憲宗隻同意給父親順宗進獻尊號，而對自己的尊號卻“自辭不受”（見《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三十六卷），實際上是內心有愧，不敢接受尊號中“孝德”這樣的讚譽。元和十年三月十四日，劉禹錫由於作玄都觀桃花詩，引起憲宗的不快，把剛召回長安的他重又貶到十分荒僻的播州。柳宗元及裴度等以劉禹錫有八十多歲高齡老母的實際困難為之求情，憲宗不允。裴度道：“陛下正在侍奉著皇太後，恐怕劉禹錫那裏也應予以憐憫！”這句話使憲宗即刻受到啟發和觸動，退朝後對左右侍從說：“到底還是裴度了解我！”第二天便將劉禹錫改任連州刺史。所謂“到底還是裴度了解我”，說穿了，就是裴度要他借此機會修補有傷孝道的172慚德，贏得君王尊儒重孝的美譽。第十

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七月十三日，百官請求給憲宗進獻尊章貶

號，稱作“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這種尊號，歌功頌德的套語謫江

本已溢美過實，非常“肉麻”，而靠吹牛拍馬爬上宰相位的權奸皇甫州的

真鎛還嫌不夠，要再增添“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說：“尊號中已正原

有‘聖’字，則‘孝’的含義自然包括在內。”皇甫鎛即向憲宗打小報因告：“崔群認為陛下不應有‘孝德’二字”，這句話使憲宗的心病被刺痛，大怒，不久便借故將崔群貶為湖南觀察使。王涯等白居易的政敵們正是利用憲宗的這種心理一步步實現自己的蓄謀。

在白居易因“獨進奏狀”而遭貶謫的事件中，《舊唐書·白居易傳》講“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新唐書·白居易傳》講“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均未言宰相將白居易“奏貶為江表刺史”的話，可見上奏貶白是其他朝臣所為。當時在朝宰相是張弘靖、韋貫之，武元衡遇害後增加了一個裴度。裴度在平叛問題上與白居易的觀點完全一致，以後幾十年中兩人一直交往甚密，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對他有什麼異議。

張弘靖，唐德宗時宰相張延賞之子，中書令張嘉貞之孫。《舊唐書·張弘靖傳》講其是靠“門蔭”而入仕的，為人“雅厚信直”。《資治通鑒》講其在朝廷供職態度嚴肅，廉潔謹慎，不多說話，但政治上有時不精明，曾因他用人處事不當，為藩鎮叛亂釀下禍因，故史籍上有“弘靖興戎”之嘲。韋貫之，“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舊唐書·韋貫之傳》講其“少舉進士”，“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賓”，還說他“性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應策試製舉，時為中書舍人的張弘靖和右補闕的韋貫之被憲宗任命為考策官，白、元是他們的“門生”。考試結果元稹入三等（甲等），授左拾遺；居易入四等（乙等），以“對憲宗詔策語切，173不得為諫官”，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授盩厔尉。

江州從這件事可以看出：第一，張弘靖、韋貫之作為考策官是秉公主司

馬白考、以才取士的；第二，張弘靖、韋貫之二人中當時至少有一人是不居

易滿白對策語直的，因而白居易雖被錄取但第次不高，官職安排亦不理想；第三，聯係到三年後（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製舉考試風波：時任考策官的韋貫之能將對策語直、不顧忌諱的牛僧儒、皇甫湜、李宗閔三名考生“獨署其奏”為上第，並招致自己由吏部員外郎外貶為果州刺史，可推知他在當年白居易製舉考試時必不會提出白“對策語直，不得為諫官”的錄用意見。因而，官職高於韋貫之的張弘靖便最有可能是白居易第一次政治失意的鑄錯者。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武元衡被害、裴度遇刺事件發生後，白居易“獨進奏狀”提出的急請捕賊主張，符合憲宗在業已興師討伐淮西吳元濟的同時，又另調兵征剿王承宗、李師道二藩鎮的心誌，而與宰相張弘靖、韋貫之“釋鎮養威”的意見相左。張、韋認為，鎮州之賊（鎮州，唐州名，成德節度使治所，州治在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此代指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二叛亂藩鎮———筆者注）應平，但限於國家財力物力，不如暫時把王承宗、李師道“兩鎮”問題放一下，先專力攻打吳元濟，以蓄養朝廷威勢，“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河朔，原泛指黃河以北，這裏特指成德節度使、淄青節度使轄地———筆者注）”，收拾王、李二鎮。憲宗否定了張弘靖、韋貫之的奏議。

張、韋出於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個人性格操守，自然對白居易的舉動非常不滿。應該說，此番張、韋與白的矛盾，總體上還屬於不同政見之爭的範疇，而不能像有的著述那樣，“上綱”到守舊官僚集團與新興進士集團鬥爭的高度。但兩位宰相的“不悅”和非議，客觀上無疑給白居易的政敵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攻擊口實，催發了白居易174被貶逐的政治悲劇的發生。第十

四綜上所述，白居易這次蒙冤遭貶，是多種因素盤結交錯所致，但章貶

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憲宗的“準奏”詔書。在封建專製時代，士謫江

人的升降榮辱，君臣關係的親疏近遠，掌控權都在皇帝手裏。想當州的

真年，“憲宗賞識白居易的文才與剛直敢言，親自將他‘非次拔擢’為翰正原

林學士、左拾遺，對白居易反映時事、幹預現實的諷喻詩亦加提倡”。因（沈曾植《海日樓劄叢卷》七）“白居易從憲宗身上看到了實現理想的希望，因此他積極參政，‘事無不言’，而他的建議、批評也為憲宗‘多見聽可’，即或言詞過於激烈，一般也能優容不罪。”“‘士為知己者死’，為了報答憲宗的知遇之恩，為了通過憲宗實現‘兼濟’理想，白居易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唯思粉身以答殊寵’，因而明知官場險惡，明知會得罪眾多‘權豪貴近者’、‘執政柄者’、‘握軍要者’，也都在所不顧。”（引自張安祖《唐代文學散論》中《論白居易的思想創作分期》一文）沒想到，被白居易視為一代英主和“身心兩遇”的憲宗，這次竟在小人的挑唆和力促下，將自己給拋舍了，他無比痛苦，萬念俱灰，陷入巨大的失落之中。離開長安前，白居易寫下令人為之淒楚的《自誨》詩：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

物有萬類，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心如火。

萬類遞來，鎖汝形骸。使我未老，形枯如柴。

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我未死，心化為灰。

樂天樂天，可大不哀！汝胡不懲往而念來？

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

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日皆瞥然，胡為自苦於其間？

175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饑而食，渴而飲，江

州晝而興，夜而寢。

司馬

白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居

易汝鄉。

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往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176第十五章王涯其人王涯對白居易以怨報德、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徑被載入史籍，千百年來為世人所不齒。後人鑒於王涯在白居易被貶江州這一冤案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和扮演的極不光彩的角色，常把有著同樣陰暗心理和齷齪作為的政治小人鄙稱為“王涯式人物”。那麼，王涯究竟何許人也，是什麼原因驅使他取如此下策，將自己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呢？

首先，我們通過《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等史書對王涯的介紹和評述了解其一貫的為人和秉性。王涯，字廣津，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人。父親王晃，曆左補闕、溫州刺史。“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新唐書·王涯傳》），就是說王涯個子雖較高，但不魁梧，與正常人的身材相比，不知是先天遺傳有情況還是後天發育出了問題，反正比例很不正常：上身長，下身短，叫人怎麼看都有點不舒服。

不過王涯很會彌補自己給人印象上的不足：在行動舉止上他顯得文質彬彬，柔和謙卑；考慮問題時審慎周到，善於揣情度意，別人沒有想到的他都考慮到了，處處討人喜歡，也很有才華。“涯博學好古，能為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舊唐書·王涯傳》），喜歡讀經史典籍，會寫文章，憑此登科，躋身朝班，得到清貴的官位。“涯文有177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詁溫麗，多所稿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江

州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裏官第，諸學士莫敢望”（《新唐司

馬白書·王涯傳》），就是說王涯的文章有比較好的構思，在永貞、元和年居

易間（指唐順宗執政的八個月和唐憲宗執政前期———筆者注），由於其能夠用較流暢的語言解釋古書古義，當時朝廷所發文稿許多都要經過他過目才能確定。憲宗皇帝覺得王涯的才氣超群，多次向其谘詢、謀議。考慮到王涯住的地方離宮中較遠，可能有時召見不能及時趕到，便親自下令從光宅裏（即光宅坊，位於丹鳳門街，離大明宮非常近———筆者注）供高級官員住宿的客館中挪出一套住房借給王居住，這種特殊的寵幸是當時所有翰林學士都無法與之相比的。

但是，王涯心術不正，品行很不好，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舊唐書·王涯傳》語）。這就是說王涯官癮很重，權欲極強。人家是近君子，遠小人，而他為了追求官位和恩寵，不要人格，不擇手段，常常和宦官、奸佞小人貼得很緊，打得火熱，以至於在後來的“甘露之變”中由此遭到腰斬和滅族之禍。

王涯一生曾兩次為相。第一次，當白居易身陷逆境，他為了迎合宦官和朝廷中的邪惡勢力，置公理與私誼於不顧，對白居易落井下石，結果很快得到了回報：就在白貶江州的第二年（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王涯即由中書舍人被提拔為承旨學士（即翰林學士院院長），成了宰相的後備者。同年十二月，王涯被擢升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職）。但由於他並沒有實際領導才能，遇到國家大事一籌莫展，要麼不敢開口，要麼開口也說不到點子上，任職僅一年零七個月，就因“循默不稱職罷”（《新唐書·王涯傳》語），貶為兵部侍郎。這時王涯年約五十六七歲，他不甘心就此離開政壇高位。

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七月十七日，年約六十九、七十178歲的王涯通過依附大宦官王守澄、佞臣鄭注再度當上了宰相。（唐官第十

五製，官員凡七十歲者均應退休———筆者注）為了邀寵固位，他討好文章王

宗皇帝，根據王守澄、鄭注的意圖，同意將心智邪惡的李仲言（後改涯其

名李訓，曾因唆使他人陷害宰相李程而被流放象州———筆者注）召人入宮中任職。僅一年時間，李訓（即李仲言）即由階從八品上的小官四門助教（四門助教，國子監四門學教官，類今全國最高學府附屬專科學院的副教授———筆者注）連連提拔，一直擢升到宰相。王涯見李得到皇帝如此信任，背後又有權貴支持，便不顧自己同為宰相的身份，對其阿諛奉承，低三下四，一切看李的臉色行事，唯恐有哪一點李不滿意。前麵講到《新唐書·王涯傳》評述王“長上短下”還有一種解釋，就是說王涯很擅長於對上司、對有權勢的人阿諛奉承，吹牛拍馬，而對下級、對老百姓則十分刻薄。從王涯對李訓態度的事例說明這種解釋確也有其道理。

在王涯二度任宰相的第三年（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朝廷發生了一起重大事變。唐文宗雖然是由王守澄擁立而做了皇帝，但他對宦官擅權亂政非常痛恨。王守澄安插在文宗身邊做耳目的李訓、鄭注窺伺到文宗的內心活動，覺得投靠宦官不如投靠皇帝，決定改換門庭，借助皇權除掉栽培自己的王守澄，以爭得更大的政治利益。十月初九，根據李、鄭的密謀，文宗派太監帶毒酒將王守澄殺死在家中，對外說是暴病身亡，並追封其為揚州大都督。緊接著，他們擬實施第二步計劃：十一月二十七日，借在滻水邊（滻水，今名滻河，在長安城東郊———筆者注）埋葬王守澄的時機，由鄭注引親兵隨從護葬，李訓奏請文宗命神策軍中尉以下宦官前往送葬，屆時，鄭注下令關閉城門，親兵把大宦官仇士良及現場所有宦官全部誅除。

這本是一個較周全的計劃，可是李訓覺得這樣一來，如大事告成，功勞就全是鄭注的。於是他和幾個同黨與另一位宰相舒元輿密179謀，決定撇開鄭注提前六天動手，並在誅除京城宦官時連同鄭注一江

州並殺掉。十一月二十一日朝會時，李訓派人先謊說昨夜有甘露降在司

馬白左金吾衙門後院的石榴樹上，這是祥瑞的征兆，請陛下觀賞。文宗便居

易命仇士良率各宦官前去驗看，自己隨後前往。原打算在仇等驗看“甘露”時將宦官一網打盡，不料由於部署倉促，計劃不周，事情暴露後又無接應力量，反被仇士良劫奪了文宗，爭得了主動，參與謀殺宦官的舒元輿等主要人物全部被捕獲，李訓、鄭注先後被殺。

王涯雖事先對事件不知情，但由於與李、鄭的關係特殊，亦被逮捕。年過七十的他經不起苦刑拷掠，不僅違心承認自己和李訓一起“謀反”，企圖擁立鄭注為皇帝，而且還亂咬了其他官員。二十四日，宰相王涯、舒文輿、賈疎和直接參與這次誅殺宦官行動的河東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京兆少尹羅立言一幹人等被押遊街示眾，在長安城子城西南角獨柳樹下腰斬，其首級都懸掛在興安門外。他們的親屬不管親疏老幼，全部被殺，連懷抱中的嬰兒和無知的孩童也不留一命。在搜捕過程中，中書、門下兩省的官吏、金吾衛的士卒以及正巧留在機關大院內的民間小販共一千六百餘人遭殺戮（其中因事件株連而死的朝臣達六七百人）。長安城屍體狼藉，血流遍地。這就是曆史上所稱的“甘露之變”。

王涯第二次任宰相前後總共不過兩年零四個月時間，終因“嗜權固位，偷合（李）訓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新唐書·王涯傳》），不僅自己的老命丟了，而且整個家族也跟著遭了殃。王涯死後，當時社會上有多種傳說：據《太平廣記》講，一天，王涯之子仲翔在山亭避暑，忽然看見數十名家僮的頭都不見了，滿身是血來到他的跟前，隻是一頓飯的工夫就消失了。仲翔驚詫萬分，馬上將此事告訴父親王涯，勸他放棄官位，王涯不聽。這年冬天十一月，果因鄭注之事受到牽連。《杜陽雜編》講，王涯“末年恃寵固位，為士大夫譏之。

180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引自諭，曾無第十

五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惑矣”。這些傳說，雖夾雜章王

子虛無有的情節，卻無不真實而深刻表達了人們對王涯品行的鄙涯其

夷。人二是貪錢財，“性嗇儉”，“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新唐書·王涯傳》語。賀若夷，王涯家有音樂專長的門客或當時長安城有名的樂工———筆者注）。王涯不僅貪婪，而且非常吝嗇。他千方百計斂財，用於自己的享樂。王涯建有私人高級別墅，庭院內植名花貴樹，造假山流泉，環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十分愜意地在那裏看書，或與賓客歡娛，或聽名樂師演奏。

“王涯奢豪貴極。庭穿大井，合木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珍珠瓊璧，投置水中，汲水供涯所飲。”（據《唐人軼事彙編》卷二十一，轉引自《獨異誌》下，《太平廣記》卷二三七）這就是說王涯非常奢華。他聽說喝了被珠寶浸潤過的水可延年益壽，便命人在院中挖鑿了一口大井，將掠得的大量品級上乘的珍珠美玉都投置井水中，供己飲用。

為了防止這裏的秘密被人發現，他還特地打造了一個大木櫃將井罩住，並嚴把鎖鑰。王涯家藏數以萬卷計的古今圖書，大都是用不正當手段從皇宮秘藏中竊取的。社會上私人珍藏的曆代名貴字畫，有的是他花高價從持有者手裏購得，更多的則是靠暗地送官贈爵這種“以官代幣”的賣官形式獲取。有的字畫不易到手，他就千方百計陰謀陷害收藏者，然後把它弄到手。由於金銀珠寶和名貴字畫太多，王涯還專門在家中修了一道夾牆，將它們秘藏其中。

“甘露之變”後，他家被抄，發現“涯積家財钜萬計”，左、右神策軍六百人搬了整整一天，另還有不少“市人亂取之”，也沒有搬完。

（據《舊唐書·王涯傳》、《新唐書·王涯傳》等書）王涯的吝嗇也是夠典型的。他家財數以萬計，卻常穿布衣，吃素181菜。當時士大夫大都有在家蓄妓養妾的嗜好，王涯雖也喜歡狎妓，但江

州主要是混跡於妓街青樓，因為這樣花錢少，比蓄妓妾在家合算。王涯司

馬白有一個遠房的堂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年老而且貧窮。聽說王涯當居

易了宰相，他騎著毛驢千裏迢迢來到長安，想求個縣主簿或縣尉一類低微的小官。由於沒有什麼厚禮相送，王沐在長安逗留了兩年多，才得見王涯一麵，且王涯態度十分冷漠。後來王沐通過王涯的貼心家奴再次表達自己的請求，王涯這才同意考慮在“適當時候”授予他一個小官。從此王沐每天早晚都要到王涯家中排班請安，聽候差遣。

“甘露之變”發生後，禁軍在王涯家逮捕其家人，正巧王沐也在那裏，無辜遭到拘捕，和王涯等同時被腰斬。

三是兩麵三刀，挑撥離間，排除異己。唐文宗打算起用李仲言（即後來改名的李訓）時，王涯開始和另一名宰相李德裕一樣堅決反對，並起草了一勸阻的上疏，措辭十分激烈。後來文宗召集宰相討論，李德裕力陳李仲言不可用的理由。王涯見文宗任用李仲言的態度堅決，又懼怕支持李仲言一黨的黨羽勢力，便臨時變卦，表態同意，將李德裕出賣了。不久，朝廷命李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打算駁回這個任命。李德裕對王涯說：“給事中能出於公心退回對李仲言的任命詔書，真令人高興！”王涯聽後，立即召見鄭肅、韓佽，說：“剛才李公留話，要你們不要駁回這個任命。”鄭、韓二人信以為真，簽名通過將詔書下發。第二天，他們將此事告訴李德裕，李大吃一驚，說：“我如果不同意你們的做法，肯定會當麵對你們說，怎麼會請人傳話？況且給事中行使封駁權，是你們的職責和權力，難道還要聽信宰相的意圖？”二人這才知道被王涯欺騙了。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非常憎恨李德裕，王涯與他們沆瀣一氣，便千方百計幫助這三人排除李德裕。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十八日，唐文宗突患中風，不能說話。王涯裝得非常著急的樣子，趕182忙前去看望，並別有用心地說：“聞陛下龍體欠安，我急招呼李德裕第十

五宰相一起進宮問安，不知什麼原因，他竟然不肯來。”文宗聽了非常章王

惱火，於第二年病情好轉後即將李德裕調離長安，以宰相銜充任山涯其

南西道節度使（治所駐地在興元府，址今陝西省漢中市東）。不久，文人宗又命李為鎮海節度使（治所駐地在潤州，址今江蘇省鎮江市），不再保留宰相頭銜，緊接著，再貶李為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長史（長史，州刺史屬官，職類今設區市政府分管文秘、行政工作的副市長或享受副廳級待遇的秘書長，排名在別駕之後）。侍禦史（職類今中央紀委和監察部官員，階從六品下）李款呈遞數十份奏章，就鄭注收受賄賂、竊弄權勢等嚴重違法亂政問題對其進行彈劾。鄭注曾為王涯第二次當宰相出過大力，王涯便將彈劾鄭注的奏章全都私自扣下，不予處理。由於大宦官王守澄和時為宰相王涯的庇護、周旋，文宗不僅沒有追究鄭注的問題，不久還任命鄭為侍禦史充任右神策判官右（神策軍執行官）。當時無論是朝中還是民間，聽到這個消息，無不為之驚駭歎息。

四是急功近利，蠹政害民。王涯在穆宗、敬宗、文宗朝曾兩次兼任鹽鐵轉運使，主管全國鹽業、銅鐵礦業的生產和專賣，位貴權重。

貪腐成性的王涯利用這個肥差，非法“積家財钜萬計”。大和九年（公元835年）九月，時任宰相兼鹽鐵轉運使的王涯以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為由，奏請改革江淮、嶺南地區茶葉稅收辦法，增加稅收，使廣大茶農、茶商利益受到很大侵害。同年十月，“王涯獻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榷稅，自涯始也”（《舊唐書·文宗傳》）。就是說在已增加江淮、嶺南地區茶稅的情況下，王涯又別出心裁地提出對全國茶樹的種植、茶葉的製作進行統一管理，對茶葉的銷售實行專賣，以最大限度地獲取茶利，擴大國家稅源。鄭注為顯示自己有治國的才能，也提出同樣的建議。

183文宗皇帝聽他們說得天花亂墜，便同意這個奏議，並任命王涯江

州兼任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主管全國茶葉專賣。王涯提出實行榷茶司

馬白奏議，原本是為了取悅於文宗，說明自己雖已七十二三歲，還能出居

易“高招”，繼續留在宰相位上為皇上效勞。至於這個奏議會不會被采納，由誰牽頭執行，那不是他的事。不想文宗還真的聽信了，並任命其兼榷茶使，這使他很犯難。因為王涯心裏非常清楚，這牽涉到千萬茶農、茶商的生計和方方麵麵的利益，根本無法推行。但建議是自己提出的，詔命又已下達，他“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隻能硬著頭皮上。兼任榷茶使後，為了印證自己奏議的正確，求功斂財心切的王涯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強令取消私人茶山、茶園、茶場，將老百姓所有茶樹都移植到官辦茶場去種植。不能移植或不願移植的，統統放火燒掉。老百姓深受其害，怨聲載道。

“甘露之變”發生後，當王涯等人被押遊街示眾時，路兩旁觀看的人們出於對王涯傷天害理行為的憤恨，紛紛對其大聲唾罵，不少人還用石頭、瓦塊往他身上砸。王涯走到哪裏，他身邊的石頭瓦塊便很快成了堆。還沒走到刑場，王涯已是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不成人形。所以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王涯等是被上天誅殺的，仇士良怎麼能輕易地族滅其全家呢！”王涯死後不到十天，他提出的茶葉專賣就被停罷。

了解了王涯的一貫為人處世，對他在白居易危難時以怨報德、落井下石的行為就不難理解。

第一，出於妒忌。王涯在白居易未入翰林學士院前由於其“博學好古，能為文”，很得憲宗皇帝的賞識和器重，以至於“諸學士莫敢望”。白居易被憲宗看中並親自點名召入翰林學士院後，由於他以高昂的政治熱情參與朝政，上書獻策，又積極領導並參加了新樂府運動，創作出優秀組詩《秦中吟》、《新樂府五十首》等大量反映民生的184詩歌，很快在朝廷內外名聲大振，其影響遠遠超過王涯。第十

五從文學功力看，《舊唐書》、《新唐書》評價王涯用的是“能為文”、章王

“文有雅思”這樣的讚語，而對白居易則稱其“敏晤絕人，工文章”、涯其

“於文章精切”、“文章曠達”、“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可見，王涯雖人也“能為文”，但與白居易相比，屬小巫見大巫，不是一個檔次。正因為如此，《全唐詩》收存白居易詩共二千八百多首，而王涯僅六十二首；《唐詩別裁》選收白居易詩六十一首，王涯詩僅五首；乾隆欽定的《唐宋詩醇》選錄白居易詩三百六十多首，而王涯因夠不上文壇“大家”，其詩根本沒有資格“入圍”。在被譽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畢萃於茲”的《全唐文》中，收錄了白居易各種文體的作品八百零六篇，王涯一篇也沒有被選入。在被選錄的詩文中，白居易佳作迭出，王涯沒有一篇真正夠得上有影響的傳世名篇。

從當時文壇影響看，白居易的作品已廣為流傳，譽滿天下。這從白居易被貶赴江州途中的所見所聞可以得到印證：“……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白居易《與元九書》語）再從憲宗對白居易政治上信任的程度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新唐書·白居易傳》）。就是說，憲宗在元和前期對白居易是非常賞識和信任的。白居易為報答聖恩，“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提出的許多革除弊政、彈劾權奸、為民請命的奏議，大都為憲宗所采納。有時奏議“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舊唐書·白居易傳》）。

憲宗對白居易生活上亦非常關懷，多有賞賜，使白居易“因物感恩，無任愧懼”（白居易《謝恩賜衣服狀》）。

185《金鑾密記》中還記載著這樣一個事情：“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江

州粥一甌。剔其防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轉引自《唐人軼事彙司

馬白編》卷二十）防風，藥草名，生長在山石之間，其花如茴香，有療風症居

易眩痛的特殊功效，故名，主治外感風寒、頭痛、目眩、項強、風寒、骨節酸痛、四肢孿急、中風、癱瘓等症。白居易當時具體患何種風症，病勢如何，不得而知。從《金鑾密記》表述的文字看，可能並無大礙。一個至尊無上的皇帝能親自給一個翰林學士安排藥膳，並賜其服用，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愛，可能也是當時“諸學士莫敢望”的。

後來雖然由於白居易的直言強諫引起了憲宗的不滿，也影響到他的官職安排，但憲宗從未緊閉對白居易的信任之門。武元衡遇害後，白居易毅然決然地第一個做出快速反應，在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因為他看到憲宗對自己的基本態度。倘若不是奸佞陷害，白居易完全有可能由此改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人生軌跡，他晚年回憶翰林院舊事時就不會發出“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的感歎。因為除“五相”外，他也不是人臣極位下的一個閑散的“漁翁”！作為與白居易同是太原籍的王涯，本來就惱怒這個在才氣和名氣上讓自己顯得遜色的“老鄉”，自然更不容許其在仕途上有可能超過自己的現實出現。

第二，為了依附、巴結宦官，以求得進身之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二月，白居易被授為太子左讚善大夫，回到朝中任職。也就在同年二月，憲宗為了將自己厚愛的宦官吐突承璀調到身邊，罷免了李絳的宰相職。當初，憲宗看中李絳“忠正自立”，“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舊唐書·李絳傳》語），是個難得的人才，打算任命其為宰相，但考慮到李絳與吐突承璀勢同水火，自己又不願壓抑吐突承璀，便趁有一個賄賂案件牽涉到吐突承璀的機會，將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第二天，即拜李絳為宰相。吐突承璀雖然被逐，但憲186宗對他仍然非常眷念。兩年後（即元和九年二月），憲宗采取同樣手第十

五法，先免除李絳的宰相職，並於第二天即召回吐突承璀，重新任命他章王

為左神策軍中尉，使之再次躍居宦官的首領地位。吐突承璀回京後，涯其

仗著憲宗對他“恩寵莫二”（《舊唐書·皇甫鎛傳》），擅權驕橫，連官員人的察舉和朝臣的進退用舍也要幹預把持。一時間，不但朝臣們見了他不得不諂媚討好，委曲求全，連一些大方鎮的節度使也想方設法巴結他。“素無公望”的貪官皇甫鎛就是靠“厚賂結其歡心”（《舊唐書·皇甫鎛傳》）而當上宰相的。吐突承璀是李絳、白居易的政敵；李絳是白居易的好友，罷相後失勢；王涯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又得過白居易的幫助，所有這些，使官迷心竅、權欲熏心的勢利小人王涯感到必須與白居易在私情關係上做一個最徹底的切割，方能換取吐突承璀的好感和信用。

第三，出於一個奸邪不正者的本能反應。白居易為人純真，“以直道奮”，敢“在天子前爭安危”，“論執強鯁”，“事無不言”；“襟懷宏放”，從不參與私怨相報、權勢爭奪的朋黨之爭，更不阿奉宦官，“終不附離為進取之，完節自高”；安貧樂道，疾貪暴，尚清廉。“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第八》）他畢生將自己的俸薪收入用詩歌的形式告之世人，如為校書郎時，“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為左拾遺時，“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時，“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一直寫到他致仕領退休金：“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他，再沒有別的收入。白居易還將所租的房屋、添置的家庭產業都一一入詩入文。這不僅開創了中國詩人堅持用詩的語言記錄自己官俸數目的先河，也可能是中國官場上第一個敢於詳細具體公開自己私有財產的人（當時並沒有個人財產申報製度）。

187白居易一生去貪守廉的事例很多，如長慶元年（公元821年）八江

州月，白居易奉命持節去田布家宣布其出任魏博節度使，田布按當時司

馬白官場慣例贈給白居易縑（即細絹，一種絲織品）五百匹，以示酬勞，他居

易拒不接收。穆宗派中使到白居易家中宣旨，命（實際上是勸）他收取，白居易即向穆宗進《讓絹狀》，說“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慚屍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穆宗為之感動，下詔同意白居易辭掉這筆饋贈。

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三年，清廉節儉，離任時除帶走部分俸祿積餘外，把自己大部分官俸都留在杭州官庫，以作後任者公家應急之用。這件事很為後人所稱道，《唐語林》對此有專門記述：“公罷杭，俸錢多留官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複填。如是者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其俸乃亡。”（王儻《唐語林》卷二）“假而複填”，說明白居易留存在杭州官庫的俸薪，是作為基金性質的刺使備用金，若因救急動用了須適時如數填滿，故能“如是五十餘年”。從這裏也可看出後來曆任杭州刺史對白居易清廉品行的敬重。凡此種種，無不與王涯低俗、卑汙的人格和品行相抵牾。“正邪自古同冰炭”，王涯自然不滿甚至非常仇視白居易的所作所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必定要千方百計否定、排斥、打擊乃至構陷白居易。

王涯在構陷白居易“越職言事”、“甚傷名教”事件中的拙劣表演，是其醜惡政治靈魂的一次大暴露。事後，雖然他很快得到了厚重的仕途回報，但從此聲名狼藉，為同僚們所不齒。就連他的親外甥，那個當年在製科考試中因對策語直遭宰相李吉甫和當權宦官忌恨的考生皇甫湜都瞧不起他。

皇甫湜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他疾惡如仇，氣貌剛質，凡是自己看不慣的人和事，絕不會給對方留任何麵子。從《新唐書·皇甫湜傳》、白居易詩文集及《全唐詩》、《唐闕史》等反映的情況看，皇甫湜188後來與王涯再沒有什麼來往，而與曾仗義執言、冒著生命危險上了第十

五《論製科人狀》的白居易卻經常詩酬唱和，相互走訪，關係一直十分章湜王密切。皇甫逝世時，白居易非常悲痛，作《哭皇甫七郎中》詩（皇甫涯其

湜，行第七，官至工部郎中———筆者注），對其人品和才華給予了很人高評價。《全唐文》收錄了皇甫湜文章共四十三篇。

琵琶

亭189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十六章淒風苦雨赴江州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時居易四十四歲）八月上旬，貶白居易為江州司馬的詔書下達。由於貶謫是對負罪官吏的一種行政處罰，當時製度規定，凡外貶官員，必須及時離京，兼程趕赴貶所，沿途不得多作逗留，各郡、縣亦不得“許其停滯”，（據《唐會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所以白居易於“左降書下，明日而東”（白居易《與楊虞卿書》），除了帶上書籍、文稿及個人生活必需品外，來不及收拾家什，未能攜家眷隨同，第二天便獨自一人乘著軺車（一馬駕駛之簡易小車）匆匆上路。唐代官員出行用車、乘馬有嚴格的身份、等級限製。

若用車，據《舊唐書·輿服誌》，“五品，軺車”；若乘馬，據《唐律疏議·職製·增乘驛馬》，“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匹”。從白詩反映的情況看，白居易離京當天是乘軺車而非騎馬。

白居易的親友們事先可能未得到消息，沒有能到昭國坊他的住所送行。朝中一些同事雖知道他當日離京，但出於各種客觀原因或個人考量，也未來送別。這種淒涼冷落的場麵，使他心中無限酸楚。

就在白居易即將啟程時，隻見好友李建（時任吏部郎中、知製誥）氣喘籲籲地策馬趕來。

李建，字杓直，是白居易任秘書省校書郎時的同事。他長居易八歲，出身貧寒，少年讀書時常和二兄李遜輪換著穿一套衣褲、合食一190小缽飯菜，過著“時無衣食”的日子（據《舊唐書》、《新唐書》李遜、李第十

六建傳，白居易《祭李侍郎文》、《有唐善人墓碑》，元稹《唐故中大夫尚章淒

書刑部侍郎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贈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和傅璿琮風苦

《唐德宗朝翰林學士傳》等———筆者注）。長兄李造“知二弟賢”，為了雨赴

江成就他們的誌業，自己中途停學，四處求助，甚至沿街乞討。不數年，州李遜、李建果不負兄望，先後進士及第，“並世為公卿”。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時李建四十歲，白居易三十二歲），已於頭一年任校書郎的李建與剛為校書郎的白居易同署共事。李“遠邪諛”、不“藉貴勢以請”仕途、“與人交，外淡中堅”、“廉儉自處”和孝養母親的美德，“詣理撮要，詞無枝葉”的文學才能，為白居易所推崇。李建對白居易也仰慕已久，於是兩人“一言吻合，不知所以。莫逆之交，貴從茲始”。

他們走馬相訪，詩酒論道，“同出複同歸，從朝直至暮”（白居易《秋日懷杓直》詩）。白居易丁憂下邽，家境困窘，為了買牛躬耕，忍痛將自己心愛的坐騎變賣了。李建得知後，立即派人專程送去一匹好馬。

這次，當白居易銜冤遠貶、政治沉淪時，李建不管他人如何避嫌，也不顧忌白居易的政敵們的態度，又毅然趕來送別。如此深情，使白居易感觸萬千，不禁愴然淚下。後來，每當白居易回想起這一幕，都不由得發出“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幾”（白居易《感逝寄遠》詩）的感歎。

這天到昭國坊為白居易送行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姻兄楊虞卿。虞卿時任鄠縣（唐畿縣名，位於長安城西南，今陝西省西安市戶縣）縣尉。他不知從何處得到消息，急忙從一百裏外的城西任所趕到昭國坊，不料白居易已離家上路，便又策馬二三十裏繼續向東追至滻水，兩人在岸邊長時間緊緊握手，“憫然而訣”，除了互道珍重外，竟哽咽得什麼話都說不出來。（據白居易《與楊虞卿書》）唐時從京都長安赴江州的驛道主要有兩條：一是由長安東出，191過灞河，出潼關，經“兩京驛道”（唐時稱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至江

州洛陽，折東南經汝州（唐州名，州治在今河南省平頂山市轄汝州市）司

馬白到襄陽，然後改行水驛，循漢水至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沿長居

易江抵江州；二是由長安東南出，沿灞河而東，經藍田（唐畿縣名，今陝西省西安市藍田縣）、過商州（唐州名，州治在今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出武關（秦楚咽喉之地，位於今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東）的“藍武驛道”，折東南經商洛（唐縣名，屬商州，今陝西省商洛市轄商南縣）、內鄉（唐縣名，今河南省南陽市轄西峽縣）入鄧州（唐州名，州治在今河南省南陽市轄鄧州市），再南行至襄陽，後改行水驛，循漢水到鄂州，沿長江抵江州。（據馬楚堅《中國古代的郵驛》一書）這兩條路，水驛狀況相同，陸驛則差別很大。前者寬暢易行，且沿途館驛接待條件相對優越很多。但旅程較遠，所費時日較長。據《舊唐書·地理誌》，當時從長安到洛陽八百五十裏，從洛陽到襄陽八百五十三裏，從襄陽至江州的水路一千七百六十六裏，共計裏程為三千四百六十九裏。而走藍武驛道，從長安至襄陽一千一百八十二裏，加上襄陽至江州水路的一千七百六十六裏，隻有二千九百四十八裏，少五百二十一裏。後者雖行程捷近，卻狹窄艱險，沿途林深木茂，時有猛獸出沒，向為行人所苦，“然而，由於此路捷近，省日省時，很多人還是樂於取道此途，而貶臣逐客因有嚴詔催迫，不敢稽留，更是多由此倉促上路，很難顧及其艱險崎嶇了”（見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一書第四編《中唐元和逐臣研究》）。

白居易走的自然是“藍武驛道”。他與楊虞卿握別後，用依戀的目光長時間凝望著長安東麵的城門，萬般思緒，齊上心頭，眼眶不禁又濕潤了。他掉轉頭，登上軺車，在蕭瑟的秋風中默默前行。這一天，白居易心境特別煩亂，精神瀕臨崩潰，人顯得十分疲弱，走到藍田縣城邊的驛館，再也無法堅持，隻好在該處止宿。唐驛製，凡三十裏一192驛，“乘傳者日四驛，乘驛者六驛”（據《新唐書·百官誌一》）。就是說，第十

六按規定要求的正常行進速度：凡乘坐驛馬拉的車（即所謂“乘傳”），章淒

一天須過四個驛站，行一百二十裏；凡乘坐驛馬（即所謂“乘驛”），一風苦

天須過六個驛站，行一百八十裏。白居易過滻水後經灞橋驛到藍田雨赴

江驛，當天實際隻行經了兩個驛站，七十多裏路的驛程（據嚴耕望《唐州代交通圖考》、《商洛地區誌·唐代商洛道驛站設置表》，後同———筆者注）。

他有詩描述自己離京後第一天的感言：“秋日正蕭條，驅車出蓬蓽。回望青門道（青門，即霸城門，漢朝時長安城東出南頭之第一門。

因門為青色，故當地居民俗稱為“青城門”或“青門”。唐朝人詩中多以“青門”指長安城東麵之門———筆者注），目極心鬱鬱”（白居易《別李十一後重寄》詩），“潯陽近四千，始行七十裏。人煩馬蹄跙，勞苦已如此”。（見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詩）七十裏路就如此勞頓，他不敢想象今後自己將如何麵對的三千裏之遙。

第二天早晨，天下起了雨，氣溫轉寒，給出行平添了許多艱辛。

白居易雖經一宿休整，憂悒的心情並未緩解，身體狀況仍不好，但他不敢在館驛滯留，用罷早膳後又繼續趕路。走了三四十裏地，他來到了一個叫韓公堆的地方，這裏山路崎嶇，澗深溪急，荊棘叢生，陰影朦朧。白居易孤獨行進在這荒涼、陰森的險路上，更感到失落和悵然。

觸景傷懷，他牽念起五個月前被再次遠貶到通州任司馬的好友元稹。元稹在赴貶所的山路上，亦遭雨襲，曾寄詩居易，報告自己當時遇險的情形：“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黃泉便是通州路，漸入深泥漸到州。”（元稹《酬樂天雨後見憶》詩）到任後，元稹又將通州的山川形勢、荒涼景象及民俗風情、刀耕火種狀況寫信告居易：“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劄，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193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貘、蛇、虺之患，小有蟆江

州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司

馬白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裏，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見元稹《敘詩寄居

易樂天書》）白居易得知通州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極差的生存條件，擔心好友經受不住這嚴酷的身心折磨，於是寫詩安慰開導，並對其遭遇憤憤不平：“來書子細說通州，州在山根峽岸頭。四麵千重火雲合，中心一道瘴江流。蟲蛇白晝攔官道，蚊蟆黃昏撲郡樓。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無處問來由”，“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霖瘴瘧多。老去一身須愛惜，別來四體得如何？侏儒飽笑東方朔，薏苡讒憂馬伏波。莫遣沉愁結成病，時時一唱濯纓歌”。（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詩其一、其三）誰知不到半年，同樣的遭遇降臨在他自己頭上！與元稹不同的是，白居易生性曠達、委順，許多事情都能退一步想，拿別人不如自己的地方比，以此克製、稀釋內心的苦楚：“韓公堆北澗西頭，冷雨涼風拂麵秋。努力南行少惆悵，江州猶似勝通州。”（白居易《韓公堆寄元九》詩）就這樣，白居易在風雨中艱難行經了三個驛站，當天在藍溪水（今名藍橋河，又名藍水）邊的藍橋驛（驛站故址在今西安市藍田縣藍橋鎮）止宿。可能是藍田驛站的主事者事先提醒了白居易，根據路況，他在往藍橋驛方向的路上改乘了驛馬。唐代文人喜歡在驛館、佛寺、酒肆、鄉校等處的牆壁、房柱上題詠，用這樣的特殊方式發表自己的作品或傳頌他人的佳作，供人欣賞，交流情感。一路上，白居易看見到處都有自己的詩被題壁上，還有幾處抄有元稹的詩，這對正受著屈辱和苦旅折磨的他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慰藉。因而每到一處驛亭（古代驛傳有亭，一般十裏設一亭，為行旅休息之所），白居易都要下馬尋覓這些詩。

194元稹本年正月從江陵調回長安途經藍橋驛，白居易八月從長安第十

六來到藍橋，止宿地點相同，路線相反，來去悲歡心情迥異。所以當白章淒

居易在藍橋驛看到元稹自己的親筆題詠時，一種說不出的傷感湧上風苦

心頭，不禁吟道：“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雨赴

江馬，循牆繞柱覓君詩。”（白居易《藍橋驛見元九詩》）州第三天，雨停，秋風凜冽，白居易沿著藍溪水向秦嶺進發。秦嶺是我國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線，這裏重巒疊嶂，群峰聳峙，溪澗溝壑眾多，地形險阻。白居易佇立在一個名曰望秦嶺（亦名望峰）的山梁上，再次用眷戀的眼光遙望京都長安，對自己的前途更加茫然，對國事充滿了憂慮，他臨風悲歎：“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

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須。”（白居易《初貶官過望秦嶺》詩）越過秦嶺，白居易來到商州（唐州名，今陝西省商洛市，治所在今商洛市商州區）。商州位於秦嶺東段之南，是京都長安通往東南的交通要道，離長安二百八十裏。為了等候夫人楊氏及其他家人，白居易在商州館驛停歇了三天（據《唐律疏議·雜令》，凡奉命用驛馬及止宿館驛者，如有事，在館驛滯留“以三天為限”）。

在商州，他孑然一身，更加多愁善感。當看到眾人圍觀著籠中的紅鸚鵡拍手叫好時，便上前打聽，才知道這原來是安南（唐代六都護府之一，現今之越南）都護府派人赴京向唐朝皇帝進獻的貢品。這鸚鵡毛色紅若鮮豔的桃花，還能逼真地模仿人的語言，十分難得。白居易看後不僅沒有像別人那樣稱賞，反倒陷入了沉思。他聯想到自己寫的文章和口才也曾跟紅鸚鵡一樣出類拔萃，與眾不同。可正因為這樣，紅鸚鵡被關在籠子裏供人觀賞，失去了自由；自己亦被羈絆在官場上任人擺布，受盡了傷害。於是他有感而發：“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桃花語似人。文章辯慧皆如此，籠檻何年出得身”（白居易《紅鸚鵡》詩）。當看到溪邊的一對白鷺鷥時，他又聯想到自己由於煩愁的195事太多，以致未老先衰，即用調侃的筆觸表達內心的淒涼：“人生四江

州十未全衰，我為愁多白發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司

馬白（白居易《白鷺》詩）居

易白居易自長安啟程後，一直堅持服藥，希望病體早日康複，然終不見效。他心裏非常清楚，自己的身病乃“心病”所致。於是他到商州館驛後，幹脆停止用藥，學著佛教徒坐禪的方式止息靜思，想以此調整情緒，忘卻憂愁和煩惱。他痛苦地默默告誡自己，今後在政治上再不要存有與人爭強鬥勝的心理，以免招來新的禍殃：“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時複病沉沉。此身不要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白居易《罷藥》詩）白居易夫人楊氏處理好家事後，即雇車登程，按約定的時間趕到商州。隨楊氏車同來的，還有白居易弟弟行簡的兩歲兒子阿龜（又名龜兒）及他的乳娘。夫妻在驛館會麵，不禁相擁而泣。白居易勸慰楊氏，言自己雖屈貶江州，命途多舛，但與好友李三相比，不知要幸運多少（李三，即李顧言，字仲遠，因在家族同輩中排行第三，故朋友多稱其“李三”。李曾任監察禦史，於本年春病故，終年三十九歲，遺下一有病的妻子和一個年幼的女兒———筆者注）。他說自己現在尚有妻子和家裏人在身邊，能享受親情。而李三此時連女兒的啼哭、妻子的悲泣都聽不到：“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猶自勝，兒啼婦哭不聞聲。”（白居易《發商州》詩）白居易雖然竭力開導妻子不要過於憂傷，但他此時自己那百憂攻心的愁結又何曾解開？

楊氏到後第二天，白居易攜家眷繼續前進。過商州城東南不遠，就漸次進入商山。商山位於丹江南岸，亦名商嶺、商阪，是秦嶺的餘脈，流嶺山的一個山峰，地形險隘，景色優美，秦時“商山四皓”就隱居在這裏。“四皓”係漢高祖劉邦所封，他們本來是秦朝四位博士（即196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裏季吳實、甪裏先生周術），學問淵博，第十

六品行高尚，年齡均在八十以上，因不滿秦政暴虐，逃匿商洛山中。漢章淒

滅秦後，天下大定，四人相約同隱商山。漢初，劉邦慕“四皓”聲名，曾風苦

派人召請，“四皓”以不介政避不應召。劉邦晚年，準備廢掉太子劉雨赴

江盈，另立寵妃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呂後不知所措，求助善謀奇州計的張良。張良令太子卑詞安車，“高車駟馬迎四皓”，招來商山“四皓”，協助太子。劉邦得知後認為劉盈羽翼已成，消除了立趙王如意為太子的意圖。劉盈後來繼位，即漢惠帝。呂後因“四皓”“安劉”有功，欲封其為重臣，“四皓”不受，仍回商山，繼續過著清貧的隱逸生活，死後，葬在商山腳下。“四皓”識存亡知進退的遠見卓識和安貧樂道、浮雲富貴的氣節，備受曆代封建統治者推崇。許多官員、墨客騷人路過商山，都要前去憑吊、抒懷。

白居易是第一次路過商州來到商山，親身瞻仰“四皓”遺跡是他多年的心願。據白居易經商山到武關的路線和白詩詩題自注，他這次敬香禮拜的“四皓”廟應是坐落在商洛縣（唐縣名，屬商州，今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城西商洛鎮（現名商鎮）的一處。可能是官場失意者特有的敏感心理，白居易望著廟中四皓的塑像，仿佛他們一個個都用輕蔑的眼光看著自己，嘲笑他空懷報國之誌，不僅未成一事，反被暗算遭貶，而四皓他們一出山就實現了“安劉”的壯舉。想到此，白居易感到非常委屈和心痛，寫下了《題四皓廟》詩：“臥逃秦亂起安劉，舒卷如雲得自由。若有精靈應笑我，不成一事謫江州。”又行經了六處驛站、近二百裏路程，白居易來到被稱為“三秦要塞”、“秦楚咽喉”的武關。武關，位於商洛縣（唐縣名，屬商州，今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東一百二十裏的穀澗之間，從戰國時起這裏就是一道重要的軍事關隘。它北倚岩崖，南臨絕澗，東、西、南三麵臨水，地形險要。出關沿山腰盤曲而過，崖高穀深，道路狹窄，“不容並騎”。

197白居易行進在壁立千仞的崎嶇驛道上，隻覺陣陣心寒。行過關門三江

州四裏，忽見路旁有元稹題詠的山石榴花詩，即下馬駐足觀看。山石司

馬白榴，即杜鵑花，又名映山紅，三四月開花。元稹是三月下旬赴貶所通居

易州途經武關的，當時滿山遍野杜鵑花盛開。

白居易來此時已是中秋，早已沒有了“杜鵑啼時杜鵑紅”的景象。和在藍橋驛見元稹詩所不同的是，這次白居易與元稹的遭遇一樣、心情一樣，從長安到武關的路線相同。白居易感到上蒼太不公平，專門刻意折磨他們：“誰知千古險，為我二人設。通州君初到，鬱鬱愁如結。江州我方去，迢迢行未歇”，“生當複相逢，死當從此別。”（據白居易《寄微之三首》詩其一）為了寄托自己與好友同遭斥逐的感慨，他亦在牆上題詩一首：“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後相思兩不知。行過關門三四裏，榴花不見見君詩。”（白居易《武關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詩）後來元稹從郵驛投遞中得到這首詩，看後黯然神傷，更牽起相思相惜之情，遂步白詩原韻回贈一首：“比因酬贈為花時，不為君行不複知。又更幾年還共到，滿牆塵土兩篇詩。”（元稹《酬樂天武關南見微之題石榴花詩》）經千裏跋涉，白居易一行於八月底到達襄陽（襄州治所）。襄陽是白居易的傷心地。二十二年前，二十二歲的他伴送母親從符離來到襄陽父親的任所。在這裏他曾遊覽了不少名勝古跡，也結識了不少朋友。不料第二年五月，父親白季庚不幸病逝。當年冬天，料理完喪事的白居易含悲陪母又從襄陽回到符離。

這次來到舊地，白居易決定在這裏住上三天。一是襄陽為重要驛道的樞紐，南北交通多取道於此，是“南船北馬”的交會之地。就是說古代以襄陽為界，以北主要是陸驛，交通工具靠馬和車，以南則多為水驛（或水陸相兼、水陸並行），船在相當多的地方成了主要交通工具。

198這次白居易從襄陽到江州將要行經的一千七百六十多裏路程，第十

六全是水驛，雖說驛館對驛船、驛夫均會按規定配備，但自己總得對沿章淒

途生活必需品有所準備。再加上前段時間隻顧趕路，人太疲憊，亦需風苦

稍作休整；二是懷舊的心情驅使他想找回當年的記憶。白居易來到雨赴

江城東自家曾居住的宅院前，隻見周圍長滿了雜草，一片荒涼的景象。州因不知這幢房子現在的主人是誰，他沒有進去。他去拜訪故舊，可大多數人家早已遷走，有的甚至早已不在人世，即使見著的也身衰體弱，境況不好。他去從前經常到的幾處街巷看了看，一切都變了模樣，自己恍惚如在夢中歸來。唯有眼前的漢江水，還是那樣清澈，煙波蕩漾。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白居易不勝感慨，“昔到襄陽日，髯髯初有髭。今過襄陽日，髭鬢半成絲。舊遊都是夢，乍到忽如歸。東郭蓬蒿宅，荒涼今屬誰？故知多零落，閭井亦遷移。獨有秋江水，煙波似舊時”（白居易《再到襄陽訪問舊居》詩），他感到自己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在襄陽，白居易也遇到了喜興一時的事：一位舊友舉行歡宴，找了許多歌伎樂工為賓客演奏歡娛，因白居易恰好在襄陽，遂熱情相邀。席間，不知哪位歌伎如何得知了白的身份，馬上驚喜地告訴同伴。一時間，眾歌伎都指著白居易相互使眼色說：“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大人，我們經常詠唱的《秦中吟》、《長恨歌》就是他作的啊！”全場轟動，人們立刻歡騰起來，白居易猶如眾星捧月，成了整個歡宴的中心人物。然而，場上的氛圍並沒有使白居易心醉，他臉上剛露出的笑顏很快為苦澀所代替：不正是由於那些為大家喜愛的詩作，才招致權貴們的切齒，同僚們的忌妒，將自己拋上這萬死投荒的貶途！

白居易一行到襄陽後，館驛可能考慮到他們三天後又要改行水路，為減省行李物品上下裝卸的勞累，索性直接將其安頓在驛舟上。

199不想當天晚上，“秋風截江起，寒浪連天白”，船上的人一個個被折騰江

州（白居易司得驚慌失措，夜不能寐。白居易“本是多愁人，複此風波夕”馬

白《襄陽舟夜》詩），更是無限傷感。

居易第四天，白居易離開襄陽，沿漢水順流而下，趕赴鄂州（州治在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漢水，亦名漢江，是長江最大的支流。唐時漢水自襄陽至鄂州段一千二百多裏，河床寬闊，水量豐富，終年可以通航。一路上，天氣忽晴忽陰，忽雨忽風，變幻無常，白居易的心緒也隨著天氣和沿途自然景物的變化時好時壞。開頭幾天，秋陽高照，風平浪靜，驛舟在漢水上悠悠地駛向前方。由於剛擺脫陸驛翻山越嶺、爬坡跨澗的辛勞，白居易覺得走水驛簡直是一種享受，“帆影日漸高，閑眠猶未起。起問鼓枻人，已行三十裏。船頭有行灶，炊稻烹紅鯉。飽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滄浪意，一旦來遊此。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白居易《舟行（江州路上作）》詩）。他“慶幸”此行遂了自己平素想遊覽漢江的心願。這是白居易在赴貶任途中難得一見的表露愉悅心情的詩作。不過，如果仔細品咂這首詩，特別是揆度詩末“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兩句，還是不難體會出其間隱含著的深深酸楚。

好景不長，沒多久江麵上又風雨大作。為了趕路，白居易不得不硬撐著有病的身子日夜兼程，“江雲暗悠悠，江風冷修修。夜雨滴船背，風浪打船頭。船上有病客，左降向江州”（白居易《舟中雨夜》詩）。

看到沿江兩岸草木因秋氣肅殺而紛紛凋謝零落時，白居易馬上聯想到自己的容顏已隨著宦海浮沉的摧殘而變得憔悴瘦損。船越往前行進，他感到離故鄉和京都的路程就越遠，想和親朋故舊重逢將越來越難。自己除了與年齡相隨相伴的病患和衰老，其餘一無所有。

不禁哀歎道：“節物行搖落，年顏坐變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

鄉國程程遠，親朋處處辭。唯殘病與老，一步不相離。”（白居易《途中200感秋》詩）第十

六聽到頭上南飛的秋雁在月夜中發出的哀鳴和岸邊小蟲淒涼的章淒

啼秋聲，白居易心中好不悲傷：“煙淡月蒙蒙，舟行夜色中。江鋪滿槽風苦

水，帆展半檣風。叫曙嗷嗷雁，啼秋唧唧蟲。隻應催北客，早作白須雨赴

江翁。”（白居易《江夜舟行》詩）州經過三百二十多裏水路的顛簸，白居易一行於某日傍晚抵達郢州（州治在今湖北省荊門市轄之鍾祥市）。郢州城（現鍾祥市治所郢中鎮）在春秋戰國時為楚別邑，稱郊郢。所謂“楚別邑”、“郊郢”，是因為楚國的國都在“郢”（地名，亦稱郢都，故址在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縣城北五公裏處），而郢州城為楚國郊外郢地，故稱郊郢。“郊郢”地處楚國的北部，緊傍漢水，水陸交通非常方便。曆代楚王都把這裏作為北方重鎮，每當用兵中原，便在此坐鎮指揮，許多重大活動也在這裏舉行。但郊郢又有別於國都，所以稱楚別邑，即陪都的意思，類似於唐朝之東都洛陽。戰國末期楚國著名文學家宋玉就誕生在這裏（據《鍾祥縣誌·宋玉生平考》），他生前的主要政治活動和文學創作高峰期也在這裏。宋玉口才敏捷，善文辭，識音律，是繼屈原之後又一位浪漫主義大詩人，享有盛名的辭賦家，世人以“屈宋”並稱。白居易非常欽佩宋玉的文學才華，對其辭賦尤為推崇，他對其一生鬱鬱不得誌的遭遇很是同情，對當地人因懷念他而建的白雪樓亦早有耳聞。這次路過郢州，可能出於惺惺相惜、同病堪憐的特殊情感，他決定停舟上岸，登樓一遊。

第二天清晨，白居易在江邊渡口遇到一個從長安來的使臣，告知他最近發生了一件大事：在淮西叛將吳元濟的兵力逼近東都洛陽之際，淄青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探知洛陽城內空虛，便和中嶽寺和尚圓淨勾結，陰謀趁機暴動，焚燒宮闕，以策應吳元濟。幸虧事發前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得到密報，沉著果斷地處置了這起事件，數千叛亂201分子被抓獲，全部處死。

江州白居易聽後感到，洛陽城這次雖僥幸免遭血洗，但討伐吳元濟司

馬白的淮西戰役還勝負未卜，王承宗、李師道的罪惡行徑也沒有得到清居

易算和懲處，國家時刻處在危難之中。他憂心忡忡地登上白雪樓，向京都長安方向凝眸遠望，希望朝廷能再聽聽自己對時局的意見。可有什麼用呢？眼前唯一能見到的，隻有群山重重，煙水茫茫。白居易神態惘然，悶悶地歎了一口氣，吟道：登郢州白雪樓白雪樓中一望鄉，青山簇簇水茫茫。

朝來渡口逢京使，聞道煙塵近洛陽。

這次洛陽事件，再次勾起了夫人楊氏對北方京都的懷戀，對故鄉親人的思念，也使她對將要南去的江州充滿了不可名狀的憂愁。

夜晚她獨自一人靠著船艙的窗戶，不時極目北望，舉頭看著那忽明忽暗的秋月，默然無語。當聽到岸邊傳來淒哀的猿鳴時，她不禁淚流滿麵。白居易非常清楚妻子此時的心情，勸她一定要想開些，“三聲猿後垂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莫憑水窗南北望，月明月暗總愁人”（白居易《舟夜贈內》詩）。

離開郢州，舟沿漢水向東南行九十裏，來到一個俗名叫“臼口”的地方（由於漢水千年改道及曆代整治江堤的緣故，現在兩地實際水路距離為七十八裏———筆者注），突遭大風，無法航行，隻得就地選擇一安全港汊避風。“臼口”，正式稱謂叫“舊口”，是郢州有名的古鎮，春秋末年名“成舊”，現為鍾祥市轄一鎮名。舊水河從這裏注入漢江，“舊口”即因地處舊水之口而得名。為什麼人們把這裏叫“臼口”呢？這是因為此處兩岸河床成“U”形，如同一個巨大的石臼，漢江到此即形成急速的大漩渦和回流。“臼”與“舊”又諧音，久而久之，“舊口”便被人們形象地叫成了“臼口”。在一般的情況下，船隻到“臼口”202受兩岸漩渦水的影響，都易發生沉船事故，若遇大風，則沒有哪個船第十

六夫敢從這裏開航。章淒

老天爺又一次與白居易作對，這場大風竟足足刮了十天十晚！風苦

看著狂濤巨浪夜以繼日地猛烈衝擊著江岸，麵對一處處卷上灘頭的雨赴

江死魚臭蝦，白居易煩躁極了，心想自己怎麼就這麼晦氣，處處不順、州事事艱難？一種“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的傷感油然而生，寫下了《臼口阻風十日》詩：“洪濤白浪塞江津，處處邅回事事迍。

世上方為失途客，江頭又作阻風人。魚蝦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煙癢滿身。老大光陰能幾日，等閑臼口坐經旬。”九月中下旬的某天傍晚，白居易一行走完了漢水，進入長江，抵達江城鄂州。鄂州是曆史文化名城，曾有鄂漢、夏口、江夏、郢州等名稱變化。吳黃武二年（公元223年），東吳孫權為鉗製魏、蜀勢力的進一步擴張，在今武昌蛇山東北隅構建了夏口城。唐代改郢州為鄂州，改夏口城為鄂州城。從南北朝以後，這裏一直是區域性行政中心和封建鎮邑。唐時鄂州為上州，富庶繁華，是幹道驛中的重要驛站。

白居易離開長安後已水陸兼程二千四百多裏，以下經長江到江州隻剩下五百三十多裏航程，他決定在鄂州小住幾天。驛舟停靠在鸚鵡洲邊，第二天白居易即登岸一遊。古鸚鵡洲是靠近鄂州城西南的一江心洲，因漢末文學家禰衡曾在此作《鸚鵡賦》而得名。洲上有禰衡墓、鸚鵡祠等名勝古跡，林木蔥蘢，很早就是遊覽勝地，唐時更是盛極一時。白居易到此已是深秋，見霜後的紅楓將整個鸚鵡洲籠罩著，如飛霞流丹，絢麗燦爛，歎賞不絕。他又來到州城東南二裏處的頭陀寺，該寺建在山阜絕頂處，氣勢雄偉，“南則大川浩瀚，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回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裏超忽”（南齊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景觀奇秀，深感造物之奇妙。這是白居易第一次到鄂州，他覺得這裏的景色太美，都是自203己平生未曾經曆過的。麵對波濤滾滾的長江，白居易以詩人特有的江

州豐富想象力，從鸚鵡洲和頭陀寺等景觀中感悟出鄂州城最具詩情的司

馬白意境。

居易好友盧侍禦（侍禦，官職名，即侍禦史，一般稱為禦史，官階為六品下，“掌糾舉百僚，推鞠獄訟”，即以彈劾不法官吏和參與一些司法事務為主要職權。唐中葉以後，紀綱漸亂，節度使、觀察使的幕僚如支使、參謀、掌書記等員也常帶禦史銜，稱“憲銜”，不為正式官。如由幕職入朝，轉為京朝官，始正授，但為例不多。從盧某本次及後來在江州與白居易接觸的情狀看，他的“侍禦”銜可能屬後者———筆者注）、崔評事（評事，全稱為大理評事，大理寺屬員，掌“平決刑獄之事”。唐時階從八品下，類今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職能庭室中專門負責核查、督辦案件的科級幹部———筆者注）從館驛得知白居易到了鄂州，便在黃鶴樓擺設盛美的酒宴款待他，宴畢，又陪白居易同樓觀景。黃鶴樓，始建於公元223年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八十多年。起初是夏口城中的軍事瞭望台，後發展成一座觀賞樓、風景樓。到了唐代，黃鶴樓已具相當規模，文人墨客紛至遝來，留下許多題詠佳作，其中尤以崔顥的《黃鶴樓》詩最為膾炙人口。相傳李白一次登黃鶴樓，開懷暢飲後詩興大發，本想在粉牆上題詠，但見牆上已有崔顥的詩，寫出了連自己都無法表達的意境，不由仰天長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遂擱筆悵然離去。後人在黃鶴樓東側修建一亭，名曰李白擱筆亭，以誌其事。白居易在黃鶴樓上極目眺望，江漢風光盡收眼底。當看到自己剛遊覽不久的鸚鵡洲和頭陀寺，引發了他不盡的遐想，即興賦詩一首：盧侍禦與崔評事為予於黃鶴樓致宴宴罷同望江邊黃鶴古時樓，勞致華筵待我遊。

楚思淼茫雲水冷，商聲清脆管弦秋。

204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第十

六總是平生未行處，醉來堪賞醒堪愁。章淒

清朝人黃培芳在他編著的《香石詩話》中稱譽這首詩“音節清風苦

亮”，“幾於一字一珠”。宋朝人王得臣雖刻板地拘泥於實際，在《麈雨赴

江史》卷中對長江浪花能否真“濺”得到頭陀寺提出疑問，但對“白花浪州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詩句本身卻讚不絕口，稱“句則美矣”。

葛培嶺先生講：“盛唐崔顥《黃鶴樓》詩有名句‘晴川曆曆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與居易此聯相比（指‘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筆者注），一寫秋色，一寫春光，各有千秋，皆為妙境。”白居易的這首七言律詩，確為黃鶴樓和江城鄂州增色了不少。

然而，樓外風光再美，樓內酒宴歌舞再熱，都無法排解白居易心中的煩惱與憂愁。他的心緒恰如他的詩句“楚思淼茫雲水冷，商聲清脆管弦秋”，是那樣的淒涼、悲戚。縱使暢飲和觀景時能暫時忘卻心痛，可終歸是“醉來堪賞醒堪愁！”長江比漢江寬闊得多，航道總體上也比漢江順直平緩，但水勢奔放。從鄂州到江州段汊道較多，淺灘、礁岩等礙航物不少，有的彎曲段還有大漩渦和回流，給舟行帶來不小難度。若遇天氣陡變，風雨交加，則必須緊急罷航避風。因此，白居易離開鄂州赴江州，沿途經黃州（州治在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蘄州（州所在今湖北省黃岡市蘄春縣蘄州鎮西北）、廣濟（唐縣名，屬蘄州，今湖北黃岡市轄武穴市）等州、縣，主要看天氣和航道情況決定是否停航靠岸，而沒有完全按水驛路線設置的驛館止宿。

當遇到“風吹白浪大如山”的天氣時，他“扁舟厭泊煙波上，輕策閑尋浦嶼間”，“且愁江郡何時到，敢望京都幾歲還。”（白居易《舟行阻風，寄李十一舍人》詩）有時因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不得不在荒野中夜泊，他“暗上江205堤還獨立，水風霜氣夜棱棱。回看深浦停舟處，蘆荻花中一點燈”（白江

州居易《浦中夜泊》詩）。

司馬

白有時船到某州（或縣）治所處停靠，恰逢江樓酒宴，主人聞居易居

易名氣，為裝點文雅，特邀他參加。可入席者又都不相識，居易隻得自我寬慰，“相逢且同樂，何必舊相知”（白居易《江樓偶宴贈同座》詩），權作苦中尋樂。

進入長江後，白居易的心緒已由原來的極度倉皇痛苦逐漸轉到潛心讀書和對過去、對未來、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上。他將五個月前元稹托其幫忙結集的二十六卷詩文逐一品讀。一天夜裏，白居易拿著元稹的一卷詩稿在燈前誦讀。已大半夜了，詩卷讀完了，眼睛看痛了，燈油也將燃盡了，他還沉浸在讀後悲憤難平的複雜情感中，久久無法入眠。他索性滅燈在艙中獨自暗坐，靜聽那逆風吹浪、浪擊船舷的聲音，“把君詩卷燈前讀，讀盡燈殘天未明。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在他心裏眼裏，“逆風吹浪”，有如當前使朝政日非的邪惡勢力，日夜擊打著國家社稷這隻顛簸的船，也摧毀了他和元稹的政治前途。不解決壞人當道的問題，國家就無法安泰，正直之士便沒有出頭之日。

元稹詩稿中有一組七言律詩，題曰《放言五首》，是作者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時的作品。“放言”即縱言，無所顧忌，暢所欲言。五年前，時任監察禦史的元稹因守官正直，得罪權貴，又被宦官誣陷，冤貶江陵。對朝廷這種顛倒是非的處置，年輕氣盛的他極為不滿，寫下這組詩，宣泄內心的憤懣與不平。

詩中那難以抑製的悲憤與牢騷，那不甘受辱、不甘屈服的頑強抗爭，那敢於對“天公”（實際是影射憲宗皇帝）忠奸不辨、斜直不分的昏庸行為進行斥責以及羞與迎風斜柳為伍的凜凜氣骨，還有那“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辭新”的藝術手法，白居易讀後甚為讚賞，稱206“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對詩中表露出第十

六作者由於一再遭到政治打壓而產生的心死如灰、萬念俱寂的迷惘與章淒

悲觀，白居易因當時尚沒有被拋棄、遭貶黜的痛苦體驗，對官場的險風苦

惡、社會的複雜缺乏深刻的認識，除了同情和寬慰，他還不能從深層雨赴

江次上為友人指點迷津，釋疑解難。州這次在赴江州的煙波途中，白居易再次把卷細讀元稹的《放言五首》，由於正經受著同元稹一樣悲慘命運的煎熬，再加上驛舟上有的是不受限製的時間、無人幹擾的空間，使得他能專下心來對自己入仕後所經曆的一切以及元稹詩中反映出的問題進行客觀冷靜的思考。白居易把自己的體會和感悟同樣以七言律詩的形式表達，並以《放言五首》為題，作為對原詩的奉和，與好友共勉。

針對元稹詩中流露出作者政治失意後的悲觀情緒，白居易用老子禍福相依的思想勉勵元稹，鼓勵他一定要自信，不要氣餒，敢與邪惡勢力周旋到底：“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回還車轉轂，榮枯反覆手藏鉤。龜靈未免刳腸患，馬失應無折足憂。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二）針對元稹詩中流露出作者對當時朝廷忠奸不辨、是非不分以致小人得勢、忠賢取禍的怨憤和迷惘，白居易開導元稹，古往今來，任何朝代都會有奸佞之徒、偽君子、兩麵派、變色龍，都有利用假象（甚至製造假象）蒙蔽別人的騙人者和被假象蒙蔽的受騙者。但是，假的就是假的，隻要經過實踐檢驗，認真對比辨析，真偽即能大白，騙人和受騙終不會長久：“……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白唐易《放言五首》其一）有些人雖一時勢焰熏天，神氣活現，但世事人生無常，貴賤、榮枯不會永遠不變：“誰家第宅成還破，何處親賓哭複歌。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北邙未省留閑地，東海何曾有定波？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207枯骨兩如何？”（白居易《放言五首》其四）江

州白居易還特地向元稹介紹一種“決狐疑”（亦即判明真偽）、解憂司

馬白煩的好方法：居

易放言五首其三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

這是白居易《放言》詩中最為著名的一首。詩中用非常通俗的語言，闡明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哲理：“時間”是辨真偽、決狐疑的最好辦法。對於人和事物的認識，都必須經過一定時間的觀察和考驗，以曆史的眼光去衡量、判斷，而決不能隻根據一時一事就輕率地下結論。

否則，就會把周公這樣的忠心為國者誤認為是篡權者，將王莽這樣的野心家、陰謀家錯看成是謙恭君子。詩中暗含了對執政者忠奸不辨的針砭，表達了自己雖蒙不白之冤，但一定會善自珍重，堅韌不拔，以待澄清洗雪之日的信念。

白居易在赴江州途中作的《放言五言》，是一組很有特色的政治抒情詩，也是中國古代哲理詩的傳世名篇。詩中通過一係列事件、人物或自然現象闡發的道理，引人深思，發人深省，至今仍能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在趕赴江州的驛舟上，白居易還滿懷深情地誦讀了李白、杜甫的詩集。李、杜是盛唐詩壇上的“雙子星座”，很有才華，但他們生前都沒有得到重用，漂泊流落，窮困潦倒。但不幸的遭遇卻使他們創作出了那麼多不朽詩篇，聲名震驚國內，遠揚海外鄰邦。白居易在當時已是屈指可數的大家，他從李、杜的生前身後事中受到很大觸動，於是在書卷後寫下這樣的感言：208第

十六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章淒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風苦

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雨赴

江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州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

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這是白居易對李白、杜甫詩歌創作的崇高評價，對兩位先哲的深切吊慰，他也借此寄寓貶謫之慨，表明自己從此亦將致力於詩歌創作的心跡。一個以“兼濟天下”為終身抱負的人，一個年僅四十四歲的中青年官員，一個在中唐政壇上正嶄露頭角的政治明星，由於遭受到一連串的打擊、排斥和誣陷，不得不在仕途的黃金年齡段做出轉向搜索枯腸“要好詩”的抉擇，其心中的劇痛和無奈，是常人無法想象和承受的。這是中唐政壇的悲哀，卻也成了中國詩壇的幸事。

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和《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詩，實際上透露出他在驛舟上對到江州任所後自己應持的人生態度、處世方法以及司馬官角色定位進行的痛苦考量。

十月上中旬某日下午，白居易乘坐的驛舟順著長江水道由原來的東南航向改彎東北前進（長江河道經廣濟縣段後主航道轉東南走向，再改彎東北———筆者注）。黃昏時分，隻見前方大約三四裏處有一對華表高高矗立在江岸上。驛夫立即報告白居易：“前麵是江州館驛，潯陽城到了！”華表，亦稱“桓表”，最早叫“謗木”，古代帝王為了表示虛心納諫，將此豎立在大路街口交通要道處，供臣民書寫意見之用。後來逐漸演變成交通路口的一種標誌，相當於現在的指路標。

若立在州郡亭（館）驛前的，是一個城市的標誌；安置於皇宮或帝王209陵寢前的，為皇家建築的標誌。華表最初的樣子是頭上有橫木或其江

州他裝飾的一根立柱。

司馬

白白居易登上船頭，順著驛夫指引的方向望去，潯陽城的西城門居

易漸漸可見。江岸邊濕漉漉的樹木，坡地上狼藉的枯葉，沙灘上雨擊後留下的點點斑斑，告訴他這裏剛經曆了一場大雨。“樹木凋疏山雨後”（白居易《初到江州》詩句），這是為他“洗塵接風”，還是預示他又將麵臨什麼不祥的征兆？白居易無法解釋，心裏很不是滋味，低聲吟歎道：“江回望見雙華表，知是潯陽西郭門。猶去孤舟三四裏，水煙沙雨欲黃昏。”（白居易《望江州》詩）詩用“水煙沙雨欲黃昏”結句，反映出他臨到江州時心頭再次湧動著失落、孤憤和對未來感到迷茫的悲情。

這也難怪，白居易從長安啟程時，除了李建和楊虞卿等極少數人送行外，許多親友故舊一個個都避而不出；兩個月來沿途各州縣對他這個五品官，不要說按同職級規格“對口接待”，就是一般胥吏也未見出麵。在鄂州黃鶴樓設宴接待他的盧侍禦、崔評事，一個官階從六品上（還可能是非朝廷正式任命的）、一個官階從八品下（非鄂州府官吏），且是以友人身份私請的。所經陸驛、水驛各館驛，從白居易寫的詩文可看出，對他的接待安排也是非常敷衍的。倘若白居易此行不是貶黜江州，而是以左拾遺充翰林學士的身份、京兆府戶曹參軍充翰林學士或太子左讚善大夫的身份，當地官員和驛長會如此冷淡、怠慢和無禮麼？世態炎涼，人情似紙，官場如冰，白居易不敢想象，到江州後等待他的又將是怎樣的冷遇！

210第十七章“相迎勞動使君公”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中唐時隸屬於江南西道管轄，領潯陽、彭澤、都昌三縣，轄境相當於現在九江市潯陽區、廬山區、九江縣、德安縣、星子縣、瑞昌市和彭澤縣、湖口縣、都昌縣等縣（市、區）地。今九江市轄之修水、武寧、永修三縣，中唐時隸屬洪州。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江州在籍戶數為二萬六千零五十八，人口數為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七，（據杜佑《通典·州郡十二》）被列為中等州（唐製：凡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以上為中州，戶不滿二萬者為下州）。安史之亂後，由於戰爭殺戮，經濟凋敝，全國在籍戶口數銳減，由安史之亂前一年（即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零九戶、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零九口一下減少到隻有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戶、一千六百九十九萬零三百八十六口，戶數、口數分別下降78.32%和67.9%。

北方關內道、河北道、河南道所轄的二十多個州元和年間戶數均僅為安史之亂前的百分之幾。南方杭州、越州等十二個州的戶數亦比安史之亂前大幅度減少。（據黃盛璋《唐代戶口的分布與變遷》，載1980年《曆史研究》第六期）江州由於遠離戰亂，社會相對安定，雖然元和初期戶口數亦比開元年間有所下降，但仍保有一萬九千零二十五戶，十萬零五千七百四十四口（據《新唐書·地理誌五》），以後211又不斷增加，因而被升格為上等州。

江州當時的江州，早已是全國商業都市之一，交通便利，商業繁榮，司

馬白唐王朝從這裏運出的漕糧每年都在一百二十萬石以上。（據清《江西居

易通誌》卷八十五、《九江糧食誌》第二章）“地方千裏，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環至，駕車乘舟，疊轂聯檣”（引自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見《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九），是中唐時江州繁富情況的真實寫照。這裏的造船業也很發達，“唐高祖武德九年至憲宗元和十五年，九江造船技術相當精湛，可建造長二十丈，載重一萬石，可容六七百人，結構堅固、能抵禦海浪的大海船”（據《九江市誌》第二冊，卷十），還能建造樓船、漕船、戰艦等各種類型船舶，造船技術和規模進入全國先進行列。

江州治所在潯陽縣。潯陽城位於長江中下遊南岸，東枕鄱湖，北瀕長江，南倚廬山，西近湓口，是一座風景秀美的山水城市。湓水發源於青湓山（今江西九江市轄之瑞昌市西南山地），蜿蜒曲折向東北行一百二十餘裏流至潯陽城西，再向北注入長江。湓水彙入長江之口處古稱湓口（或稱湓浦口），湓水入江處的兩岸謂之湓浦，湓水出江口的河段後人俗稱龍開河。由於湓口為全國南北水上通道上的重要港埠，官郵商旅往來江州的必經之地，名氣很大，再加上六朝時有籍稱此為湓口城的，人們遂將潯陽城習慣地稱為湓口城，或湓城。

江州驛館設在潯陽城西門外的湓水岸邊，離城約有一裏多路程。白居易乘坐的驛船從長江進入湓口後，在東岸一個用石塊砌成的碼頭邊停靠。驛夫們忙著幫助搬運行李上岸，到驛館辦理例行的手續。時間已是傍晚，白居易站在船頭向岸上望去，隻見湓水兩岸城郊的百姓多傍水而居，房舍大都用蘆葦和荻杆編造。湓水岸邊的一些沼澤地長著茂密的菰蔣（菰蔣，長江以南一種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植物，主要生長在低窪地區，其嫩莖可做蔬菜，俗稱茭白、蒿芭），212數匹散養的馬兒正以此為食，大口大口地吃著它的莖、葉。第十

七一位驛夫指著聳立在城北的一處樓閣告訴白居易：“那樓叫庾章﹃

亮樓，是潯陽城的名樓，樓南便是江州官署。”白居易遙望暮靄中的相迎

勞庾亮樓及府署，思緒萬千：過去在金殿諫言國事，如今卻要在這裏賦動使

閑，官職也由正五品上的太子左讚善大夫貶為從五品下的江州司君公

﹄馬，兼濟天下的抱負無望實現，等待自己的將是不盡的屈辱和淒涼！

正在這時，隻見西城門方向車馬喧闐，一隊人馬正向自己這邊緩緩而來，其間最顯眼的是人們簇擁著的一輛朱紅漆輪的官車。白居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按規定，有資格乘坐此車者隻能是州刺史（從漢代起，刺史乘五馬朱輪官車，車輪漆紅色———筆者注）。

自己是一個“負罪”在身的貶官，怎麼可能享受到由一州之主官親自出城迎接的禮遇？再定睛一看，這確實是州刺史的車子，刺史不僅親自來了，而且還率府屬全部吏員出郭郊迎。如此高規格（實際上是破格）的接待和精到安排，是白居易事先壓根兒都沒有想到的，他十分激動，趕忙下船迎上前去，向刺史施禮致謝：“居易乃有罪之逐臣，府署裏隻需派個衙役負責接待安排就行了，怎麼可以煩勞使君（漢以後對州郡長官的敬稱—筆者注）大駕親迎，實在不敢當！”當晚，州刺史在府衙舉行了豐盛的酒宴為白居易接風洗塵。回到住處，白居易百感交集，以《初到江州》為題，詩敘自己到達江州後的所遇所思：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

樹木凋疏山雨後，人家低濕水煙中。

菰蔣喂馬行無力，蘆荻編房臥有風。

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這是白居易踏上江州後寫的第一首詩。從詩的結句看，白居易對刺史親自出城迎接非常感動，覺著這位刺史為人、為官非一般俗213吏可比，心中頓生欽仰之情，同時，對自己在江州境遇的擔憂也一下江

州放懷了不少。

司馬

白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向讀者說明：第一，任何城市，城區和城郊居

易景況都存在很大差別，這首詩描寫的是初冬潯陽城郊外的景物。有的著述講“樹木凋疏山雨後，人家低濕水煙中。菰蔣喂馬行無力，蘆荻編房臥有風”是白初到潯陽對該城的最初印象，這種說法不正確，其原因可能是由於對潯陽古城的界域和曆史沿革不了解所致；第二，白居易之所以選取冷落凋敝的城郊景物入詩，主要是表達自己冤貶江州的哀怨之情，同時，也是為結句刺史“閃亮登場”做藝術鋪墊。該詩首聯、頷聯、頸聯在遣詞用句上都是以沉鬱悲涼的“冷色調”鋪陳，到尾聯筆鋒陡轉，朱輪出郭，使君相迎，一派熱烈、歡洽的景象，說明人間還有暖意，江州猶存親情，從而突兀了刺史的形象。

劉勰在論及文學作品中客觀事物與主觀感受的關係時曾精辟地指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詩感物，聯類不窮。”（見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潯陽城地理位置之優越，自然環境之美好，中唐時經濟之繁富，在當時全國同類郡城中是少有的。白居易從左遷命下到抵江州任職，相當長一段時間心境一直為悲憤、傷感、惆悵、茫然的陰影所籠罩。這種獨特心理下形成的獨特視角，其山水之吟自然很難有歡快的亮色。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春天，白居易有一首《南湖早春》詩，就是這一獨特視角的最好注腳。詩中說：風回雲斷雨初晴，返照湖邊暖複明。

亂點碎紅山杏發，平鋪新綠水生。

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減心情。

這首七律，雖然寫出了能體現江州南湖早春特色的幾組景物，但調子卻是很低沉甚至壓抑的。為什麼這樣？白居易在尾聯：“不道214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減心情”中，道出了個中原委：主要是自己心第十

七情不佳所致。同樣，《初到江州》詩中出現“菰蔣喂馬行無力”句也是章﹃

這個道理。江南菰蔣的花莖人都可以作菜肴吃，而且是好菜，養分上相迎

勞不會比北方的野草差。此時北方早已無新鮮野草，江州人在對馬喂動使

養穀物、糠料的同時，加以天然的菰蔣放養，怎麼就馬“行無力”了君公

﹄呢？

景玉川先生在他寫的《俯仰愧江州》一文中講：“讀《琵琶行》和白居易初來江州的詩作，我懷疑那時的江州未必如詩人筆下的那樣荒涼、蕭條。難道除了黃蘆苦竹、荻花楓葉，就隻有杜鵑啼血猿哀鳴？……地處水陸通衢的商城江州，在中唐時絕不會冷落凋敝。隻不過那時白居易心緒不好，淚眼觀花，滿目愁雲罷了。”這評析得很透辟。讀者把握了這一點，對白居易在江州的有些詠物詩，特別是初來江州時一些充滿哀怨傷感的山水之吟就不難理解了。

那麼，親率府屬到城外迎接白居易的江州“使君公”是誰？又是什麼緣由使得他在白居易身處逆境時能一反眾人之冷落、歧視的態度，做出不同流俗的舉動呢？這裏，我們有必要多花點筆墨弄清楚這位刺史的身份和他的相關經曆。

《廬山東西林寺通誌》在錄載唐人崔融《遊東林寺》詩後有一簡短的文字說明：“陳舜俞《廬山記》於詩（指崔融《遊東林寺》詩—筆者注）後載有‘元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孫朝散大夫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上柱國清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能再刊勒’四十八字，原詩碑在唐代已毀，再刊碑現亦片石無存。”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信息：唐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時任江州刺史者為崔能，他是崔融的曾孫。白居易到江州任司馬為元和十年十月，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接到升任忠州刺史的詔命，元和十四年春離開江州到忠州赴任，因此，親率府屬到城外迎接白居易的江州215“使君公”必定為崔能，不可能是他人。崔能的“四十八字”告訴我們，江

州依唐官製，他的職事官名是州刺史，文散官名為朝散大夫（階從五品司

馬白下），勳官號為上柱國（勳官中勳級最高，為十二轉，比正二品），爵號居

易為清河縣開國男（開國男，爵號中第九等，從五品上，食邑三百戶。清河縣，唐縣名，屬河北道貝州，縣治在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縣，為其名義上的封地，即“食邑”地）。由於江州在中唐時為上等州，刺史的職事官階為從三品，崔能此時享受著佩戴紫金魚袋的待遇（魚袋：唐五品以上官員例帶盛放魚符的袋，用以區別官品。其中，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筆者注）。唐低級散官任高級職務者稱“守”。此時崔能的文散官階為從五品下，低於職事官階（時江州刺史官階從三品），故崔能“四十八字”中講“守江州刺史”。

崔能“四十八字”中“使持節江州諸軍事”（節，符節，古代使者出使時用作憑證。唐時都督帶使持節者稱節度使，授職時由朝廷賜給旌節，以節製所轄區之軍政。中唐後，節度使多兼觀察使，專職觀察使亦可“使持節”———筆者注）一語還告訴我們，江州在中唐時為全國重點防戍區，重兵駐防地。因為到中唐，州一級的軍事權早已被節度使、觀察使等剝奪，江州又非道治所在地，州刺史不可能為觀察使、節度使兼任，一般不可能“使持節”。之所以有“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句，說明江州為軍事要地，且當時有駐軍，緊急情況下州刺史可“使持節”執行協調等特殊任務。同時，刺史據此亦有權參與府兵、鎮兵、團結兵等兵種的管理和領導，並參與募兵。

崔能“四十八字”還使我們知道，崔融寫的《遊東林寺》詩曾勒石刊碑置於東林寺，到崔能任江州刺史時這塊詩碑已毀，作為曾孫的他遂於元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再次刊勒，作為對先人的敬念。據《廬山東、西林寺通誌》，崔能重刻的這塊詩碑後來也已“片石無存”。

關於崔融的身世，《舊唐書》、《新唐書》在其列傳中均有記述。崔216融，齊州（州治曆城，今山東省濟南市）人，中宗李顯為太子（武則天第十

七當政）時為侍讀，兼屬文，東宮向皇帝呈送的章奏皆出自其手。武則章﹃

天非常欣賞崔融的文筆，親自命題要其撰寫重要文章，後又不斷地相迎

勞提拔他。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張易之兄弟被誅，武則天退動使

位，中宗複位，崔融因受張案牽連被貶為袁州刺史。不久，崔又被中君公

﹄宗召授國子司業（國子監祭酒的副貳官，階從四品下），兼修國史，《遊東林寺》詩即是他自袁州召還長安途經江州時所作。“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舊唐書》卷九十四、《全唐詩》卷六十八），被稱為朝廷的大手筆。

崔融有六個兒子，其中卓有成就者二人，一為崔禹錫，官至中書舍人；一為崔翹，官至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崔翹有子名異，位終渠州刺史。崔異生有二子，長曰崔能，次曰崔從。崔異很早去世，遺下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子。崔能、崔從少小孤貧，隱居在太原山中，“勵誌苦學”。時值連年兵荒，兄弟倆經常斷糧絕炊，以采拾橡栗（即櫟樹的果實，似栗而小）等野果為食，飲溪充饑，堅持十年不出山岩，“講誦不輟”。後來，母親不幸病故，兄弟倆悲痛萬分，在母墓旁手植鬆柏，搭建草棚，一同守孝三年。唐德宗貞元年間，兄弟倆先後進入仕途，正直為官，恭讓為人，“正人多所推仰”，“士大夫賢之”，二人“皆秉節居鎮，世傳為榮”（崔能曾任黔中觀察使兼經略使，官終至嶺南節度使；崔從先後任禦史中丞、陝虢團練觀察使、禦史大夫、山南西道觀察使、戶部尚書等要職，終任檢校尚書左仆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故有兄弟“皆秉節居鎮，世傳為榮”之說———筆者注）。

崔能字子才，元和初年任蜀州刺史（州治今四川省成都市轄之崇州市）。元和六年九月，黔州（州治今重慶市彭水縣）發生嚴重水災，內城與外城都被山洪毀壞。黔中觀察使（黔中，唐道名，首府設黔州）竇群征發當地溪洞蠻人修城。辰州（屬黔中道，州治今湖南省懷217化市沅陵縣）、漵州（屬黔中道，州治黔陽縣，今湖南省懷化市轄洪江江

州市黔城鎮）二地蠻人在頭領張伯靖的引領下，以竇群“為政煩苛”、督司

馬白責太嚴為由反叛。竇群發兵征討，未能平定。二十六日，憲宗將竇群居

易貶為開州（治所在今重慶市開縣）刺史，擢升崔能為黔中觀察使。同年閏十二月，張伯靖又以“本道督斂苛刻”為由，再次糾聚辰州、漵州兩地溪洞蠻人反叛，不僅殺死地方長官，還占據辰州、錦州（屬黔中道，州治今湖南省懷化市麻陽縣西），侵犯播州（屬黔中道，州治今貴州省遵義市）、費州（屬黔中道，州治在今貴州省銅仁地區思南縣）等州、縣，剛上任僅三個多月的崔能迅即將這一嚴重情況上疏奏報。根據詔命，黔中觀察使兼經略使崔能、荊南（唐方鎮名，首府在荊州，州治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一起聯合出兵征討。

辰州、漵州等蠻地山高林深，洞多水多，地形複雜，張伯靖等憑著這些對他們十分有利的條件負隅頑抗了三年，終覺難以抵禦聯合征討部隊的長期剿截，遂於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八月二十七日向朝廷上表，稱如果使自己的人馬隸屬於荊南節度使，他就投降歸順。

這是一個十分狡詐的陰謀：崔能到黔中道任職僅三個多月，以他的一貫為人，加上竇群的前車之鑒，不可能出現“本道督斂苛刻”的問題。張伯靖心裏非常清楚，戰事如果再拖下去，他必敗無疑，到時自己製造借口、妄圖占地為王的陰謀將徹底敗露，其殺長吏、陷郡邑、犯州縣等背叛朝廷、擾亂地方達三年之久的嚴重罪行難逃清算，於是主動“上表請隸荊南，乃降”（引自《新唐書·南蠻下》），以此逃避嚴懲，同時把反叛的責任推給黔中道的吏治。

對張伯靖的黔驢之技和險惡用心，崔能心裏非常惱恨，奏請朝廷再調荊南、湖南、桂管（桂管，唐時桂州地區的代稱。貞觀後唐王朝置嶺南西道，於桂州置桂管經略觀察使，管桂、蒙等十五州）軍為援，218自己邀約當地忠於朝廷的蠻民武裝全部出動，加上黔中道本身的兵第十

七力，定可一舉全殲張伯靖殘部。當時朝中高層決策者大都讚同這一章﹃

方案，可憲宗偏聽偏信，獨詔荊南節度使出麵招降，特令崔能不要出相迎

勞兵，完全依從了張伯靖的意願。張伯靖率家屬到江陵“請降”後，九月動使

二十日，憲宗授予他右威衛翊府中郎將（階正四品下）、歸州（州治今君公

﹄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司馬，在荊南節度使軍前聽候調遣，與此同時，將崔能貶為永州刺史。

就這樣，一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鬧派人物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反而由“草頭王”搖身一變成了唐王朝正式任命的正四品官員，而沒有任何過錯的崔能卻由道一級的觀察使兼經略使謫貶為中等州的刺史（永州時為中等州，依唐官製，刺史官階為正四品上———筆者注）。這樣的處理，簡直是荒唐之至！

崔能為何受到如此不公正的處理？《舊唐書》講“坐為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見《舊唐書·崔慎由傳》），《新唐書》講“以讒坐貶”（見《新唐書·崔融傳》）。如果說是因“南蠻所攻，陷郡邑”，作為黔中觀察使兼經略使的崔能要承擔主要領導責任，那麼“陷郡邑”的罪魁禍首張伯靖為何反而由一介草民擢升為正四品官員呢？此理說不通。看來，《新唐書》講“以讒坐貶”的說法比較可靠。

那麼，又是誰向朝廷進了崔能的讒言呢？史籍上未明言，但根據史料可以推斷，此人應是時任荊南節度使的嚴綬，其理由：一、張伯靖在黔中聚眾反叛，黔中觀察使兼經略使崔能、荊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三人奉命征討，而張獨“上表請隸荊南，乃降”，說明張伯靖事先必與嚴綬有著不可告人的密謀和肮髒交易。二、朝廷“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張伯靖接詔後沒有任何顧忌和疑慮，立即率家屬到江陵，進一步印證了嚴、張關係非同一般。三、朝廷在“獨詔嚴綬招伯靖率家屬詣江陵降”的同時，特令崔能的軍隊不要219出動，實際上是不讓崔能介入。張伯靖是黔中道辰州、漵州的一個鬧江

州事頭頭，處理他的問題竟然把黔中觀察使兼經略使撇在一邊，這是司

馬白極不正常的。四、由此可看出，張伯靖“上表請隸荊南，乃降”是嚴、張居

易私地事先串通好的。對這個陰謀，“崔能內恨之”（據《舊唐書·南蠻下》）的態度和他“更請調荊南、湖南、桂管軍為援”等解決張伯靖問題的主張，必然使嚴綬很不高興。五、根據嚴綬的一貫品行和操守，一定會記恨崔能並暗中算計於他。據《舊唐書》、《新唐書》講，嚴綬“銳於勢力，不存名節，人士多薄之”。他心術不正，靠行賄買官起家，剛入仕途不久，就利用主官去世的機會，動用公款行賄，“傾府藏以進獻”，結果被破格提拔為尚書刑部員外郎，故有“天下賓佐進獻，自綬始也”之說。嚴綬心胸狹窄，報複心極強，誰隻要某日某事得罪了他，哪怕是某次宴請漏了他，都要擇機加倍予以報複，絕不留情。崔能的舉動對邀功求寵心切的嚴綬無疑是一個障礙，他要實現自己的圖謀一定要倒打一耙，從根本上否定崔。六、參加征討的湖南觀察使柳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天資仁孝”（見《舊唐書·柳公綽傳》），品行端正，且與崔能是甥舅關係，斷不會加害崔能。七、“招降”張伯靖後，嚴綬果然如願以償，騙得了朝廷的充分信任，被認為是個人才，“可大事”（《新唐書·嚴綬傳》），“可委以戎柄”（《舊唐書·嚴綬傳》）。元和九年，吳元濟反叛，憲宗立即授予嚴綬山南東道（唐方鎮名，首府襄州，今湖北省襄陽市）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帥師征剿。嚴綬故伎重演，一方麵把軍庫裏的財物全部拿出賞賜給士兵，多年累積的輜重金錢，被他一天之內用光，另一方麵又用厚金賄賂宦官，讓他們在皇帝麵前虛報自己征討的戰績。而實際上，嚴綬率領的人馬開戰即大敗，然後一直閉門不戰，“經年無尺寸功”（《舊唐書·嚴綬傳》）。這才使憲宗和宰相裴度看清了嚴綬的老底，將其撤換召還，從此再也沒有授過他任何實際權責。

220本書在第十四章《貶謫江州的真正原因》中曾講到，早在元和四第十

七年（公元809年）三月，時為左拾遺、翰林學士的白居易就認為嚴綬章﹃

不守名節，不配官拜尚書右仆射（副宰相級待遇），曾上書憲宗皇帝，相迎

勞要其對嚴綬這樣的小人提高警惕，“須過防慮”。元和六年（公元811動使

年）二三月間，時任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的白居易又上書憲宗，君公

﹄堅決反對授嚴綬為荊南節度使，並拒絕為其撰寫製書（嚴的委任狀）。崔從元和九年已在朝中任侍禦史，元和十年升為禦史中丞，白居易對嚴綬的態度以及包括嚴綬在內的政敵們打擊報複白居易的經過，崔能必從其弟崔從處一一得知。大致相同的家庭背景、非常近似的個人艱苦奮鬥史、同樣的品性操守、同樣的遭遇，特別在嚴綬問題上的感受與認知，使得崔能對白居易處處都要高看一頭。這就是崔能為何在白居易身處逆境時能一反眾人之冷落、歧視的態度，做出不同流俗舉動的重要原因。

崔能任永州刺史不久，可能由於崔從的努力（時崔從深得憲宗器重），朝廷將其提前量移到經濟狀況和自然環境較好的江州任刺史（唐官員因罪貶謫到邊遠地方任職，經一定期限或遇赦可酌情改移至近地任職，稱為量移———筆者注），時間大約在元和九年下半年。因為元和八年七月，原江州刺史張勔被擢升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而崔能貶永州刺史時為元和八年九月，故在崔能貶任江州刺史前，朝廷很可能還安排了一個人任過短暫的江州刺史。當然，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即張勔離任後江州刺史一職空缺了一段時間，直到崔能到任。

屈貶江州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擊，而不幸中的萬幸就是遇到了一位賢能、豁達、寬厚的江州刺史崔能。正是由於崔能“眷盼情無限，優容禮有餘”（白居易《山中酬江州崔使君見寄》詩），多方關照，才使得白居易被嚴重創傷的心理得到很大安慰，221勝利度過了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時期。也正是由於崔能提供的種種方江

州便，白居易才有可能從容於江州山水之間，使自己的詩歌創作進入司

馬白又一個旺盛期。

居易

庾亮

樓222第十八章司馬宅白居易任江州司馬時的潯陽城是隋唐間重建的一座新城，距今一千四百多年（連同易址前的舊城，潯陽城共二千二百餘年曆史———筆者注）。隋朝以前相當長的時間裏，尋陽城（唐以前潯陽的“潯”不從水，寫為“尋”。到了唐代，才易“尋陽”為“潯陽”———筆者注）坐落在湓口沿長江往西約十五裏的地方。三國東吳、西晉、東晉和南朝宋、齊、梁、陳時，那裏曾是柴桑縣、尋陽郡（相當於現在設區市級）、江州（當時州領郡，相當於現在省級）三級行政治所。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城區被江水淹沒，尋陽城遂遷至地勢較高的湓口以東重建，為州（江州）、縣（潯陽）治所。現代人常說的“潯陽古城”，指的即是隋唐間重建的潯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