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馬白居易

第三章（2 / 3）

據清代著名曆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考證，江州郡城“蓋隋唐間築，宋元修之，永樂十年始周砌磚城，有門五，後增為七，城周十二裏有奇”（引自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就是說，東遷後的江州郡城始築於隋，完竣於唐初，城池的基礎和大致格局由此基本固定下來。宋、元兩代對城進行過修葺，明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開始改用磚砌城（此前的城牆和當時全國所有城池一樣為夯土板築的土牆，僅城門兩側的牆皮用磚頭包砌———筆者注），當時城門有五個，後增為七，整個城池周長為十二裏多。另據《九江市地名誌》關於“環城路”223路名釋義———1928年拆除城牆建路時，因這段路環原城址，故江

州——，曆經千年滄桑，盡管明、清後城區範司名—說明自隋唐至民國時期馬

白圍有擴展，但城垣本身仍基本如故。作為州郡一級治所的潯陽城，城居

易池周長能有十二裏多，在唐代可以說已達到了一定規模。因為與此同時作為山南東道和襄州治所的襄陽城周長九裏，至宋代擴展為十二裏，“至（清）光緒時，城周十二裏一百三步二尺”（據《襄樊市誌》等書）；作為宣歙觀察使理所和宣州治所的宣城，“周延九裏一十三步”，至宋代新舊城總計“共長十一裏一百九十三步”（據清嘉慶《寧國府誌》）。

以白居易筆下的江州城對照明嘉靖《九江府誌》、清同治《德化縣誌》所載之《九江府郡城圖》和德化縣城圖（自五代之南唐至清，潯陽縣改名為德化縣———筆者注），可以看出，隋唐時潯陽城內北庾樓、南府署、再縣衙的格局和以衙署、寺廟、府學為主體組織城市空間的城市基本形態曆朝延續（見附圖），臨街經商、麵水就市的古商埠文化風貌一直傳承。

白居易到江州後，和往常到別的城市一樣，先對潯陽城的地理自然環境、市容街貌和風俗人情進行了一番了解。他發現，“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鬆雪”等都是尋幽探勝的好出處。（據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這座城商業發達，市場繁榮：水上集市與陸地上的街肆相連，郊外的港灣泊滿了大小船隻；城郊集貿市場物產豐富，每隔日交易一次的市集上有很多水果、禽類、蝦蟹等農副產品銷售；城北江邊長堤上人頭攢動，擠滿了南來北往販賣貨物的商販，叫賣的吆喝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見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江州治所北有一條長約二裏的街道為茶葉集散場所”（據呂事舜《九江往事編年》），幡篇224高懸，茶莊林立，茶坊鱗次櫛比，呈現出一派繁榮的茶市景象。娛樂第十

八餐飲業也很紅火，隻是這裏人做生意的方式很特別，租船夜遊是按章司

船艙鋪位計算租金，賣酒不是按斤兩而是以一種瓦罐為容器計價。馬宅

（見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這裏釀的“湓水酒”為唐時全國十三大名酒之一，味道甘醇，“潯陽酒甚濃，可使杯不燥”（白居易《首夏》詩）、“江酒極美”（白居易《與微之書》）。

由於商旅如雲，這裏煙花業非常興盛，娼樓妓館林立。它們從自身行業的特點出發，故意把室內光線設計得暗淡朦朧。每到夜晚，濃妝豔服的妓女們都集聚在各自門前、窗口弄姿邀客。這裏的江魚、河魚、湖魚不僅品種繁多，味道鮮美，而且價格出奇的便宜，“綠蟻杯香嫩，紅絲膾縷肥”（白居易《春末夏初閑遊江郭二首》詩句），“湓魚賤如泥，烹炙無昏早”（白居易《首夏》詩句）。

所有這些，與好友元稹“通州便是黃泉地”的貶所相比，自然環境和生活條件不知要強出多少倍。白居易感到自己雖遠離長安，但被貶到青山綠水、富庶繁華的江州，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能是為了慰藉白居易的心理創傷，同時考慮到他作為一個大詩人的特殊生活情趣與習性，崔能特地將其住處安置在潯陽城西門外的一處官舍。這裏距湓浦口較近，北臨長江，背向湓水（即龍開河），庭院寬綽，地方幽靜。宅北緊靠著一段長長的土崗，崗上長著青翠的竹林，竹間散立著多塊白石。竹石叢中建有一座茅亭，亭子四麵門窗洞開，寬敞明亮。亭內還準備了床席，供白居易休憩時用。宅後有園，生長著各種樹木。在這裏，可以聽到“江城寒角動”，看到“沙州夕鳥還”（白居易《晚望》詩）。在這裏，可以觀賞到“日欲沒時紅浪沸，月初生處白煙開”（白居易《江亭夕望》詩）和“北戶千竿竹”、“東園一樹花”（白居易《北亭招客》詩）；在這裏，白居易“時傾一杯酒，曠望湖天夕。口詠獨酌謠，目送歸飛翮”（白居易《北亭》詩。詩中講的“湖”，225為潯陽城南之南湖，傍湓水，連長江，史稱景星湖，或曰南門湖。後李江

州渤任江州刺史，為方便行人，於湖上築堤，將湖麵一分為二，近江一司

馬白側稱甘棠湖，另一側仍稱南湖，或曰南門湖———筆者注）；在這裏，白居

易居易不僅可以避開城市的喧囂，減少世俗的交往，還能增加悠閑疏放的自由度，不受拘束地縱情於山水詩酒。他非常滿意自己的住處及周邊環境，稱“偶獲此閑居，謬似高人跡”（白居易《北亭》詩）。確實，白居易生活在這裏，真像一個隱居於塵世之外的高人！

白居易辦公處所在潯陽城內江州官署的司馬廳，為州署大院中一單家獨院。庭前的桂花樹青枝碧葉，蒼老的樹幹告訴人們它已有不小的樹齡。窗後的綠竹秀色入簾，一枝枝參差交錯地低垂在屋簷下，顯得很是自然別致。白居易是一個重情義的人，崔能越是厚待於他，他就越不想增添崔的麻煩。因此上任之初，盡管崔能交代過其行動可以自便，他仍自覺堅持按規定直宿。

但沒多久，司馬“官曹冷似冰”（白居易《司馬廳獨宿》詩）的現實使白居易的心再次被政治上遭棄、人格上蒙辱所深深刺痛：他整天整天無所事事，日複一日司馬廳無人登門，有時值夜想找一個陪宿談心的人都找不到，人們都像避晦氣般地繞過司馬廳。白居易覺著自己很像庭前默然佇立的桂花樹，原本在山上也淩霜傲雪，凜然峻節，如今卻委頓衰頹在司馬官廳的庭院，再無有往日的風采。於是以《廳前桂》為題，寫詩自況，宣泄胸中的抑鬱不平，同時曲折地表達對人情淡薄現象的鄙夷：天台嶺上淩霜樹，司馬廳前委地叢。

一種不生明月裏，山中猶校勝塵中。

漸漸地，白居易連每天到州署點卯應官的形式有時都懶得去應付，他不知道自己在司馬任上究竟還能幹些什麼。經過一番探析，白居易從唐王朝職官製度的曆史演變和自己到江州的切身體會中弄226清楚了州司馬官職的角色定位。第十

八原來，唐王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淵為了提高政治效能，鞏固自己章司

新的統治，把全國行政係統納入軍事管製之下，容許掌方麵大權的馬宅

軍政官“以便宜製事”（即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當機斷事）。安史之亂後，地方割據勢力興起，節度使、觀察使借“便宜製事”的名義各自為政，出現了大官包攬小官的職事、居於重要職位的官吏侵犯地方小官職權的普遍現象。中唐後節度使常兼任各道觀察處置使等職，掌握了軍政大權，直接管轄州、縣。州刺史不僅無兵權，政權亦很少能自主。節度使、觀察使還常派他們自己聘用的判官、掌書記等僚屬管理州縣事務，將州長史、司馬等郡佐官的職權侵奪。這樣，五大都督府（都督府，唐軍政區劃名，轄十州以上者稱大都督府，不滿十州者稱都督府，唐初全國共有大都督府五個。安史之亂後，節度使、觀察使發展成為地方最高長官，都督遂名存實亡———筆者注）和各州的司馬職官員除享有編製和俸祿，實際上僅存一個虛名（自漢至唐初，均設有治中從事史這一官職，簡稱“治中”，為州郡刺史的佐吏，居中治事，主管眾曹文書。後因避唐高宗李治諱將治中改稱司馬。中唐後司馬一職一般用來安排貶斥之官，有虛名而無實權，實際上是一閑職———筆者注）。

當時，凡是被貶的文武官員如要得到提升，都要先依次任司馬職作為過渡的階梯；凡是宦官任司馬職於省、寺和軍隊機關的，實際上都是“遙署”，即授官不到任，掛虛名而領取俸祿；凡是做官年久、資曆較高、衰老糊塗、不能勝任實際工作而朝廷又不忍拋棄的人，都被派來任司馬一職。對於實際擔當司馬職務者，幹得好，不會受到表彰升賞；幹得差，也沒有人來批評處罰。稱職不稱職，有無才幹，考核時都一樣對待。

根據唐朝典章製度，江州作為上等州，司馬官階達到五品，官府227發放的口糧每年有幾百石，每月薪金六七萬（這是白居易元和十三江

州年七月寫《江州司馬廳記》時的數字，元和十年十二月寫《與元九書》司

馬白時講“月俸四五萬”。之所以如此，一是可能到元和十三年全國財政居

易形勢好轉，加俸；二是可能在寫《江州司馬廳記》時白居易將俸祿以外附加的食料或折合的銀錢及國家撥給五品以上官員仆人費用等開支一並加進，計算方式不同———筆者注），官位完全可以庇護自己，俸祿足夠供全家人生活。司馬官“無言責，無事憂”，“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如果從國家著想，這司馬居官而不盡職，實屬屍位素餐，是非常不好的；若從個人安樂享受的角度看，當司馬這個閑官待遇優厚，職位也算安穩。如果有人儲才待用，急於兼濟，那麼做司馬這個官，雖一天也不會高興；如果有人想培養不慕榮利的誌向，安於獨善，即使他終身為司馬都不會感到苦悶。因此，司馬之官，有名無實，這是時代決定的；做一名冗員閑官，感到舒適與否，則在乎各人的誌趣。為了將自己探析的這些心得、體會告示繼任者和造訪司馬官署的人，白居易後來專門為此寫了一篇壁記（壁記：嵌在牆上的碑記。唐代盛行壁記，從朝廷官署到州、縣官署之廳大都有壁記———筆者注），這就是有名的《江州司馬廳記》。原文如下：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製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

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誌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係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228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唯司馬綽第十

八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章司

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馬宅

鬆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誌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

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屍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誌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這篇《江州司馬廳記》，對於後人了解特定曆史背景下司馬一職的官守情況，研究唐代官製具有重要文獻價值。“這篇記文，記事者少，議論者多。議論含蓄深沉，不顯鋒芒，而感慨之情時隱時現，如平緩的江流中時有湧動的波濤。讀者不唯有一氣嗬成的感覺，而且錯落有致，結尾戛然而止，回味無窮”（張石山語，引自《古代散文鑒賞辭典》），是我國古代散文名篇，具有很高的文學鑒賞價值。白居易在文中通過對司馬一職閑散安逸狀況的述說，曲折地表達了自己屍位素餐而不能實現“兼濟”之誌的內心痛苦。

既然司馬職“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天天去直宿又有什麼實際意義？故白居易大多數時間便隻好在自己的住所賦閑。可世態炎涼的陰影無處不在，“蕭條司馬宅，門巷無人過”（白居易《司馬宅》詩句）的寂寞冷落簡直使他覺著十分窩憋。本來對外界事物就很敏銳的白居易，此時更加多愁善感。

當聽到江州人月下搗衣的聲音，即喚起了他對家鄉親人的思念：江樓聞砧229江人授衣晚，十月始聞砧。

江州一夕高樓月，萬裏故園心。

司馬

白當聽到山鷓鴣“朝朝暮暮啼複啼”的淒涼聲音，他不禁心酸，借居

易埋怨山鷓鴣的日夜啼叫，引得“夢鄉遷客展轉臥”，無法入睡，婉轉表達自己因“為民請命”而遭貶謫的傷悲：山鷓鴣……山鷓鴣，爾本此鄉鳥。

生不辭巢不別群，何苦聲聲啼到曉。

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

當看到江邊少年用網捕獲一隻饑餓無力的旅雁並拿去賣錢時，他立即聯想到百姓因遭天災、戰亂而到處流亡的悲慘命運，聯想到自己被貶如同羈囚的處境，對旅雁產生了憐憫和同情，遂將雁從少年手中贖回放飛，說：放旅雁……我本北人今譴謫，人鳥雖殊同是客。

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汝飛入雲。

當看到鏡中的自己頭發花白，麵容黑瘦，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時，他哀歎這次政治打擊對自己的損傷實在太大：剛剛四十四歲，身體就折磨成如此模樣！他十分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朝廷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猶如野火在寒澗中蔓延，結果把鬆樹焚為灰燼；嚴霜陡襲春林，使花卉受到意外摧殘，凋零在地。自己所以被貶，是小人陷害的結果，絕不會是明君的本意：謫居麵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

230逢時棄置從不才，未老衰羸為何事？第十

八火燒寒澗鬆為燼，霜降春林花委地。章司

遭時榮悴一時間，豈是昭昭上天意！馬宅

他回想自己曆盡艱辛，好不容易剛攀得登天之路，青雲直上，不想突遭不測風雲一落千丈，成了受傷的驚弓之鳥，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展翅翱翔，便以詩代書，寄給翰林院三位新結識的正得到皇帝恩寵的朋友，告訴他們自己一年半載肯定很難回京，希望不要將他遺忘：初到江州寄翰林張、李、杜三學士早攀霄漢上天衢，晚落風波委世途。

雨露施恩無厚薄，蓬蒿隨風有榮枯。

傷禽側翅驚弓箭，老婦低顏事舅姑。

碧落三仙曾識麵，年深記得姓名無？

司馬廳“官曹冷似冰”，司馬宅“門巷無人過”，如何規避這可惡的世態炎涼，排遣令人憂煩的寂寥冷落？白居易的心緒不禁又飛回到來江州時乘坐的驛舟上。當時他在讀李白、杜甫詩集後曾聯係自身遭遇，對往後人生進行過認真思考：李白、杜甫一生坎坷，但不幸的遭遇不僅沒有抹殺他們的天才，反倒成了其文學創作的一股不可壓抑的原動力，終取得“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的偉大成就。“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現在自己也處於艱難困厄之中，何不仿效前賢，把主要精力放在詩歌創作上，寫出流傳千古的詩篇？文才卓異且自負才名的白居易從前輩詩人的遭遇與其詩歌成就的關係中領悟到實現人生價值的又一希望，決定轉換社會角色，以一種新的獨特方式實現自己“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理想。因為“人間要好詩”，這是“天意”啊！

從此，白居易積極調整心態，努力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充分利用231“唯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的江

州有利條件，尋幽探勝，流連忘返；托物寄慨，盡上筆端，使江州任上成司

馬白為他詩歌創作的又一個旺盛期。而司馬宅則成了白居易在江州的主居

易要文學創作室，他在這裏寫下許多錦句華章，創作出《與元九書》、《琵琶行》等在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壇上都堪稱不朽的經典作品。

廬山西林寺232第十九章第一次自編詩集約在到江州後的當月下旬，白居易即著手編輯自己的詩稿。這是他平生首次將自己的詩作按係列結集。

一是由於司馬職“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無言責，無事憂”（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白居易《與元九書》語），他隻得借整理自己的文稿來消遣。

二是經屈貶江州這次重大打擊後，他對在政治上實現自己的抱負相當悲觀，對人間富貴逐漸失去興趣，因而把注意力轉到身後文名上。他非常珍視自己已有的詩作，對未來亦很自負，深信今後一定會和李白、杜甫一樣，“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

三是受到好友元稹的啟發和影響。本年三月，元稹複貶通州，因聽說通州自然條件惡劣，擔心不能生還，遂將自編詩集二十卷（計八百餘首，為元和七年以前詩作）在離京前留給白居易保存。到通州後，他又將元和七年至元和十年間寫的近兩百首詩編結為六卷托人捎給白居易，並附上一信（即《敘詩寄樂天書》）。信中，元稹說明自編詩集的原因：“仆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見元稹《敘詩寄樂天書》）意思是說：我聽說道德高尚的人最高目標應是樹立德業，其次是建立功業，若不得誌就著書立說。元稹的想法正合白居易此時的心跡。這是不得意者無奈的痛苦抉擇，也是恃才傲物者對不233公正待遇的本能反應。

江州，找出詩作共約司白居易將自己從長安隨身帶來的書囊全都拆開馬

白八百首。這些詩，有他十五歲時作的《江南送北客因寄徐州兄弟書》、居

易十七歲時作的《王昭君二首》和十八歲時呈送給顧況的《賦得古原草送別》等早期名篇，更多的是他入朝為官後的作品。

如何將這些詩編排分類？白居易借鑒了元稹的做法。元稹在編輯時將自己的詩作分為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律諷、悼亡、今體豔詩、古體豔詩等十類。具體分法是：“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幹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

詞有今古，又兩體。”（元稹《敘詩寄樂天書》）白居易覺得，元稹的這種編排方法，體現了他自己的詩歌主張和創作成就：元稹提倡諷喻詩和新樂府，認為隻有諷喻詩和新樂府才“稍存寄興”（見元稹《進詩狀》）；他深於七律，特別是次韻排律獨樹一幟；他富於辭藻，精於描繪，古今豔詩頗具特色；他為悼念亡妻韋叢而作的悼亡詩語淡情濃，委婉曲盡，真摯感人，可謂悼亡的佳作。

但白居易又覺得元稹的分類有點龐雜，且與自己的創作實踐不完全相符，因而在編排中沒有照搬元稹的做法。他把自己的詩分為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即“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喻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234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第十

九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章第

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白居易一次

《與元九書》）。自編

詩現存白氏文集第一卷至十五卷大體上反映了白居易在江州自集編詩集的風貌。具體卷次是：卷一至卷四為諷喻詩（其中卷一、卷二為古調詩五言，卷二中收有《秦中吟十首》。卷三、卷四為因事立題的《新樂府》詩，共五十首）；卷五至卷八為閑適詩，均為古調詩五言；卷九至卷十二為感傷詩（其中卷九至卷十一為古體五言，卷十二為歌行曲引雜體。卷十二中收有《長恨歌》）；卷十三至卷十五為律詩（五言、七言）。

但現存白氏文集第一卷至第十五卷又有與白居易在江州編輯的詩集原本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一是詩作數目上有差別。根據《與元九書》，白居易在江州編的詩集中諷喻詩為一百五十首，閑適詩為一百首，感傷詩為一百首，雜律詩四百餘首，合計約八百首。而現存白氏文集諷喻詩計一百七十二首，閑適詩二百一十六首，感傷詩二百一十五首，雜律詩二百九十八首，共計九百零一首。二是從具體詩目上看，現存白氏文集中有些是元和十年白居易自編詩集後的作品（其中卷十一收入的全是元和十四年白離開江州後的詩作），而“雜律詩”又不及原本的首數。這說明，白居易江州自編詩集十五卷後，隨著創作的繼續，時勢的變遷，他對自己的作品在保持原本總體結構和風貌的前提下進行了適當增刪和調整。

白居易在江州結集的四類詩，前三項是按思想內容劃分的，從體裁上講都屬於古體詩。後一項則完全是依體裁歸類，屬近體詩（五言、七言的律詩、絕句）。長期以來，有些學者對這樣的分類方法持異議，認為它不僅標準不統一（單純以詩歌形式歸類的“雜律詩”無法235與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成為並列關係），而且各類詩的區分亦不江

州周嚴（有的諷喻詩與閑適詩、感傷詩之間很難截然分開，有的閑適詩司

馬白與感傷詩無法明確區分，雜律詩中也包含有諷喻、閑適、感傷等內居

易容）。其實，隻要我們認真探析白居易寫作諷喻、閑適、感傷詩的目的和他在江州編輯詩集時的心態，就不難看出其首重的是思想，是情感，是題材，是藝術追求，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內容與形式方麵的邏輯關係。知道這點我們就會為詩集“四分類”這一獨特的構想而歎服，從而把學習研究的著力點放在四類詩（特別是前三類）的文學價值和曆史貢獻上，而不至於過多地為分類上的細枝末節所拘囿。

白居易講：“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思此語。……故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

故覽仆詩，知仆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白居易《與元九書》）這段話的意思是：古人說，一個人在不得意時要保持個人的品德操守，注重自我修養；有了地位，就應該為天下百姓造福。我雖不賢，常把這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所以我的誌願在於兼濟天下，行動在於獨善其身。把這種誌願和行動貫穿始終就是我遵循的“道”，把這種誌願和行動用文學語言表現出來就是我寫的詩。稱之為諷喻詩的，是闡發我兼濟之誌的作品；稱之為閑適詩的，是表達我獨善之義的作品。所以看我的詩，就能明白我的思想與主張。其餘如雜律詩，多半是受一時一物、一笑一吟的觸發，隨意成章，不是我平生所重視的，它隻不過是在親戚朋友歡聚時用來助興，離別時用來消愁罷了。

以上這段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白居易的詩重在明“道”（即“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為了向世人宣示自己的理想和236主張，他把詩作分為四類。四類中，白居易認為能“覽仆詩，知仆之第十

九道”的，是諷喻詩和閑適詩，其價值屬第一等級，故在卷次上排在前章第

麵。其餘如感傷詩、雜律詩，分量不如前者，隻能依次排在後位，屬第一次

二等級。在諷喻詩和閑適詩這一等級中，諷喻詩又列第一位，居卷首自編

詩位置，閑適詩列第二位。集白居易為什麼將自己的詩作如此分類編排？

第一，諷喻詩最能體現白居易本人兼濟天下的政治抱負，其思想內容最豐富，戰鬥性最強，價值最高，也最為他自己所看重。白居易能夠成就為繼杜甫之後我國古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寫的一百七十多首諷喻詩的巨大社會影響是主要原因。白居易講自己之所以寫諷喻詩，是因為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時“身是諫官，月請諫紙，有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複平生之誌”（白居易《與元九書》）。就是說諷喻詩是他作為諫章的補充手段，因“難於指言”而創作，用以“救濟人病，補闕時政”，其“第一讀者”主要設定為當今皇帝。因此可以說，諷喻詩是白居易“變相的諫章，另一種形式的‘啟奏’”（語見卞孝萱《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一文，載1985年第一期《文史知識》），是白居易“為臣盡忠，為官盡責的產物”（語見冷成金《唐詩宋詞研究》一書）。

可是事與願違，他的耿耿忠心不僅觸忤了權豪貴要，同時也引起憲宗皇帝的不滿，終招致自己被貶為江州司馬。對這種“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的結局，白居易自然很不甘心，於是在自編詩集時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詩句）的諷喻詩列在集首，其目的就是“為了向天子訴說：盡管自己處於江州這樣不當的境遇中，依然對天子抱有忠誠之心。也就是說，白居易在左遷江州後，自己編輯十五卷《詩集》，……意在表明即使自己蒙受左遷委屈，237對朝廷的忠義與貞節也依然不變，而且也希望憑借這一詩集使自己江

州冤罪或可昭雪。”（日本靜永健著、劉維治譯《白居易寫諷喻詩的前前司

馬白後後》）。“從這次左遷的經過來看諷喻詩在詩集編排中位置，似可得居

易其真諦。白居易由於詩歌創作活動受到非難中傷而左遷，為證明那是不實之詞，就有必要將其《秦中吟》、《新樂府》等諷喻詩代表作結集問世。另外，當時他的出發點是，自己心境由於不當之罰而處於悲歎的生活狀態中，更有必要公開宣示自己清廉潔白的精神是難以動搖的。”（同前）這裏有一個很典型的實例：白居易在編詩集時把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寫的《賀雨》詩列在諷喻詩係列的第一首，從而事實上也使這首詩成為整個白集的卷首之作，壓卷之作。如果按白居易創作諷喻詩的時間順序，這首詩怎麼也排不到這個位置（現白氏文集卷一有諷喻詩六十四首，其中大多為元和三年以前作品，有的甚至是貞元二十年的詩作———筆者注）。本書第十章已詳述白居易創作《賀雨》詩的前後經過，該詩實際上是一首歌頌“聖德”的作品，詩最後八句勸誡憲宗要繼續堅持體恤民苦，順從民心，做一個從諫如流的明君聖主，同時表白自己將一如既往，恪守臣道，直言進諫，忠貞不渝。

由於元和四年閏三月那場大雨從時間上講恰好是憲宗接受白居易諫言增加“德音”內容後下的，憲宗對這件事的印象當特別深刻，白居易將《賀雨》詩列在整個詩集卷首，其盼望能再度“君臣合契”的願心可謂昭昭在目。

第二，閑適詩是白居易“獨善之義”的表達，和諷喻詩一樣都是他所守之“道”的重要體現。白居易把閑適詩提到與諷喻詩並重的位置，看作“是其文學觀與人生觀的標榜，猶如車之兩輪般重要”（語見日本靜永健著、劉維治譯《白居易寫諷喻詩的前前後後》一書）。早在任秘書省校書郎時，白居易就開始了閑適詩的創作。任盩厔尉特別238是任左拾遺翰林學士後，他在大量創作諷喻詩的同時，亦寫了許多第十

九“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閑適詩。章第

這些閑適詩，從創作時間和地點看，多寫於退朝之後，公務之一次

餘，養病閑居之時；從思想內容看，主要表現詩人對山林情趣的向自編

詩往，對閑散、安逸生活的追求，對官場失意的惆悵，對仕途險惡的憂集畏，以及對擺脫吏役束縛的渴望。一般認為，寫諷喻詩的目的與閑適詩的主旨是矛盾甚至是尖銳對立的。寫諷喻詩是為了實現“兼濟之誌”，要“兼濟”，就必須“入官”；寫閑適詩是為了表達“獨善之情”，要“獨善”，就必須以安貧樂道、達觀知足的超然態度透視官場，對待人生，以至於“歸隱”。但是，在白居易身上，這兩者都很好地統一於他的理想和人生追求上。

白居易說：“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白居易《與元九書》）意思是，大丈夫所堅持的是理想（亦作原則），所等待的是時機。時機來了，就成為穿雲的龍，乘風的鵬，勇往直前地奮發激進，幹出一番事業。時機不來呢，就像藏在大霧中的豹（獵人難以獵取），飛到高空中的鴻雁（捕鳥人無法捕獲），靜悄悄地抽身退隱，避世遠害，委順養內。所以，進也好，退也好，出仕也好，退居也好，怎麼做我都不會感到不自得自適！

白居易講的“時”，在這裏是特指能得到皇帝賞識和重用的機遇。由於他堅持按“所守者道”的要求立身行事，因此不論“時之來也”還是“時不來也”，都能“何往而不自得哉”！當然，他最大的願望還是期待“時之來也”。但自貶江州後，“時”對白居易來說希望越來越渺茫。在江州，盡管他未放棄“兼濟之誌”，依然寫有幹預現實的諷喻詩，甚至發下“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白居易《放言239五首》詩）的誓言，表示自己決不就此低頭服輸，然而像當年初授拾江

州遺充翰林學士時那種“君臣遇合”的機會終究難再。既然“兼濟”無司

馬白望，從生存哲學講，作為正直之士的白居易隻得把“獨善”作為自己居

易“堅持理想、不變節操的精神支柱”，因而江州以後閑適詩“當然也就成為他作品中表現的主要內容”（張安祖《論“兼濟”與“獨善”》文，摘引自張《唐代文學散論》一書）。

這就是白居易將閑適詩列為自編詩集第二類的原因所在。也正因為如此，郭沫若指出：“白樂天的閑適詩，應該說是詩人在封建勢力壓迫下的後退一步”，“但這種後退，我們從曆史的觀點來看，對於詩人是應該予以同情，而不能予以責備的……這種後退，與其解釋為明哲保身，倒表示著詩人的高潔，不願意和惡濁的社會同流合汙。”郭沫若還稱白居易的閑適詩“是對於惡濁的頑強的封建社會的無言的抗議”。（郭沫若《關於白樂天》，載《文藝報》1955年第23號，轉引自杜曉勤撰著《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一書第十一章）第三，白居易“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的感傷詩，或詠物，或詠史；或念親友，或思故鄉；或歎老嗟病，或傷往悼亡，“有明顯的難以排遣的感傷情緒或悲劇性質”（張中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中第三章《白居易詩歌歸類考》），反映了詩人經曆坎坷、命運多舛的痛苦感悟，體現了詩人“深於詩，多於情”（語見陳鴻《長恨歌傳》）的才子氣質，也折射了時代的艱辛、人民的苦難，是白居易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諷喻詩、閑適詩的分類依據是“奉而始終”的“道”，那麼感傷詩的歸類則另有標準，那就是“隨感遇而行於歎詠”的“情理”。

雖然白居易稱自己的感傷詩為“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今後如果重新編集，打算把它“刪去”（語見白居易《與元九書》），但在這次結集中實際收集有其自貞元十年（公元794年）至元和十年（公240元815年）間創作的感傷詩多達一百一十首（白在本年十二月寫的第十

九《與元九書》中講“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可能是一個概章第

數———筆者注），占整個詩集作品總數的八分之一以上。九年後（即一次

長慶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請元稹按江州編集模式協助編輯的自編

詩《白氏長慶集》（五十卷）書成，江州十五卷本的一百一十首感傷詩不集僅未刪，還增至二百一十五首。此後白居易續編詩集，對五十一歲以後的詩歌隻分格詩（古體詩）和律詩（近體詩），未再按諷喻詩、閑適詩和感傷詩細分，但其中很明顯見有不少新創作的感傷詩；《白氏長慶集》卷九至卷十二中所編之感傷詩詩目也都照原型全部保留（卷一至卷四之諷喻詩、卷五至卷八之閑適詩亦如此）。這說明，相對於諷喻詩、閑適詩而言，感傷詩雖被列為較次一等的位置，但其在白居易心目中一直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敘事詩《長恨歌》在江州結集時是否編在感傷詩係列，該詩是否屬於感傷詩類？有些學者對此曾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長恨歌》在江州編集時可能未列入感傷詩係列。因為現存白氏文集卷十二（感傷詩四）編目較亂，不論從時間順序還是作品的社會影響度來看，《長恨歌》都不應排在現在的編次上。很大的可能是，《長恨歌》原本列在律詩類（即所謂“雜律詩”係列），及至《琵琶行》創作後，《白氏長慶集》將兩詩同列為感傷詩，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白氏文集卷十二的編排。

《長恨歌》“通過描寫李、楊情愛悲劇的複雜過程，反映封建帝王荒馳朝政、政治腐敗等造成國家動蕩、愛妃慘死及淒苦悲涼、深情無寄的嚴重後果，婉轉批評唐玄宗因為海內承平滋生的驕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並以此作為後世的鑒戒”（張中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一書第五章《“動之以情”婉諷主題》），諷意是很明顯的，將其歸入諷喻詩類應是沒有問題的，但作為剛因觸忤241權貴、得罪憲宗而被貶江州的白居易，他此時首先考慮的是絕不能江

州在政治上“犯忌”（如若將《長恨歌》列入諷喻詩類，就會有攻訐憲宗司

馬白祖先之嫌，給政敵們以口實），因而他不能這樣做。

居易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下半年白居易另一首敘事詩《琵琶行》成功創作，該詩通過一個琵琶女淪落江湖的悲涼身世，抒發詩人自己政治上不得意的悲憤心情，完全符合他自定的感傷詩標準。而《長恨歌》借李、楊悲劇，寄托盛世難再的歎恨與感傷，亦“具有明顯的感傷情緒、悲劇性質及相應的表達方式”（張中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第三章《白居易詩歌歸類考》），歸入感傷詩也是說得過去的。再加上《長恨歌》、《琵琶行》問世後相繼在社會上都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喜愛文名的白居易便有意將這兩篇相隔整整十年的名作都歸類於感傷詩，編入同一卷次中。這實際上也反映出詩人對自己文學成就的得意之情。

第四，“雜律詩”是江州編集十五卷中唯一以詩歌形式而不是以思想內容作為分類標準的詩類。這樣做，一是因為歸類於“雜律詩”的詩歌從體裁上講都屬合律的近體詩，而歸類於諷喻、閑適、感傷三類詩歌從體裁上講都屬不合律的古體詩，這是兩種不同形式標準的詩歌；二是因為有些列入“雜律詩”的詩歌，從思想內容上講雖也可分別歸到感傷、閑適，甚至諷喻類，但不及已歸類到三類中的那樣具有鮮明的感傷、閑適、諷喻屬性；三是因為到江州以後，白居易律詩創作顯著增多，諷喻、閑適、感傷三類詩越來越少，以致後來再按四類細分已失去意義。

此外，把五言、七言的律詩、絕句單獨歸類，還反映出當時詩歌創作的發展趨勢：中國古代詩歌講究格律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到盛唐時已發展完備並趨於定型化，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藝術功用。中唐後人們都以能夠依據這種體式寫作詩歌為時尚，許多著名詩人紛242紛染指格律詩，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個，並為它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第十

九的卓越貢獻，“由於他的出現，唐代七律創作發生了重大轉變：一是章第

七律敘事功能的增強，二是七律的通俗化趨向”（趙謙《唐七律藝術一次

史》，轉引自杜曉勤撰著《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第三章）。自編

詩第五，白居易江州結集“四分類”的獨特構想，還和他與元稹“文集友詩敵”的文人誌趣有關。白居易和元稹自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參加吏部試結交後，二人“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跡由情合，言以心誠，遂定死生之契，期於日月可盟，堅同金石，愛等弟兄”（元稹《祭翰林白學士太夫人文》），結下了曆經三十年之久的深厚情誼。

但在文學創作領域，兩人又都很自負，互把對方視為當世才藝相當的競爭對手。他們詩來文往，酬答頻繁，除了交流友誼外，許多情況下實際是在詩歌創作上與對方爭能鬥巧，“意欲定霸取威”（白居易《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序》）。白居易甚至將自己與元稹在當時詩壇中的地位自負地戲比三國政壇中的曹操與劉備，對元稹說：“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爾！”這次白居易江州自編詩集，將元稹的古諷、樂諷、古體、新題樂府、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律諷、悼亡、今體豔詩、古體豔詩等十類編目簡化為自己的“四分類”，同樣有著好勝逞才的意味。白居易“四分類”的編目比元稹十類編目簡約、精當、切要，克服了元稹分類方法龐雜、繁複的缺陷。如元集中有古諷、樂諷、律諷、新題樂府四個編目，白集中則將它們簡化為“諷喻詩”一個類別，《新樂府》五十首列為其中一項重內容。諷喻詩是白居易最得意的作品，“新樂府”作為詩類兆名於白居易。白居易不僅成功地領導了新樂府運動，而且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作家。他所創作的新樂府詩“為文學偉製”（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在反映生活的深廣度、思想性和藝術性243等方麵為元稹、張籍、王建等新樂府運動的中堅們所不及。

江州又如，元集中有五言律詩、七言律詩，再加上前麵提到的律諷，司

馬白共三類。白集中則歸於“律詩”一類（即所謂“雜律詩”）。白居易的律居

易詩也寫得很好，元稹“自審不能以過之”（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於是便以“和韻”甚至“次韻”相酬的方式與白居易鬥辭采，比才華。

次韻，和韻（或曰和詩）的一種，即依照所和詩中的韻及其用韻的先後次序寫詩，這是一種難度很大的作詩方法。白居易勇敢地接受挑戰，兩人互相砥礪，工力悉敵，樂此不疲。此事對當時詩壇影響很大，許多人爭相仿效，和韻酬唱蔚成風氣。

再如，白居易認為元稹到江陵後寫的詩，在風格、聲律等方麵有很大改進，是因為元稹學習模仿了自己，“偷”了自己的“格律”。而李紳雖然是新樂府的提倡人，常自負善寫歌行體，但看到白居易用歌行體寫的新樂府五十首時，不得不“默然心伏”。所有這些，在白居易首編詩集中均有反映。因此，白居易江州詩集的分類編排，能恰到好處地集中宣示他的理想操守，彰顯他詩歌創作的驕人成就。

經過一個多月的辛勤整理，大約在十二月初，白居易十五卷本詩集編成。他審讀完自己近三十年創作的詩稿，心中不禁充滿了欣喜之情和自負之意，遂以《編集拙詩成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為題，寫詩一首，贈給好友元九（即元稹）、李二十（即李紳，因其身材矮小，人戲稱“短李”）：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

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詩寫得很詼諧，富有情趣。這實際上是白居易對自己近三十年詩歌創作經驗的詩總結。詩中對自己能寫出具有《詩經》“風詩之性244情”的《長恨歌》和傳承《詩經》正聲傳統、對皇帝有匡正勸諫作用的第十

九《秦中吟》非常自豪，對自己在詩的格調、聲律和以歌行體形式寫的章第

新樂府詩等方麵所取得的成就非常自信，對已有的詩作一結集就達一次

十五卷之多頗為得意。“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句則隱自編

詩含有自己“雖自負，實自傷，徒以文章為勳績，豈始願哉”（何義門語，集轉引自朱金誠《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六《編集拙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箋）的內心傷痛。他覺得，經這次政治挫折，世間的功名富貴大概沒有份了，但憑自己的文采和詩歌，死後一定會贏得千古聲名。

一千二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再讀此詩句時，不能不欽佩白居易麵對已“得罪於文章”的嚴酷現實仍做出關於身後應有文名的預言，不能不歎服他在大逆境中能有的那份自信、自負和自我解脫！

白居易江州自編詩集十五卷，為他以後陸續編集構建了基本框架，為整個白集的編纂起了重要示範作用，是白居易全集的雛形和“藍本”。江州十五卷本詩集的編成，還對進一步激發白居易詩歌創作的欲望，引發他不斷努力編輯和收藏自己文稿，有著重要的啟示和鼓舞作用。請看江州後白集的續編和收藏情況：一、長慶四年（公元824年，白五十三歲），《白氏長慶集》依江州集的體式編成，共五十卷，收詩、文二千一百九十一首（篇）。這是白居易作品第一次完整結集，也被稱之為“前集本”；二、大和二年（公元828年，白五十七歲），五十五卷本（未題名）編成，收詩、文二千五百五十一（一說“二千五百三十六”）首（篇）；三、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白六十三歲），《洛詩集》編成，該集收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間詩作四百三十二首；四、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白六十四歲），《白氏文集》六十卷本編成，收詩、文二千九百六十四首（篇），藏於廬山東林寺；245五、開成元年（公元836年，白六十五歲），《白氏文集六十五卷江

州（篇）；司本編成，收詩、文三千二百五十五首，藏於東都聖善寺馬

白六、開成四年（公元839年，白六十八歲），《白氏文集》六十七卷居

易本編成，收詩、文三千四百八十七首（篇），藏於蘇州南禪院；七、開成五年（公元840年，白六十九歲），《白氏洛中集》十卷本編成，收“賦格律詩凡八百首”，藏於洛陽香山寺；八、會昌二年（公元842年，白七十一歲），《白氏文集》之《後集》編成，共二十卷（也稱“後集本”）。與《前集》合為七十卷本，收詩、文三千六百九十一首（篇），送廬山東林寺收藏；九、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白七十四歲），《白氏文集》之《續後集》五卷編成，與前、後集合為七十五卷本，收詩、文共三千八百四十首。這是白居易最後集成之全集，也是他最為完善的手定本。“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後序》）246第二十章詩論名篇《與元九書》編輯完詩稿，白居易一直沉浸在對詩歌理論問題的思考中。好友元稹自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貶江陵到現在，贈給他和酬答他的詩篇有近百篇之多。每次寄詩來，元稹都在詩前用作序或寫信的方式闡明古今詩歌的意義，敘述自己寫詩的動機及寫作時間。白居易了解元稹這樣做的用意，因而每次接到元稹的詩、信，都想就元稹提出的見解予以回複，概略地談談自己對有關詩歌基本理論的看法，陳述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心得體會。但多年來，他因事務纏身，很少閑暇，有時偶然有空，想做這件事，又覺得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考慮得還不成熟，自己所寫的可能超不出元稹的見解，因而好幾次剛鋪開信紙又收起作罷，最終沒有了卻這樁心願。

元稹到通州後，又專門寫了一封論詩的書信寄給當時尚在長安任太子左讚善大夫的白居易，這就是計有一千三百九十二字的《敘詩寄樂天書》。信中，元稹回顧了自己從九歲學詩到三十七歲貶逐通州二十八年間的閱世經曆和詩歌創作過程，坦陳自己對陳子昂、杜甫雅正雄健詩風的推崇，對六朝文風中的浮豔之氣和初唐有些詩人“不存寄興”弊病的鄙棄，介紹自己詩作編集的指導思想和分類標準，抒寫指斥時弊、嗟傷貶謫的情懷。

元稹這封信是六七月間寫的，白居易收信時恰值武元衡遇刺後247他因“首上疏，請亟捕賊”而遭政敵們惡毒攻擊，無心緒複信。赴江州江

州途中，白居易倉促就道，塵勞困頓，也無法靜下心來提筆與元稹談詩司

馬白論道。到江州後，白居易擔任司馬這個閑官冷職，用他自己的話說，居

易除卻洗臉、梳頭、吃飯、睡覺外，簡直沒有別的事情可做。於是他把元稹給他的新、舊詩作二十六卷（即元稹離京去通州前留給他保存的二十卷、到通州後另寄給他的六卷）拿出來閱讀，並對照《敘詩寄樂天書》，認真領會元稹對詩論的見解。

白居易邊讀邊思考，越讀興趣越濃，有時不覺竟忘了元稹在幾千裏外的通州，恍惚感到他就在自己麵前，長時蓄積於心中的看法便想即刻向其一一傾訴。白居易決定給元稹寫一封信，全麵論述自己對《詩經》以來詩歌發展軌跡的看法，並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係統提出對詩歌創作的主張。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十二月的潯陽城，因前不久剛下了一場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白居易《放旅雁》），天氣顯得特別冷。從江上刮過來的凜冽寒風，刺人肌膚。白居易經過一番構思，在冷清的燈前，鋪開紙，拿起筆，寫下計有三千二百六十三字的長信，這便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學理論傑作———《與元九書》。

第一，白居易從文學發展的源流上闡發了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首先說：“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意思是說，文章起源久遠。“三才”（指天、地、人），各有自己的文章。上天的文章，以“三光”（指日、月、星）為首；大地的文章，以“五材”（即金、木、水、火、土）為首；人間的文章，以“六經”（指《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樂經》等六部儒家經典）為首。就“六經”而言，《詩經》又列第一。為什麼呢？因為聖人就是用詩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

248在這裏，白居易把文學看作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種交流認識第二

十的工具、反映社會現實的工具，認為有了天地萬物也就有了“文”。接章詩

著，他從儒家傳統觀念出發，提出論人文，首推“六經”。因為“六經”論名

篇中，“《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與

化，《春秋》以道義”（孔子語，見《史記·滑稽傳》），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元九

書有著十分重要的教化作用。︾緊接著，白居易又提出“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一改前人將“六經”在治理國家中作用等同的觀點，把《詩經》提到其中首要的地位。由於白居易從世界上自然與社會基本存在的至高角度，將天文、地文、人文並列起來，並在“六經”當中言詩居首，“這樣就在中國文化中，通過排榜形式，將詩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極致，這在中國詩史上乃至中國文化史上，都是一種未經人道的新說”（葛培嶺《白居易》第十章）。

為什麼白居易如此強調詩的地位和作用呢？因為在他看來，感化人心的，沒有比感情更重要的，沒有比語言更原始的，沒有比聲音更親切的，沒有比思想更深刻的。詩歌藝術具有的抒情實質，決定了它在這方麵的獨特優勢，因而對現實的影響比其他藝術形式更直接、更廣泛、更深刻、更強烈，這也是《書》、《禮》、《易》、《春秋》、《樂》在“感人心”上無法與《詩經》相比的地方。

古聖先賢懂得這個道理，便根據人們的語言狀況，用風、雅、頌、賦、比、興這“六義”把思想貫串起來；按照人們的聲音形態，用宮、商、角、徵、羽這“五音”把思想組織起來，使當時與音樂合一的詩音有韻律，義有類分，語言順暢和諧，容易被人接受，讓人感動。這樣的詩歌具有廣闊的內容，深刻的意義，能揭示生活的底蘊，啟迪人們的心靈。三皇五帝正是以此為武器，使上下溝通，感情交融，眾心和悅，不費力氣地治理好天下，實現“直道而行，垂拱而治”的政治目的。

249第二，白居易以《詩經》開創的“六義”作為批評標準，對周衰秦江

州興以後到中唐以前的整個詩歌史進行概括性評價，認為“詩道”已司

馬白“崩壞”，並發下誓願，決心“欲扶起之”，“以複吾平生之誌”。

居易白居易所說的“詩道”，就是傳統儒家的“詩教”，就是《詩經》美刺諷喻的傳統，就是詩歌對現實幹預的社會功用，就是現實主義詩歌的正常健康發展。白居易把“六義”精要地簡稱為“風雅比興”，把自己創作的諷喻詩的內容概括為“美刺興比”。在他看來，《詩經》的諷刺作用，主要是通過風雅的體製和比興的手法表現出來的。他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嚐著空文。”（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詩）離開了諷喻現實，任何詩文都是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

用這樣的標準評論古今詩歌和曆代著名詩人，他認為，自秦朝廢止采詩製度後，詩歌的“六義”便逐漸殘缺、衰微，到梁、陳間，幾乎完全喪失。屈原以後的許多著名詩人的創作，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存寄興、背離風雅比興傳統或體現風雅比興不足等傾向。許多詩作“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

對於唐興二百年間的本朝詩人，他認為雖“不可勝數”，但“所可舉者”僅陳子昂、鮑防、李白和杜甫四人。四人中，他最推崇的實際上隻有陳、杜二人。陳子昂是唐詩改革的先驅，最早提出反對六朝頹靡遺風、追求漢魏風骨和風雅興寄口號的人，其詩歌理論和實踐對白居易影響很大。陳子昂四十二歲時因遭人誣陷，冤死獄中。白居易惜其英年早逝，僅留下代表作《感遇》等為數不多的詩章。

白居易對杜甫的詩歌成就評價很高，說他的詩“貫串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但用諷喻現實這條標準來衡量，認為其留存的一千多首詩中，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一類的詩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詩句，合起來“亦不250過三四十首”，也就是說僅占留存詩數的百分之三四。杜甫尚且如第二

十此，不及杜甫的詩人更不值一提。章詩

談到李白，白居易一方麵讚頌他和杜甫在唐代詩壇上是公認的論名

篇最傑出的人物，詩作的才思與風格獨特不凡，大家不及他，同時又指︽與

出，探索李詩中合乎“風雅比興”要求的，十首中也找不出一首。再加元九

書上中唐時文壇上亦嚴重地存在著脫離現實的萎靡詩風，由此，白居︾易經常為“詩道崩壞”痛心疾首，寢食不安。

接著，白居易又在信中追述自己為扭轉背離“詩道”傾向所做的艱苦努力：他五六歲便學習作詩，九歲就已懂得詩韻，三十二歲做校書郎時已積累詩作三四百首，但真正懂得寫詩的道理還是三十六歲授翰林學士以後，即“自登朝以來，年齒慚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知道應該用詩歌來諷喻現實。可當他寫出《賀雨》、《哭孔戡》、《秦中吟》、《宿紫閣村》等一批“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諷喻詩後，卻遭到權豪貴要們的忌恨和迫害。一些與他有交情的人勸他汲取牛僧儒直言獲罪的教訓，不要寫這樣的詩歌，甚至連兄弟和妻子也都責備他不該這麼做。當時在全國範圍內，認為他沒有做錯的，總共不過兩三個人，可他們不是因不得誌憂鬱而死，就是在政治上受到嚴重挫傷。

想到此，白居易心中悲憤難平，不禁對蒼天發出質問：難道“六義”的傳統、《詩經》的精神，老天爺要破壞它而不能支持扶正麼？還是老天爺不願意讓詩人把民間疾苦反映出來，傳聞到皇帝那裏呢？

否則，為什麼有誌於詩歌健康發展的人都艱難到這種地步！麵對壓力和挫折，白居易雖然感到振興“詩道”任務的艱難遠遠超出他原來的想象，自己有點“不量才力”，但“欲扶起之”的決心並沒有動搖。

白居易對前人，尤其是對李白、杜甫的評價，看似有些偏頗，“但如果以曆史的眼光看，元稹、白居易倡導的‘風雅比興’，‘美刺見251事’，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這在貞元、元和那種黑暗腐朽的社會江

州政治之中，的確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同時，他們對於包括李白在內司

馬白的盛唐詩人的否定，認為‘詩道崩壞’，並要力扶起之，正代表了中唐居

易詩人要求突破盛唐，創新求變的普遍心理。可以說，在白居易之前，還沒有一位詩人能像他那樣不遺餘力地以恢複發揚光大‘詩道’為己任，這也正是其積極追求創新的精神所在，沒有足夠的膽識與魄力，就做不到這點”（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第二章）。

第三，在詩歌與政治的關係上，白居易主張詩歌必須負起“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政治使命，發揮幹預時政的諷喻功能，為現實政治服務。早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在為參加製科考試撰寫的《策林》中就提出“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係於政”（白居易《策林》六十四），要求歌詠詩章應發自內心真情，與政治緊密聯係；建議繼承和發揚古代的采詩製度，“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以補察時政，使“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白居易《策林》六十九）。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白居易在《新樂府》詩序中談到詩歌為誰服務的問題時強調：“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這是白居易對其為政治服務的詩歌主張的精煉概括。就是說要用詩歌反映現實，以詩歌推動政治改革，不能為詩歌而詩歌。

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白居易這一詩歌主張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有利於人民的，具有進步性的。“不言而喻，作為封建士大夫白氏所倡導的為政治服務的詩歌主張，其出發點和歸宿，自然都是‘為君’，即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

但是，白氏這種主張在當時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因為，白氏作為252具有民本主義思想的詩人，他既強調‘為君’，同時也強調‘為民’。在第二

十他看來，要有效地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根本的問題在於調整章詩

好‘君’與‘民’的關係。而他所倡導的密切為政治服務的詩歌主張，論名

篇正是要求充分利用詩歌以情感對人的審美教育作用，及其反映社會︽與

弊端的認識功能，使‘君’與‘民’之間的關係得到溝通，矛盾得到緩元九

書和。……所以說，白氏倡導的為政治服務的詩歌主張，主觀上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在客觀上卻有利於反抗封建統治的鬥爭。”（蹇長春《白居易評傳》第八章《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我們不能要求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還不可能產生推翻君主製度思想的時代，白居易能提出比這更進一步的主張。

這次在與元稹的信中，白居易又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這十四個大字，“正可以概括他整個的文學主張”（褚斌傑《白居易評傳》），“是白居易詩歌理論的綱領和核心”（張先德《白居易》）。所謂“為時”，就是要求文學要反映時事，反映時代問題，為“補察時政”、“裨補時闕”服務，不無病呻吟；所謂“為事”，就是要求詩歌要反映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反映與國家、人民有關的重大事件，言之有物，“不空為文”。

白居易“這一有名的論斷是前無古人的，為後代詩人指出了明確的現實主義的方向”（童一秋主編《詠歎生民的歌者———白居易》中《白居易傳》）。“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理論綱領，是從我國古代詩歌創作正反兩方麵的經驗總結出來的。這個綱領，這種理論，既批判了六朝以來逃避現實的‘田園派’、‘山水派’的陶、謝詩風，也突破了三代以下詩人借口‘言誌’而搞自我吹噓自我陶醉的狹隘傳統。過去《文心雕龍》、《詩品》反對江左頹風，但很不徹底；陳子昂、元結思革六朝餘習，而語焉不詳。白居易比起他的前輩，則顯然大大跨進了一步”（王汝弼選注《白居易選集》前言）。

253“……到了唐代，雖然杜甫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寫下了大量反映江

州社會生活的詩篇，但在理論上還未進行比較係統的明確的闡述。隻司

馬白有到了白居易，他總結了前代大量詩人的創作經驗，仔細考察了千居

易餘年來人民口頭創作的曆史……，因而能提出‘為事’、‘為時’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這不能不說是由白居易所完成的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理論的一個新的飛躍”（李希南等《白居易詩譯釋》前言）。

第四，在詩歌與人民的關係上，白居易主張詩歌應“救濟人病”，“使下人之苦病聞於上”，多反映民間疾苦，表達人民的呼聲。所謂“救濟人病”，“使下人之苦病聞於上”，就是要用同情、憐憫的筆觸，抒寫下層人民的生活苦難，為民請命，“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就是“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白居易《傷唐衢二首》其二），“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白居易《寄唐生》），為了鞭笞“殘民害物”的虐政和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不怕犧牲自己；就是白居易在此次信中講的：“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後人將這一思想稱之為“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詩歌主張”。

白居易在苦心構建自己詩論的過程中，積極從事“惟歌生民病”的創作實踐，寫出了《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和《觀刈麥》、《宿紫閣山北村》等一批優秀的政治諷喻詩。這些政治諷喻詩的成功創作，有力地推進了他積極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理論的形成。基於儒家的民本思想，過去也有一些詩人寫過反映人民疾苦的詩作，“但是，像白居易那樣，把反映生民疾苦奉為詩人的崇高使命；把關心民瘼、‘救濟人病’作為其審美理想的核心，作為衡量詩歌審美價值的標尺，則誠不多見，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蹇長春《白居易評傳》第八章《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杜甫在他寫的許多詩篇中對勞動人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254情，對他們遭受苦難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揭示，但是，“杜甫並沒有提第二

十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張，這個主張是由白居易明確地提出來的。前章詩

有杜甫的榜樣，後有白居易的主張，這就為後世詩人指出了一個新論名

篇的方向，為詩歌創作開拓了一個新的天地。後代許多詩人正是沿著︽與

杜甫、白居易的道路前進的”（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下編·白居元九

書易的詩歌主張與詩歌藝術》，轉引自蹇長春《白居易評傳》第八章《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第五，在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白居易主張內容決定形式，形式為內容服務，反對形式主義。白居易把詩歌的內容和形式看作是一個有機的組合體，在信中，他以果木為喻，給詩下了這樣的定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意思是說：詩這個東西，感情是它的根本，語言是它的苗葉，聲音是它的花朵，思想是它的果實。

詩必須以情為根，以言為苗，以聲為華（“華”即花），以義為實。

“根情”、“實義”，喻意詩歌蘊含的感情和義理，象果木的根和果實一樣，是內容；“苗言”、“華聲”，喻意詩歌的語言和韻律，像果木的苗葉和花朵一樣，是形式。沒有內容的詩歌，就好像沒有果實的植物，徒具枝葉，雖好看而無實際價值。不注重形式的詩歌，就像沒有苗葉和花朵的植物，即使有果實，也沒有生氣，沒有感染力。隻有當詩人的主觀情感在現實中感受到客觀事物的刺激（根情），並用形象生動的語言（苗言），和諧的韻律（華聲）寫出來，才能使讀者情感上得到共鳴，思想上受到啟迪（實義）。也就是說，寫詩首先得有“情”，沒有“情”就沒有詩，“情”是詩的根本要素。但“情”一定要“實”之以“義”，即《詩經》中的“六義”，美刺的精神，這樣的詩才能使人獲得思想教育，有社會意義。因此，“實義”在詩中是靈魂，是最重要的。至於說語言、韻律，都是表達形式，為“情”、“義”服務的，為詩歌效果服務的。

白居易在信中特別強調“聲”、“韻”、“言”在詩歌中的重要作用，255“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江

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要求詩歌一定要講求音樂性和語言的通司

馬白俗性。一首好詩，必須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完善的表達形式，二者缺居

易一不可。所有這些，既是白居易對自己早期諷喻詩創作中一度重內容輕形式傾向在理論上所做的糾正，也是他經過長期創作實踐，在探索詩歌內容與形式關係中獲得的最深刻、最全麵的體會。

可以說，這是白居易“對詩的特性的要素作了空前完整的說明”（葛培嶺《白居易》第十章）。白居易講的“這些寫詩的條件，在今天來說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王拾遺《白居易》五）。白居易的詩歌理論，從他撰寫《策林》時就已初步構想，自他大量創作諷喻詩後逐漸形成。新詩論的觀點散見於《新樂府》序、《讀張籍古樂府》、《寄唐生》、《傷唐衢》等文章和詩歌中，到江州後白居易將其進行總結升華，使之進一步係統化，《與元九書》是它的集中概括和完整表述。

白居易在江州撰寫的著名詩論《與元九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對中國文學的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種先進的詩論，不僅指導了詩人自己的詩歌創作，而且影響了當代及後代的許多詩人。正因為如此，文史界曆來對《與元九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朱金城、朱易安在《白居易詩集導讀》導言中講：“白居易的文學主張，繼承發展了陳子昂一派的理論，並比前者更加注重詩歌的現實內容和政治功用。他結合中唐以來的社會現實，明確地提出了‘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的創作目標，在當時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和曆史意義。一方麵，白居易的詩論是其政治主張的組成部分，具有政治意義，另一方麵，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也是對中唐詩壇上創作內容空泛的傾向的批評，具有指導詩歌創作的現實意義。同時，白居易又運用新樂府來實踐自己的理論，使他的理論和實踐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白居易有關文學與現實的關係、文學的社會功用以256及內容與形式等許多看法，都涉及文學理論中的重要問題，對我國第二

十古典文學批評的發展有重大的促進作用。”劉大傑稱《與元九書》是章詩

反對形式主義的“激烈的宣言”，“進一步發展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內論名

篇容，並且向反現實主義的文學作了有力的鬥爭。”（劉大傑《中國文學︽與

發展史》，轉引自杜曉勤撰著《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下）馬茂元講唐代元九

書現實主義詩歌理論“到了白居易手裏才算把它總結發揚，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體係”（馬茂元《唐代詩人短論·白居易》，轉引自杜曉勤撰著《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下）。遊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稱白居易的“獨特貢獻”就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現實主義詩歌理論”，他的《與元九書》“是一篇最全麵、最係統、最有力的宣傳現實主義批判形式主義的宣言”。

褚斌傑在他寫的《白居易評傳》中稱白居易的理論“可以說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奠基石”。

胡適是二十世紀最早對白居易文學理論進行係統、深入探討的學者，他稱元稹的《敘詩寄樂天書》和白居易的《與元九書》“在中國文學史上要算兩篇重要的宣言”（胡適《白居易、元稹的文學主張》，轉引自杜曉勤撰著《隋唐五代文學研究》下）。

確實，從文學主張上看，白居易、元稹的觀點是一致或基本相同的。但若將兩封信對照，便可發現，無論從思想內容的廣度、深度，還是理論的高度，元稹都遠遠不如白居易。再從文學的角度看，《與元九書》雖然洋洋灑灑三千二百多字，規模宏大，涉及的內容較多，但結構嚴謹，條理分明，依據文章主旨逐層展開，脈絡清晰，論說精辟，議理、敘事、抒情有機結合，情中有理，理中寓情，避免了抽象的說理。語言上采取談心的方式，商量的口氣，抒寫己見如從肺腑中流出，充滿親切感，真摯動人，真正做到了情文並茂。相比之下，《敘詩寄樂天書》雖不愧詩論佳作，還是要略遜一籌。

257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二十一章潯陽樓寄懷在編輯自己詩稿的過程中（抑或在寫《與元九書》前後），白居易特意登臨了矗立在長江邊的潯陽樓。

當時的潯陽城，除了街市內有許多生意興隆的酒樓茶肆外，沿江岸、湖（南湖）畔和湓水之濱還立有多處樓亭。從白居易、劉禹錫和韋應物等人的江州詩文可知，中唐時潯陽城冠有實名的樓閣就有庾樓、潯陽樓、清暉樓、望江樓、崔公樓、北樓、西樓等，名氣較大的亭子有百花亭、湓亭、北亭等。庾樓為名人紀念樓，崔公樓為江州刺史崔能以自己姓氏冠名修建的樓，清暉樓、望江樓是以遊賞性為主的觀景樓。潯陽樓和北樓、西樓等分別為郡樓（即建在潯城城牆上的樓閣）中的一個城樓，其中，北樓、西樓等為不同方位的城門門樓，潯陽樓則是江州郡城的主樓，是江州城的標誌性建築之一。

唐時州縣的城樓，一般分為兩部分，下為城台，上為樓身，城台頂端有出挑的平座，樓身建在木構的平座之上。樓身與平座的大小相近，平座周圍護以木欄杆。出於軍事考慮，郡城主樓的樓身兩側一般還連接著輔樓，形成中間高大、兩邊略小的組合型樓身。寬綽的城樓空間使郡城主樓在和平時期兼有觀景、娛樂、宴集等多種功能，因而潯陽樓是當時人們登高覽勝、題詠抒懷、宴集歡娛的重要場所。

江州郡城主樓始稱為“潯陽樓”的具體年月無史料可考，但從潯258陽縣縣名的演變可推知該樓必為唐時建築，或由唐以前的某城樓名第二

十改稱而來。西漢曾置尋陽縣，隋也曾複立過尋陽縣，但“尋”都不從一章

水。以“潯陽”冠縣名，始於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王朝開國後潯陽

的第四年），“尋陽”改寫為“潯陽”亦從茲起。長江流經潯陽縣境的一樓寄

段水域也由此習稱之為潯陽江。懷“潯陽樓”這一名稱，最早文字記載見於中唐詩人韋應物《登郡樓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詩。詩中說：“始罷永陽守，複臥潯陽樓。”韋應物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年底罷滁州（滁州治所在今安徽省滁州市）刺史職，貞元元年（公元785年）夏（一說為秋）授江州刺史。唐淮南道有滁州永陽郡，韋詩中的“永陽守”即指永陽郡守，也就是滁州刺史。韋應物到江州不久即登上了潯陽樓，說明該樓不僅在韋到任前早已存在，且在當時頗有名氣。若從初唐算起，韋應物登臨時潯陽樓已有一百五六十年曆史。若為盛唐建築，則有近百年曆史。如果該樓是唐以前某城樓名演化改稱而來，則實際存在的年代還要久遠。

唐時潯陽樓具體建在郡城何處，樓閣形製如何，透過韋應物的江州詩我們可以得到概略性的了解。韋詩說“：懸檻飄寒雨，危堞侵江流”（韋應物《登郡樓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詩），“湓城古雄郡，橫江千裏馳。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攲危”（韋應物《始至郡》詩）。就是說，江州郡城城牆高峻，臨大江，依翠山，綿延逶迤，環繞全城。潯陽樓坐落在波濤滾滾的長江邊，雄踞於城北的一處城台上，高高的護樓欄杆懸在城牆上的平座周圍，樓身聳立在平座之上———這是一幢木構樓閣式建築。

白居易在潯陽樓上憑欄眺望，潯陽美景盡收眼底。特別是該樓覽勝的幾處獨特景觀：清澈見底的潯陽江，秀插雲霄的匡廬山，優美靜謐的湓浦月夜，氣籠煙繞的香爐峰晨，有如一幅幅清遠絕倫的山水畫，令人悠然神往，流連忘返。白居易瞻望著，揣摩著，遐想著，努259力領悟其意境的美妙所在。長期以來，他一直探尋成就陶淵明、韋應江

州物高雅超妙、清遠閑淡詩歌風格的原因，這次登上潯陽樓，仿佛茅塞司

馬白頓開，終於找到了答案：原來是江州秀麗的自然環境為他們提供了居

易豐富的詩歌素材，給了他們創作上的靈感！白居易潑墨揮毫，將自己登樓後的心得寫在潯陽樓的板壁上，這便是有著陶、韋詩格的《題潯陽樓》詩：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

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

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

大江寒見底，匡山倚青天。

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

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

我無二人才，孰為來其間？

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白居易這首詩，讚美了江州靈秀的山水景色，表達了他對陶、韋詩歌風格的仰慕和追求，也透露出他在官場失意後將開始從大自然的曠達中尋找慰藉的心跡。

為什麼白居易登上潯陽樓即產生對陶淵明、韋應物的緬懷之情呢？第一，白居易一向對陶淵明、韋應物就十分推崇。第二，陶淵明、韋應物與江州有著特殊的曆史淵源關係：江州是陶淵明的故裏，韋應物三十年前曾在江州任刺史，且到江州後即登潯陽樓寫詩抒懷。

第三，現在白居易自己也來到江州，登上了潯陽樓，麵對江州“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的美情美境，不能不引動他思前賢，發“俯仰愧江山”之慨歎。

先說陶淵明吧。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陶淵明誕生在柴桑縣中南部一個叫“上京”的地方，辭官歸裏後因舊居失火，舉家260遷到栗裏村幽居。“上京”與“栗裏”，都在廬山腳下，鄱陽湖（當時稱第二

十“宮亭湖”）邊。這裏，“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山氣日夕佳，飛鳥一章

相與還”，恬靜秀美的自然環境和淳樸淡泊的田園風光陶冶了陶淵潯陽

明“質性自然”、“曠而且真”的性靈；這裏，傍靈山，近秀水，是士人理樓寄

想的隱逸之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懷山”，厚重的隱逸文化氛圍啟迪了陶淵明積極追求自己審美的人生方式；這裏，由於東晉隱逸文學、庶族文學和僧人文學的影響，當時江州地域文化非常活躍，許多“江州文人生活於山林之中”，涉足文學創作和學術活動，“追求人工雕飾外的‘野趣’”，形成了“江州文人集團”。陶淵明與許多隱士（如“尋陽三隱”中的周續之、劉程之，張野、劉驎之、陶敬遠等）、中下層官吏（如丁柴桑、龐參軍、鄧治軍、戴主簿、郭主簿、胡西曹、顧賊曹、羊鬆齡、寵遵、殷景仁、謝瞻、王弘、庾登之等）、僧人（如慧遠等）都有來往，且大多交情很深。著名文學家、詩人顏延之就曾與陶接鄰，並成為摯友、知音。這些人，都是“江州文化，特別是江州文學的創造者”，“他們不僅是陶淵明詩文的最初創作激發者和讀者，而且在其他方麵也影響了陶淵明，陶淵明是江州文學氛圍醞釀出來的優秀代表。”（李劍鋒《論江州文學氛圍對陶淵明創作的影響》，載馬瑞芳等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白居易對陶淵明其人其詩仰慕已久，八年前，他任盩厔縣尉時就曾以《官舍小亭閑望》為題，寫詩記述自己學讀陶詩的心得，詩中說：“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峰太白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回謝爭名客，甘從君所嗤。”兩年前，他服母喪居下邽渭村時又模仿陶的《飲酒》詩寫成《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表達自己超脫物外不受拘束的心願。

再說韋應物。韋應物的詩歌成就，主要在於他學習陶淵明創作了大量優秀的山水田園詩。這些詩作，深得陶詩神髓，詩境明淨雅261潔，語言恬淡真率。後人將韋應物與陶淵明相提並論，稱之為“陶江

州韋”。白居易對韋應物極為崇拜，在《與元九書》裏說：“如近歲韋蘇州司

馬白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居

易之秉筆者，誰能及之”，對韋詩給予了很高評價。韋應物於貞元元年夏被任命為江州刺史，貞元三年（公元787年）二三月奉調入朝任左司郎中，在江州任上攏共為兩年時間。江州任內，一向以勤政憂民著稱的韋應物終日埋於簿書案牘，認真處置紛繁的府衙事務，還多次率隨從到屬縣考察徭役負擔，了解民生疾苦，因而留給詩歌創作的時間相當有限。但他在繁忙的政務之餘還是抽空登廬山，遊東、西二林寺，與僧侶道士交遊，追求身心的自由、超脫，並寫詩寄慨。

據查閱，在存詩文五百七十一首（篇）的《韋江州集》（亦稱《韋蘇州集》）中，韋應物江州任上的詩作約有二十一首（其中廬山詩十三首）。這些詩，描寫了江州景物、形勢，表現了詩人關切世事、同情民瘼的心情，反映出他熱愛自然，淡泊塵世，隨遇而安的處世態度，以及對亦隱亦仕式的山居生活的向往。和韋應物的許多詩章一樣，他的江州詩風格質樸，語言清麗，含蓄雋永，令人回味。韋應物去世時白居易已二十歲（或為二十一歲），白居易到江州任司馬時距韋應物任江州刺史相隔三十年。

從以上的簡要介紹我們可以看出，白居易對陶淵明、韋應物的詩歌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應該說早有認識，或者說有大致了解，他之所以在《題潯陽樓》詩中講“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主要意在通過對江州風物的實地體驗，印證自己的認識，升華自己的感悟，同時，借對自然環境與秀麗詩篇關係的闡發，標示自己從此將學習借鑒他們的詩歌風格，轉變自己的詩風，在江州的山水田園裏尋找創作靈感，發掘題材，移情入景，排遣愁懷。

262出於同樣的心理，白居易到江州後對謝靈運的山水詩同樣表現第二

十了濃厚的興趣。謝靈運（公元385—433年），晉、宋之間的著名詩人。一章

他與陶淵明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時期，都與江州、與廬山、與東林寺、潯陽

與慧遠有不解之緣，但兩人從未謀麵。謝靈運出身於東晉顯赫的士樓寄

族之家，因曾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他恃才傲物，仕途坎坷，性懷喜遊覽，酷愛山水，寫了大量寓理於情、寄情於景的山水詩，是中國山水詩派的開山巨匠。謝曾多次到江州、上廬山，寫下許多文字優美的詩文，其中不乏名篇。如《入彭蠡湖口》詩，詩人在再現清新秀麗的山、水、湖美景時，以旅途風潮險惡寄寓自己由於仕途蹇險而悵然失望、尋求靈異的心理。詩中“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句，因其對事物觀察細致，形象捕捉準確，出語雋奇，而被人們作為千古佳句傳誦，流播久遠。

白居易聯係自身處境吟讀謝靈運的山水詩，深覺彼此心意相通，寫下了《讀謝靈運詩》：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

通乃朝廷來，窮即江湖去。

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

壯誌鬱不用，須有所泄處。

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

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

豈唯玩景物，亦欲攄心素。

往往即事中，未能忘興諭。

因知康樂作，不獨在章句。

白居易認為謝靈運的山水詩是與世不遇、壯誌鬱積情況下的一種宣泄。自己現在與謝靈運遭遇相同，何不也“泄為山水詩”，“亦欲攄心素”呢？在江州，他認真研讀陶淵明的田園詩、謝靈運的山水詩、263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並大量創作“吟玩情性”、“感遇歎詠”的閑適江

州，這是他在“壯誌鬱不用，須有所泄處”司詩，詩歌風格發生了重大轉變馬

白的情況下無奈做出的痛苦選擇，也是他給自己受創傷的心靈開的一居

易劑撫慰的藥方。

夕照

潯陽

樓264第二十二章江州任上的第一個春天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的春天來到了。江州由於地處副熱帶濕潤氣候區，年平均氣溫、地溫比長安、下邽和新鄭高四至五攝氏度，因而春季氣候特征較這些地方來得早些。溫暖的陽光消融了屋上的積雪，和煦的春風吹綠了道邊的楊柳，江城處處都讓人感受到春意萌動。白居易決計改變三個月來幾於“蟄居”的生活方式，走出府衙，走出宅院，親近山水，親近自然，在隨緣自適中尋求慰藉。

他深情地看著自家庭院，隻見“雪消冰又釋，景和風複暄。滿庭田地濕，薺葉生牆根”（白居易《早春》詩）。寒冬時本已枯萎的蒺藜草，在牆根解凍的土坡上又吐出了嫩綠的芽葉。那芽葉，雖然很小，卻顯得非常搶眼，整個庭院由於它們的生發而洋溢著春的氣息。

他漫步街巷，看到綻蕾開放的紅梅已綴滿花枝，豔若胭脂；聽到提壺鳥正一聲緊一聲慢地鳴叫，好像催促自己提壺暢飲，莫負良辰———於是酒興、詩興不覺油然而生：“厭聽秋猿催下淚，喜聞春鳥勸提壺。誰家紅樹先花發？何處青樓有酒酤。”（白居易《早春聞提壺酒，因題鄰家》詩）他淩晨登上庾樓，在薄明中憑欄眺望。庾樓，即庾亮樓，為紀念東晉重臣庾亮在尋陽的傳奇經曆而建，隋唐時重建，是江州城的名樓。此時雖屬初春，水光山色卻大異於冬日，呈現出一片清新的色265調。竹林彌漫起悠悠的曉霧，遠山含著殘月，輕風送暖，好像要把南江

州方的春綠鋪送到江對岸的北方。衙門五更鼓尚未擂響，街市上沒有司

馬白行人走動———潯陽城顯得十分恬靜。

居易庾樓風月，使白居易心情非常愉悅，也勾起他深深的思鄉情結：“獨憑朱檻立淩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風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白居易《庾樓曉望》詩）江州庾樓創建於東晉，到白居易首次登臨時已有四百八十多年的曆史。詩中講“三百年”，可能是指隋唐間重建的庾樓，或者為詩家常使用的概數，以說明建樓時間久遠。白居易對庾樓情有獨鍾，在江州任內的三年多時間裏，年年登庾樓，年年寫庾樓，詩題和詩句中點名寫庾樓的就有六首。

他來到城頭，見“山吐晴嵐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黃”（白居易《代春贈》詩），覺著潯陽的春天簡直太美了：那山嶺，飄浮著銀紗般的薄霧；那江湖水麵，閃爍著粼粼波光。辛夷花（即白玉蘭，又名應春花、木蘭花，江州人鍾愛的觀賞花木。據古籍《述異記》，春秋戰國時該地就已廣為種植———筆者注）舒苞迎春，無葉而開。一株株，一枝枝，一朵朵，花大如蓮，花白如玉，花香如蘭。遠遠望去，千幹萬蕊，似雪山瓊島。江岸湖畔，無數細嫩纖長的柳絲掛著鵝黃色的葉芽，在輕風中飄曳，競相展示自己的婀娜與柔美。他看著看著，不禁脫口而出：“但知莫作江西意，風景何曾異帝鄉。”是呀，隻要心中不把眼前的一切看作是江州的風物，這裏的春景與京都長安又有什麼兩樣！

他來到城郊，來到廬山腳下，“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白石磨樵斧，青竿理釣絲”（白居易《閑遊》詩），自由閑適，領略林泉之趣。可能是江州氣候溫和、雨水充沛、土壤濕潤的緣故，這裏的春筍不僅相當多，而且炊熟後口感特別好。春風春雨後，新筍滿山滿坳破土而出，爭相生長，非常繁茂。山夫們將它們掰折後，紮成捆子挑到早市266上去賣。由於賣筍的人多，價格相當便宜，兩文錢就可以買到一捆。第二

十這樣多的筍子，這樣賤的價格，在長安、洛陽簡直不可想象。白居易二章

不僅自己把蒸熟烹製後的江州春筍視為美饌佳肴，食而不厭，還勸江州

友人抓緊時間享用，以免錯過了季節：“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穀。山任上

的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為賤，雙錢易一束。置之炊甑中，與飯第一

同時熟。紫籜坼故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經時不思肉。久為個春

天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白居易《食筍》）白居易此次在廬山山下共活動了十五天，他的《出山吟》概述了自己這十五天的行蹤和心跡：“朝吟《遊仙詩》，暮歌《采薇曲》。臥雲坐白石，山中十五宿。行隨出洞水，回別緣岩竹。早晚重來遊，心期瑤草綠。”《遊仙詩》，詩題名，借描述靈異境界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詩歌。《采薇曲》，又名《采薇歌》，講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逃避到首陽山采薇（野菜）而食，終於餓死一事，後人多借此寄托有誌歸隱的情懷。

很明顯，白居易由於得意於江州的山水之趣，此時萌生了隱逸林泉的念頭。

為了方便出行，白居易這次出遊帶上了心愛的紅藤杖。紅藤杖，產於南詔國（今雲南省地），用當地一種朱藤製作而成，其“溫如紅玉，直如朱繩”，“勁健孤莖直，疏圓六節勻”，“粗細才盈手，高低僅過身”（白居易《朱藤謠》、《紅藤杖·杖出南蠻》詩），為唐代朝士的珍賞之物。白居易貶離京都赴江州，過滻水時好友與之訣別，到襄陽後原來使用的車馬退回了驛站，隻有紅藤杖一直伴隨自己。他曾為此感言：“交親過滻別，車馬到江回。唯有紅藤杖，相隨萬裏來。”（白居易《紅藤杖》詩）這次郊遊，白居易又拄著這根手杖，登山路，過溪澗，“時時攜步月，處處把尋春”（白居易《紅藤杖·杖出南蠻》詩），既省了不少氣力，也平添了許多樂趣。在江州的三年多時間裏，紅藤杖與白居易形影不離，“未嚐一步而相舍”（白居易《朱藤謠》詩），以後又伴267隨他赴忠州，回京都，到杭州，去蘇州，再回長安，複至洛陽，直至自江

州己生命終結。白居易在多首詩章中都滿懷深情地提到這根紅藤杖，司

馬白甚至講“吾獨一身，賴爾為二”，“吾本兩足，得爾為三”，期盼依憑它居

易能早日“拄歸秦”，回到京都長安，把紅藤杖在自己人生旅途中的作用以及自己在紅藤杖上傾注的情感說到了極致。

白居易慕名來到東林寺、西林寺。兩寺位於廬山西北麓，傍依瀑布，林木蔥鬱，煙雲出沒，勝跡甚多。東林寺為東晉名僧慧遠於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創建。元興元年（公元402年），慧遠以共期往生西方淨土世界為宗旨，邀集中外“息心貞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名聲特別大的有十八人，號稱“十八高賢”）在佛像前建齋立誓，種蓮結社，創立佛教淨土宗。隨著淨土宗的創立和普及，東林寺極負盛名，被尊為淨土宗祖庭，成為南方佛教中心，中國佛教八大道場之一。慧遠亦被後世尊為淨土宗初祖。東林寺之西數百步是西林寺，為慧遠師兄慧永於晉太和二年（公元367年）所建，隋開皇年間重修，至唐時已成為廬山三大名寺（東林寺、西林寺、大林寺）之一。

白居易到東、西二林寺前還有一段小插曲：一天，東林寺和尚道深、懷縱、如建、衝契、宗一等二十餘人，率領僧徒及世俗之眾一千多人來到江州府衙。他們因敬慕白居易之文名，手持已故撫州景雲寺大師上弘和尚的生平事跡文章，備潤筆費十萬錢，請白居易為上弘寫石塔碑銘。

上弘（公元739—815年），唐臨川郡南城縣（今江西省撫州市境）人，十五歲從舅父出家，二十二歲從南嶽大圓大師具戒，大曆八年（公元773年）敕配撫州（即臨川郡）景雲寺。上弘精通佛教經典，善講四分律，聲望很高，佛界著名長老和士大夫名流如顏真卿等均與其有交往。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九江守李康認為東林為慧遠舊社，不可無高僧掌管，遂請上弘入寺住持。上弘入住後，“荷擔大268事”，“救拔群生”，舉行大型受戒儀式十八次，先後度男女為僧尼者第二

十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十月，上弘圓寂，葬二章

於東林寺旁南岡石墳，春秋七十有七。江州

白居易聽完道深和尚等的訴求，為他們對自己的一片赤誠深深任上

的感動，但沒有當即應允，而是以“會有故”（據白居易《唐故撫州景雲第一

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並序》）為由婉謝了。到底是什麼原因沒個春

天有同意呢？一是因為白居易心境不好，二是他覺得自己剛到江州不久，對東林寺特別是對上弘僧的情況還不甚了解。另外，聽說上弘去年十月圓寂後，有一個叫劉軻的隱士應道深、如建等僧人之請，已於當時“應急”的情況下寫了一個塔銘。這個塔銘寫得如何，尚不得而知。現在這千餘人專程到府衙相請，無非是衝著自己名氣來的。越是這樣，白居易感到自己越是不能貿然下筆，他需要先到東林寺實地了解一下。

這天，白居易來到東、西二林寺前下馬，拄著紅藤杖遊覽。時為二月，山南的茶樹叢長出了嫩綠的芽葉，山北的泉洞流出了涓涓的清泉，所有丘壑都披上了絢麗的春色，田野一片碧綠。置身這寧靜閑適的境界，引發白居易緬懷起四百年前在此結社的“十八高賢”，覺得自己現在作為一個無所事事的閑散官，應效法先賢，以淡泊生活自適。他在《春遊二林寺》詩中寫道：“下馬二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為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陽叢抽茗芽，陰竇泄泉脈。熙熙風土暖，靄靄雲嵐積。散作萬壑春，凝為一氣碧。身閑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適。”這是白居易第一次遊東、西二林寺，也是他到江州後寫的第一首有關東、西二林寺的詩。

在江州任內，白居易曾多次造訪二林寺，住宿二林寺，與二寺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此，佛教信仰逐漸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林寺更成其精神和情感的歸依之所。至於劉軻何許人也，他的那篇269塔銘寫得如何，白居易後是否應諾寫了，劉白之間又有什麼樣的故江

州事，本書將在後麵列專章予以介紹。

司馬

白在這段時間裏，白居易還遊覽了廬山山下的寶稱寺和大雲寺等居

易寺院。寶稱寺當時是香火很興旺的一佛寺，江南講律僧智滿（陶淵明之九世孫）始出家於此。大雲寺，據《星子縣誌》和白居易《晚春登大雲寺南樓，贈常禪師》詩，該寺為中唐高僧智常建造。“釋智常者，……元和中駐錫廬山歸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最加欽重。”（《宋高僧傳》卷十七）智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熏手，恒磨錯，不覺目眥俱紅，號稱赤眼歸宗”（同前）。智常駐錫歸宗寺後，除重修歸宗外，還創建了黃岩寺、延豐寺、開福寺、重雲寺等多處寺院，大雲寺（疑為重雲寺的另名）即其中之一。智常學識豐富，善談禪要，喜交往，與白居易及後來任江州刺史的李渤交誼甚厚。白居易遊寶稱寺時，該寺優美寧靜的環境使他產生了隱居離塵之意：遊寶稱寺竹寺初晴日，花塘欲曉春。

野猿疑弄客，山鳥似呼人。

酒嫩傾金液，茶新碾玉塵。

可憐幽靜地，堪寄老慵身。

除了盡情享受山林美景，白居易還十分留意改善身邊的環境，調節生活情趣。三月，江州杜鵑花盛開，他特地從山崖下挖了十八棵移栽到司馬廳前。看著燦如雲錦的杜鵑花，白居易怡然自得，想起了遠在通州的好友元稹，便寫了一首《山石榴寄元九》，讓他也分享自己的愉悅之情。詩是這樣寫的：“九江三月杜鵑來，一聲催得一枝開。

江城上佐閑無事，山下斸得廳前栽。爛熳一闌十八樹，根株有數花無數。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淚痕裛損燕支臉，剪刀裁破270紅綃巾。謫仙初墮愁在世，姹女新嫁嬌泥春。日射血珠將滴地，風翻第二

十火焰欲燒人。閑折兩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此物似西施，二章

芙蓉芍藥皆嫫母。”詩中把顯有紫紅色斑點的杜鵑花花冠比作淚痕江州

濕損了的胭脂臉頰，把花冠上的裂片比作剪刀裁破了的紅綃絲巾，任上

的說杜鵑花像剛被貶到凡世間的仙人懷有訴不盡的憂愁，又有像新出第一

嫁的少女露出的那種嬌羞。太陽照著花瓣上的深紫色斑點，如殷紅個春

天的血珠將要滴落地上。風吹動簇簇的花朵花瓣，像翻動的火焰那樣燎人。如果不是親手栽培，親身體驗，並由此得到的一份獨有的精神享受，是不可能將杜鵑花寫得如此生動形象、新穎別致的。

白居易還從廬山山腳下挖來許多株山櫻桃，移栽在住所庭院內。山櫻桃，一種果木，春季先葉開花，淡紅色或白色。核果近球形，紅色。花供欣賞，果可鮮食。看來他是做好了在潯陽長住的精神準備的，“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斸山櫻滿院栽。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白居易《移山櫻桃》詩）。唐朝對官吏的考察每年進行一次，稱為小考，四年為大考，憑考績進階升級。憲宗元和年間又規定州郡佐官要經過“五考”才能確定是否量移，所以白居易覺得現在移植的山櫻桃，至少可以看到四度花開。

這一年的暮春時節，白居易大都是在自家庭院裏度過的。他“朝送南去客，暮迎北來賓……移尊樹間飲，燈照花紛紛”（白居易《贈別崔五》詩）。他有時還在院中亭室內把爐火生好，醅酒溫好，新茶煮好，以詩為帖，邀請客人來看自己與人對弈，詩曰：“能來盡日觀棋否？太守知慵放晚衙。”（白居易《北亭招客》詩）他“後亭晝眠足，起坐春景暮。新覺眼猶昏，無思心正住……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坐忘，同歸無異路”（白居易《睡起晏坐》詩）。“無有鄉”，即“無何有之鄉”，道書語，猶言無所有。“不用處”，禪經語，通過修行達到空定的精神境界。在白居易看來，道家的“無有”即佛家的“空有”，二者271都是同一指向。老莊思想與佛學在基本上是相通的。為了慰藉自己，江

州他將二者結合起來兼修。

司馬

白這年春季，有一件令白居易特別高興的事：妻子楊氏懷有身孕居邽易了！五年前，長女金鑾子在下病夭，楊氏一直未有生育，夫婦倆為此鬱鬱不樂。弟弟行簡和夫人杜氏洞悉兄嫂的心病，在他們離開長安赴東川時，特地將自己兩歲的兒子阿龜放到居易身邊。有了嫡親侄兒相伴，白居易心裏舒緩了許多。按著古時一些地方的風俗，夫婦自信有生育能力而暫無子女的，若收養、抱養、教養一孩（或男或女），則能很快“引”出兒子，甚至“引窩子”（指生出多人），接續家廟香火。

白居易對龜兒十分喜愛，一有空就和他逗樂玩耍。也是天遂人願，龜兒來到身邊不久，楊氏果就有了“喜”，四十五歲的白居易說有多高興就有多高興。他吩咐照顧好楊氏孕期的生活，讓她吃獐牙稻米（當時一種優質穀米），鴨腳葵等新鮮菜蔬，以增強體質，同時，白居易對侄兒龜兒更是疼愛有加，因為在他身上，寄托著自己的一種期盼。《官舍閑題》詩中“祿米獐牙稻，園蔬鴨腳葵。飽餐仍晏起，餘暇弄龜兒”句，實際上也是白居易這段生活的一個寫照。

大約在這年秋末冬初，楊氏在家裏順利地生產了一個漂亮的女嬰。孩子的性別與白居易的期盼有違，這不免讓他開始有些失望，但想到自己在四十五歲的年齡上總算又有了親生骨肉，心裏便很快充溢著幸福和歡樂。八年前長女出生時白居易給孩子取名為“金鑾”（又謂“金鑾子”），因當時他任左拾遺翰林學士，在金鑾殿為天子效勞，女兒的名字顯現出父親的得意心理。金鑾子夭折後，根據民俗，白居易懷疑可能其名太顯貴、太張揚，以至於招風“引鬼”，故這次給次女起名“羅子”。“羅，以絲罟鳥也。從網，從維。”（語見許慎《說文解字》）漢字簡化前的“羅”字，指用絲網絡縛鳥，由網、由維會意。白272居易覺著自己含冤遠貶，發配江州，實際上成了被拋棄的政治囚徒，第二

十與網中鳥沒有什麼兩樣。女兒起名“羅子”，以示父親命途多舛，身份二章

卑賤，這樣不會被“邪鬼”注意，能順利成長。江州

金鑾子周歲時，白居易曾作《金鑾子晬日》詩，因有“若無夭折任上

的患，則有婚嫁牽”句惹出麻煩。這次羅子滿月、滿周歲時，白居易均未第一

敢“放言”，直到女兒兩歲時，他才以《羅子》為題，寫詩寄懷：“有女名個春

天羅子，生來才兩春。我今年已長，日夜二毛新。顧念嬌啼麵，思量老病身。直應頭似雪，始得見成人。”以此表達出期盼幼女早日長大成人的急切心情。

總的來說，到江州後的第一個春天，白居易借親近山水、親近自然排解自己內心痛苦的做法，收到了一定成效。他不僅沒有像政敵們期盼的那樣被徹底擊垮，反而表麵上活得還很“安閑自得”。當然，屈貶江州畢竟對白居易打擊太大，靠這樣的精神調劑方式是無法從根本上熨平其內心創傷的，因而在他的多首詩篇中又都不經意地流露出怨憤難抑的心情。

比如，本章前麵介紹的《早春》詩，詩人剛述說完“雪消冰又釋，景和風複暄。滿庭田地濕，芥葉生牆根”的美好春色，接著就發出了“官舍悄無事，日西斜掩門。不開莊老卷，欲與何人言”的慨歎。在《春遊二林寺》詩中，詩人以大量篇幅描述二林寺寧靜閑適的境界和自己自甘淡泊的心跡後，卻以“獨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結句，認為當前正值朝廷用兵討伐淮西藩鎮叛亂，文官獻計，武將出力之際，獨自己無所事事，表達出因受當權者排擠，無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負的傷感。

在《題山石榴花》詩中，詩人以山石榴花的豔美隱喻自己才華出眾，由於政治上不得誌，“爭及此花簷戶下，任人采弄盡人看”，受盡淩辱。在《早春聞提壺鳥，因題鄰家》詩中，流露出詩人對自己“進士273粗豪尋靜盡，拾遺風采近都無”現狀的不甘。當看到庭院中所有的薔江

州薇花都開得很好，唯獨一簇不知什麼原因突然枯萎凋零，詩人即觸司

馬白景生情，聯係自己冤貶江州的遭遇，黯然神傷：“同類今齊茂，孤芳忽居燋易獨萎。仍憐委地日，正是帶花時。碎碧初凋葉，紅尚戀枝。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衰。欲問因何事，春風亦不知。”（白居易《薔薇花一叢獨死，不知其故，因有是篇》詩）三月三十日，是這年春季的最後一天，白居易寫了一首《送春歸》詩：“送春歸，三月盡日日暮時。去年杏園花飛禦溝綠，何處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鵑花落子規啼，送春何處西江西。帝城送春猶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悵？莫惆悵，送春人。冗員無替五年罷，應須準擬再送潯陽春。五年炎涼凡十變，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還相見。”字裏行間，充滿了失落、憂悒、惆悵甚至焦躁的情緒。江州春景再好，也替代不了“杏園花飛禦溝綠”，替代不了曲江池，替代不了帝城長安，因為那裏是詩人實現自己政治抱負和理想的地方。

274第二十三章泛舟湓水，步遊江郭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夏季，白行簡因丁憂期滿後一直未得到朝廷任命，為擺脫家計窘境，應劍南東川節度使兼梓州刺史盧坦之聘，到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綿陽市三台縣）任掌書記（官名，唐節度使、觀察使自行辟任之屬官，掌奏牘文書）。行簡走後，居易一直十分掛牽。

行簡，字知退，居易之胞弟（小居易四歲），元和二年（公元821年，三十一歲）中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行簡辭賦精練，尤擅傳奇，唐人傳奇之著名作家。《新唐書》稱其“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舊唐書》稱其“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有文集二十卷，惜今已亡佚，《全唐詩》錄其詩七首。《太平廣記》收其所著《李娃傳》一篇，為唐代傳奇之代表作，對宋、元通俗小說和後世戲曲影響很大。居易與兄幼文及弟行簡關係都很好，由於文學天賦的差異，再加上幼文為父親前妻所生，居易與行簡的情誼似乎更深厚一些，《舊唐書》言居易、行簡“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

白居易到江州後，想到行簡為生計奔波在巴山蜀水，自己含冤抱病江州，兄弟倆相隔六千裏，天各一方，而由於路途遙遠，連唯一能傾訴思念之情的書信往往都在輾轉中失落，心中不勝悲鬱。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春，白居易以詩代書，向遠在梓州的行簡訴說275牽掛：江

州寄行簡司

馬白鬱鬱眉多斂，默默口寡言。

居易豈是願如此，舉目誰與歡！

去春爾西征，從事巴蜀間。

今春我南謫，抱病江海。

相去六千裏，地絕天邈然。

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

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餐。

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

白居易告訴行簡，自己今春以來對他的思念之情與日俱增，以至於晚上隻要一合眼就會夢見到在東川與之相聚。隻有此時，自己才會舒展憂容，得到歡樂。然而夢境再好終究是夢，覺醒後反倒會更加悢悢傷懷。

轉眼到了四月。江州天氣漸熱，自然界生機勃勃，農村進入繁忙的夏收夏種季節，“嘖嘖雀引雛，稍稍筍成竹”，“泥秧水畦稻，灰種佘田粟”。（白居易《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詩）白居易看見山雀嘖嘖地歡叫不停，引領幼雛學走學飛。春筍在雨露滋潤下，漸漸拔節長為勁挺的成竹。農夫農時在耘好的水田裏插秧，將拌和著草木灰的高粱、玉米和粟的種子播到地裏（白居易詩中的“粟”，為糧食作物的泛稱———筆者注）。這些隨季節而出現的江南景物，使詩人不禁觸景生情，回想起自己與行簡以往夏季在故鄉渭村（即下邽縣義津鄉金氏村，因該村坐落在渭河邊，白詩中常將該村泛稱之為“渭村”———筆者注）的往事來。

十二年前（即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時任校書郎的白居易將母親及其家庭成員分別從洛陽、符離遷到下邽“渭村”。此後，他每276月都要從長安回家探望母親及家人一次。後來母親在長安去世，他第二

十與行簡辭去官職，扶母親靈柩回故裏丁憂，在“渭村”一住就是四年。三章

在“渭村”，白居易雖然有許多傷心事，但也有許多值得懷戀的地方。泛舟

他想到，自己與行簡親手種植的榆、柳都已長成大樹，重重疊疊的濃湓水

蔭可以遮護牆屋；他們過去種的豆苗曾是那樣茂密，小兔藏在其間，步遊

江戲耍都很難發現；他們栽的桑樹到結棗的時候，那香甜的桑棗引得郭許多鳥雀啄食，歡快地鳴叫。他想到，在“渭村”，自己親自指導弟弟和侄兒學讀詩書，親自參加農事，並用田園收入供養家中傭人，且常和行簡“弄泉南澗坐，待月東亭宿，興發飲數杯，悶來棋一局”，以調節精神，求得身心的放鬆。

而如今，兄弟倆雖都重入仕林，實際上卻都又落入了“塵網”，連往日在“渭村”的那點意趣都失去了。特別是自己，剛回長安僅半年，就遭飛天橫禍，落得個銜冤遠貶，生命價值跌到了穀底，由此他不禁長歎“井鮒思反泉，籠鶯悔出穀”，遂以《孟夏思渭村舊居寄舍弟》為題，寄詩在梓州的行簡：“歸雁拂鄉心，平湖斷入目”，“何時同一瓢，飲水心亦足”。他說向北歸去的雁群挑起他思念故鄉的情懷，一望無邊的湖水隔斷了他望鄉的視線，隻要能兄弟相見，哪怕是共飲一瓢渭河水，過再艱苦的生活，他也心滿意足！

白居易是太想念行簡了，他常常獨坐在官舍北麵高崗上的亭子裏向梓州方向眺望，“江城寒角動，沙洲夕烏還。獨坐高亭上，西南望遠山”（白居易《晚望》詩）。他惦記著行簡現在的身體狀況，惦記著行簡在梓州任職是否順心，惦記行簡夫婦對親生兒子的掛念：龜兒在自己身邊已頭尾三年，雖說視同己出，但行簡夫婦是否放心得下？他期盼行簡能驀然歸來……為了排遣對行簡思念的憂煩，化解對故鄉“渭村”的懷歸之情，白居易又一次選擇了自然，選擇了山水，欲借潯陽山水來消釋心頭277的塊壘。這次，他決定乘舟出遊湓水（即湓江）。本書在第十七章中已江

州簡介過湓水，這是一條與江州、與潯陽關係十分密切的河流，也是當司

馬白時一條很有名氣的內河小江。湓水迂曲環繞潯陽城，猶如一條銀色居

易的絹帶。南梁詩人何遜曾有詩讚曰：“湓城帶湓水，湓水縈如帶。日夕望高城，耿耿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的的帆向浦，團團月映洲。”（何遜《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詩）詩歌生動描繪了夕照下湓水的優美、湓城的繁華。

何遜善於寫景抒情，辭意雋美，杜甫詩歌在藝術形式上曾受其影響。由於他曾任尚書水部郎（尚書省屬官，相當於現在國家水利部屬下一司、局級領導幹部），世稱“何水部”。何遜曾兩度在江州任職，對潯陽（南朝時江州尋陽郡柴桑縣地）的景物、掌故、風土人情比較熟悉，也寫了一些這方麵的詩，《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是其代表作之一。白居易對何遜非常推崇，在其詩作中多次提到“何水部”。好友吳丹（貞元十六年與白居易同榜進士）在水部員外郎任上有新作相贈，他即寫了一首絕句酬答，稱讚其詩有何遜的風格：“朱紱仙郎《白雪》歌，和人雖少愛人多。明朝說向詩家道，水部如今不姓何。”（白居易《聽水部吳員外新詩因贈絕句》詩）現在白居易來到何遜曾涉足過的地方，他要親身體驗一下何詩意境中的湓水風光。

這天天氣不太熱，白居易騎馬來到湓江邊，然後舍鞍上船。船夫唱著歌謠舉槳，小船順風前行，驚飛起水上嬉戲的江鷗。白居易端著酒杯站在船上，江風吹動著他的胡須和衣襟，很有點悠然自得。他舉目環視，覺得眼前這條湓江猶如天上的銀河，兩岸似神仙居住的瀛洲。岸邊的楊柳婆娑，濃蔭覆地。沙灘上花草的芬芳陣陣襲來，沁人心脾。那綠蘿，懸垂於樹梢，好像翠玉掛枝；那葛藤，攀樹纏枝，其花紅紫，累累相綴，恰似紫蝶紛飛。白居易上得岸來，回首潯陽城，但見高高的城牆倒映在如鏡的湓江，暮靄給城垛輕覆上一層金黃色的薄278紗，轉瞬間這裏猶如一座蜃樓……第二

十夕陽下山了，白居易仍遊興未盡。這是他到江州半年來第一次三章

遊湓水，覺得湓水確實很美，比何遜詩中的意境還美，往日的憂愁被泛舟

無形中排遣了許多。他後悔自己來得太晚了，遂以《泛湓水》為題，記湓水

下當天泛舟後的感受，詩中寫道：，步遊

江四月未全熱，麥涼江氣秋郭湖山處處好，最愛湓水頭。

湓水從東來，一派入江流。

可憐似縈帶，中有隨風舟。

命酒一臨泛，舍鞍揚棹謳。

放回岸傍馬，去逐波間鷗。

煙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

初疑上河漢，中若尋瀛洲。

汀樹綠拂地，沙草芳未休。

青蘿與紫葛，枝蔓垂相樛。

係纜步平岸，回頭望江州。

城雉映水見，隱隱如蜃樓。

日入意未盡，將歸複少留。

到官行半歲，今日方一遊。

此地來何暮？可以寫吾憂。

白居易的《泛湓水》和何遜的《日夕望江山贈魚司馬》詩都是寫潯陽、湓水的佳作。白詩的創作動因可能緣起於何詩，因為白詩化用了何詩中“湓城帶湓水，湓水縈如帶”句，但白詩更有自己的藝術特色。由於白居易對自然風光獨具的審美慧眼和融情於景的高超寫作技巧，詩中湓江邊的潯陽城，儼然一幅意境清遠、韻致超逸的風景畫。《唐宋詩醇》講《遊湓水》詩“寫景如畫”，這個評價，該詩是當之無279愧的。

江州其實，在不久前的春末，白居易還曾到城外的江郭（此指流經九司

馬白江城旁的湓水邊———筆者注）徒步踏青過，隻是由於時間短，實地看居

易的不多，因而對湓江自然清真的情趣並沒有很好領略。這次泛舟，勾起他要更深切體味湓水兩岸自然美的欲望。

夏初，白居易再次出城遊覽江郭。他穿著輕便的木屐，踏著軟軟的沙土路，到湓水之濱觀魚，到楊侍郎的宅院裏欣賞名竹，到池塘邊剝青嫩菱角，到村居品廬山新茶。這裏“林迸穿籬竹，藤飄落水花。雨埋釣舟小，風颺酒旗斜”、“柳影繁初合，鶯聲澀漸稀。早梅迎夏結，殘絮送春飛”的山水清音和田園情趣，使白居易恍如置身於桃花源中，常常“淹留不知夕，城樹欲棲鴉”（據白居易《春末夏初閑遊江郭二首》詩），流連忘返。特別是當他飲罷此地新釀成的綠蟻酒（一種未經過濾的米酒，酒麵飄浮微帶綠色的酒糟，形似小蟻，故名。這種酒度數較低，味道香甜，又稱“綠醅酒”———筆者注），食用了這裏烹飪的潯陽魚片（江州地方傳統名菜，肉嫩味鮮，香辣可口，風味獨特———筆者注），禁不住發出“故園無此味，何必苦思歸”的感歎。可以看出，湓水泛舟和步遊江郭後，白居易憂鬱的心境釋懷了許多。

大約在本年四月中下旬，白居易家中來了一位客人，他的到來使居易再次陷入傷痛之中。來者名叫熊孺登，鍾陵（唐縣名，屬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地）人，與白居易、元稹、劉禹錫關係很好，相互間多有酬贈往還的詩作。白居易、元稹在長安時，他是兩家門上的常客。熊孺登以詩才見長，《唐才子傳》稱其“凡下筆，言語妙天下”。然他在試場中屢舉不第，隻得在四川節度使的幕府裏任從事（官名，當時節度使或州刺史自行辟任之僚屬，佐理政事，類今之參謀、秘書、助理等職———筆者注），後又到湘中官衙裏謀了個判官的差使。

熊孺登去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九月間離開四川回江280西，途中特地到通州看望了元稹。時元稹到通州不久，即染重病，多第二

十次不省人事。熊孺登到通州當晚，將白居易冤貶江州一事告知元稹。三章

聽到這個消息，元稹極為震驚和悲憤，奄奄一息的他竟陡然從病榻泛舟

上驚坐了起來，萬般怨苦齊湧心頭，寫下七絕一首：“殘燈無焰影幢湓水

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元稹《聞，步遊

江樂天授江州司馬》詩）以此表達自己對好友遭遇的哀傷、淒苦和悲涼郭的心情。

元稹當時料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來不及顧及其他，把認為最關緊要的“後事”做了安排：一是給居易修書一封（實際上是一份“臨終遺言”），“上報疾狀，次敘病心，終論平生交分”（白居易《與微之書》）；二是將自己最近寫的文稿整理包裹，並在封皮上題字：“送白二十二郎”，以便白居易將來為他結集傳世時用（實際上這是“臨終囑托”。此前，元已先後兩次將自編詩文二十六卷送白居易保存———筆者注）。

因熊孺登將赴江西，元稹遂托他把自己寫的書信、文稿以及《聞樂天授江州司馬》詩轉交居易。熊孺登離開通州後，中途可能還去了其他地方，抑或先回鍾陵老家住了一段時間，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直到第二年（即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初夏時節才到江州。白居易聽到元稹身患重病的消息，看完元寫給自己的書信，心裏十分難過。讀罷《聞樂天授江州司馬》詩，他禁不住淚如泉湧，為元稹對自己生死不渝的情誼深深感動。後來每提到元稹這首詩，白居易無不動容地說：“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仆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考慮到通州乃炎瘴之地，白居易親自到街市上選購了一床上好的蘄州涼席，通過郵傳寄給元稹，以供其避暑解熱之用。蘄州，與江州同為長江沿線州郡，兩地相隔僅一百多裏，交通便利。蘄州特產蘄席，以當地所產之世界珍稀良種竹———“笛竹”（亦名“蘄竹”）破篾編281織而成，“質軟柔細，結實凝滑，清涼吸汗，消煩祛暑，卷收如筒，折疊江

州似布，人臥其上，涼爽透體。起身後，印跡經久不滅，實為千古一絕”司

馬白（引自梅全喜主編《蘄州藥誌》）。據《新唐書》，它是唐代皇宮必不可居

易少的貢品。以蘄簟贈友，是當時高雅之士時興的一種風尚。白居易講自己寄蘄席給元稹是因為“通州炎瘴地，此物最關身”（白居易《寄蘄州簟與元九因題六韻》詩），他要以這種方式，慰藉元稹深受創傷的心靈，減輕元稹病體的痛苦。

廬山白居易草堂282第二十四章難忘的初戀入夏後，江州進入梅雨季節。所謂“梅雨”，是指進入初夏後產生在長江中下遊流域雨期較長的陰雨天氣。由於時值江南梅子成熟，故俗稱“梅雨”。又因這一時期空氣潮濕，物品極易黴汙，亦稱“黴雨”。梅雨時節，陰雨連綿，降雨偏多，天氣反複無常，極易造成洪澇災害。因此，在不少年份，梅雨季節與汛期相伴。

白居易望著屋外一條條淅淅瀝瀝的雨柱，心情鬱悶得就像這梅雨天氣一樣。他本想在泛湓水、遊江郭後即登廬山，沒料到連綿愁雨竟一直下個不停，使這一計劃一直無法成行。梅雨時節的潮氣也使他很是苦惱：在新鄭、符離和長安，這個時節空氣中的濕度雖比其他季節要大些，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幹燥的，不少年份甚至還多刮燥熱的幹熱風。可在這裏，此時地磚是濕的，床前的榻板是濕的，桌上的書稿是潮的，床上的被褥聞得出黴味，衣櫥裏的衣物開始出現黴點，連空氣都好像能擰得出水來……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晴天，白居易學著當地居民的法子，趕緊命家人將被褥衣物等抱到庭院中間去晾曬。夫人楊氏已身懷六甲，房中玩賞之物叫他人經手又不大合適，白居易便親自動手，逐一清點，然後放到臨時用竹床之類擺成的曬場上。忽然，他從箱籠中發現了一雙錦表繡裏的布鞋，心中不由一怔，眼眶頓時濕熱起來。他急忙283將它們取出來揣在手中反複端詳，一遍又一遍地撫摸著，心緒飛到江

州了二十多年前濉河邊的符離，飛到了自己的初戀時光……司

馬白本書第五章和第七章曾提到，在符離，白居易與一個叫湘靈的居

易姑娘相識相戀，情感十分深厚。白居易是十一歲時因避戰亂隨家人從新鄭縣東郭裏村遷居徐州符離縣毓村的。白居易十五歲時（即貞元二年，公元786年）離家隻身漫遊江南，一年後回到符離；十七歲時（即貞元四年，公元788年）隨父到衢州，開始第二次漫遊，即所謂“吳越之旅”，到二十歲時（即貞元七年，公元791年）回到符離在家攻讀；二十二歲時（即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陪伴母親離開符離赴襄陽，第二年年底回符離為父親守喪，讀書備考；二十七歲時（即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南下宣城進行舉業活動，第二年春因母親心疾複發北歸洛陽；二十九歲時（即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參加禮部試，中進士，秋又歸符離，準備應吏部考選；三十一歲時（即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赴長安，參加吏部試，次年春，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三十二歲時（即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回符離，第二年春移家至華州下邽縣。

白居易在符離前後寓居了二十一個年頭，渡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在符離，他刻苦攻讀，學業得到很大提高，為科舉應試、進入仕途做了積極準備；在符離，他結交了“符離五子”（即劉五、張徹、張複、賈餗兄弟）等很有才華的青年朋友，這些人以“操詞握賦為幹戈”（白居易《醉後走筆酬劉五主簿》詩），相互激勵，後來大都進士及第，且全部走上仕途，其中賈餗還登上宰相高位。

在符離，白居易有了自己的初戀，姑娘名叫湘靈（白詩中有時稱“嬋娟子”），是他一位鄰居。這位姑娘長得如何，她與居易的戀情發展到什麼程度，最終為什麼沒有求媒締婚？這些，白居易沒有給我們留下專門的文字資料，但我們通過對他為自己這段戀情所寫的一篇284篇詩章的探析可以找到答案。第二

十在《長相思》詩中，白居易寫道：“九月西風興，月冷霜華凝。思君四章

秋夜長，一夜魂九升。二月東風來，草坼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日腸難忘

九回。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這首的初

詩是以湘靈的口氣擬寫的。“洛橋”南北的話是假托，因從本文前麵戀的介紹來看，白居易早年在洛陽的時間非常短，這段戀情不可能發生在那裏。而他十一歲至十五歲均在符離，二十三歲時的下半年已從襄陽回到符離。白居易與湘靈年齡大致相仿，因此他們由相識到相戀應該發生在這個時間段、這個地方。詩中講，秋去春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妾”對情人的相思已經多時。

在《花非花》詞中，白居易寫道：“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這首詞通篇都是隱語，被比喻的對象始終沒有點明。但與其他一些相關的詩聯係起來看，它無疑是表現一種美好而朦朧的感情。詞中的“花”、“霧”語意雙關，實際都是戀人湘靈的化身。她容貌美麗，體態窈窕輕盈，與白居易幽會的時間都在夜裏。兩人歡悅無比，猶如在夢幻般的世界。

在《感情》詩中，白居易回憶湘靈曾贈給他一雙錦履作為愛情信物。這雙鞋，以錦緞為麵，以錦繡做裏，是湘靈一針一線親手做就，寄托著她對愛情的忠貞不渝：“因思贈時語，特用結終始。永願如履綦，雙行複雙止。”她希望兩人能像係鞋的帶子與鞋那樣緊密不離，如同雙履同行同止。在《長相思》詩中，白居易亦借“妾”之口，表達要與其結為夫妻的渴望：“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感情》和《長相思》兩詩，表明白居易與湘靈姑娘已私訂終身，也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大膽、熱誠、忠於愛情、敢於主動求婚的少女形象。

在《涼夜有懷》詩中，白居易寫道“清風吹枕席，白露濕衣裳。好285是相親夜，漏遲天氣涼”，委婉表達出由於湘靈不在身邊、良宵難遣江

州的愁懷。在《冬至夜懷湘靈》詩中，白居易寫道：“豔質無由見，寒衾不司

馬白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冬至夜是一年中最長的夜。詩人居

易講他無法忍受在這漫長的夜裏一個人睡在“寒衾”，不能像往常那樣與湘靈的“豔質”相親，兩個人都成了徹夜難寐的“獨眠人”。前一首詩寫於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以前，後一首詩約寫於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可見白居易與湘靈實際上已同居多時。白居易貞元十六年時進士及第。及第後按照當時的風尚，他和其他新舉進士一樣到平康裏（也叫平康坊，是長安城妓女聚居的地方。因地近北門，又稱北裏）挾妓宴遊。由此可推知，湘靈是白居易一生中最早有性接觸的女性。

以上離愁別恨詩，有的寫在白居易暫離符離到饒州、宣州進行舉業活動時，有的寫在赴長安應試期間，有的寫在京都任職時，雖然有幾多傷感、縷縷悵恨，但畢竟是一種相思，兩地離愁，癡情中的雙方都存有未來能締良緣、“結終始”的苦苦追求。可是到了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以後，情況發生了陡然變化。由於白居易吏部應試及第並授校書郎職，可能白氏家族此時將他的終身大事作為要務提上了日程。而當時的婚姻成立條件，明顯對白居易、湘靈結合不利。

這年秋天，白居易請假回洛陽看望母親，商議將母親及在洛陽親屬遷居下邽的具體事宜，接著到許昌（唐縣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許昌市許昌縣陳曹鄉許田鎮）探望時任許昌縣令的叔父白季軫。在許昌停留期間，恰值縣衙新廳修繕竣工，應季軫之命，白居易於冬十月一日撰寫了《許昌縣令新廳壁記》。這篇458字的壁記，文辭通達，言簡意賅，頌揚了白季軫的政績、奮鬥精神和白氏清簡家風，千百年來一直被許昌人奉為名篇。

白居易這次洛陽、許昌之行，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借搬家的機會286做母親和家族長輩的說服工作，爭取他們對自己美好願望的支持。第二

十然而，雖經種種努力終未能如願，請看他寫的《感秋寄遠》詩：“惆悵四章

時節晚，兩情千裏同。離憂不散處，庭樹正秋風。燕影動歸翼，蕙香銷難忘

故叢。佳期與芳歲，牢落兩成空。”詩中流露出對自己年歲老大而佳的初

期落空的傷悲。離開許昌，白居易趕赴符離，強忍著心痛與湘靈相戀會、訣別。他很清楚，隨著舉家北遷下邽，自己再也沒有機會到符離見湘靈了。《潛別離》記錄了兩人別離時的淒涼哀婉、痛苦無奈：“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鎖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烏頭雖黑有白時。惟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這首詩寫於居易到符離後的第二年春天，可能是為了安撫湘靈，白居易將遷家的時間由年前推遲到了年後。詩中講“利劍春斷連理枝”，說明兩人未能結連理，是因為受到了外在因素的影響。對於這種結局，特別是以潛離與暗別的方式作永無後期的訣別，白居易是不甘心的，湘靈也是不甘心的。（《潛別離》詩中“甘心”一詞釋義，謝思煒先生在《白居易集綜論》下編中說：“甘心”意謂別無出路、無計可施，與今語“心甘情願”意有別———筆者注）那麼，什麼是斬斷連理枝的“利劍”呢？《長相思》中講：“有如女蘿草，生在鬆之側。蔓短枝苦高，縈回上不得。”女蘿即鬆蘿，為寄生於鬆柏的地衣類植物。詩中講“蔓短枝苦高，縈回上不得”，寓意兩家門第差別懸殊，是兩人不能結合的根本原因。唐代社會的性自由度比較大，對婚前性行為和私結情好的要求不像宋代以後那麼嚴苛，但正式婚姻時對門第的選擇、身份的限製和禮法習俗十分注重，不僅講門當戶對，而且尤重出身門第。擇偶之際，必先尋求家族宗譜訪查門第高下。此外，唐代法律在婚姻上還有良賤的身份限製，明文規定：“人各有耦，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當配合。”（《唐律疏議》卷十四《戶婚》下）這條法律的實質就是說，“良賤有別”，“當色為婚”。所287謂“良”，係指有自由身份的士民百姓。所謂“賤”，是指沒有自由身份江

州的部曲（本為軍隊編製及私兵之稱，後為家仆之稱）、樂人（即樂戶、司

馬白樂伎）、雜戶（戶口的一種，其身份低於平民，高於奴隸）、官戶（罪役居

易戶。犯罪者及其家屬沒入官府服雜役，並編入特殊戶籍，其身份較雜戶低）、奴婢（喪失自由被剝削做無償勞役的人。男稱奴，女稱婢）等“賤民”（也稱“賤色”）。這些“賤民”，在法律上不算良口，很少人身自由，非經放免，世代相承為本色人戶。所謂“當色為婚”，就是士民百姓隻能和士民百姓聯婚，雜戶、樂人、官戶、奴婢等“雜色”隻能在同類中嫁娶，“良人”和“賤人”之間不得互相婚娶，士庶不通婚媾。當時官僚貴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自不屑與自耕農聯姻，更不可能與“賤色”聯姻。雖然我們現在無法獲知湘靈家在當時社會階層中的具體等級層次，但門閥不高、身份卑微是不言而喻的。加之白居易與湘靈屬非婚同居，私下結合，違背了當時婚姻上的禮法習俗，社會和家庭自然不可能接受這種婚姻。正是這些緣故，一對有情人終於被“利劍”無情地拆離開了。

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二月，隨著白家從符離搬遷，白居易與湘靈的愛情走到了盡頭。濉河邊，春寒夜，兩人依依不舍，含恨而別。分手時湘靈將自己梳妝用的鏡匣子留給白居易作念物。這個鏡匣子，白居易一直珍藏著，隻是怕睹物思人，引發心靈深處的傷痛，平常很少打開。七年後（即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白居易在下邽為母丁憂期間）的一天，白居易因感傷年華流逝，無法排遣對昔日戀人牽腸掛肚的懷念，打開鏡匣，對著銅鏡久久凝視，但鏡中再也看不到湘靈的花顏，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陣陣悲酸：感鏡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

自從花顏去，秋水無芙蓉。

288經年不開匣，紅埃覆青銅。第二

十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四章

照罷重惆悵，背有雙盤龍。難忘

這次在江州晾曬衣物時，白居易忽然發現從家鄉帶來的一雙錦的初

履。麵對昔日情人贈予的愛情信物，心中再次激起了波瀾：符離惜別戀後，自己從未忘記湘靈贈鞋時的囑咐；從長安到江州，一直深情地把這雙鞋攜在身邊。現在鞋子仍舊成雙，人卻未能成對。尤其使人難過的是，經過黃梅季節連綿陰雨的侵蝕，鞋麵已經變得暗淡，鞋上的花草圖飾也退去了原來鮮豔的色彩。信物空有其名，兩情難複。白居易擔心自己與湘靈的愛情猶如這雙鞋的花草圖飾一樣，將會慢慢地暗淡模糊，直至最後完全消退。他提起筆，傾訴心中的惆悵與感傷：感情中庭曬服玩，忽見故鄉履。

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

因思贈時語，特用結終始。

永願如履綦，雙行複雙止。

自吾謫江郡，漂蕩三千裏。

為感長情人，提攜同到此。

今朝一惆悵，反覆看未已。

人隻履猶雙，何曾得相似？

可嗟複可惜，錦表繡為裏。

況經梅雨來，色黯花草死。

這是中國古典愛情詩詞中的一首精品之作，“詩以物寫情，構思巧妙。鞋是愛情的象征，也是情人的象征。詩人看到‘故鄉履’想起了故鄉的情人；看到鞋子成雙，想起了‘雙行複雙止’的誓言。‘錦表繡為裏’的鞋子已‘色黯花草死’，象征著美好的愛情落得個眼前的下289場。詩的語言樸素優美，情調纏綿，是一首很感人的以物寫情的小江

州詩”（李希南、郭炳興《白居易詩譯釋》中《感情》詩“簡析”）。古往今司

馬白來，人們隻要編選愛情詩或戀情詩集，白居易的這首《感情》詩必列居

易其中。

白居易的《感鏡》詩和《感情》詩，都是為感念昔日初戀情人而寫的。前者因打開念物鏡匣子觸發，後者因見信物錦履引起。兩篇詩作，均寫於詩人與楊氏結婚之後。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白居易確實是一個非常重情的人。他不僅對已婚妻子楊氏情感極篤，而且對初戀情人湘靈昔日的那份情感也一直銘記心裏，未能忘懷。人世間，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戀情，每個人的心靈都經過男女情愛的震動。特別是初戀時的情感，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會一輩子刻骨銘心，很難從腦海中抹去。

白居易在婚後還保留初戀情人的念物、信物，並寫了那麼多情感真摯的追憶詩，既說明他當初與湘靈的那份情感是純真、美好和堅貞的，也說明他的胸襟是非常坦蕩的。在白居易看來，雖然由於無法抗拒的客觀原因，自己最終未能與湘靈結合，但兩人的那份情感，卻是值得永遠珍視的。正如他在《不能忘情吟》中所說：“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白居易與湘靈分手後，直至三十七歲才與楊氏結婚，很大程度上與他留戀同湘靈的這段戀情有關。白居易的早年好友王質夫曾說：“樂天深與詩，多於情者也。”（陳鴻《長恨歌傳》）這個評價，是十分切當的。

元稹同白居易一樣，早年也曾有過一次纏綿悱惻的生死戀情。

姑娘名叫崔鶯鶯，是一位才貌雙絕的佳人。為了追求她，元稹不惜使出渾身解數，最終采用紅娘“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據元稹《鶯鶯傳》）的計策，傳書定情，在普救寺西廂房實現了靈與肉的完全融合。

可當元稹吏部試及第並授秘書省校書郎後，他為了攀結豪門，求得290進身，立即主動拋棄了家世並非寒門但已開始衰落的崔鶯鶯，而娶第二

十當時權勢顯赫的京兆尹（相當於今首都北京市主要領導人職）韋夏四章

卿之女韋叢為妻。難忘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倒也罷了，因為唐時許多士人出於功利考的初

量，“舍棄寒女，而別婚高門，當日社會所公認之正當行為也”（陳寅戀恪《元白箋證稿》），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元稹為了開脫“始亂終棄”的責任，竟把自己曾愛戀得神魂顛倒的鶯鶯稱之為“不妖其身，必妖於人”的“尤物”、“妖孽”，講若與這樣的人結合，必對自己未來的仕途、命運招致傷害，因此不得不“忍情”。

他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齷齪的語言對鶯鶯潑汙水，講自己與她長期分離，如此當春桃李般的美人，怎能不引得眾人競相攀折？

自己一直在外宦遊，有誰能保得了她會始終守身如玉？自己是通過私合首先得到了她，又有誰能保證她不會背離自己與他人相好？（據元稹《古決絕詞三首》之二）實際上是影射崔鶯鶯別有私情，其手段之卑鄙，簡直令人發指。較之白居易對湘靈的一往情深，元稹在婚戀上的表現，可以說是相形見絀，黯然失色。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微之之薄情多疑，無待論矣”（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元稹為人，用情不專”，“白氏的人品是高於元氏的。”（《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講席側記》，劉隆凱整理）我們評價白居易婚戀中“深於情”的種種表現，有一個人不能不論及，這就是白妻楊氏。人們都說愛情是絕對的，又是自私的，具有很強的排斥性。白居易寫了那麼多懷念初戀時光的抒情詩，楊氏沒有讀什麼書，不一定看得懂，但憑著她的聰慧和女人在情感上特有的敏感，不可能不知道鏡匣子和錦履為何物，不可能猜不到贈者和珍藏者的心意。然而，楊氏卻表現出了一般女人少有的大度和豁達。

她不僅沒有對湘靈所贈之物采取半點敵視的舉動，還一直幫丈夫保291管這些念物、信物。

江州，司白居易在接到貶江州司馬詔命的第二天，來不及攜家眷同行馬

白獨自一人乘軺車匆匆上路。幾天後，楊氏攜帶收拾好的細軟家私趕居

易到商州，這其中，就包括白居易後來從箱籠中意外發現的那雙錦履。

在楊氏看來，丈夫珍惜初戀時的那份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應該尊重的。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深愛自己的丈夫，因而對丈夫婚後仍保存昔日美好情感的記憶根本不予排斥。這也是楊氏賢惠和智慧過人的地方。若是一個心地狹隘的“醋壇子”，很可能鏡匣子早就被砸爛了，錦履早就被剪或被燒掉了，白居易還有什麼可能寫出令千百年來人們為之讚歎不已的《感鏡》、《感情》詩！也正因為如此，“深於情”的白居易對楊氏情愛彌篤，曾感慨地說：“義重莫若妻，生離不如死”（白居易《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詩），“偕老不易得，白頭何足傷”（白居易《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贈弘農郡君》詩）。

292第二十五章大水觸發怨憤難抑的心緒九江城因水而名，因水而興，因水而美，由於受社會條件的限製和自然因素的影響，亦曾因水受到過不少傷害。據史料記載，九江“自元和二年（公元807年）以來，將近一千二百年中，有記錄的水旱災害三百一十四次，其中水災一百九十二次，旱災一百二十二次”（《九江市水利誌》第七章《水旱災害曆史統計》）。這裏講的水旱災害記錄，指的是曆史上較大的洪澇年和大旱年。也就是說，自中唐以來，九江大約每三至四年就有一次水旱災害。其中，大約每六年有一次較大的水災，每十年就要發生一次較大的旱災。水患是對九江危害最大的自然災害。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夏天，梅雨與汛期相伴，江州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洪澇災害襲擊。這場水災給長江中下遊和淮河水係造成了流域性災害，“江西、江蘇、河南等地同時被災：‘浮梁、樂平溺死者一百七十人，為水漂流不知所在者四千七百戶。潤、常、湖、陳、許等州各損田萬頃”（邱國珍《三千年天災》六《隋唐天災》）。白居易為長時間的連綿大雨所苦，獨坐北亭，望著猛漲的江湖水，一種憂傷、孤獨和無限淒涼的感覺又縈繞心頭。他拿起筆，在亭內牆壁上題詩一首：霖雨苦多，江湖暴漲，塊然獨望，因題北亭自作潯陽客，無如苦雨何！

293陰昏晴日少，閑悶睡時多。

江州湖闊將天合，雲低與水和。

司馬籬根舟子語，巷口釣人歌。

白居

易霧島沉黃氣，風帆蹙白波。

門前車馬道，一宿變江河。

白居易這首詩，為我們勾勒了一幅一千一百九十多年前的潯陽水患圖：入汛以來，潯陽氣候異常，經常是烏雲密布，大雨傾盆。江湖水暴漲，廣闊的水麵迫近天際；雨意濃鬱，低垂的雨雲同湧動的大浪相連。城郊和市內不少地方都進了水，籬笆下停泊著許多船隻，聽得見船上人交談的聲音；巷口成了人們垂釣的地方，有的人還苦中作樂，一邊釣魚一邊不時哼上幾句歌謠。空中彌漫著沉沉的水霧，暮靄裏小鳥低回飛翔。船兒在曾是街道的路麵上駛過，木槳撥起一簇簇白色的浪花。想不到往日門前車馬行走的道路，一夜之間竟變成了江河！本來就無所事事的詩人，現在更加抑鬱，因為連出去閑遊的地方都沒有，隻好成天躺在床上悶睡……這幅“水患圖”描繪了入汛後不久洪水對潯陽造成的傷害。從表述的文字看，市民的心裏反應還比較平和，沒有表現出過於緊張、恐懼和驚慌失措的情緒。這是因為，江州曆來水患較多，人們對一般性的災害已習以為常。而此時江湖水位雖然較高，且城內已進了水，但還未到逼迫人們非離城棄家不可的程度。隨著汛期的發展，強降雨的持續，受長江中下遊和鄱陽湖水位急劇上漲的影響，長江九江段出現了罕見的高水位，形成了特大洪澇災害，嚴重威脅到潯陽城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請看白居易《大水》詩中描述的情狀：潯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

閭閻半飄蕩，城堞多傾墜。

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

294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第二

十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五章

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大水

獨有傭舟子，鼓生意氣；觸發

怨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憤難

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誌：抑的

心九月霜降後，水涸為平地！緒詩的大意是：潯陽城區和郊外一帶差不多每年都要受到大的洪澇災害的侵害。今年發生的這場大洪水，災情非常嚴重。濁浪淹沒了街巷，多半房屋搖搖欲墜，在水中漂蕩。不少地段的城牆在水浸和浪擊下傾塌（唐時潯陽城城牆同全國各州縣城牆一樣，為夯土板築的土牆———筆者注）。昔日萬家燈火的街市，轉眼間變成連天碧水，渺渺煙波。一陣緊似一陣的江風、湖風，翻卷起一個跟著一個的白色浪花，仍在持續狂烈地向江城衝擊、拍打；驕陽紅得像一團火焰，烤得城內積水滾燙如湯。

人們在這裏無法生存，紛紛流移遷徙：工匠和商戶無可奈何地撇下被毀壞的房屋到他鄉營生。郊區的農夫們憂心忡忡地挑著細軟，牽牛係馬，避居到地勢較高的山坡上。而此時又正是征收賦稅期間（唐朝分夏秋兩季征稅，這裏當指夏征———筆者注），在稻禾和蠶桑已遭受慘重損失的情況下還要橫征暴斂，這無疑是將農夫們逼入絕路。正當人們逃水避難時，有些船家卻趁渡人、運物之機，故意抬高船價。

白居易上前勸阻這一見利忘義、趁火打劫的行為，要他們不要為了眼前丁點蠅頭小利，置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而那些勢利小人根本不把他這個貶官放在眼裏，仍然漫天要價，我行我素。白居易憤慨地說：我對你們是沒有辦法。但要正告你們，你們得意的時候295不會很久。等到九月霜降之後，大水就要退出，地麵就要幹涸，到時江

州看你們還能怎樣飛揚跋扈、胡作非為！

司馬

白這是白居易《大水》詩為我們勾勒的另一幅水患圖。詩中生動形居

易象地描述了那場特大洪澇給潯城百姓造成的巨大損害，揭露了官府在天災時還要加征倍斂的苛政，同時借對得意一時的“舟子”的嗬斥，批判社會上一些人為了個人私利而忘大義的卑劣行徑。白居易的《霖雨苦多，江湖暴漲，塊然獨望，因題北亭》和《大水》兩詩，是唐元和十一年潯陽城由入汛後不久的初期水患發展為特大洪澇災害的真實記錄，是一千一百九十多年前潯陽城全景式的水患圖，也“可以說是千百年來九江人民苦於洪水災害的縮影”（《九江水利誌》第二十二章《水利文藝》）。

白居易將《大水》詩編入白氏文集諷喻詩類內。此前，他在江州還寫了一首《放魚》詩，以離水之魚喻自己無辜被貶，政治上遭受厄運，希望朝廷能像他對魚“憐其不得所”一樣，將自己“移放於南湖”（潯陽城下之南湖，亦稱南門湖———筆者注）、“西江”（西來的大江，原泛指大江。詩中特指長江———筆者注），以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

此後，白居易又寫《文柏床》詩，以老柏樹因有奇紋而被砍伐做床喻有文采者反因文采受到傷殘；寫《潯陽三題》詩，以廬山之丹桂被當作蒸煮食物的柴火，湓浦之修竹被當作輕賤之物隨意砍伐，東林寺清淨高潔的白蓮不為人貴重，諷喻政治昏暗，賢才不得其用；寫《寓意詩五首》，以豫章木的采用經曆喻真正的人才往往被埋沒，受盡摧殘，以仕途變幻喻政局險惡，告誡人們不要貪慕權勢，以兩隻燕子的不同境遇喻禍福遷移，勸導人們不要趨炎附勢，追名逐利，以被蛀蟲蛀空樹心的果樹喻奸臣敗壞國家，而掌管朝綱的官吏卻麻木不仁，不盡職除害；寫《讀史五首》、《歎魯二首》、《反鮑明遠白頭吟》、《青塚》和《雜感》等詩，借古諷今，指責時事，抨擊官場醜惡，揭露社296會不公，感歎仕途艱險，抒發自己因遭受讒言而被貶的感慨與不平。第二

十白居易將這二十一首詩都編入了白氏文集諷喻詩類，即卷一五章

《諷喻一》和卷二《諷喻二》中。這似乎是他有意向世人宣示，雖然自大水

己因直諫和寫諷喻詩遭到沉重打擊，但在江州並沒有放棄兼濟情觸發

怨懷，仍在進行著諷喻詩的創作。誠然，在一些人眼裏，這些諷喻詩較憤難

之於《秦中吟》、《新樂府》等前期諷諫詩作，諷刺性沒有原來那麼鮮抑的

心明強烈，筆鋒也沒有原來那麼尖銳辛辣，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想緒一想，白居易在“終得罪於文章”且已“俟罪潯陽”後，仍采用迂回、隱蔽鬥爭的表現手法寫諷喻詩；在因直諫和前期的諷喻詩作被政敵們“砍殺”得遍體鱗傷時，還捂著帶血的傷口繼續戰鬥，這需要怎樣的勇氣、智慧和堅韌！我們不能脫離白居易當時的惡劣處境對其提出不切實際的苛求。

“詩人被貶黜江州後，思想上起了很大的變化，消極避世思想逐漸占上風……這是問題的一麵。問題的另一麵，是這個時期他的思想和文風變得更加深沉醇厚，對社會黑暗的批判更為有力，繼續寫出了許多優秀篇章。”（龔克昌、彭重光《白居易詩文選注》前言）實際上，白居易是在咬定牙關，試圖以自己最為看重的諷喻詩進行的再一次政治搏擊。從白氏文集可以清楚地看出，江州以後，白居易再也沒有寫什麼諷喻詩。這二十一首諷喻詩，幾乎可以說是他諷喻詩創作生涯的“煞筆”和“絕唱”！

我們再來看《大水》詩。該詩開頭用了較大篇幅直敘所見，描述這場大洪水給潯陽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緊接著，以極簡練的語言抨擊官府不恤人民困苦斂收賦稅的苛政行為。雖僅十字，由於與前麵的鋪敘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因而具有強烈的鞭撻力量。“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誌。九月霜降後，水涸為平地”四句，可以說是全詩的“詩眼”。大自然的禍水使潯陽百姓流離失所，官場的禍殃使白居易297貶逐京都長安。很明顯，詩人是借水災的描寫，宣泄胸中積鬱多時的江

州怨憤心緒。

司馬

白詩中用近乎尖刻的語言描述得意於一時的“舟子”，這與白居易居

易在諸多諷喻詩中深切同情勞動人民的文字大相徑庭。為什麼一個五品朝廷命官（盡管白居易此時為貶謫之臣）要對一個社會地位非常卑微的勞動者（盡管此時“舟子”犯有“唯利是圖”的過錯）斥責不止甚至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呢？看來，《大水》這首詩確實“還有弦外之音，即暗中諷刺了朝廷那些乘人之危、下井落石的政治投機分子。這類苦頭是作者親身飽嚐到的。詩最後四句無異於是說，一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們那些奸臣佞幸就要自食其惡果了”（龔克昌、彭重光《白居易詩文選注》中《大水》詩“說明”）。“詩人深信會有‘水涸為平地’的一天，自己的清白一定會得到證明。”（孫明君評注《白居易詩》中《大水》詩“解讀”）《大水》詩充滿了對災民痛苦的深厚同情和對苛政以及政治小人的痛恨之情。《大水》詩的語言看似是平實甚至是平淡的，卻蘊含著冷峻深沉的思維，噴射出對現實的不平之氣。白居易江州諷喻詩的語言風格大抵都比較平實、深沉，隻要我們細細咀嚼，認真品味，就不難看到，幾乎每一首詩都有作者的淚痕、傷痕，都可感受到他心中的那股難以自抑的怒火……298第二十六章與長兄形影相依潯陽城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六月中旬，長兄幼文攜白氏家族中喪失父親的六七個堂弟侄從宿州符離來到潯陽。

幼文約於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任饒州浮梁縣主簿，在這個職位上幹了十多年。幼文離開浮梁縣主簿之任遷居宿州符離的具體時間，無資料可考。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春，居易、行簡尚在下邽，雖然為母丁憂早已期滿，但朝廷對二人一直不予起用。行簡為了全家人生計，於當年夏暫赴東川任幕僚之職。夏末秋初的一個雨夜，殘燈前的白居易，對親人泛起了深深的思念：“……骨肉能幾人，各在天一端。吾兄寄宿州，吾弟客東川。南北五千裏，我身在中間。”（白居易《夜雨有念》詩）由此可知，最遲在元和九年夏季前，幼文就已來到符離白家老宅居住。

白居易對同父異母的長兄幼文很敬重，稱讚他“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修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內，信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就是說，幼文很有德行，他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為人謙和謹慎，彬彬有禮。他的德行養成在家族中得到一致肯定，他的誠信在其朋友和同僚中有口皆碑。他的清廉正派和辦事能力體現在其從事的職務上，他的溫和善良以及寬厚的品格從其“酒德”（“酒德”，本指以酗酒為事或以飲酒為德，這裏指299幼文自己在酒宴場合逢“敬”必飲乃至逢飲必醉的豪爽但又不勉強江

州他人的寬厚———筆者注）中可以看出。由於職業關係，幼文應酬較司

馬白多，又喜酒，身體受到傷害，可能患有較嚴重的胃疾或肝、腎毛病。

居易從白氏家族現存的文字資料看，幼文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即或參加過，也未中第）。他大約是在父喪期滿後第二年（即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謀得饒州浮梁縣主簿一職的，時年四十六七歲，故白居易稱其“才及中年，始登下位”（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實際上，按照當時人們的平均年齡，不是“才及”中年，而是已過中年。

唐代官製，子孫因先世的功勳或官位而推恩賜官曰“蔭”。幼文既然未參加舉試，很可能就是因父白季庚的功勞和官位“蔭補”為浮梁縣主簿職的。

季庚生前官階為正四品上階，按規定，其子可蔭補正八品上官職。浮梁縣在唐為上縣，縣主簿官階為正九品下。幼文未能依製蔭補為正八品階之官職，後十多年也一直未能提職，很大的可能是由於其實際從政才能和文化程度上的原因。在《祭浮梁大兄文》中，白居易重墨讚揚長兄的人品和修養，但對其從政能力和為官建樹則沒有實際文字表述，至於文學才能更是隻字未提，反倒是將其“酒德”突出加以標榜，這不能不使人推測幼文在為官上存在著不足。

幼文在元和十一年提挈白氏家族諸院孤小弟侄來潯陽,主要可能出於兩方麵考慮：一是由於自己身體每況愈下，對將來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迫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與弟居易見上一麵。據白氏文集中的詩文資料，幼文與居易上次相聚還是在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地點在浮梁縣和宣城，時幼文約四十五歲，居易二十七歲。到元和十一年，幼文約已六十四歲，居易四十五歲，兄弟倆幾乎有十八年未謀麵。符離是白氏一族的第二故鄉，但祖父輩的墳塋都在下邽，“葉落歸根”，六十四歲的幼文決定將自家老小從符離遷歸下邽。幼300文與居易兄弟情深，他必須趕在動遷前與居易相會，否則，擔心再也第二

十找不到機會。二是為了安置好白家各房因喪失父親的堂弟侄。陳寅六章

恪先生講：“唐代文化和經濟的轉移，都是由北向南的。白氏一家的與長

謀生都是在江西、安徽一帶打轉，大約這裏要好些……看來下邽、浮兄形

影梁更苦，不然弟妹何以投奔江州呢。”（《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講席側相依

記》，劉隆凱整理）潯陽

城既然下邽生活條件艱苦，自己又將離開符離，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優越且物質生活條件相對較好的江州便是安置諸院孤幼弟侄的最好選擇。從一定意義上講，幼文這次攜孤幼堂弟侄來江州，實際上就是“托孤”，是他“後事”安排的一項重要內容。由此可以印證居易在祭文中對長兄的評價，幼文確實是一個忠厚、善良和有責任心的人。同時這也說明幼文對弟弟居易為人的深切了解和高度信賴。

對長兄一行的到來，白居易是非常高興的。他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寫給元稹的信中講：“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在目前，得同寒暖。此一泰也。”（白居易《與微之書》）在元和十一年八九月間寫給崔群的信中講：“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侄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粗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白居易《答戶部崔侍郎書》）手足之情，骨肉相聚之悅，溢於言表。實際上，雖說家中一下添了這麼多吃飯的人，但由於居易“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再加上江州物產豐饒，物價便宜，生活上也確實不存在多大問題。幼文到潯陽後，居易與他朝夕相伴，“形影相依”（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幼文非常關切弟弟的處境，講了許多寬慰、勉勵的話，這使居易很是感動，“死灰之心，重有生意”，增添了從人生苦難、生命沉淪中超拔出來的勇氣和信心。

301幼文來潯陽時，城區洪水尚未完全退，加之他身體不好，對林泉江

州之趣又不很看重，因此居易很可能僅陪其遊覽了城內的樓閣建築及司

馬白近郊的寺廟，沒有涉足更遠的地方。居易所居宅院比較寬綽，地勢也居

易高，在這次洪澇中沒有受到侵害，因而成了幼文在潯期間休憩和活動的主要場所。洪水退後，居易很可能還陪幼文去了東西二林寺朝香觀光。

那麼，幼文此行攜來的六七人是誰呢？白居易在給元稹和崔群的信中對此有兩種表述，一為“諸院孤小弟妹”，一為“孤幼弟侄”。說明來者為弟、侄兩輩，其中還有女性。白氏是一個大家族，居易在同輩中排行二十二，行簡行二十三，可見除了親兄弟外，堂兄弟、宗兄弟不少。

查閱白集詩文，能找到名字和行跡的有十餘人，如：三兄某，為某州郡武官職（居易任杭州、蘇州刺史時，三兄均曾隨往，很可能為此二州之武職）；六兄某，符離縣主簿，居易從祖兄；七兄崇嗣，居易叔父白季康長子，杭州於潛縣尉；傳規，白季康次子（不知具體排行），睦州遂安縣尉；十五兄白逸，為居易伯祖某之孫，烏江縣尉。鑒虛，白季康之女，居易之堂姐，自幼出家；敏中，季康之第三子，崇嗣、傳規之異母弟，居易之從祖父堂弟，官至宰相、中書令；高九，居易從祖兄弟，可能為白逸之弟；白皞，居易從祖兄（一說即白高九），行跡不詳；白昊，居易宗兄，曾任壽安（唐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洛陽市宜陽縣東南）縣令，畫家；敏巢，居易族弟，行跡不詳。另據居易《哭從弟》詩：“傷心一尉便終身，叔母年高新婦貧”，說明居易還有一位英年早逝的堂弟（可能為某親叔父之子），曾在某縣任縣尉。（以上具體排行次序均不詳）從以上行次分析可以看出，這些人都不可能此次隨幼文到潯陽。赴潯者必為較之他們年齡小很多的堂弟輩，限於資料，具體名字及行跡不得而知。

302白居易在《草堂記》一文中講：“……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第二

十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六章

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誌。”在《對酒示行簡》詩中他又講：“複有雙幼與長

妹，笄開未結縭。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說明此次隨幼文到潯陽兄形

影的有兩位妹妹，她們於元和十三年春季在居易的關愛下已喜結良相依

緣，丈夫都誠實可靠。由於居易並無親姐妹，這兩位妹妹肯定為其堂潯陽

城妹。

之所以斷定居易無親姐妹，是因為他在為叔父白季康寫的《唐故溧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並序》中對其後代有非常明確具體的文字交代：“公前夫人河東薛氏，先公若幹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號鑒虛，未笄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早皆夭。子曰敏中，進士出身。”白居易在為父親白季庚寫的《襄州別駕府君事狀》中對此亦有非常明確具體的文字：“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若季庚有女，居易有親姐妹，此狀中不可能不交代。通過《草堂記》和《對酒示行簡》詩，我們可以推知，隨幼文來潯的幾位堂弟，後來也都在江州結親成家，落地生根，世代繁衍生息。

至於他們的後裔，目前尚無考證資料。

隨幼文到潯陽的侄輩，有一位很可能為符離六兄的兒子。因居易在《祭符離六兄文》中曾寫道“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說明此子為孤幼，且家境十分困窘。幼文要攜諸院孤幼弟侄從符離到潯陽，對於與居易一家關係非常親近的六兄之遺孤，自然是首先應考慮的對象。另外，從白居易元和十二年寫的《祭浮梁大兄文》可以推知，幼文之子宅相這次也應隨父來到了潯陽。祭文中講：“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說明居易在江州見到了宅相，否則不可能303對其有“癡小”（即年少無知）的印象。後幼文離開潯陽經符離去下江

州邽，宅相亦隨之同往。十年後，由於居易出麵幫助，宅相謀到了彭澤司

馬白（唐縣名，屬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彭澤縣、湖口縣地）場官（鹽場之居

易官，負責管理鹽務）之職。可能由於實際文化程度的原因，宅相同其父一樣，亦未參加過科舉考試。

幼文在潯陽，心情非常愉快。他與居易久別重逢，有說不完的心裏話。他看到龜兒，猶如親眼看到了二弟行簡。看到諸院孤幼弟侄與龜兒、宅相一起歡聚，心裏暖意融融。想到這六七個弟侄從此生活有了著落，原來積鬱在心頭上的愁雲不禁被驅散得一幹二淨。特別是弟媳楊氏下半年生下女兒羅子，幼文更是笑逐顏開，為居易四十五歲終於有了自己的後人而高興。作為長兄，作為羅子的伯父，幼文無法抑製心頭的激動。

大約在本年底（抑或過完元和十二年春節），幼文即攜宅相回符離，然後舉家遷歸下邽。兄弟倆在潯陽江邊依依不舍，垂淚而別。白居易在《送幼文》（此詩詩題諸本皆寫為《送幼史》，誤。朱金城先生在其所著《白居易年譜》中標為《送幼文》，甚是———筆者注）詩中深情寫道：“淮右寇未散，江西歲再徂。故裏幹戈地，行人風雪途。此時與爾別，江畔立踟躕。”詩的大意是：淮西的叛亂未平，叛軍未擊敗，故裏（指宿州符離，白氏第二故鄉）現在還是戰場。您在我這裏剛過了年就執意要去那裏，沿途又是風雪，實在叫人放心不下。我站立在江邊，惶恐不安，茫然不知所措。

幼文從宿州符離來時走的是水路，即經濉河入大運河轉長江溯流而上到江州。回去的時候仍走的是這條路線，隻不過是方向恰恰相反。雖然水路比旱路要略長些，但比較安適，省卻了不少辛勞。對於年事已高且身體不好的幼文，這自然是最佳的路線選擇。幼文到下邽後，剛把家中事務安排妥帖，就病倒了。病情來勢很陡，前後不304到二十天就撒手人寰。所以居易講幼文“辭家未逾數月，寢疾未及兩第二

十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不想兄弟潯陽六章

一別，竟成永訣，白居易悲痛得難以自持。與長

接到報喪信後，他立即在家擺設靈位，在幼文座前放聲痛哭。閏兄形

影五月初十是幼文下葬的日子，居易又在長兄靈位前設酒食祭品，率相依

妻楊氏、侄龜兒及諸院孤幼弟侄等再次跪拜，並淚誦自己寫的《祭浮潯陽

城梁大兄文》。當讀到過去兄弟四人，骨肉親愛，如手如足，而今“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裏，行簡未歸”，自己“煢然一身，漂棄在此”，不禁趴伏在靈位前泣不成聲，“言不成文”。他向幼文的亡靈表示，一定將宅相當作親生兒子一樣看待，請長兄在九泉之下放心。後來居易果然兌現了這一諾言。

接到幼文亡故的噩耗，居易未能前往下邽奔喪，祭文中講是因為他是被貶之“罪臣”，“負憂係職，身不自由”。唐朝律令對貶官行止限製很嚴，規定不得擅離貶所，“稱遭憂奔喪者，宜令所司，先聽進止”（據《唐會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人》），實際上就是一般不予準許。因此，白居易講的不能奔喪的理由是確實存在的。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七年前，居易母陳氏逝世，幼文接到告喪後礙於生母與陳氏的關係，未能到下邽奔喪，當時居易心中很是難過。就算此次居易請求奔喪的報告會得到批準，可以肯定的是，他也絕不可能因兄弟情深而去下邽為幼文奔喪。這種深重難言的悲痛，使白居易簡直心如刀絞，肝膽欲裂……305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二十七章小池清心前文已述，白居易的住處在潯陽城西門外的一處官舍，北臨長江，背向湓水。宅北土崗上生長著青翠的竹林，竹石叢中建有一座茅亭（白詩中稱為“北亭”）。宅後有園，生長著各種花木。庭院寬綽，環境幽靜。白居易對自己的住處很是滿意，曾發出“偶獲此閑居，謬似高人跡”（白居易《北亭》詩）的讚歎。他有時退衙後登上茅亭，將頭巾、朝笏（又稱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製成，品官在上朝或上衙時用以比畫或在上麵記事，以備遺忘———筆者注）隨手一扔，脫去公服，在亭內的床席上或坐或臥，或酒或吟，或悠閑地搔頭撓發，隨心所欲，好不愜意！但作為一個深諳造園藝術的唐代文人園林藝術家，白居易又為宅園中缺少水景而感到美中不足。

中國古典園林至唐代已進入全盛時期，園林藝術趨於成熟，許多文人士大夫積極參與造園活動，經營宅第林園成了他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唐時戰亂頻仍，官場傾軋日益加劇，園林更成了士人潔身遠禍的理想之所。白居易非常喜愛園林，很講究居處的藝術，自言“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台，聚拳石為山，環鬥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白居易《廬山草堂記》）。意思是說，從年少到年歲大，無論是住茅舍（意謂貧寒時）還是居紅樓（意謂富貴時），凡是住過的地方，即使一天兩天，也常常要306用竹筐倒土築台，用小石堆疊假山，圈一小塊地方積水為池，其喜愛第二

十山水成癖竟到了這般程度！七章

白居易的這段話說明他不僅有很強的園林意識、很高的造園熱小池

情，而且對園林藝術的造詣也頗深。山、水、植物、建築是構成園林的清心

四個基本要素，置石壘山、理水泉脈、植物配置、建築營造是造園的四項主要工作。白居易的話實際上講的就是造園中的築山、理水。由於“園林是個‘小自然’，其景觀構成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優秀的園林藝術家，定要解決好以有限呈無限、以園內‘小自然’現無窮大自然的問題”，“通過眼前的壺天勺地領略到自然的無窮奧秘”。

（嶽毅平《中國古代園林人物研究》第四章《文人園林藝術家白居易》）所以，白居易的話又道出了造園需“化大為小、小中見大”的園藝原則，也就是說，“園不在乎小、山不在乎高、水不在乎深，重要的是使其與自然生機相通，一杯泓水就是一茫茫大海，一片假山就是高峻險拔、連綿逶迤的峰巒，從而將大自然的精華濃縮在小小的園林中”（同前）。

用造園“四要素”對照白居易在潯陽城西門外的宅園：宅北有土崗、竹林、茅亭；宅後園中有樹木、花草，應該說“山”、“植物”、“建築”三個基本要素都具備了，唯一缺少的就是“水”。園無水不活。水在中國古代傳統園林藝術中是不可缺少的、最富魅力的一種要素，被喻為園林的靈魂和命脈。沒有水，園林就很難顯現活潑的生機，少去許多意趣。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白居易於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在官舍內開鑿了一座小水池。池中間用白沙鋪底，四邊用青石壘砌，麵積一丈見方，深一尺多。雖然不大不深，但清幽可人，頗得“環鬥水為池”的園趣。微雨的清晨，池上泛起層層漣漪。夜幕輕垂，池中映出如銀的月影。宅園外不遠處就是萬裏長江，江水波浪連天，自是壯觀，307但在白居易眼裏，還不如自己床前這小小的池塘：它的清淺使人得江

州以親近玩弄，可滌除心中的煩憂。特別是秋天早晚時分，倒映在水中司

馬白的一片碧藍色天空，是那樣幽靜、澄澈、深邃，令人心如止水，濁事皆居

易忘，別有一番境界。白居易很是高興，將自己對小池的體驗、感悟融入詩中：官舍內新鑿小池簾下開小池，盈盈水方積。

中底鋪白沙，四隅甃青石。

勿言不深廣，但取幽人適。

泛灩微雨朝，泓澄明月夕。

豈無大江水，波浪連天白。

未如床席間，方丈深盈尺。

清淺可狎弄，昏煩聊漱滌。

最愛曉暝時，一片秋天碧。

境由心造，白居易認為自己營造的這處水境妙處就在“但取幽人適”。“幽人”，隱者、隱士也。此時的白居易，雖然沒有歸隱田園或退隱江湖的打算，他終生也未能如陶潛那樣真正成為隱士，但棲隱生活中的身心自適、超然無累已是他追求的人生至境。

到這年春，白居易已四十五，他看到頭上的白發一根根地從梳子下掉落，往日青春紅潤的麵容在鏡中不複再現，聯係自己人生遭際，剛從政時的那股銳氣也已被無情地消磨，心中很是愁寂與不甘：“今朝複明日，不覺年齒暮。白發逐梳落，朱顏辭鏡去。當春頗愁寂，對酒寡歡趣。遇境多愴辛，逢人益敦故。形質屬天地，推遷從不住。所怪少年心，銷磨落何處。”（白居易《漸老》詩）小池砌好後，白居易常常在傍晚時分來到小池邊閑坐。麵對寧靜、恬淡、與世無爭的池水，他的心境似乎也變得淡然了許多：“黑鬢308絲雪侵，青袍塵土涴。兀兀複騰騰，江城一上佐。朝就高齋上，熏然負第二

十暄臥。晚下小池前，澹然臨水坐。已約終身心，長如今日過。”（白居七章

易《約心》詩）他告誡自己，一定要堅持“平常心是道”的閑適之境，擺小池

脫世俗的牽累，樂以忘憂。清心

由於“置心為止水，視身如浮雲”（白居易《自覺二首》詩），白居易對現實中的困厄采取了忘懷得失一任窮通的態度，以獲取心理平衡：“盡日鬆下坐，有時池畔行。行立與坐臥，中懷澹無營。不覺流年過，亦任白發生。不為世所薄，安得遂閑情。”（白居易《詠懷》詩）友人為他仕途蹉跎歎息，他回答道：“……我本蓬蓽人，鄙賤劇泥沙。讀書未百卷，信口嘲風花。自從筮仕來，六命三登科。顧慚虛劣姿，所得亦已多。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省分輒自愧，豈為不遇耶？”（白居易《答故人》詩）他講自己出身卑微，入仕後所得已多，不為不遇，以通達的態度麵對不如意，以自足自適的胸懷調適自我。

白居易對自己在宅園中營造的這處水景很是得意，有時還特意在小池邊鋪好竹席，擺上酒，以詩為柬，邀鄰居夜話，一起分享秋夜池畔的清幽，體悟平常自在的樂趣：“小榼二升酒，新簟六尺床。能來夜話否？池畔欲秋涼。”（白居易《招東鄰》詩）小池鑿成後，白居易對所居宅園更加鍾愛。他把這裏當成自己療治心靈創傷的療養所，常常在竹石叢中的茅亭上休憩，“時傾一杯酒，曠望湖天夕。口詠獨酌謠，目送飛天翮”（白居易《北亭》詩）。夜靜更深，萬籟俱寂，他在亭內的床席上恬然獨睡。紗燈裏閃著殘燭的柔光，他睡得是那樣安寧，那樣適意，好像住宿在無塵的僧房，仿佛進入了無欲無念、無掛無礙的解脫境界：“悄悄壁下床，紗籠耿殘燭。夜半獨眠覺，疑在僧房宿。”（白居易《北亭獨宿》詩）由於宅園的環境好，又有崔能的特別關愛，白居易常常索性連晚衙（舊時官署長官一日早晚兩次坐衙，受屬吏參拜治事。晚間坐衙309稱晚衙———筆者注）都懶得去上，整日在住所看花觀竹，飲酒品茗，江

州還寫詩邀客看他在亭中與人對弈：“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閑官舍抵山司

馬白家。春風北戶千莖竹，晚日東園一樹花。小盞吹醅嚐冷酒，深爐敲火居

易炙新茶。能來盡目觀棋否，太守知慵放晚衙。”（白居易《北亭招客》詩）翻閱白集詩文，白居易將園林藝術運用於造園實踐，早在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時居易三十二歲）就有文字記錄。這年春，他任秘書省校書郎職，借居已故宰相關播私第之東亭處（位於長安朱雀門街東第五街常樂裏，今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亭的東南隅，原有許多竹叢，為關播在世時親手栽植。關播去世後，他人借居，綠竹任人斬伐，剩下不到一百株，且雜草叢生其間，“枝葉殄瘁，無聲無色”。

白居易入居後，即親手對其進行疏芟整理，使之“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據白居易《養竹記》），成為宅園中一處清幽秀雅的勝景。白居易將自己護竹經過以及賞竹心得寫成的《養竹記》，成為中國古今散文中竹記的名篇。

元和六年四月，白母去世，白居易辭去官職，回故鄉下邽“丁憂”。在“渭村”，他在自家茅屋旁新蓋房舍五六間，在庭院內栽種槐、榆、柳等多種樹木，有“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白居易《效陶體詩十六首》），“新屋五六間，古槐八九樹”（白居易《西原晚望》詩），為自己營造了一個空氣清新、心身自在、充滿田園情趣的居住環境。為了能遠觀山水，他還在宅院門口構建了一座簡易的觀景休閑亭台。這座亭台，與潯陽司馬宅中的北亭很相似，它離渭河百餘步，高數尺，平台上有一間茅屋，東西兩麵各開一個窗戶，南北各有一扇門，門上掛著蘆葦編織的門簾，屋中間鋪了一床竹席，床席上以清冷的白石為枕。這座亭台看似簡陋，卻很合白居易的心意，融入了他親近自然，享受自然，閑逸自適的情懷，白居易將“渭村”的自家宅園稱之為310渭水之濱的“別墅”。在這裏，他“開襟向風坐，夏日如秋時。嘯傲頗有第二

十趣，窺臨不知疲。東窗對華山，三峰碧參差。南簷當渭水，臥見雲帆七章

飛。仰摘枝上果，俯折畦中葵。足以充饑渴，何必慕甘肥”（白居易《新小池

構亭台示諸弟侄》詩）。清心

以上兩次造園實踐，前者可算得上是構園工作中的“植物配置”，後者可稱之為“建築營造”，而在潯陽司馬宅中開鑿水池，則屬於“理水”（或曰“構置水景”）工作了。從這裏可以看出，白居易將構園諸要素中的“理水”理念付諸造園實踐最早在江州，“從江州時期始，白居易便與‘小池’結下了不解之緣”（毛妍君《白居易閑適詩研究》第四章）。

司馬宅中開鑿水池後不久，白居易建廬山草堂，在草堂前開一小池，並在池中養魚種荷。五十八歲時，白居易在洛陽選擇“無塵”、“有水”的履道坊購園定居（宅園遺址在今洛陽市南郊的獅子村東北）。入居後，他對舊園進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其中修葺整理的重點便是建有占地五六畝的水池。這座水池，流動著活水，種有白蓮、紅蓮，養有紅鯉、龜、蛙等水族動物，繞池栽種桃、柳、鬆、槐及千竿修竹，非常幽致。白居易很喜歡這座水池，經常在這裏泛舟，閑坐，招客飲酒，賦詩彈琴，他稱自己是“愛水人”。

白居易對小池這種水景確實情有獨鍾，據粗略統計，白集中冠以“小池”、“池上”、“池邊”、“池畔”等語為題目的詩作就有四十六首。“水能性淡為吾友”（白居易《池上竹下作》詩），“林泉風月是家資”（白居易《吾廬》詩），這便是詩人熱心營造水景、愛水愛池的原因所在。

311江

州司

馬白

居易

第二十八章秋遊廬山隨著洪水的逐漸退去，潯陽城與長江邊、鄱陽湖畔以及廬山山麓連接的大小道路相繼恢複了正常通行，白居易決定此時將自己遊廬山的夙願付諸實踐。廬山，雄峙長江南岸，兀立鄱陽湖西北，方圓五百多裏，層峰疊嶺，幽穀深壑，銀泉飛瀑，雲海煙霞，峭拔奇秀。自西漢司馬遷登臨並首次將其正式見諸史籍，曆代名人騷客競相慕名造訪，儒、釋、道三教棲逸修真，各顯風流。至唐時，這裏已是頗負盛名的天下名山。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問，白居易不是在春季已先後造訪了東林寺、西林寺、寶稱寺和大雲寺等寺院並“尋泉上山遠，看筍出林遲。白石磨樵斧，青竿理釣絲”（白居易《閑遊》詩）麼？為何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還講本年秋才“始遊廬山”（白居易《與微之書》）呢？這是因為居易本年春遊的寺院及相關活動地，大都在潯陽城郊、廬山山麓、驛道或鄉道兩旁，未涉及廬山腹地。逶迤綿延的廬山九十餘座山峰，一座他也未曾登臨。因而，從嚴格意義上講，那次春遊算不上遊了廬山。

另外，本年秋的“始遊廬山”，是白居易對廬山首次進行的一次較為係統的遊曆活動。從白集詩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這次秋遊，或騎馬，或步行，或乘篼輿（用竹椅子捆在兩根竹竿上做成的簡易交通工具，也稱便轎），涉足範圍很廣，許多峰巒溪澗都有他的足跡；佛312寺、道觀、隱士幽居，不少處所留下了他的詩章。這次活動，對白居易第二

十體悟廬山，尋求新的精神寄托，使身心進一步從逆境中安頓下來起八章

了重要作用，對他後來的人生軌跡也產生了很大影響。白居易很看秋遊

重這次遊曆活動。這裏，擇其要者而述之。廬山

（一）經柴桑山，赴栗裏村，尋訪陶淵明故居到江州後，白居易對陶淵明其人其事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從而更加推崇他的人格和詩品。當他得知栗裏村（即陶詩文中講的“南村”）是陶淵明的故裏，即在一次往遊廬山的途中，特意取道拜訪。

栗裏村是一個很偏僻的山村，位於廬山南麓，般若峰西南，虎爪崖下。陶淵明四十一歲時因厭惡動蕩不已的亂世，不肯苟合官場的汙濁和拘束，向往自然淳真的人生，毅然棄官歸隱，回到自己的誕生地———上京老家居住。四十四歲時舊居遭火災，房舍燒光，一家人暫在門前的船上寄宿。四十六歲時陶淵明移居栗裏，六年後還歸上京，六十三歲時在貧病交加中逝世。陶淵明之所以在舊居被燒光後擇居栗裏，主要因為栗裏村陶姓村民原本就是上京宗族分出來的一支，兩地相隔不遠。陶淵明早就聽說這裏“多素心人”（據陶淵明《移居二首》詩），村民心地善良純樸，很好相處。

白居易翻越柴桑山（古山名，今江西九江市麵陽、馬首、桃花尖諸山之統稱，廬山餘脈），沿著蜿蜒的山路緩緩而上，跨過一條溪澗，踏過一名為“柴桑橋”的簡易石板橋，來到栗裏村。他諳熟陶淵明詩文，努力找尋詩文中描述的栗裏村和陶公舊宅風貌。經過四百多年的風風雨雨，“茅舍菊籬”的陶公舊宅早已蕩然無存，但栗裏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一）的田園意境尚依稀可見。村子裏居住的均為陶姓村民，白居易出於對陶淵明人格的敬仰和精神的緬懷，到他們家中一一登門313看望。

江州村民們告訴白居易，陶淵明移居栗裏時已有五個兒子，生活負司

馬白擔很重，加之火災、戰亂和自然災害，家境非常困窘。麵對來自多方居

易麵的壓力，他堅持躬耕自資，固窮守節。在栗裏，淵明寫出了表誌抒懷的散文名篇《五柳先生傳》和優秀田園詩作《移居二首》等。在栗裏，淵明與鄰人把酒話桑麻，與詩友登高賦新詩，用無弦的素琴彈奏自成的心曲，留下許多佳話。

村民們將白居易引領到村外崖下溪邊的一塊大石旁，告訴他，陶淵明來這裏後常乘篼輿往來廬山，借酒消愁，以酒釋懷，醉輒臥此石上，後人稱該石為“醉石”。醉石上有一凹印，相傳是陶公長期醉臥留下的枕痕。由醉石沿石澗攀緣而上約五十步，有一流泉激成的石池，池水清澈見底，村民言此為“濯纓池”，是陶淵明為寄托自己避世脫俗、高潔自守的心誌而命名的。他常常於勞作後到此滌鋤洗帽，然後悠然歸去。

村民們還告訴白居易，淵明的子孫雖然未出仕，沒有名聲，但其同姓後人都以陶公這樣的先賢感到無比榮耀和自豪。大家秉承他“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中語）之遺訓，一代一代世居於此，從沒有人願意遷徙出去。

白居易通過對栗裏陶村的實地探訪，聽了陶氏後裔的介紹，感慨不已。他認為陶淵明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堅持自己的節操，所遭遇的困難和承受的苦楚，比起古代伯夷、叔齊不知要大多少。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窮餓僅獨身一人。而淵明除了自己，還拖著家累。

即使困厄到“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陶淵明《詠貧士七首》詩）的地步，他也不應朝廷的征召，拒受與自己誌向不同官員的饋贈，此等風骨，真可稱作古今之“真賢”！

三年前，白居易在“渭村”閑居時，就曾懷著敬慕的心情仿效陶314詩風格，寫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天，他來到陶公故裏，仿佛陶淵第二

十明的崇高形象就在眼前，正用期許的目光注視他，他覺得自己不能八章

默默，遂以《訪陶公舊宅》為題，寫詩一首：秋遊

垢塵不染玉，靈鳳不啄膻。廬山

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

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

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

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

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

連征竟不起，斯可謂真賢。

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

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

昔常詠遺風，著為十六篇。

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

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

柴桑古村落，栗裏舊山川。

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

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詩中透露出白居易對陶淵明人生取向的欽慕與向往，他“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羨慕的是陶淵明能遺棄功名利祿，“老死此丘園”的情操。栗裏之行，進一步觸發了白居易的隱逸思想，他不願再為“塵網”所累了。“白居易自稱‘異世陶元亮’。元好問也說：‘陶淵明，唐之白居易。’綜觀白氏一生，他最喜愛而且受影響最深的詩人，315恐怕要算陶淵明了……從我國詩歌發展史看，陶詩在南朝評價並不江

州高，到了唐朝才開始受到推崇，而其中對陶潛的人品和詩歌都給予司

馬白了高度評價的，當首推白居易。從這種意義上說，白居易堪稱‘宋人居

易極尊陶詩的有力的前驅者’。”（蹇長春《白居易評傳》第九章）有些著述以白居易《訪陶公舊宅》詩序中有“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裏，思其人，訪其宅”一語質疑栗裏並非陶淵明故裏，認為既然是“過栗裏”，則說明舊宅不在栗裏。其實，這裏的“過”的適用釋義為拜望、拜訪、看望意，而非經過、走過的“過”。這裏的“訪”的適用釋義為詢問、查訪、探訪。因為陶淵明舊宅已蕩然無存了，到底遺址在何處，需要詢問、查訪。

《訪陶公舊宅》詩序這段話可以這樣表述：“這次遊廬山，特意經柴桑山，專程拜望陶淵明故裏栗裏村。我一向十分仰慕陶公的為人，因而到栗裏後便多方探訪其故居遺址……”白集中有《過李生》、《過鄭處士》詩，也都隻能做拜訪（或探望）李生、鄭處士解，而絕不能說是“經過”李生家、“走過”鄭處士住宅。還有一些文章認為，《宋書·隱逸傳》言“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裏要（“要”通“邀”，邀請意———筆者注）之”，說明栗裏不可能是陶淵明故裏。否則，龐通之（即龐遵）怎麼會帶著酒具在“半道栗裏”相邀呢？

這些著述疏忽了這句話前麵的一段文字：“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嚐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也就是說，新任州刺史王弘聞陶淵明聲名，想見識見識他，但未能如願。王弘聽說淵明喜酒，最近曾多次往來於廬山，便派淵明好友龐通之帶著酒具在上山的路上等候，並代他熱情相邀。結果，自己恰好在山南經栗裏通往廬山的途中與淵明相遇。王弘是義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受命以撫軍將軍任江州刺史的，到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尚刺江州（據《宋書·王弘傳》）。而陶淵明於兩年前（即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已離316開栗裏（一說在義熙八年，即公元412年就已離開栗裏），舉家遷還第二

十上京。因此，“半道栗裏”不能成為否定栗裏是淵明故裏的“依據”。再八章

說，白居易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一向對所到之處的山川形秋遊

勝、人文盛事非常重視，此時他到江州任上已近一年，不可能在不清廬山

楚栗裏是否是陶淵明故裏的情況下就貿然拜訪並寫詩寄懷的。

（二）宿簡寂觀，止煩遠囂廬山南麓金雞峰下，南香爐峰（廬山以香爐名峰者三：山北者為北香爐峰，開先寺、雙劍峰西南者為南香爐峰，在吳障嶺附近者為小香爐峰）東，雞籠山東北，紫霄峰南，群峰懷抱中有座規模宏大的道觀———簡寂觀，建觀者為南朝劉宋時的著名道士陸修靜。

陸修靜（公元406—477年），字元德，吳興東遷（今浙江吳興）人，三國東吳丞相陸凱的後代。陸篤好文籍，博精星象，心懷寡欲，好方外遊。青年時舍棄妻兒，遍遊名山，求仙學道。南朝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時年五十六歲的陸修靜來到廬山，見金雞峰下山水靈毓，是“托隱幽棲”、“濯穢歸真”的修煉佳境，遂在此構築精廬，名曰“太虛觀”。在太虛觀，陸修靜研經傳道授徒，采藥煉丹，長達七年之久，聲名遠播。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宋明帝連下三道詔書，請他去建康（南朝劉宋京都，今江蘇南京）講道，並專門為其修建了崇虛館。由於宋明帝“虛誠致禮，至於再三”，恭肅以待（唐·李渤《宋廬山簡寂觀陸先生傳》），陸修靜隻得告別太虛觀，前往建康。

在崇虛館，陸修靜仍心係廬山，關心支持太虛觀的建設和發展。

他奏請宋明帝為太虛觀禦賜道教經籍一千二百餘卷，並為此構建道藏閣，將所賜經籍以“龍篋貯之”，使太虛觀名望大增。由於陸修靜的苦心孤詣，太虛觀很快成為當時全國道教研究的重要基地、長江流域道教重要的宮觀、修煉場和南方道教中心。宋元徽五年（公元477317年），陸修靜在崇虛館去世，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前，他囑咐門徒將其江

州屍體用布袋裝殮運回廬山，投入太虛觀旁的山穀中。徒弟不忍露骸，司

馬白安葬於太虛觀後的山崖上。墳塋所在之崖，後人稱為“布袋崖”。

居易陸逝世後不久，朝廷賜給他“簡寂先生”（取“止煩曰簡，遠囂在寂”之意）的諡號，以褒揚其獻身道教的業績和虛空純淨、抱樸守真的高道之風。太虛觀亦因此更名為簡寂觀。唐朝為道教鼎盛時期，簡寂觀香火極旺，不僅求仙學道者紛至遝來（常住道徒多時達五六百人），且引得許多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競相尋訪憑吊，賦詩題詠。

白居易是一個忠實的儒家信徒，從小熟讀孔孟，有著急切的報國之心和強烈的進取意識。入仕後，由於逐漸體悟到官場險惡、社會複雜、人生艱難，開始仰慕道家順應自然、忘我自足、淡泊名利、任性逍遙的思想與行為。貶官江州的沉重打擊，使得他更注重研讀老莊，希求從其學說中得到精神慰藉和智慧開導。

在赴江州途中，他曾寫《讀莊子》詩，講述自己的讀後心得：“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為尋莊子知歸處，認得無何是本鄉。”在《詠意》詩中，他講來到江州後的一年裏，自己能夠擺脫人生負累，撐持到現在，就是得益於讀了《南華經》（即《莊子》）：“常聞南華經，巧勞智憂愁。不如無能者，飽食但遨遊。平生愛慕道，今日近此流。自來潯陽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黑白，但與時沉浮。朝餐夕安寢，用是為身謀。此外即閑放，時尋山水幽。春遊慧遠寺，秋上庾公樓。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身心一無係，浩浩如虛舟。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道教尊老莊為宗祖，白居易好尚老莊，道教對困厄中尋求自我救濟的他自然產生很大的吸引力。

這是一個深秋的黃昏，白居易慕名來到簡寂觀。此時，夕陽映照重巒，壁立的岩石上白雲悠悠，紅楓如醉，暮靄中的簡寂觀顯得更加318宏偉、靜穆、神聖。白居易懷著虔誠的心參拜觀中神像，瞻仰觀內外第二

十陸修靜當年修道時遺留下的禮鬥石、煉丹井、搗藥臼、洗藥池等遺八章

跡，當晚在簡寂觀住宿。秋遊

山林遠離塵囂的特有靜謐，觀中環境幽雅、殿宇莊重、經聲朗廬山

朗、仙樂悠揚的道教文化氛圍，使白居易很快進入了虛靜恬淡、自由愉悅的心理狀態，“忘掉了憂愁苦惱，忘掉了功名利祿，也忘掉了是非榮辱，由此也就體悟到了一種與世俗政治絕不相同的閑散寧靜的真趣”（尚永亮《貶謫文化與貶謫文學》第三章第四節《白居易走向超越的心理機製和途徑》）。白居易驚異自己暫息道門就能獲得如此忘我忘物、超然利害的心境，頓生終生歸隱的念頭：“岩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光引閑步，不知身遠近。夕投靈洞宿，臥覺塵機泯。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盡。暫來尚如此，況乃終身隱。何以療夜饑，一匙雲母粉。”（白居易《宿簡寂觀》詩）夜宿簡寂觀，又使白居易動了要習道悟道的心意。

從此，白居易多次出入道觀，拜訪道士，並試著向煉師學習煉丹燒汞。就在訪栗裏陶村和簡寂觀不久，他即獨身一人攀岩涉澗，到廬山深處尋訪李道士和王道士。在《尋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詩中，白居易再次表白自己“飽諳榮辱事，無意戀人間”的心跡。在《尋王道士藥堂因有題贈》詩中，他也透露出自己想試學煉丹的願望。但此時，“陶巷招居住，茅家許往還”（白居易《尋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詩），究竟是選擇陶淵明式的田園之隱，還是選擇道家的靈洞之隱，白居易尚未拿定主意，他還在思考，探尋……（三）五老峰下探隱士幽居白居易剛到江州任上的當年冬季，曾有一慕名前來的隱士登門造訪。此人姓元名集虛，河南人氏，因在同族兄弟輩中排行十八，又319名“元十八”。元集虛為人寬厚曠達，樸實真率；治學淵博通達，融會江

州司貫通，自成係統。當時許多學習儒家學說的人，就排斥老子；學習老馬

白子學說的人，又貶損儒家，“道不同不相為謀”。元集虛能把以前那些居

易有歧義的學說加以集中，逐個進行比較，將有異議的去除，留下相同的，“通而同之”，發揮各種學說的長處，使其和孔子的學說殊途同歸，都可以符合孔子學說的旨趣。他很有才幹，很有魄力，也很重品節，從不拿自己的學術追求去迎合世俗，而是一心一意效法前賢，以柔自守，不露鋒芒，不與人爭。（據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被尊崇為“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愈、柳宗元對元集虛都很賞識，韓愈曾與元集虛“旬日同食眠”，“感謝情至骨”（語見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詩）。柳宗元在永州時留元集虛一住就是三十六天，意在讓他係統陳述學術觀點，以便對自己隨時進行指點。可是朝廷對這樣出類拔萃的人才並不器重，僅授其一協律郎職（協律郎，唐官職名，階八品上，“掌調和律呂，監試樂人典課”），讓他當了一名樂官。

元懷才不遇，於十年前（貞元年末、元和年初）來到廬山，在五老峰下的相辭澗隱居。

五老峰，位於廬山東南，五峰峙立，狀若五老並坐，俊偉雄奇，為廬山諸峰之最。相辭澗，五老峰東北山下的一條溪澗。相傳玄宗時宰相李林甫的女兒李騰空和蔡侍郎的女兒蔡尋真在廬山修仙煉丹，術成，二人於此澗上辭別，故名。相辭澗兩岸翠嶂青峰，穀中紫氣蒸騰，溪嵐漠漠，樹影重重，鳳尾森森。澗內棋布著各色漂亮的鵝卵石，潺潺的溪水蜿蜒流過，似漱玉浮花……唐時不少人為這裏幽深秀麗的景色深深吸引，先後來此隱居。如，盛唐時李白在相辭澗後不遠處的屏風疊（五老峰東北之山，九疊如屏風，故名，又稱九疊屏）下結草為廬，築台讀書；中唐時李逢吉在相辭澗旁的折桂寺（亦名折桂庵）刻苦攻讀，準備應試，後來即中進士，由隱而仕，並於元和、長慶年間兩320度為相；號稱廬山“山中四友”之一的楊衡也曾在此隱逸。第二

十元集虛來廬山後，即選定相辭澗棲遁，一方麵盡情享受林泉之八章

趣，一方麵繼續深造自己的學問，以蓄誌待時。他不相信自己沒有實秋遊

現“兼濟”抱負的機會。就在白居易到江州的頭一年（即元和九年，公廬山

元814年），元集虛還專程去了一趟南方，“曆營道（營道，縣名，今湖南道縣），觀九疑（九疑，即九疑山，也作九嶷山，又名蒼梧山，在湖南寧懷縣南），下漓水（漓水，即漓江，今廣西境內），窮南越（南越，指今廣東、廣西一帶）”（見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跑了很多地方。此行目的，主要是尋訪並登門請見當地權貴、名流，希冀得到賞識和推薦。但此行元集虛可能沒有擇到真正的明主，抑或當時確實沒有合適的職位，他又不願降格屈就，不久又回到了廬山，回到相辭澗，繼續悠閑自得的隱逸生活。

元集虛的造訪在白居易的腦海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元集虛欲仕時則積極爭取“入世”，不考慮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不得誌時則毫不猶豫地選擇林泉，決不屈心。這種適性任情、灑脫無拘的生活態度和生存方式，使白居易受到很大啟發和觸動。這次秋遊，白居易決計回訪這位在江州新結識的朋友。

一天清晨，白居易騎馬從潯陽城出發，沿著當時的驛道，先向西郊方向行進，然後折轉東南，經三四十裏丘陵地段，來到廬山腳下。

緊接著，他舍馬步行，向半山腰的吳障嶺攀登。吳障嶺，廬山的北大門，古代吳、楚二地分界，素有“吳楚雄關”之稱，是唐時潯陽城陸路通往廬山東南麓和鄱陽湖的必經關隘。雖說連接這裏的路也叫驛道，但嶺峻峽隘，石級曲折回環，很是難走。白居易登上嶺顛，見湖光山色、林泉瀑石，盡收眼底，不覺胸襟頓開。稍事休息後，他又沿著崎嶇的石徑向山下走去。約莫中午時分，他來到嶺下的石牛山（此山山體為花崗岩，因形酷似一臥躺著的水牛而得名，又號臥牛山）。石牛321山南，即為相辭澗。

江州白居易親臨元集虛溪居，使元十分高興。他頗為得意地引領白司

馬白居易參觀自己居住的草廬、溪亭及周圍環境，用自家釀造的米酒、自居

易己在澗溪中捕撈的石魚（棲息在水中石岩上的小魚，體色透明，無鱗，肉質鮮嫩，廬山獨有的土特產———筆者注）和當地產的稻米煮的精米飯招待白居易，並留其在溪居住宿。白居易置身於此，透過水檻山窗觀賞山溪煙嵐、密密叢林，那火紅的晚秋霜葉，微風送來蓮蓬的陣陣清香，高臥時枕上聽到的千年鶴鳴，暢飲時酒杯中映現的五老峰倒影……這一切都令白居易為之心醉，他親身體悟到了隱逸生活的恬淡愜意：題元十八溪居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窗次第逢。

晚葉尚開紅躑躅，秋芳初結白芙蓉。

聲來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峰。

更愧殷勤留客意，魚鮮飯細酒香濃。

此後，白居易又多次到相辭澗，元集虛也常去白居易在郡城的住所，兩人詩詞唱和，言誌抒懷，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通過交往，白居易對元集虛如詩如道、亦隱亦禪的人生越來越歆羨，越來越向往。

他在《題元十八溪亭》詩中說，過去自己對元集虛的人生選擇不理解，到幽居實地探訪後，才“了然知所以”：“宿居石溪亭，潺潺聲滿耳。飲君螺杯酒，醉臥不能起。見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他甚至認為，元集虛在江州十年間生有三個兒子，亦是得益於廬山的山水靈氣，因而發出“愛君三男兒，始歎身無子”的感歎。此時，白居易非常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棲隱地、這樣的溪居……“自古才難共命爭”。蒼天雖給了元集虛“才命”，卻沒有賦予他“時命”。兩年後（即元和十三年夏），時任桂管觀察使的裴行立（桂322管，唐時桂林地區的代稱。唐置嶺南西道，於桂州置桂管經略觀察第二

十使，管桂、蒙等十五州。裴行立於元和十二年調任桂管觀察使———筆八章

者注）從好友柳宗元處了解到元集虛的才學和操守，特聘請元任幕秋遊

僚，並對其待遇做了非常優厚的安排。裴行立文武兼備，為人有氣廬山

節，重信用，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封疆大吏。白居易認為裴行立是一位值得跟隨的“賢侯”，勸元集虛不要因依戀相辭澗的林泉而錯失施展經綸之誌的機會。元集虛聽從白居易的建議，出山赴任。果不出白居易所料，裴行立在任上平叛功勳卓著，治政威聲風行，百姓稱道，不久朝廷又命他代為安南都護。然而，“行高於人，眾必非之”，裴行立的“銳於立功”（《新唐書》語）表現很快遭到佞臣的詆毀和平庸之輩的誹謗，朝廷將其免職召還。裴行立悲憤交加，死於回京途中，時年四十七歲。裴行立的悲劇是對元集虛隱居蓄誌理想的毀滅性打擊，他壯誌難酬，對現實世界徹底絕望。從此，人們再也找不到元集虛後來人生軌跡的文字記載。從九江地方誌可看出，元集虛沒有再回廬山，沒有回到他曾隱居了十多年的相辭澗溪居。長年汩汩而流的澗溪仿佛是對他生命荒廢的聲聲歎息。

（四）寄寓東、西二林寺，遍遊山西北勝景，對北香爐峰下林泉“愛不能舍”秋遊廬山期間，白居易多次騎馬到東林寺、西林寺投宿。有時宿一晚即回郡城，有時一住就是幾天。從白集詩文反映的情況看，這段時間白居易投宿較多的是西林寺，與長老交往較多的是東林寺。白居易經常在西林寺歇息，到東林寺拜訪高僧，有時則在東林寺向禪師請教禮佛，徹夜長談。這可能與西林寺地處僻靜，有“荒野之趣”，而東林寺規模恢宏、擁有一大批高僧長老有關。與白居易結交的兩寺長老有：神湊、齊朗、智滿、士堅、法演、利辯、道建、道深、神照、雲323皋、息慈、寂然、懷縱、如建、宗一、衝契、智則、智明、太易、至柔、元江

州審、元總等。

司馬

白在僧侶的陪伴下，白居易在東林寺拜謁了安葬晉代著名高僧、居

易淨土宗初祖慧遠的遠公塔，遍遊了宏麗的殿宇建築和如林的寺內勝跡。寺前的虎溪橋是當年慧遠“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專心修行的見證，“送客不過虎溪橋”的掌故就誕生在此。同時，這裏也是廬山賞月的一處絕佳處所。白居易不止一次地在月白風輕之夜來到虎溪橋，麵對潺潺環流的溪水，凝望天上纖塵不染的明月，追懷慧遠遁跡廬山、息心研佛的遺韻流風。

在西林寺，白居易還拜謁了安葬晉代著名高僧慧永的永公塔，登臨了唐玄宗敕建的千佛塔（亦稱西林塔、磚浮屠），瞻禮了南朝梁代畫家張僧繇畫的毗盧像和梁武帝賜蹙線缽袋等寺中珍藏。名刹佛境的濡染、與眾多名僧的頻繁交往，使白居易對佛教的信仰進一步加深，並由此開始了對西方淨土的向往。

四十歲以前，白居易受當時大環境的影響，也接觸過佛教，寫過一些談禪的詩文，但總的來說，對佛說之義的理解還比較膚淺，對禮佛並沒有真正的興趣。在很多情形下，他是完全基於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對佛教采取排斥和否定態度的。如三十五歲時，白居易就明確主張抑佛，認為“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白居易《策林》六十七《議釋教》），害國害民。三十八九歲時，白居易作《兩朱閣》詩，批評佛寺太多、寺院侵占平民土地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到了四十歲時，居易母親猝然不幸身亡，緊接著愛女夭折，自己又疾病纏身，接踵而來的打擊使白居易精神上陷入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迷惘。為了解脫憂傷，擺脫厄境，他認為唯有選擇空門。於是，他發願皈依佛教：“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為止水，視身為浮324雲……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白居易《自覺二首》詩）從此，他第二

十開始皈依禪宗，修習坐禪。這次貶謫江州，“俟罪潯陽”，來到廬山，特八章

別是寄寓東、西二林寺後，身處逆境的他更覺得隻有篤信佛教，冥報秋遊

淨土，用禪理調整自己受挫的心理，用靜坐修持解脫煩惱，才有可能廬山

化解現實的憂患，隨遇而安。可以說，這時“佛教信仰對於他，既是現實的逋逃所，也是人生的新境界；既是自我屏翳的迷霧，也是自我認識的金篦”（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中《白居易的佛教信仰》）。

基於這樣的認識，白居易此時有意識地將佛教信仰融入到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對禮佛也顯得很是虔誠，唯恐哪裏有不到之處。一次，白居易騎馬到西林寺，可能第二天在郡城另有他事，因而住宿了一晚即回。這原本是一件很尋常的事，可他仍寫詩自省：“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白居易《宿西林寺》詩）柴桑令，指劉程之（又名劉麟之），漢朝楚元王之後裔，東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時任柴桑縣令。參與慧遠“白蓮結社”後，他無心仕途，於東晉元興三年（公元403年）冬，借丁母憂為由棄柴桑令，改名劉遺民，於西林寺澗北別立禪院隱居，從此寄情山水，一心向佛，為蓮社“十八高賢”之一。白居易在詩中講自己雖心向淨土，但與昔柴桑令劉遺民比起來還相差很遠。劉遺民能夠棄官不做，養誌安貧，虔心誦經念佛，以泉石自娛，而他還擺脫不了官場羈絆，在寺僅住了一晚就返回府署。

實際上，此時的白居易也還確實難斷“俗緣”，在“仕”與“隱”的取向抉擇上仍存有矛盾，內心交錯著許多複雜的情緒。在《宿西林寺，早赴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二十二員外》詩中，他向時任禮部員外郎的好友崔韶訴說道：“謫辭魏闕鵷鸞隔，老入廬山麋鹿隨。薄暮蕭條投寺宿，淩晨清淨與僧期。雙林我起聞鍾後，隻日君趨入閣時。

鵬晏鳥高低分皆定，莫勞心力遠相思。”意思是說，我自遭貶告別朝廷，325與同僚分開後，常常孤獨一人在廬山與麋鹿相伴。寂寥冷落的傍晚江

州到西林寺投宿，曉星隱沒的清晨到東林與寺僧會麵談心。今日是單司

馬白日，此時此刻寺鍾已敲響，我按預先約定的時間趕赴東林會見智滿居

易上人，而您崔員外正小步快走到金鑾殿上朝麵君（安史之亂後，由於四方多故，自唐肅宗開始，皇帝都是隻日臨朝，雙日不坐———筆者注）。我們倆現在一個是京官，一個是逐臣；一個如大鵬，一個如小雀，地位高低不可比擬。這都是命中緣分注定，請您不要對我太掛懷，老是思念遠在江州的我。詩中雖勸友人“莫勞心力遠相思”，但自己淒惻抑鬱之痛、不甘沉論之心和強烈的盼歸情懷溢於言表。

如何解脫這些難恕之情、難遣之理呢？白居易的廬山西北勝景遊意外使他找到了“自我認識的金篦”，這就是皈依佛門與皈依自然的融合。他與僧侶結伴，從東西二林寺出發，循山麓南行，先後經古驛道遊石門澗、錦繡穀；經化城寺，抵北香爐峰。石門澗，因天池山與鐵船峰對峙如門，內有瀑布終年垂落而得名，是廬山西部一條最長、最寬、氣勢最大的溪澗。山澗內奇峰簇攢，疊嶂屏立，怪石嶙峋，飛瀑奔湍，清泉澄潭，雲蒸霧繞，風景極為幽美。

東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早春的一天，慧遠率弟子三十餘人清晨從東林寺出發，到石門澗遊覽，“援木尋葛，曆險窮崖”，整整一天“眾情奔悅，矚覽無厭”，直至“太陽告夕”方歸。慧遠從山水之樂中體悟出佛學理趣，寫出了融佛理於自然的《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並序》，並在石門澗岩壁上題寫《遊石門》詩，向世人告白自己遊心於佛禪玄理中的無恨幽趣。白居易來到石門澗，尋訪慧遠當年遊蹤，發出“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白居易《遊石門澗》詩）的感歎。錦繡穀，由大林峰與天池山交彙而成的平底陡壁幽穀，因四時花繁似錦而得名。特別是春季，這裏杜鵑花盛開怒放，燦爛如熾，芬芳四溢，整個山穀猶如潑了馥鬱的醇酒一樣，令人心醉神迷。

326化城寺（化城，佛教語，一時幻化的城郭，比喻小乘所達到的境第二

十界。後亦稱佛寺為化城。廬山有上、中、下三個化城寺，此指上化城八章

寺，寺在北香爐峰西側、講經堂北———筆者注），為東晉高僧慧遠所秋遊

建，“林巒極幻”，“古木千章”（查慎行《廬山紀遊》），“樓閣隱隱在雲廬山

靄中，有若圖畫”（陳舜愈《廬山記》）。北香爐峰，在東林寺南，化城寺東側，“孤峰獨秀起，遊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眾峰殊別”（慧遠《廬山記略》），峰形園聳，遙對東林寺，恰如紫煙禮佛的香爐。香爐峰北麓有一寺，名遺愛寺（又名紫雲庵），亦為慧遠創建。寺西側有一草堂遺存，是貞元年間鄭弘憲的隱居之所。鄭弘憲曾任殿中侍禦史，很有文學才華，因厭倦宦海，到此結草為廬，人稱遺愛草堂（韋應物於貞元元年即公元785年任江州刺史，兩年後奉調入朝。他有詩講鄭弘憲“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可見此草堂當建於貞元元年前不久，抑或在貞元二年以前。惜草堂營建後不久，可能由於不適應隱棲生活的艱苦，或者由於疾病的原因，鄭弘憲就離開了人世。至白居易到此時，該草堂曆經三十多年的風吹雨打，早已破敗不堪，實際上僅是一處廢址———筆者注）。

白居易一路走來，沿途山水的詩意禪境讓他眼界大開。當來到香爐峰下遺愛寺旁時，他不禁為這裏“雲水泉石，勝絕第一”（白居易《與微之書》）的絕妙景物怔住了，“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白居易《廬山草堂記》）。本來，通過這次秋遊，廬山勝景已令白居易為之傾倒，覺得“匡廬奇秀，甲天下山”（白居易《廬山草堂記》）。現在，看到這裏“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同前）。簡直使他“愛不能舍”（白居易《與微之書》）。隨行的東林、西林、遺愛三寺長老看出了白居易的心跡，他們長年涉足香爐峰下，對這裏的林泉之趣自有更多的體悟，因此力邀白到此幽居。

古往今來，多少名人學者都盛讚“廬山之美在山南”、“廬山之美327在東南”，白居易從親身體驗和自己獨特的審美視角，感到北香爐峰江

州”，“其境勝司下，遺愛寺旁，東、西林寺之東側，“雲水泉石，勝絕第一馬

白絕，又甲廬山”，這無疑是講“廬山之美在（山）西北”！基於這樣的認居

易識，他對三寺長老的相邀自然持首肯態度。這年秋冬，白居易在多篇詩作中都流露出自己擬在北香爐峰下、遺愛寺旁隱逸的意願。這說明，在白居易心目中，這裏是皈依佛門與皈依自然相融合的理想地，是亦官亦隱、修養身心、療治精神創傷的最佳去處。這是白居易此次秋遊廬山的最大收獲。

廬山

北香

爐峰

328第二十九章千古絕唱《琵琶行》深秋的一個夜晚。

潯陽江邊，楓葉、荻花在晚風中瑟瑟飄曳，茫茫的江水裏沉浸著清冷的月影。白居易騎馬從郡城出發，沿著江岸來到湓浦口（即龍開河口，湓水入長江處），為一位即將離開潯陽的朋友送行。

湓浦口，避風的天然良港。夜幕下，碼頭上帆檣林立，舟船雲集。

依次停泊的大小船隻中，有驛舟，有漁船；有供出租的客舫，更有許多載運貨物的商船。商船中，又以轉運漕糧、茶葉、食鹽、瓷器等物資的大型船隻居多。此時，港灣中白天的各種喧騰聲已漸次停息，一切都複歸寂靜，隻有少數船頭上掛的燈籠還在投放著幽幽的淡光……白居易下馬走進朋友的船中，命隨從擺上預先備好的酒食為其餞行。送別宴上，主人與客人舉杯對酌。由於沒有音樂助興，再加上蕭索的秋夜，倆人盡喝著悶酒，心中更覺淒楚，很快就差不多都醉了。就在將要分別時，忽然聽到鄰舟中有人在彈琵琶。白居易深諳音律，從清脆、明亮、流暢的悅耳弦聲，嫻熟純正的演奏技藝，斷定演奏者必來自京都長安。這使得他即刻興奮起來，忙命船家將船移向那彈琵琶的船，讓隨從前去邀請彈奏者。

與此同時，他又讓人撥亮油燈，添加酒菜，重新開宴，以迎候那位琵琶高手的到來。琵琶彈奏者乘坐的是販茶的大船，白居易乘坐329的是朋友租來的小客舫。經“千呼萬喚”，彈奏者“猶抱琵琶半遮麵”江

州（白居易《琵琶行》詩），從大船中慢慢走出來，下至小船上，然後為詩司

馬白人做了精彩的演奏。詢問此人身世，果是原長安城著名歌伎，曾向居

易穆、曹二位名師學彈琵琶。年長色衰後，以往朝跟暮從的公子王孫便拋棄她另尋新歡。琵琶女青春難再，隻得委身於一個商人（實際上為妓妾“外婦”，非正妻，僅“同居”而已———筆者注），離開長安漂泊淪落在江湖之上。“商人重利輕別離”（白居易《琵琶行》詩），前月到浮梁（浮梁，縣名，唐屬饒州，今江西景德鎮市浮梁縣）采購茶葉，留下她在此孤零零地獨守空船。

聽罷琵琶女坎坷身世的敘述和高超的彈奏技藝，白居易對她的人生遭遇表示無限同情。同時，他立刻聯想到自己的仕途淪落，不由得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即寫下一首六百一十六言的長詩，“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唐宋詩醇》）。這就是被譽為千古絕唱的《琵琶行》。

《琵琶行》是白居易繼成功創作長篇敘事詩《長恨歌》後又一長篇傑作。它一經問世，立即在當時社會上廣為傳誦。在作者生前，已經是“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詩）。千百年來，《琵琶行》一直膾炙人口，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元代戲曲家馬致遠曾將此詩改編成《青衫淚》，清代戲曲家蔣士銓亦據此詩寫成《四弦秋》。在國外，如日本，也傳誦這首詩，並將其改編搬上了舞台。

近代和現代，《琵琶行》的思想藝術成就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更高的評價。有的認為，“因為《琵琶行》寫的琵琶女屬於社會下層，所以《琵琶行》比《長恨歌》有更強的思想性，有更大的社會意義”（李希南、郭炳興編著《白居易詩譯釋》中《琵琶行》“簡析”）。有的認為，“由於琵琶女身上有著作者的影子，因此，詩人在作品中傾注的真情遠330遠超過了《長恨歌》，而這正是整首詩歌所能獲得成功的關鍵”（朱金第二

十城、朱易安《白居易詩集導讀》中《琵琶引》“題解”）。霍鬆林先生講：九章

“五十年代後期，我曾經跟蘇聯研究白居易詩的專家艾德林談過白千古

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艾德林認為後者勝過前者。”（霍鬆林絕唱

︽《白居易詩選譯》“前言”）琵琶

行那麼，《琵琶行》的思想藝術成就具體表現在哪裏，它能感動千︾古讀者的奧秘究竟是什麼呢？綜合曆代詩評家和當今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評述，筆者認為主要在於：第一，詩的主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典型性。詩中成功地塑造了琵琶女和詩人自己（即詩中的“我”）兩個鮮明生動的藝術形象。

琵琶女身懷絕技，年少時曾名噪京師，紅極一時：“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白居易《琵琶行》詩）可當她年長色衰，即被繁華的京都生活所拋棄，隻落得“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給商人婦”。“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在寂寞幽怨中苦熬歲月。這個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被侮辱、被損害的樂伎們、藝人們的共同命運。詩人自己滿腹經綸，有遠大抱負，曾“十年之內，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白居易《與元九書》），“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儀”（白居易《初授拾遺》詩）。正當他許國忘身，奮發作為時，竟因觸犯了封建官場的“潛規則”而蒙冤遠貶，“謫居臥病潯陽城”。這個形象，深刻反映了封建社會中被壓抑、受排擠的正直文人的共同命運。

琵琶女和詩中的“我”，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普遍代表意義：一個在生活上被拋棄，一個在政治上被拋棄，雖然兩人社會地位不同，但都是懷才不遇，無過被棄，以致淪落天涯。詩人將二者緊密結合起來，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331慨歎，說明他們的不幸在當時並不是個別現象，從而揭示出造成成江

州千上萬有才能的文人和藝人悲劇的社會根源。這樣的主題，自然使司

馬白得許多在封建社會製度下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同病相憐，同聲相居

易應；自然會使千古落魄者推己及人，激起感情上的共鳴。千百年來，這種始發於詩人與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喟共鳴，已引發千千萬萬懷才不遇者的強烈共鳴，“成為後世飽經滄桑的人邂逅時的共同感受”（陳才智《白居易》中《琵琶行》“句解”），成為同命運者與知音者心靈感應的一種文化現象。也正由於此，“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成了人盡皆知的經典名句。

第二，該詩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節，高超的敘事技巧。我國古典詩歌中，長篇敘事詩特別是七言長篇敘事詩不夠發達，元白之前文人敘事詩很少有曲折複雜的情節。“等到元白登上詩壇，敘事詩才真正故事化了。”（餘恕誠《唐詩風貌》第十章《唐代敘事詩與敘情長篇》）陳友琴先生講：“直到白居易，方才有首尾詳盡、情節曲折、布局完整、頗有劇情的故事詩”，“這些像小說的詩歌，最是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形式。《長恨歌》、《琵琶行》之所以能千古傳頌，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陳友琴《長短集》中之《白居易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征》）《琵琶行》中，琵琶女由曾火爆走紅京都長安到漂泊淪落江湖的經曆本身已構成一層故事，詩人由京城貶居江州的遭際也構成一層故事。詩人因江邊送客而聽聞琵琶聲，由循聲尋訪而邀請琵琶女，見琵琶女而請演奏，聽演奏而問身世，知身世而生感慨，到再次演奏、滿座掩泣，直至“為君翻作《琵琶行》”，更是一個敘事完整、具有動人情節的故事。這三方麵的故事結合，構成了“首尾詳盡、情節曲折、布局完整、頗有劇情的故事詩”。

在這首“故事詩”中，首句“潯陽江頭夜送客”七字，以極簡練的筆墨點明地點、時間、人物和事件。接著以“楓葉荻花秋瑟瑟”一句烘332染環境，進而寫“舉杯欲飲無管弦”的遺憾和“醉不成歡慘將別”的離第二

十愁，使整個故事一開始就染上淒涼傷感的色彩，並為情節發展創造九章

了條件，為主人公琵琶女的出場做了鋪墊。在此基礎上，該詩按時間千古

發展順序進行，逐層深入，環環相扣，曲折有致，各部分緊緊相連，渾絕唱

︽然一體，不愧是一首“像小說的詩歌”！詩中對琵琶女的身世和作者琵琶

行自己謫居生活，均采用自訴式和第一人稱抒寫，把讀者帶入這些悲︾劇情節的特定境界，使之有如親臨其境，親耳所聞，大大增強了“故事詩”的藝術感染力，有效地凸現了“同是天涯淪落人”這一主題。為了使波瀾曲折的故事情節能層層相生，過渡自然，首尾一貫而緊湊，詩中還巧妙地把琵琶女的三次演奏作為貫串全詩的主線。

第三，該詩表現了作者驚人的語言藝術才能。一是對人物的刻畫非常生動形象。“作者善於捕捉住具有代表性的細節，以極為簡練、準確的語言把人物的情態和心理形象地描繪出來。”（褚斌傑《白居易》，載呂慧鵑等編著《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二卷）如琵琶女出場時的情景：“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詩句中的“欲語遲”、“始出來”、“半遮麵”等細節，極其傳神地描寫了琵琶女作為女性在生人麵前表現出的羞怯、靦腆和矜持，作為久曆風塵、有著滿腹淪落之恨的藝人此刻欲出不出、欲語還休的複雜矛盾心理。後兩句由此成了曆代傳誦的名句，並被人廣為引用或借用。

又如“沉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句，描繪出琵琶女彈奏後擬向主人和客人自敘身世時的神態。麵對關於身世的詢問，她“沉吟”，心裏很痛苦，不知該如何回答。“放撥”、“整頓衣裳”、“起”（琵琶女彈奏時是坐著的，因要回答詢問而站立———筆者注）、“斂容”等一係列動作和表情，表明她克服了內心矛盾，正調整情緒，決心一吐為快。又如“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句，則栩栩如333生地展現出一個才貌雙全、見過世麵、很有教養的藝人在官員、客人江

州麵前的行為舉止。“良久立”說明她在“我”感傷歎息和訴說時一直恭司

馬白恭敬敬地站著。“卻坐促弦”說明她據“我”之“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居

易翻作琵琶行”的請求後又回頭重新坐下，調整絲弦。“弦轉急”，說明琵琶曲較之前更加淒切悲慟，從而巧妙地寫出了琵琶女與詩人內心複雜感情的契合。由此向“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結句的過渡，說明詩人對琵琶女的彈奏曲感慨最深，產生的感情共鳴超過了在座所有的人。

二是以情敘事，以景托情，辭情並茂，淒厲動人。詩中三處關於江月的描寫可謂神來之筆：第一處，“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借秋江月影烘托主客惜別時黯然神傷的心緒；第二處，“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以萬籟俱寂、隻見江月的誇張來反襯琵琶聲的妙絕，聽眾的屏息凝神，使人置身在淒美的環境裏並由此產生出種種揣想；第三處，“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以孤月、寒江、空船之景渲染琵琶女孤寂、淒苦和哀婉蒼涼。

詩人還以“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吐血猿哀鳴”這樣的句子渲染自己謫居潯陽的痛苦，表達渴望歸京還鄉的急切心情。由於《琵琶行》“詩中以人物心理感受為本位，創造出一連串情景交融的意境”（餘恕誠《唐詩風貌》第十章《唐代敘事詩與敘情長篇》），因而該詩全篇洋溢著極其濃鬱的抒情氣息，是一首寓情於敘事中的典範作品，其“在意境的深遠、聲情的瀏亮、色彩的鮮明、內容的豐富上都遠超前人”（薑洪亮《白居易》“導言”），甚至可以說李白、杜甫在這方麵也無法與之比肩。

三是對音樂的描寫古今無人能望其項背。用語言文字描寫音樂形象很難，我國古典詩歌中完整細致地描寫音樂的作品不多，出色的更少。唐代（主要在中唐時）產生了幾篇摹寫樂聲的佳作，如元鎮334的《琵琶歌》、韓愈的《聽穎師彈琴》、李頎的《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和第二

十《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李賀的《李憑箜篌引》及劉長卿九章

觱的《聽彈琴》等，它們或寫琵琶，或寫琴，或寫篥，或寫胡笳，或寫箜千古

篌，都是描寫音樂的名篇。但如果將其與白居易的《琵琶行》相比，絕唱

︽“從描寫的細膩完整，比喻的豐富多彩，以及以樂傳達感情、刻畫人琵琶

行物形象等方麵來看，藝術成就最高者，則非此詩（指白居易的《琵琶︾行》詩）莫屬”（師長泰《白居易詩選評》中《琵琶引》詩“總評”）。

《琵琶行》自誕生到現在已近一千二百年，至今還沒有任何人能在音樂形象的描寫上超過白居易。“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誌。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複挑，初為霓裳後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琵琶行》詩）如此惟妙惟肖地描寫演奏技巧，如此繪聲繪色地描摹琵琶樂曲，如此出神入化地再現音樂美，並以樂曲揭示主人公的內心世界，確實是前無古人，後也難有來者。講它是“千古絕調”，講“白居易《琵琶行》以傳情音韻之美在世界詩歌史上留下了最為華彩的樂章”（曹鴻英《唐詩有聲，音韻傳情———以白居易〈琵琶行〉為例》，載《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一點也不為過。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是詩中又一千古流傳的名句。一首詩若煉得一佳句已屬不易，而此詩中的經典名句竟有三四處之多，叫人怎能不為之歎服！

第四，作者與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偉人毛澤東對《琵琶行》有這樣一段詩評：“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在天涯。作者與琵琶演奏335者有平等心情。白詩高處在此，不在他處。其然，豈其然乎？”他認為江

州這是這首詩思想藝術性的“高處”所在，並以不容置辯的語氣強調：司

馬白“其然，豈其然乎？”毛澤東的這段評論，有些人不以為然，甚至還覺居

易得未免有些武斷。然而隻要我們靜下心來細細品味，便可發現，這段詩論確實獨具慧眼，一語中的，點到了《琵琶行》的精髓所在。中唐以來，從積極方麵論述《琵琶行》的詩評不少，但把該詩提升到具有民主平等思想的高度來認識，毛澤東是第一人。這也是毛澤東詩評之“高處”所在。

琵琶女是流落風塵的歌伎，白居易雖然此時遭貶，卻也是階從五品的朝廷命官，兩人的社會地位非常懸殊。而《琵琶行》卻能“把處於封建社會下層的琵琶女的遭遇和被壓抑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相提並論，作如此細致、生動的描寫，並寄於無限同情，這在白居易以前的詩歌中是未曾出現的”（霍鬆林編《唐詩精選》中《琵琶行》詩“品評”）。請讀者注意，這是霍鬆林先生1992年寫的詩評。而在十年前（即1982年），他對《琵琶行》的詩評亦有過與此相同的文字，但結尾一句卻是：“這在以前的詩歌中還是罕見的。”（上海辭書出版社《唐詩鑒賞辭典》中《琵琶行》詩“賞析”）霍鬆林先生是我國從事唐代文學研究的大方之家，畢生從事白居易詩文研究，治學嚴謹，將“還是罕見的”這種表述改為“是未曾出現的”，必是他曆經十年潛心鑽研，認真考證，方得出的結論。

為什麼在白居易以前詩歌中未曾出現像《琵琶行》這種題材的優秀詩篇呢？除了語言藝術才華等因素外，最根本的，就是詩作者們不能像白居易那樣“與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既然沒有“平等心情”，就不可能對弱者真正懷有善良之心、仁愛之心、同情之心，不可能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喟歎，不可能產生“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樣強烈的感情共鳴和交流，不可336能成功塑造出“琵琶女”這樣才貌雙全、多情善感而又根本不能掌握第二

十自己命運的社會下層女子的形象，自然也就不可能譜寫出如怨如九章

慕、扣人心弦的千古悲歌《琵琶行》。千古

可以說，《琵琶行》詩中“透露出對於人的尊重的朦朧民主意識。絕唱

︽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比琵琶女這個具體形象的出現也許更重要。這琵琶

行種思想感情，標誌著中下層的封建文人和市民聯係、接觸的開始，標︾誌著他們思想感情的接近。一些敏感、失意的文人已隱約感到，他們與琵琶女這樣下層人物有著相似命運和造成這種命運的相同的社會根源，這正體現了一種朦朧的時代覺醒。這一點，對以後的文學發展無疑有著深遠的意義”（蕭瑞峰等著《劉禹錫、白居易詩選評》中《琵琶行》賞析文章）。誠然，不少讀者欣賞《琵琶行》，是因為詩中有精妙絕倫的音樂描寫。但如果作者與琵琶演奏者沒有“平等的心情”，壓根兒就不把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歌伎當作人看待，他怎麼可能采用那麼多富有神韻的敘述語彙，那麼多新穎精妙的比喻，把琵琶女的演奏描寫得如此形象、逼真，使讀者“如聽仙樂耳暫明”？

沒有“平等的心情”，寫不出《琵琶行》；沒有“平等的心情”，也不可能對《琵琶行》持論公允。如南宋戴複古在《石屏詩集》卷二《琵琶行》詩中講：“潯陽江頭秋月明，黃蘆葉底秋風聲。銀龍行酒送歸客，丈夫不為兒女情。隔船琵琶自愁思，何預江州司馬事。為渠感激作歌行，一寫六百十六字。白樂天，白樂天，平生多為達者語，到此胡為不釋然。弗堪謫宦便歸去，廬山政接柴桑路。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明代宋濂在《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詩中講：“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安樂常相隨。……千載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清代查慎行在《琵琶亭次宋郭明複舊韻》詩中講：“男兒失路雖可憐，何至紅顏相爾汝。”清代舒夢蘭在《遊山日記·天香隨筆》中337講：“白香山謫居江州，禮宜避嫌勤職，以圖開複。乃敢夤夜送客，要江

州，律有明司茶商之妻彈琵琶，侑觴談情，相對流淚。庸人曰：挾妓飲酒馬

白條，知法犯法，白某之杖罪，的決不貸。乃香山悍然不顧，複敢作為居

易《琵琶辭》，越禮驚眾，有玷官箴。”站在他們的立場，作為士大夫和“上等人”的白居易，根本就不應該與琵琶女接觸，更不能寫出“越禮驚眾，有玷官箴”的《琵琶行》詩。

敘事長詩《琵琶行》體現了白居易詩歌創作的最高藝術成就，與《長恨歌》一起成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璧。清代趙翼說白居易“蓋其得名在《長恨歌》一篇”，“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趙翼《甌北詩話》卷四）。可以說，自成功創作《琵琶行》後，即使白居易再也未寫一首詩，他在唐代“三大詩人”（指李白、杜甫、白居易———筆者注）的地位，在中國詩壇上的偉大詩人地位，都已牢牢確定。

《琵琶行》的成功創作，還使江州和潯陽城受益增光不少。由此，天下文人對潯陽江心馳神往，江州城充滿詩情戀意，聲名鵲起。難怪傅東華先生說：白居易任江州司馬“最可紀念的，就是他的《琵琶引》一作，遂使潯陽江成為一個‘詩’的地名。（傅東華《傅東華選注白居易詩》“導言”）338第三十章酷寒迫人的冬天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的冬天，對於謫降江州的白居易來說，無論是政治氣候還是自然界的氣候，都是肅殺的。這種情勢，使得他最終下定了在廬山構築草堂的決心。

去年六月發生武元衡被害、裴度遇刺事件後，憲宗在興兵討伐淮西吳元濟的同時，又調兵遣將征剿王承宗（成德節度使）、李師道（淄青節度使）二藩鎮。宰相韋貫之考慮到當時國力，建議先集中兵力討伐吳元濟，待取得勝利後再討伐王承宗、李師道。當時朝廷中持韋貫之這種觀點的人很多，憲宗對此十分厭恨。為了表明自己“二寇並征”的決心不可動搖，他於本年正月將請求停止用兵的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和駕部郎中蕭俛分別解除翰林學士職，僅守本官，以示對其他人的警告。錢徽和白居易曾在翰林學士院共事，蕭俛與白居易為元和元年製舉試中同時登第的舉子，三人關係很好。由於朝廷陷於兩麵作戰的被動局麵，憲宗集結在淮西的九萬軍隊遇到了多方阻力，師久無功，韋貫之“又數請罷用兵”（據《資治通鑒》第二百三十九卷）。

此時朝中有一個心地和王涯同樣卑鄙齷齪的小人，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挾嫌報複韋貫之，他就是左補闕（唐諫官名，屬門下省，階從七品上）張宿。張宿原本是一個市井混混，“倒吊起來無點墨”，無339德又無才。他沒有（也不敢）參加科舉考試，完全靠拉關係、走門子、江

州油嘴滑舌騙得憲宗的寵愛，十年前“自布衣授左拾遺”（《新唐書》卷司

馬白一百七十五張宿傳）。官場上的清正之士對這類小人往往不屑一顧，居

易輕視其能量，殊不知最終給自己造成致命傷害的大都就是這些“下三爛”。這些人沒有真正的從政本領，又不甘人下，為了政治生存的需要，他們會千方百計“推銷”自己，不擇手段地排擠勝己者，貶損甚至構陷他人，打擊一切有可能影響自己“進取”的人。張宿任職後就是這樣，他把一門心事都放在“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要，以圖進取”上。

韋貫之性情清高孤傲，對看不慣的人和事喜歡批評，曾在公開場合鄙薄過張宿，張一直懷恨在心。韋貫之在平叛問題上與憲宗意見相左，被張宿看作是自己泄恨的極好機會，於是在憲宗麵前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惡毒誹謗韋貫之，還誣說韋是屬於“朋黨”（即小集團，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性質的問題。憲宗聽信讒言，於八月九日將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九月十四日，再貶其為湖南觀察使。

受“朋黨”案牽連，白居易好友韋處厚由考功員外郎（唐官名，屬吏部，階從六品上，“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貶為開州刺史（開州，州治在今重慶市開縣，離京都長安一千四百六十裏），崔韶由禮部員外郎貶為果州刺史，李建由京兆少尹（唐官名，類今首都北京市常務副市長職，階從四品下）貶為澧州刺史（澧州，州治在今湖南省澧縣東、津市西，離京都長安一千八百九十三裏）。還有韋貫之胞弟、時任虢州刺史的韋纁（虢州，州治在今河南靈寶市，離京都長安四百三十裏）和吏部侍郎韋顗，也都因“朋黨”問題貶到邊遠荒涼地區任刺史。

韋貫之及李建等被貶的消息傳到江州，已是十月。白居易聽到後，頭部好像被人用木棒猛擊了一樣，腦子裏一片空白。他來江州已整整一年，雖然對被貶充滿怨恨與不平，但從未自甘失敗，並時時盼340望能早日回歸長安，重返朝廷，建功立業。現在，朝中小人得勢，忠良第三

十遭害（盡管白居易與韋貫之在平叛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但從未因此章酷

而改變對韋政治品格的推崇———筆者注），好友一個個被攆出長安，寒迫

他還有可能回到長安麼？白居易的心裏充滿了憤恨、痛苦、憂悶和茫人的

冬然。天今年春末，他曾給友人崔鹹（崔鹹，字重易，因在族兄弟中排行二十四，故稱“崔二十四”，時任中書舍人之職）寄了一首詠落花詩：“漠漠紛紛不奈何，狂風急雨兩相和。晚來悵望君知否？枝上稀疏地上多。”（白居易《惜落花，贈崔二十四》詩）詩中以“花”喻自己及元稹等友人，以“風”、“雨”喻執政者和小人，表達出對蒙冤遭貶的不平與無奈。如今，“風”更狂了，“雨”更急了，連宰相都扳倒了，還牽連到許多清正之士，真個是“枝上稀疏地上多”！白居易覺得長安對他來說已將門關死了，等待自己的隻能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廢棄生涯。

悲憤鬱悶中的他，十分惦念被貶到澧州的李建（因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一，故稱“李十一”）和果州的崔韶（因在族兄弟中排行二十二，故稱“崔二十二”）。李建和白居易在秘書省任校書郎職時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在翰林學士院，他們同在禁中夜值，同遊曲江，同訪寺僧，“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詩），形影相隨。居易丁憂下邽，李建贈馬。居易貶離長安，李建第一個（也是同僚中唯一的一個）趕到昭國坊為之送行。如今，李建屈貶澧州，居易連送行的機會都沒有，怎不令他肝腸寸斷？崔韶和白居易曾同朝為官，亦為詩友，“其交誼之深不下於李建”（朱金城《白居易研究》中《白居易交遊三考》）。當崔被棄置於離長安兩千五百多裏外的荒州遠郡，居易竟未能在其旁說上一兩句撫慰的話，這叫他怎不心如刀剜？居易覺得，現在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以詩向友人表白牽念之情：“平生相見即眉開，靜念無如李與崔。各是天涯為341刺史，緣何不覓九江來”（白居易《聞李十一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江

州果州，因寄絕句》詩）詩中講，雖然我們三人同為謫臣，但你們作為司

馬白“郡首”，行動上能夠自主，比我自由多了，何不隨便找個理由來九江居

易會會老朋友？當然，這也是一種心意的表達而已，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實現。三人均為謫臣，且其中二人還涉嫌“朋黨”問題，背著這樣的“政治包袱”，李、崔怎麼可能會在此時擅離貶所到江州與白居易相聚？

自去年春天李三（即李顧言，字仲遠，因在族兄弟中排行第三，稱“李三”。曾官監察禦史。居長安常樂裏，與白居易、元稹過從甚密———筆者注）病逝後，一年多來，白居易可以說是收到噩耗不斷：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友人先後離世，活著的現在也大多被貶逐京都，難得相見。想到此，他越發傷感，以《感逝寄遠》為題，詩贈遠貶在通州的元稹、果州的崔韶、澧州的李建和鳳州的“李郎中”（“李郎中”，姓名及具體官職不詳。鳳州，唐州名，州治在今陝西鳳縣東北———筆者注）等四位朋友，寄托自己的孤寂與悲涼之情：“昨日聞甲死，今朝聞乙死。知識三分中，二分化為鬼。逝者不複見，悲哉長已矣。存者今如何，去我皆萬裏。平生知心者，屈指能有幾？通果澧鳳州，眇然四君子。相思俱老大，浮世如流水。應歎舊交遊，凋零日如此。何當一杯酒，開眼笑相視。”接二連三的不幸，使白居易十分頹喪，他百思不得其解，遂將自己的遭遇歸之於命運。他寫信給三千裏外的姻兄楊虞卿（該信即本書此前多次提到的《與楊虞卿書》。楊元和十一年仍在鄠縣縣尉任上。《與楊虞卿書》係白居易本年所作。鄠縣，唐縣名，今陝西西安市戶縣———筆者注），剖白自己的心跡：“……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仆之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仆342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第三

十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仆獨以為命。命章酷

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舍命複何寒迫

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實如此也。”他認為，十年前自己人的

冬能順利三登科第，“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主要是“命數”使然。天現在自己“不幸之來也，舍命複何歸哉”？仍應是“命數”使然！既然一切都是命運安排，自己隻能委身其中，“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白居易這裏關於時命問題的體悟和思考，較之他去年年底寫的《與元九書》中闡發的關於“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人生理念，在堅持固有理想的執著程度上已減弱了許多。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講：“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那時，雖然他也覺得自己正處在“時不來也”的時候，唯有“為霧豹”（讓自己成為藏在深山中的豹，使獵人難以捕獲———筆者注），“為冥鴻”（讓自己成為飛到遠空中的鴻雁，使捕鳥人無法射殺———筆者注），“寂兮寥兮，奉身而退”（安安靜靜地，引身而退———筆者注），才能避禍遠害，保全自己。但念茲在茲的，仍然不忘“所守者道，所待者時”。隻要“時之來也”，他就要“為雲龍”（即成為作雲的龍———筆者注），“為風鵬”（即成為搏擊風雲的鵬———筆者注），“勃然突然，陳力以出”（即生氣勃勃，勇往直前，奮發激進，幹出一番事業———筆者注）。

可僅僅過了十個月，麵對“時不來也”的背運，他想得更多的則是如何才能退避社會，借山水消弭心靈之痛，“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複見仆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再如若“與掊聲攫利者量其分寸”，則隨343時都會招致殞身之禍！從白居易寫給楊虞卿的這段話的語氣也可以江

州看出，他當時做出“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的抉擇，實乃不得已而司

馬白為之。

居易這種天命難違、屈抑難消、失落無助的傷感還充分表露在白居易十月中下旬某日寫給好友崔群的回信中。（本年八月十七日，剛從禮部侍郎調任戶部侍郎不久的崔群，因掛念遠在江州的白居易，曾致信問候，並轉達李絳、錢徽、蕭俛等在京好友的關切之情，令白居易深為感動———筆者注）在回答有關自己的近況時，白居易寫道：“……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心中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知足。又或杜門隱幾，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日。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白居易《答戶部崔侍郎書》信中，白居易雖也講了幾句自己在潯陽如何忘懷得失，“頹然知足”的話，但更多的還是傾訴其對不能實現“兼濟”之誌的悲哀，對未來前途的迷茫，對人生遭際的不滿。白居易在信中講由於受到這次被貶的沉重打擊，自己已形如枯木，心如死灰，對功名利祿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對世上的一切喪失了希望，人也變得近乎麻木。縱使此時“鵩鳥集於前”（鵩鳥，即貓頭鷹。夜鳴，聲惡，古人以為不祥鳥。

賈誼在《鵩鳥賦》中有“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之說———筆者注），“枯柳生於肘”（語出於《莊子·至樂》，意思是胳膊肘上長出了大腫瘤———筆者注），都會默默忍受，不把它當一回事，哪還會在乎進退榮辱這樣的煩惱！可以說，這是一段蘸著心中血、和著眼中淚寫成的文字！

344為了不讓崔群牽掛自己，白居易在信中講已決計寄情山水，滌第三

十蕩心胸：“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峰。東章酷

西二林，時時一往。至於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受者，盡在其寒迫

中。此又兀兀任化外，益自適也。”這年秋冬，白居易確實是企圖通過人的

冬涉足林泉，擺脫俗累，以求得“自適”，爭得精神上的當下安頓。他在天《端居詠懷》詩中講“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表現出行將退隱的心跡。

何處“買山居”？秋遊廬山時看中的北香爐峰下、遺愛寺旁和東西二林寺東側的那塊勝境自然是唯一選擇。在《四十五》詩中，白居易寫道：“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為家。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在《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詩中，白居易告訴好友：“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官滿更歸何處去？香爐峰在宅門前。”（詩題中的“李相公”，即李絳，字深之，元和六年拜中書侍郎、同中門下平章事，即宰相職，故稱“相公”；崔侍郎，即崔群；錢舍人，即錢徽———筆者注）如果說以上白居易還隻是有來年春天遂林泉之誌念頭的話，那麼本年十二月中旬發生的事則堅定了他要將這種打算付諸實際行動的決心。白居易貶江州後不久，王涯即由中書舍人擢升為工部侍郎，另加領通議大夫官銜（通議大夫，唐文散官名，階正四品下），封清源縣開國男爵號（開國男，即開國縣男，唐爵號名，享有食邑三百戶封地的特權）。與此同時，王涯重入翰林學士院，選任為承旨學士（王涯上次入翰林學士院任學士時為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十一月，元和三年四月因製科考試“弊案”事件罷學士職，出院———筆者注）。很明顯，這是白居易的政敵們對王涯的厚重回報，因為王涯為他們著實出了一口惡氣。

事情到此還未終止，本年（即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任工345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僅十一個月的王涯，又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同江

州平章事（即宰相職），成為“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的全國最高行政司

馬白長官之一（唐時宰相無定名、無定員、無定職，實際上非一人而是數居

易人，其中一人為首席宰相———筆者注）。這種極不尋常的人事任命，在當時可謂全國頭號新聞，消息不脛而走，傳播速度比郵傳中加急公文的遞送還快。

白居易在江州得到這個消息，大約是十二月下旬。有著近十年朝官閱曆的他，自然洞悉這官場潛規則下政治交易的險詐與卑汙，也深知王涯的緣奸得進對自己將意味著什麼。然而，出於自尊和對政敵們的鄙棄，白居易盡管心中流著血，卻不願讓人看到自己被刺傷的胸口，更不想貽人口實，讓政敵們抓住把柄。故翻閱白集詩文，未見他在這一時間段內對此有一專門的針砭文字，也未見其有一首直抒憤激之情的詩章。詩集中能尋索到的倒是他的特別行蹤：常常獨自一人冒著風雪赴東、西二林寺，去北香爐峰下、遺愛寺旁……進入臘月後，江州顯得更加寒冷。朔風悲號，雨雪紛飛，繞城的龍開河也早早地被一層厚厚的堅冰覆蓋。江濱、河岸的蘆葦，在肆虐的風雪中索索作響。凍雲低垂，天地間風色迷漫，人們很難看得到廬山的身影。年底前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白居易又一次來到東林寺住宿。藏經樓內，佛燈搖曳如豆，寒氣襲人。寺僧生了一爐火，為他取暖。他默然、冥然地坐在蒲團上，滯鬱的目光直盯著那燈焰、爐火出神，“世間風雪摧人，釋家爐暖人心”的傷感油然而生：“經窗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索落廬山夜，風雪宿東林。”（白居易《宿東林寺》詩）夜深，雪越下越大，白居易在睡夢中被凍醒，驚訝地發現蓋在自己身上的被子和枕在頭下的枕頭已是冰冷。抬頭望窗戶，隻見窗紙被窗外積雪的強烈反光映得白亮。寺院內是那樣寂靜，聽得見院後竹林中不時傳來積雪壓折竹枝的聲音。他輾轉反側，思緒紛紜，無法346再入睡，索性起身披衣，研墨揮毫，寫下自己的所見所感：“已訝衾枕第三

十冷，複見窗戶明。夜深知雪重，時聞折竹聲。”（白居易《夜雪》詩）這首章酷

小詩曾贏得古今許多詩人的讚美，認為它無一字一句直接寫及如何寒迫

下雪，無纖巧雕琢之痕，卻從觸覺（“衾枕冷”）、視覺（“窗戶明”）、聽人的

冬覺（“折竹聲”）等角度，寫出了大雪夜的景象，詩境平易，清新淡雅，天韻味悠長，是詠雪佳作中“一朵別具風采的小花”。

誠然，無論從自然美還是藝術美的角度，人們這樣欣賞和評價這一首詩，應該說都是恰當的。而如果置身於白居易此時作為政治悲劇性人物的現實處境，將“雪重”、“折竹”的自然現象與他“一個人遭遇不應遭遇的厄運”（亞裏斯多德語，用於論述悲劇性藝術效果產生的條件，見亞裏斯多德《詩學》第十三章———筆者注）聯係起來，特別是將此與王涯此刻的得意對他的沉重打擊聯係起來，人們對該詩的領悟，可能更多的還是其中隱含著的孤寂鬱悶之情、蒙屈不平之恨、淒切悲涼之歎。由此就會體悟出，白居易之所以徹夜難眠，表麵上看是由於“衾枕冷”，而實際上，主要還是因為從京城到貶所的人生落差、從理想追求到理想破滅的精神苦悶、忠而見謗的心寒。

就在這年的年終歲末，“名宦意已矣”的白居易最終決定了要在北香爐峰下、遺愛寺旁、東西二林寺東側修建自己的溪居：“已任時命去，亦從歲月除。中心一調伏，外累盡空虛。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白居易《歲暮》詩）官場的險惡，世路的艱難，將白居易一步步逼上了山水林泉之路。

除夕夜，白居易在潯陽城西門外的家中“守夕”。他一會兒用手支撐著下巴呆坐著，一會兒用胳膊枕著頭在床榻上閉目沉思。窗外還在下雪，但很小，可能是老天爺下累了，近兩三天都是“風飄細雪落如米”（白居易《南浦歲暮對酒，送三十五歸京》詩），沒有了往日紛紛揚揚的氣勢。不遠處斷斷續續傳來稀疏的爆竹聲，總算給這寒夜347增添了幾分迎春的氣息。

江州這是白居易在潯陽過的第二個除夕夜，他的心情十分複雜，痛司

馬白楚地寫下本年（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最後的一首詩：“薄晚支頤居

易坐，中宵枕臂眠。一從身去國，再見日周天。老江南度歲，春拋渭北田。潯陽來早晚，明日是三年。”（白居易《除夜》詩）盡管他以達觀見稱，但此刻心中揮之不去的，仍是遠離政治中心（京都長安）的被拋棄感、懷才不遇的生命荒廢感。

廬山花徑公園348第三十一章廬山草堂又是一個春天。

元和十二年（公元817）正月，潯陽城的百姓和往年一樣，以傳統的方式慶賀新年。初一，各家長幼依次給自家長輩拜年。然後，鄰裏街坊之間相互走門串戶，道賀祝福。初二以後，家家戶戶人來客往，探親訪友，設宴飲酒，盡情歡娛。這種年俗活動一般都要延續到過完元宵節才告結束。當地諺雲：“吃了元宵果，各人尋生活；吃了元宵粑，下地種莊稼。”元宵節後，長工上工，店鋪開業。盡管白居易對草堂的營建非常心急，巴不得入春後立即動工，然而根據潯陽的年節習俗，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打算放到元宵節以後實施。

大年初一，百無聊賴的白居易獨自一人登上江邊的庾樓，這是他到江州後第三次登上該樓。由於心情不如前兩次，樓上所見景物更觸發了他遠離京都、遠離故鄉的憂愁：“歲時銷旅貌，風景觸鄉愁。

牢落江湖意，新年上庾樓。”（白居易《庾樓新歲》詩）到江州已有三個年頭了，歲月的風刀霜劍使白居易的形貌瘦削衰老了許多，還要“牢落江湖”多久呢？他很茫然。

正月上旬某日，白居易聽到一個消息：由於淮西叛亂未平，憲宗考慮到將士們尚在野外蒙受日曬雨淋、風餐露宿的辛苦，命令本年元旦（正月初一）不舉行“歲仗”。這是繼去年憲宗“宿師於野，不受朝349賀”後又一次的“詔停歲仗”。“歲仗”，即皇帝在元旦接受群臣朝賀的江

州儀式。從漢朝開始，每年元旦，文武百官都要給皇帝朝賀，稱為“正司

馬白朝”，禮儀非常隆重。皇帝接受拜賀後，便大擺筵席款待群臣，君臣飲居

易宴歡度春節。後曆朝曆代沿襲，成為定製。唐代皇帝不僅要在元旦接受漢族百官的朝賀，還要接受遠方的少數民族和附屬國的首領及使臣的奉禮恭賀，盛況空前。實際上，朝賀已成為唐王朝彰顯國家強盛、經濟文化繁榮、四海承風的一項重要政治活動。

當聽說一年一度的朝賀盛典竟因叛賊吳元濟的攪擾而被取消時，白居易覺得太失國體，無明怒火借著酒力一下衝了上來，欲立即為朝廷撰寫討伐叛逆的檄文，並請求投軍出征，親自上陣殺賊：“聞停歲仗軫皇情，應為淮西寇未平。不分氣從歌裏發，無明心向酒中生。愚計忽思飛短檄，狂心便欲請長纓。”（白居易《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詔停歲仗憤然有感率而成章》詩）繼而冷靜一想，他又為自己這種輕率舉動感到可笑：過去在朝時一腔熱血事君，隻憑激情，不僅功未建，還被屈貶江州。目前自己這樣的身份和處境，還能成就何事？

所以詩的最後以“從來妄動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兩句自嘲作結。這首詩反映出詩人在江州期間一直處於十分矛盾、十分痛苦的心理狀態。即便就要著手構建隱棲之所，他仍萌動著“欲請長纓”為國效勞的“狂心”！

本年正月二十，是白居易四十六歲的生日。可還未到元宵節，他又一次病倒了，雖然病勢不是很重，卻也沉綿床席了好幾天。一日，白居易撐著衰弱的身子在家中翻閱書卷，忽然書中夾的一幅畫映入眼簾，他的目光像被磁石吸住一般，兩眼緊盯，反複端詳著它。原來這是一幅“寫真圖”，是白居易剛入翰林學士院時宮廷畫師尊憲宗命專門為他畫的。其時白居易三十六歲，畫麵中的他清秀俊逸，眉宇間流露出春風得意、躊躇滿誌的神情。白居易目睹十年前自己的畫像350（白另有一幅“寫真圖”，為李放元和五年所畫，時居易三十九歲，本第三

十書第十二章中已述及———筆者注），再用鏡子對照自己如今的容顏，一章

無限感慨：廬山

題舊寫真圖草堂

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

我今四十六，衰悴臥江城。

豈比十年老，曾與眾苦並。

一照舊圖畫，無複昔儀形。

形影默相顧，如弟對老兄。

況使他人見，能不昧平生？

羲和鞭日走，不為我少停。

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

所恨淩煙閣，不得畫功名。

淩煙閣，唐太宗為表彰功臣而設置的高閣，陳列著長孫無忌、杜如晦、魏征等二十四位開國功臣的畫像。代宗時，也曾繪功臣像放入該閣。白居易的這首詩，再次表明他此時仍沒有放棄兼濟之誌。麵對流逝的時光，回顧“曾和眾苦並”（眾苦，佛教語，指人生多種痛苦，這裏指白受小人陷害、權貴排斥，一次又一次遭到迫害，曆盡艱難———筆者注）的仕途，他覺得自己最大的遺憾是“不得畫功名”，未能為國為君建立功業。由此也可看出，對於棲身林泉，他的心裏實際上是多麼的不甘！

元宵節總算來到了。唐人非常重視元宵節，這一天，除了前麵提到的家家戶戶要喜吃“粉粿”外，還要放燈、觀燈，大鬧燈火，開展“走百病”（驅疫求吉）、求子（如送燈求子、摸門釘求子、偷生菜求子等）、拔河、相撲、摔跤等一係列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從唐詩的描述和相關史料記載，元宵節可以說是當時全民性的狂歡節。江州素有“鬧元351宵”的習俗，並將正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作為“燈市”。這三天，各式各江

州樣的花燈競相展示，舞龍舞獅、踩高蹺、劃彩蓮船、耍蚌殼精等隊伍司

馬白一齊出動，盛況甚至超過除夕夜和大年初一。白居易是一個疏散狂居

易放的人，依他的性情，遇到這樣熱鬧的節俗活動，縱或不能親自參與其中，與百姓“互動”，也一定會作為熱心的觀眾，通過觀賞盡情享受節日的歡樂。然而就在元宵節這天，白居易卻離開了家，離開了潯陽城，騎著馬獨自一人趕往三十裏外的東林寺。此時此刻，鬱悒失落的情緒使他對世俗的歡娛已無半點興致，唯一讓其心急火燎的，是能早一天啟動草堂的籌建工作，因為明天就可以請到匠人和小工了。

由於遺愛寺此時已相當破敗，而由東林寺到遺愛寺經古驛道或慧遠路（慧遠路，古路名，晉高僧慧遠當年往返東林寺與廬山之間的山道）均可達，且行程都隻有四五裏，白居易遂將自己安歇的處所放在東林寺。這樣，早出晚歸就不需輾轉他處，還可省出不少時間，減去不少周折。東林寺住持對白居易非常敬重，早在一年前就特地為他騰出了備用房，供其留寺期間歇息。現在他聽說白居易為建溪居要在寺內落腳小住，更是熱忱相助，處處提供方便。

寺僧智滿（即白居易《宿西林寺，早赴東林滿上人之會，因寄崔二十二員外》詩題中之“滿上人”———筆者注）精於佛學，白居易和他很談得來。每次入寺，白居易幾乎都要邀其會晤談心。這次，當白居易將近日擬辦諸事安排妥當後，又約智滿到自已居處，向他請教修習坐禪之法。“坐禪”，佛教用語，坐而修禪的意思，也叫“禪定”，是僧尼佛教徒每天必修的功課。坐禪者在一定時間內靜坐，一般為早、晚各一次，排除一切雜念，使心神恬靜自在。

鍾樓上響起一百零八下鍾聲，告知僧眾初夜（即初更。“更”，古時夜間計時單位。一夜分為五更，每更約兩小時。初更為甲夜，也稱初夜）坐禪時間已到，智滿即起身告辭，到禪堂做功課。白居易則獨352自一人在室內跏趺而坐，試著按智滿剛傳授的淨土宗修持法靜坐養第三

十神，調息念佛，降伏煩惱。和許多初學坐禪的人一樣，白居易越是想一章

心止境寂，氣息歸元，卻越是浮念紛飛，滿腦子思想、聯想、回憶、攀廬山

緣，根本無法進入“定”的境界。此時，銀盤般的滿月，熠熠閃光的繁草堂

星，橫亙天空的銀河，悠悠嫋嫋的梵鍾聲，幽靜的山林，使他忽而遐想起潯陽城今晚的元宵燈火，想到三千裏外的姻兄楊汝士。

楊汝士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任萬年縣（萬年，唐縣名，為京縣，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縣）縣尉，本年剛調藍田縣（藍田，唐縣名，為畿縣，與萬年縣緊鄰，今陝西省西安市藍田縣）任主簿。白居易曾分別於五年前（即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時居易四十一歲）和三年前（即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時居易四十三歲）先後兩次去過藍田縣，還遊覽了該縣境內的藍田山、王順山以及悟真寺，寫下多篇詩作，其中《遊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以其“洋洋灑灑，一氣吐出，幾於千岩競秀，萬壑爭流，目不給賞矣”（《唐宋詩醇》卷二一語）贏得曆代詩評家的推崇，認為其在描寫景物上勝過韓愈的名篇《南山詩》。因此，可以說白居易對藍田的山山水水和節日習俗、風土人情非常熟悉。藍田人稱元宵節為“過小年”、“過十五”，從正月初五起，就開始“送燈”、“追燈”、“躲燈”等燈俗活動。元宵夜，家家戶戶門首掛燈籠，人們成群結隊挑燈玩耍嬉鬧，氣氛十分熱烈。

不知怎的，靜坐中的白居易這時腦海裏莫明其妙地浮現出藍田元宵夜的畫麵，畫麵中楊汝士正在縣城觀燈看戲，娛樂消遣，歡度良宵。這種“刹那異境”，使他立即聯想到此時此刻的自己：同一樣的春宵啊，與大舅子的愜意瀟灑相比，自己過得太窩憋了！這種幻境和雜念出現沒多久，白居易就立即察覺到自己“分神”了。為什麼在靜坐修行中會萌生這些非念，出現這些雜慮呢？他決定明天清晨再去請教智滿禪師：353正月十五夜東林寺學禪偶懷藍田楊主簿因呈智禪師江

州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鍾梵遲。

司馬

白花縣當君行樂夜，鬆房是我坐禪時。

居易忽看月滿還相憶，始歎春來自不知。

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

元宵夜東林寺的坐禪，使白居易深切體悟到靜處求定的重要。

為了防止塵俗幹擾、思慮營營，他覺得，具有自己相對固定的理想靜室是修定必不可少的條件。由此，他更認為自己在北香爐峰下、遺愛寺旁建立草堂的抉擇是完全正確的。

剛過完元宵，白居易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草堂的營建工作中。首先，他親自踏勘選址，確定草堂建造的具體位置。香爐峰與遺愛寺之間的那塊絕勝風景地，是三寺長老推薦的，也是白居易“見而愛之”（白居易《草堂記》語），動起營建草堂、將廬山作為終老之地念頭的地方。但草堂的具體建造位置選在哪裏，如何順應自然之勢營構景觀，他的心中還沒有定準。

立意構思是造園藝術能否成功的先決條件，而相地選址又是立意構思的前提和基礎。“舉凡成功的園林，無不在相地方麵獨具慧眼，然後才能事半功倍地進行匠心獨運的藝術創造。”（徐建融《園林府邸》）為了能找到一塊恬靜自適、空靈寂幽的理想場所，白居易在香爐峰下、遺愛寺旁攀崖走澗、臨溪越地，對居處環境和方位進行了認真細致的勘察。他甚至親自登上“高低有萬尋，闊狹無數丈”、“同遊三四人，兩人不敢上”（白居易《登香爐峰頂》詩）的香爐峰頂，俯察山形地勢泉脈。

通過實地查看，白居易最終將草堂的建園基址選定在香爐峰之北、遺愛寺之南的一塊“麵峰腋寺”（白居易《草堂記》語）的地段上。

這裏，“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有鬆數十株，有竹千餘竿。鬆張翠354玕第傘蓋，竹倚青琅。其下無人居，悠哉多歲年。有時聚猿鳥，終日空風三十

煙”（白居易《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詩）。一章

這裏南麵臨石澗，澗水兩旁有古鬆老杉，樹的腰身差不多要十廬山

人才能圍抱住，高度不知幾百尺。修長的樹枝伸入雲霄，低垂的樹枝草堂

輕拂著潭水。鬆樹下多灌木叢，女蘿、蔦蘿等爬藤植物枝葉蔓生，綴織攀繞，遮天蔽日。縱或是盛夏，這裏的天氣也會像秋天八九月那樣涼爽。北麵依層崖、積石。層崖可擋嚴冬之風，便於人居住。積石堆上長著各種樹木和奇花異草，綠蔭迷蒙，紅果累累，四季景色秀麗。

還有飛湍的泉水和種植的茶樹，可以直接用來煮水泡茶，品飲消遣。

東麵是瀑布，水懸三尺，早、晚望過去像潔白的絲綢一樣，入夜後聽起來如玉環、玉佩碰撞的清脆聲和彈琴擊築的樂器聲。西麵靠北崖的山上，亦有一股清泉。

再往外，四周能目睹的景物和能步行到的勝地還有，春天有錦繡穀的花卉，夏天有石門澗的雲海，秋天有虎溪的月色，冬天有香爐峰的積雪。若從“麵峰腋寺”的這塊地段南望香爐峰，其峰頂儼如一紫煙繚繞的大香爐，長年累月遙向東林寺進獻香火；整個香爐峰對東林寺呈趨拜之勢，似一高僧終日虔誠地朝著東林諸佛膜拜頂禮。

這是廬山絕無僅有的一處天然對景，一處能引人忘世入悟的精妙禪境。

若從“麵峰腋寺”地段再往南抄小路行五六十丈，可見一藏風帶水、避陰抱陽的穀地，此處清靜幽深，人畜絕跡，乃煉丹修道的理想場所。因之，白居易選擇“麵峰腋寺”這塊地段營建草堂，無論是退居林下、寄跡山水，還是釋道兼修、尋求身心的自我救濟，都可謂獨具慧眼，苦心孤詣。

選好址後，白居易親自設計，傾情營構“草堂”的主體建築。“草堂”是白居易在廬山修建的一處郊野別墅園林，其中的主體建築為355一幢“五架三間”的茅屋。這是白居易的居室，是他起居、待客的地江

州司方，整個園林的活動中心。白居易之所以將整座別墅園林冠名為“草馬

白堂”，不是因為這幢山野間的茅屋簡陋矮小，他對此有自謙卑陋之居

易意；不是因為舊時避世文人大多對其隱居之所習慣如此稱謂，他也跟著套用；也不僅僅是由於這座建築能擋風雨、避寒暑，在解決食住憩問題上的重要作用，最根本的，還是因為它能體現自己作為園主的審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凸顯了整座園林的主題所在。

“五架三間”的茅舍規模不大，格局簡單，陳設樸素自然：房屋以茅草覆頂，當中一間為堂屋，堂屋左右兩間為側室，堂屋與側室之間以柱相隔。另外，還有兩間耳房。側室前後各開兩窗。堂屋向北有一扇門，打開後涼風徐來，能防備酷暑；朝南開了一天窗，可納入陽光，驅走寒氣。房子所用的木材，僅經刀斧砍削，而不再塗飾紅色油漆；剖竹編製的牆壁，隻用泥漿抹平，不再加刷白灰。台階，是用山上的石頭砌的；柱子，取材於林中桂花樹的樹幹。

所謂窗子，並不是貴族、士大夫和一些富裕人家時興的直欞窗和木雕花窗，而是僅用紙糊住邊框，以滿足采光和避風的需要。簾子為竹篾編製，帳子用粗麻布做成。堂屋裏擺了四張供休息和接待用的木榻，兩扇以木為屏架、以紙糊屏麵、沒有雕繪、未加油彩的全素屏風。桌案用山間老樹蔸（白居易《蟠木謠》詩中的“蟠木”，實際上就是樹根與樹幹交接之膨大處，即樹蔸，故截後“下擁腫而轔菌”，古雅奇美，純天然本色，有心人常謀其打造家具或製作盆景———筆者注）加工製作而成，上麵陳放著“儒、道、佛書各三兩卷”，古琴一把。此外，堂前還靠牆擺了一根紅藤杖，它產自南詔國（唐附屬國名，今雲南等地）的山林，是白居易從長安隨身帶來，在江州“披雲拔水，環山繞行。二年踏遍匡廬間，未嚐一步而相舍”（白居易《三謠》詩中之《朱藤謠》）之物。

356以上就是白居易精心布局的“五架三間”起居室，就是他作為第三

十“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的上一章

州司馬給自己設計的郊野別墅。他之所以這樣做，很明顯，並非出於廬山

經濟條件的限製，而是為了趨雅尚潔，超越塵俗，推崇自然樸素之草堂

美，為了“外適內和，體寧心恬”（白居易《草堂記》），安頓性靈。“白居易草堂的這種趣味和他當時仕途失意、處境不順有關，其中不乏逃避塵世牽連的成分；同時，也和他的精神追求、人生態度有關。他奉行的是隨分知足、安心適意的處世哲學，以心境為人生的立足點，而不受外在處境沉浮所左右……正因為立足心性的自我平衡而不以外物為重，以一種閑適淡泊的心境處身世間，才會有‘道行無喜退無憂’的生活，也才會有‘遇物自成趣’的園林情趣。”（任曉紅《禪與中國園林》中之《禪與園林藝術的發展》）。

最後，白居易創造性地運用園林藝術法則，因地製宜，因材致用，巧妙地構配景觀。為了使“五架三間”這座主體建築能更好地體現自己的造園立意，白居易將設定範圍內的整個園林具體分成幾個小景區，按園林建構“四要素”配景。

如，在茅屋前辟出一塊十丈見方的平地，平地當中築平台，其麵積約為平地的一半。平台之南建一方形水池，池子的麵積比平台大一倍。池中種白蓮，放養紅鯉、白魚；池的四周移栽山竹、野花。對這一親手所造之人工水景，白居易頗為得意：“淙淙三峽水，浩浩萬頃陂。未如新塘上，微風動漣漪。小萍加泛泛，初蒲正離離。紅鯉二三寸，白蓮八九枝。繞水欲成徑，護堤方插籬。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白居易《草堂前開一池，養魚種荷，日有幽趣》詩）。

又如，從水池再往南向石澗方向的路上，白居易命人沿途地麵鋪了一層白石，作為出入通道。借助這條通幽石徑，石澗兩旁交錯豎立的古鬆老杉，枝葉蔓生、遮天蔽日的蔦蘿，清溪碧潭，都毫無障礙357地一一進入觀景的視線中，引人信步盤桓，流連忘返。

江州再如，對於茅屋西麵靠北崖山上的那股清泉，白居易采用管流司

馬白的辦法將天然水體順勢變成園中水景。即用剖開的竹子做水管架在居

易空中，接引泉水至屋簷前，再由屋簷直流到台階上，“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白居易《草堂記》）。白居易在多首詩篇中稱讚這一水景的幽趣：“最愛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繞階流”（白居易《重題》詩），“灑砌飛泉才有點，拂窗斜竹不成行”（白居易《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詩），“何以洗我耳？

屋頭飛落泉。何以淨我眼？砌下生白蓮”（白居易《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詩）。

又再如，在蒔花栽木上，白居易除了繞宅栽竹、門前植荷外，還在茅屋北麵山石層疊地段開挖出兩大片園圃，一塊種茶，一塊種治病養生的藥草，這就是他詩文中自詡之“茶園”、“藥圃”。《重題》詩雲：“長鬆樹下小溪頭，斑鹿胎巾白布裘。藥圃茶園為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可見，通過這一植物構景，他不僅獲得田園野逸之趣，林泉之樂，還兼有一定的經濟實用價值。這也說明，白居易此時已確有終老於廬山的精神準備。

“借景”手法的巧妙運用是廬山草堂景觀組合的一大亮點，是中國古代園林的傑出範例，令曆代園林藝術家讚不絕口。所謂“借景”，就是突破園子的有限空間，將園外的景物巧妙地吸收到園內能看到的畫麵中來，使之成為園林風景的有機組成部分，豐富園景的層次，從而造成一種遠近得宜、無中生有、虛實相生的藝術境界。從白居易江州詩文可看出，廬山草堂在造園、賞園設計時運用了遠借、近借（亦可稱鄰借）、俯借、仰借、應時而借等多種借景手法。

如“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因麵峰腋寺，作為草堂”（白居易《草358堂記》），這是“遠借”。白居易之所以在這裏建草堂，就是因為他在秋第三

十遊廬山後，看中了此處視角極好，是借廬山奇秀風光的絕佳方位，可一章

以開門見山（廬山），開窗見峰（香爐峰），涉門成趣。雄奇秀逸之美，廬山

悠然朦朧之態，意味無窮。茅舍窗前有一棵樹，樹身高大，枝葉繁茂，草堂

遮蔽了視線。白居易感到“惜哉遠山色，隱此朦朧間”。為了“遠借”，他用斧子斫掉了高處的枝幹，於是“萬葉落頭上，千峰來麵前。忽似決雲霧，豁達觀青天”（白居易《截樹》詩）。

再如，“……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鬆老杉……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複其上……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白居易《草堂記》）。這是“近借”。隻要近觀靜賞草堂周邊這些景物，無須極目馳騁，便可獲得放逸泉壑的心靈愉悅。

又如，“遺愛寺鍾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白居易《重題》詩）。

這是“仰借”。臥床欹枕聽空中傳來遺愛寺的鍾聲，撥簾遙看香爐峰的雪景，有聲有色，仿佛是欣賞嵌在窗框裏或門洞裏的圖畫。

又再如，“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白居易《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詩）。這是“俯借”。俯視足下溪澗，泉石花草盡收眼底，呈現登臨之美。

還有“應時而借”，如，“……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穀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白居易《草堂記》）。借助穀花、澗雲、溪月、峰雪等四季不同景色和陰晴晦明、朝夕晨昏的天氣變化，營構草堂虛實相濟的迷人意境，將人引入更高的境界。

明代傑出造園家、賞園鑒園家計成在《園冶》中講：“夫借景，園林之最要者也。如遠借、鄰借、仰借、俯借、應時而借。”其實，這種認識和手法，早在八百年前的中唐，白居易就已深刻認識並在實踐中靈活運用。計成在《園冶》中關於借景的理論，“正是循著白居易因借359觀而進行的概括性闡發，可作為白居易因借原則的理論總結”（嶽毅江

州平《中國古代園林人物研究》中《文人園林藝術家白居易》篇）。當代司

馬白著名園林藝術家陳從周先生講：“唐代的白居易在廬山之麓建草堂，居

易以山為借景，盡收眼底。這種巧妙的手法，到明末計成將其總結出來了，可見古人一直沿用了。這說得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它將永遠為人們所應用。”（陳從周《園林清議》中《貧女巧梳頭———談中國園林》篇）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施工，以“五架三間”茅舍為主體的郊野別墅園林———廬山草堂於三月中旬勝利完工。看著自己親自勘察、親自設計、親手建成的園林工程，白居易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山裏人自古就有祭祀山神的俗尚。舉凡開山動土，如建房修廟、砍伐狩獵、采藥采石和植樹護林等重要事宜，都會對山神行祭拜之禮，以祈求保佑，避禍遠害。廬山是一座神話名山，在山嶽享受祭祀的年代，自然比一般的山得到更多人的供奉和獻祭。白居易想到草堂已經建成，自己將“欲居其中，參禪養素”，而“開構池宇，在神域中。往來道途。由神門外”（白居易《祭匡山文》），一切都在廬山山神的掌控範圍內，為了入住後能安泰順遂，他決定按當地習俗對山神祭祀參拜。

三月二十一日（現白集諸本《祭匡山文》“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中之“二月”，誤，應為“三月”。據朱金城先生考證：“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三月辛酉朔。又《草堂記》（卷四三）：‘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草堂。’可知祭山必在三月”———筆者注），白居易宰牲備酒，在草堂前擺祭。燃燭焚香後，他麵向廬山行跪拜禮，宣讀自己事先準備好的《祭匡山文》稿。祭文中，白居易首先讚頌匡山（即廬山）神靈的功德、業績，然後報告自己當前“賦命蹇連，與時參差”的政治遭際，提出“願於靈山，棲此陋質”的請求，希望能得到神靈的同情、理解和佑護。

360大概是覺得這樣的祭祀還不足以表達禮敬誠意，擔心神靈不會第三

十滿足自己的願望，白居易於四天後，又再次舉行祭祀儀式。這次祭一章

祀，不僅祭品更加豐厚，而且將祭祀對象也由《祭匡山文》中籠統稱廬山

謂之“匡山神靈”具體明確為“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見白草堂

居易《祭廬山文》）。所謂山中“上下大小諸神”，照民間迷信的說法，每座名山、大山都有山神及其統屬神。即除了作為一山主宰神的山神外，所在山還有雷神、電母、風伯、雨師、土地、雪神、霜神、花神、青龍白虎神、藥王、牛王、馬王、蛇王、蠶神、蟲神、青蛙神、驅蝗神、瘟神等大大小小的統屬神，它們均統屬於主宰神。

白居易“廬山遺愛寺四旁上下大小諸神”，包括一山主宰的廬山神，大大小小的統屬神，此外，還有在廬山當地民眾中受到特別崇拜、享有很大名望的廬山匡阜先生、廬山九天采訪使、劉越、董奉等神。（據宗力等編著《中國民間諸神》、劉曄原等著《中國古代的祭祀》等書）古人將神靈世俗化、人性化，認為神權世界亦如人世間一樣，有一個嚴密的官僚機製，每山每水，一花一草，各項事務，都由“上下大小諸神”按各自職責管理。所有神靈通過祭祀享受香火，展現自己“正神”的名分，擔當起替人辦事的責任。若哪一座神遭到冷落，就會暗地給人製造麻煩，施加報複，故有“衙門裏一個官都不能得罪，寺廟中一尊神都不能少香”之說。

白居易祭祀“上下大小諸神”之舉，折射出他在現實社會中因不善周全而遭小人暗算的切膚之痛，也反映出草堂此時在他心中的至關緊要———無論如何不能因祭祀禮儀的細節疏忽而失去自己“以心靈的能量抗衡社會組織的最後堡壘”（嶽毅平《中國古代園林人物研究》之《文人園林藝術家白居易》語）。

為了感動山神，白居易在第二次祭祀時又重寫了祭文，題名為《祭廬山文》。此文與《祭匡山文》比較，不僅在篇幅上有了較大的增361加，而且在表達誠意上也作了新的努力。文中講自己所以在此動土江

州建草堂是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夙聞匡廬天下神秀，幸因佐司

馬白官，得造茲山”；二是“又聞永、遠、宗、雷同居於是，道俗並處，古之遺居

易風”（永，指東晉高僧慧永，住持廬山西林寺；遠，指東晉高僧慧遠，在廬山建東林寺；宗，指宗炳，東晉儒生，隱居廬山；雷，指雷次宗，東晉儒生，隱居廬山。“永、遠、宗、雷”，這裏代指晉時“十八高賢”，其中有慧永、慧遠等十二僧人，宗炳、雷次宗等六名隱士，他們曾在東林寺結成奉佛的白蓮社———筆者注）；三是因為“三寺長老，招予居住”。

言下之意，選此建草堂絕不是自己隨心所欲，貿然冒犯神靈。祭文中特別申明，自己建草堂“不唯耽玩水石，以樂野性；亦欲擺去煩惱，漸歸空門。儻秩滿以來，得以自遂餘生終老，願托於斯”。用這樣的表白，甚至許下遁跡佛、老，托付餘生的重願，實際上就是讓神靈徹底放心，能更好地接納自己，友善自己。在此基礎上，白居易向廬山“上下大小諸神”提出實質性的要求：請它們各盡其責，“使劄厲不作，魈魅不逢，猛獸毒蟲，各安其所”，確保草堂及周邊環境的寧靜，確保他和家人的平安。

該想到的都想到了，該說的也都說了，白居易自覺再沒有後顧之憂，遂於三月二十七日開始入住草堂。令他感到驚奇的是，當其以園主人的身份住進去沒多久，很快就體驗到草堂的園居之樂，獲得外適內和的愉悅：住宿一夜後，感到“體寧”，全身無比舒適；住宿兩夜後，覺得“心恬”，塵思雜念消失，精神和暢；住了三個晚上後，就“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達到莊子所說的“身心俱遺，物我兩忘”的境界。由此，白居易對一千多年前慧永、慧遠、宗炳、雷次宗等十八人“同入廬山，老死不返”的心境有了更深的理解。

通過上十天的“試住”，白居易對草堂十分滿意。四月九日上午，他在住地舉行簡樸而又隆重的落成典禮。應邀前來的有河南人元集362虛、範陽人張允中（範陽，唐郡名，郡治今北京城西南。張允中，未詳，第三

十此時隱居廬山）、南陽人張深之（南陽，唐郡名，郡治今河南南陽市所一章

轄鄧州市。張深之，未詳，此時隱居廬山）以及東林寺、西林寺長老湊廬山

（東林寺僧、法號神湊）、朗（東林寺僧，法號齊朗，白居易多首詩中稱草堂

其為“朗上人”）、滿（東林寺僧、法號智滿，白居多首詩中稱其為“滿上人”）、晦（未詳）、堅（東林寺僧、法號士堅）等二十二人，他們都是白居易來江州後新結識且來往密切的朋友。此外，還有白居易長兄幼文年前從宿州符離攜來的堂弟侄，以及草堂附近聞訊趕來觀禮、看熱鬧的山民。

白居易先領眾人參觀“五架三間”茅舍，瀏覽茅舍周圍景物，頗為得意地介紹這座郊野別墅園林的立意構思、總體布局、景觀組合以及自己入住後的親身感受，然後又率大家回到茅舍前，正式舉行落成典禮儀式。典禮按佛家禮儀進行，正中供桌上方懸掛著佛的圖像，桌上擺設燈燭、香花、時果、點心。敬佛誦經後，白居易致辭，對大家前來慶賀表示感謝，並通過展示他剛剛寫好的《草堂記》報告自己未來生活的構想：等到有一天，弟妹們各自成家，自己司馬官任職期滿，一切進退取舍自己能夠自由選擇時，一定左手牽著妻子和孩子，右手抱著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誌”。為表明歸誌殷切，決心下定，他對著泉石發誓，“清泉白石，實聞此言”，要他們為自己作證。

《草堂記》，白居易寫景文字中的代表作，唐代散文中的名篇。文章開篇時發出的“廬山奇秀甲天下山”的總讚，將廬山較之天下所有名山的特色、品位作了十分準確、形象的表述，成為千百年來人們對廬山眾口一詞的定評。廬山今天能名噪中外，一千一百多年前的白居易功不可沒。

從白集詩文可知，這次落成典禮，沒有邀請江州刺史崔能參加。

363這可能是因為，在白居易看來，自己佐官江州，一直得到了崔無微不江

州至的關懷；這次草堂能順利建成，靠的也是“郡守以優容撫我”（白居司

馬白易《草堂記》語）；今後自己在草堂山居，還須仰仗他的關照、支持，因居

易此，不想為落成典禮這件事打擾崔能。再說，入住草堂實際上意味著正式宣告自己將開始吏隱生活，讓州刺史出現在這種場合，怎麼說也是不大恰當的，白居易不想為難崔能。

從白集詩文還可看出，白妻楊氏在草堂竣工後沒有和丈夫一起立即入住，也沒有參加落成典禮。這是因為，愛女羅子此時還不足一歲，楊氏的身體也還在恢複期，如母女搬到剛建好且生活設施還未完備的郊野茅舍居住，必有諸多不便。白居易在《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詩中講“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著孟光”，說明白居易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將茅舍堂屋東邊的側室修繕後，再接夫人楊氏入住。由此可推知，楊氏入住草堂的時間最早不會超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春。白居易將楊氏比作東漢隱士梁鴻之妻孟光，並將兩間側室中條件較好的“東廂屋”留給楊氏，讓我們再次看到了其對妻子的深摯情意，也說明楊氏在白心目中有如孟光一樣，是一個對丈丈衷心相從、恭敬以待的賢妻。

午齋畢，作為草堂落成典禮的活動基本結束。由於眾人餘興未了，白居易又增加了一個“節目”：邀大家登北香爐峰，遊大林寺（廬山有上、中、下三個大林寺，這裏指的是上大林寺，在大林寺南側，為東晉慧遠高足曇詵首創，寺院因山峰而得名，廬山三大名寺之一———筆者注）。由草堂至大林寺有近半日山路，白居易考慮到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晦等人年事已高，體質較弱（神湊本年七十四歲，抱病參加四月九日草堂落成典禮，九月二十六日圓寂———筆者注），便領大家先送他們回寺安歇，然後再向大林寺方向進發。這樣，原來參加落成典禮儀式的二十二僧儒留下來繼續前行的為十六人，364他們是：河南人元集虛、範陽人張允中、南陽人張深之、廣平人宋鬱第三

十（廣平，唐天寶、至德時郡名，郡治今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宋鬱，未一章

復詳，此時隱居廬山）、安定人梁必（安定，唐天寶時郡名，郡治今甘廬山

肅省涼華地區涇川縣。梁必復，未詳，此時隱居廬山）、範陽人張特草堂

（範陽，見前。張特，未詳，此時隱居廬山）和東林寺僧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加上白居易，共十七人。

他們先抵達化城寺，後到峰頂院稍事休息，又登北香爐峰，再遊大林寺，當晚在該寺歇宿。大林寺此時的寺僧都是海東人（即新羅人。新羅，朝鮮古國名———筆者注），他們對白居易一行人的造訪非常歡迎，並給予熱情周到的接待。在遊大林寺時，白居易驚訝地發現：時為四月，山下桃花早已凋謝，而這裏數百株桃花卻剛剛盛開，朵朵新葩豔若紅霞，陣陣芳香沁人肺腑，使人如同到了另一個世界，不禁連聲讚歎道：“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白居易《遊大林寺序》）他觸景生情，創作靈感油然而生，隨口吟詩一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這就是著名的《大林寺桃花》詩。詩以趣勝。這首詩立意新穎，構思巧妙，戲語中既富有情趣又透出理趣，啟人神思，是唐人絕句中之珍品。

用罷晚膳，白居易在大林寺的客館裏作《遊大林寺序》，以記此行。《遊大林寺序》將廬山大林寺周圍景色摹繪如畫，文辭優美，短小雋永，是我國古代遊記文學的佳作。大林勝跡為後人矚目，廬山“白司馬花徑”成為舉世聞名的文化景觀，歸功於白居易這篇散文和這首記遊詩。

四月十日，白居易等十七人離開大林寺回歸各自居所，其中大部分人按原上山路線返回山下（如白居易和東、西二林寺僧），另有一些人因住處分散，自擇便道回家。至此，草堂落成典禮活動圓滿結365束。

江州當晚，白居易在草堂紗燈下給遠貶在通州的好友元稹寫信。十司

馬白年前，他和元稹在京為官時就曾因“朝見寵者辱，暮見安者危。紛紛居

易無退者，相顧令人悲”的官場險惡而“已約林泉期”，如今，白居易“追尋前約”，入住廬山草堂，覺得自己應該將這一情況及時告知元稹。

由於自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元稹詔授通州司馬，三十日白居易於城西為之送行，兩人已整整三年未見麵；居易元和十年冬在江州給元稹去過一信（即《與元九書》）後兩人一直無書信往來，因而提筆時居易思緒萬千，百端交集，無限傷感，一封六百五十二字的信他寫了整整一個通宵！“封題之時，不覺欲曉。”（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語）信中報告了在江州生活的情景，表達了與摯友在同遭厄運時相互慰藉、相互勉勵的深情，宣泄了自己對當前境遇的不甘和苦悶無奈。文章簡潔明快，極富抒情性，如同晤麵交談，親切感人。這就是傳誦千年的古代書信名作《與元微之書》。白居易四月九日、十日兩天內在廬山創作出《草堂記》、《大林寺桃花》、《遊大林寺序》和《與元微之書》等四種不同文體的作品，且篇篇都是傳世佳作，堪稱古今文壇上的一個奇跡。

營構和入住廬山草堂，是白居易人生中一個具有標誌性的重大事件。他經過反複權衡，最終沒有選擇像陶淵明那樣徹底歸隱，躬耕於南山，也沒有選擇絕意仕途、泯滅俗情的僧道之隱，而是在仕與隱的夾縫中，選擇了一條仕即仕、隱即隱；仕非仕、隱非隱；或仕或隱、亦仕亦隱；以仕為隱、仕隱兼得的“吏隱”道路。從此，他在江州，以廬山草堂為吏隱基地，“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白居易《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詩），“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白居易《重題》詩），“昔日青雲意，今移向白雲”（白居易《黃石岩下作》詩），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吏隱生366活。第三

十正是由於有了在江州“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為送老官”（白一章

居易《重題》詩）的吏隱生活體驗，以及後來對險惡汙濁官場的日益廬山

厭棄，白居易於十三年後（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時居易五十八草堂

歲，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提出了著名的“中隱”觀：“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複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綏，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白居易《中隱》詩）“中隱”從實質上講就是“吏隱”，但它是“可謂綜合了‘朝隱’、‘大隱’、‘吏隱’等隱逸觀念以及隱逸經驗的新發展”，“是調和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結晶，故能以之處世，圓融無礙，無往而不利，可謂隱逸思想發展的極致”（霍建波《宋前隱逸詩研究》第五章《隋唐隱逸詩的全麵繁榮》）。

白居易“從‘誌在兼濟’，退而‘行在獨善’，終於以‘中隱’為歸宿，可見他是經曆了一個從追求到幻滅的痛苦的探索過程。中隱的道路，可以說這是他在飽經時世艱難與仕途挫折，帶著‘宦途滋味已盡諳’的深沉苦悶，帶著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途窮道盡的痛苦心情，無可奈何而選擇的一條現實的道路”（蹇長春《白居易評傳》第七章《白居易的後期思想———知足保和的中庸主義》）。

廬山草堂是白居易造園思想和園林觀付諸實踐的經典之作，是唐宋時自然山水園林的代表作，也是白居易成就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文人造園家的重要標誌。白居易一生愛園、造園、賞園，“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台，聚拳石為山，環鬥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白居易《草堂記》）。但在營構草堂前，他所造的園景，大多為個體的亭台、堆石、小池、叢竹等園林建築小品，屬一石、一樹、一367池、一亭式的“點景”。真正將建築、山水、花木等景觀組合成一個“綜江

州合藝術品”，一個可居可遊的整體，則是從廬山草堂開始。廬山草堂司

馬白在設計、建造時體現的鮮明而富有典型性的園林意識，順乎自然、師居

易法自然、高於自然、追求野趣的自然美學園林思想，在中國園林發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後世造園和園林學產生了積極影響。

後人有關中國園林藝術法則的總結與運用，如風景園林選址和風景建築的塑造、理水泉脈方法的運用、“化大為小、小中見大”的原則和借景藝術等，許多是受《草堂記》蘊涵的自然美學園林思想啟發、依據白居易園林觀派生出來的。正因為如此，《草堂記》成為千百年來人們研究中國古代園林的重要史料，被認為是中國園林學的開創之作、奠基之作。

不僅如此，廬山草堂“完全用當地的建築材料，完全是山居風格。這建築自然就使人們感到它是此時此地所長，與環境和諧統一，是一種質樸的自然美。這種有機建築的理論與實踐，比現代美國建築大師萊特提出的有機建築早一千餘年。在這個建築理論上，白氏可以說是先行者”（王鐸《白居易的造園活動及園林思想》，載二〇〇六年《國際白居易研究論文集》）。白居易營構的廬山草堂、洛陽履道坊故裏園，白居易的自然美學園林思想，還對東瀛日本早期園林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日本學者稱白為“日本園林文化的導師”、“至室町和江戶末期，白氏園林思想逐漸成為日本造園學家追求的園林文化主題思想”（同前）。

368第三十二章千裏修書薦劉軻四月九日廬山草堂的落成典禮，有一個人憑他與白居易關係的親近程度以及白居易對他的垂青，完全會被列入邀請對象。可白居易不僅沒有邀請他，還於三月中旬就將其“打發”走了。這個人就是本書第二十二章中提到的那個隱士劉軻。

廬山因其“奇秀甲天下山”，自古就是士人理想的隱逸之地。據晉慧遠《廬山略記》，殷周時有一姓匡名續（一作俗）的先生來到山上結廬隱居，避世學道，首開了隱逸廬山的先河。廬山因匡續這個掌故而得名，亦名“匡廬”、“匡山”。匡續之後，廬山隱逸之士日多。

據史料記載，晉時最為著名的有“翟家四世”（即尋陽郡柴桑縣人翟湯、翟莊、翟矯、翟法賜等祖孫四代）、“尋陽三隱”（即隱居在廬山的雁門人周續之、彭城人劉遺民和柴桑人陶淵明）。還有一個謝靈運（祖籍陳郡陽夏，即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出生於會稽始寧，即今浙江省紹興市轄之上虞市），中國山水詩派的鼻祖，雖然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但由於其在江州的傳奇遊蹤及山水隱逸詩，由於其與廬山、東林寺結下的不解之緣，對廬山隱逸文化的興盛產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南朝時最為著名的有“鬆術度形，而衣薜蘿”的宗測（蓮社“十八高賢”中宗炳之孫，祖籍河南郡涅陽縣，縣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陽市轄之鄧州市東北），“去職歸山”、“常冠穀皮巾，躡蒲履，369執棕櫚皮塵尾”的張孝秀（南陽郡宛縣人。宛縣，今河南省南陽市宛江

州城區）和“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司

馬白之誌。因棄官”的劉慧斐（彭城郡人）。隋時最為著名的隱士有“洞明居

易易道，藏住知來”的“奇識士”蘇賓（籍貫未詳），“晚厭談說，歸隱林泉。尋還廬山，屏絕人事”的智光（江州人）。唐時最為著名的有“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的李白，“山中四友”楊衡（鳳翔府陳倉縣人。陳倉縣，唐縣名，治所在今陝西省寶雞市）、符載（蜀州人。蜀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轄之崇州市）、李元象（隴西人。隴西，唐郡名，治所在今甘肅省定西地區隴西縣東南）和王簡言（北海人。北海，唐天寶、至德時曾改青州為北海郡，治所在今山東省淄博市轄之青州市），還有“刻誌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的“白鹿先生”李渤（洛陽人。洛陽，唐縣名，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市）。至白居易佐官江州時，“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岩穀間者猶一二十人”（白居易《代書》）。

可以說，廬山“自陶（淵明）、謝（靈運）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白居易《代書》），已成為一座名播天下的隱逸之山！

白居易講他在江州時，“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岩穀間者猶一二十人”，其中包括參加草堂落成典禮的元集虛、張允中、張深之、宋鬱、梁必複、張特，還有劉軻、“鄭處士”（見白居易《過鄭處士》詩）、“劉十九”（見白居易《問劉十九》、《劉十九同宿》等詩）、“李生”（見白居易《過李生》詩）、“張山人”（見白居易《春江閑步贈張山人》詩）、“韋山人”（見白居易《問韋山人山甫》詩）等。他們在廬山，有的縱情山水，尋求寄托；有的避世逃名，掛冠遁跡；有的尋幽避喧，專心攻讀，蓄誌待時；有的杜門著述，潛心詩畫；有的隱於方外，參禪禮佛，煉丹修道；還有的則是“托薜蘿以射利，假岩壑以釣名”（《舊唐書·隱逸傳》語），借隱居抬高身價，走“終南捷徑”。從白集詩文可看出，白居易與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有密切往來，結下了很深的情誼。然若從愛才、惜370才的角度，其中最為白居易看重的，當屬元集虛（本書第二十八章已第三

十專門述及）和劉軻。二章

白居易聞劉軻名始於去年（即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開春後千裏

發生的一件事。一天，東林寺和尚道深、懷縱、如建、衝契、宗一等二修書

薦十餘人，率領僧徒及世俗之眾一千多人來到江州府衙，請白居易為劉軻

已故撫州景雲寺大師、東林寺住持上弘和尚撰寫石塔碑銘。白居易接見後得知，上弘於元和十年十月初二圓寂，十月二十九日安葬。上弘圓寂時，他尚未到江州。由於墓塔在建，“銘誌為急”（劉軻《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並序》語），上弘法師門弟子道深、如建等當時找到與上弘生前關係甚善且在廬山頗有文名的劉軻，請為之趕寫塔銘。白居易到江州時，塔銘已寫好、刻就，於上弘舍利子入塔時鑲嵌在墓塔的塔壁上。

聽完道深、如建等人的訴述，白居易立即意識到，請他為上弘法師寫塔碑銘，實際上主要是劉軻的意思。這一千多人浩浩蕩蕩來到府衙，也是其為了促成這件事積極鼓動的結果。很明顯，劉軻是想借助白居易的聲名提高上弘的聲望，以表達對這位高僧大德的敬仰和推崇。同時，這也反映出劉對居易文筆的企慕之情。劉軻的良苦用心，使白居易深為感動，也更引起了他要了解劉軻其人及他在“應急”情況下寫的那個塔銘的極大興趣。正因為如此，白居易在當時沒有能立即接受撰寫塔碑文的請求。

當年（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月，白居易遊東、西二林寺，發現寺中碑記多為劉軻所撰（此據文行遠《潯陽摭醢》卷三。這裏講的寺中碑記，為廟碑文，主要記述與寺廟有關的事跡，頌揚某一具體建築的興建者、捐款者、操辦者的功績，也有的專門記人記事。碑身多立於寺廟庭院中大殿前、殿堂前廊或大殿裏麵，也有的將碑文刻勒後嵌於牆上———筆者注），且篇篇文字流暢，詞語簡淨。他特地來371到東林寺旁南岡，拜謁上弘法師靈塔，閱讀劉軻為上弘寫的塔銘。這江

州是一篇以序為主的墓誌文體，敘事清晰，選材精煉，讚頌了上弘潛心司

馬白佛學、護教重道、發心廣大、卓爾不群的業績。文章開頭和結尾中哀居

易傷上弘去世的文字寫得非常悲戚傳神，令人動容。雖然白居易此時已是大唐的詩壇國手、文章大家，看了劉軻寫的這些碑文和塔銘，也頗有些惺惺相惜———因為以他識才的獨具慧眼，“知軻誌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白居易《代書》語）。

白居易的賞識和厚望，使劉軻感動不已。他更加敬佩白居易，主動將自己在廬山隱居期間撰寫的《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以及雜文百餘篇等作品都呈送白居易，請求指教。白居易一一認真讀畢，在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提出了中肯的指導性意見。從此以後，劉軻每寫完一文，都要先送白居易過目。這種有如學生按時交作業、老師讀高足作品的“師生”關係一直持續到劉離開江州後為止———在劉軻眼裏，白居易不僅是一位享有盛名、功底堅深的文壇大家，還是一位待人以誠的良師。

劉軻，字希仁，祖籍彭城（今江蘇徐州）沛（今沛縣）人。唐玄宗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祖父劉效攜家南遷韶州（今廣東韶關市），入籍曲江（曲江，唐縣名，縣治在今韶關市南）。父劉綺，在湖南郴州一帶經商。唐代宗大曆中（約公元772年），劉軻在曲江縣出生（與白居易同年———筆者注）。劉軻年幼出家，在韶關城南百裏的月華寺師事高僧惠朗，學習佛法，後至江西高安方山寺、廬山東林寺學道宣的著作，不久還俗。唐德宗貞元末，劉軻到羅浮山（粵中道教名山，在今廣東省河源市、惠州市、廣州市的東源、博羅、增城等縣市間）研讀黃老之書，並從壽春（唐縣名，今安徽省六安市壽縣）籍的儒家學者楊生修習《春秋》。元和初，劉軻越過大庾嶺來到廬山，於山南慶雲峰下、慶雲院旁（慶雲院始建於南朝的梁朝，原名慶雲庵，唐代稱慶雲院，宋372天聖年間仁宗賜名為萬杉寺）結茅讀書。第三

十在廬山隱居的十多年裏，劉軻“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二章

歲月悠久，浸成書癖”（劉軻《上座主書》）；投師學識淵博的茅氏隱千裏

士，潛心經史。功夫不負有心人，不懈的苦讀，使得他博及古今，學問修書

薦大有長進，為後來取勝科舉、躋身仕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劉軻

三月上旬的一天，劉軻攜帶他著的書及所寫的全部文章來到白居易住處，報告自己將離開廬山，打算參加明春的進士科考試，請居易給予支持和幫助。一見劉軻手中抱著的書和文章，白居易立即想起自己十六年前參加進士試的“試前行卷”。如今劉軻將這些展示給自己，很明顯是想自己為他爭取到與長安社會名流、達官貴人“行卷”的機會，以便這些人看了他寫的作品後好向主司（即主考官）推薦。

白居易非常理解劉軻的心情。劉軻出生在蠻荒偏遠的嶺南，家境貧寒，自幼出家，從佛寺到道山，再到廬山結茅為廬，很少與世俗往來，對京都官場更是一無所知。如果沒有先達之士為其揄揚和推薦，不要說及第無望，就連“行卷”呈獻的對象都很難找到。

白居易是個好善喜才之人，決定為劉軻提攜、推薦。考慮到自己正淪落江湖，體弱多病，不可能親自到長安，也不可能給京都台省的舊友一一寫信，便於三月十三日取紙拿筆，將心中想法寫下來交給劉軻，讓他以此為憑去長安拜謁能為其出力的人，這就是有名的《代書》。“代書”，這裏指的是非正規格式的書信。用現代人通俗的話說，就是用類似介紹信的便條代替完整格式的書信。這種形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簡要、簡便，傳遞的內容明白、直截了當。

在《代書》中，白居易首先盛讚劉軻是一個才學超群、抱負不凡的學人：“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楊雄（一作揚雄，西漢著名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筆者注）、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373《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這些著作體現了聖人的思想，得文學江

州大家筆法之真諦。很明顯，這是白居易向擬接受“行卷”的對象提示，司

馬白劉軻是一個值得接見且日後必有發展前途的“行卷”者；緊接著，《代居

易書》列出七個“行卷”對象的具體名單，如“集賢庾三十二補闕”（即庾敬休，居易文友，曾任集賢學士、右補闕。“三十二”為其在同族兄弟中的排行次第，後同———筆者注）、“翰林杜十四拾遺”（即杜元穎，居易文友，貞元十六年與居易同登進士第。元和中為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行次十四———筆者注）、“金部元八員外”（即元宗簡，居易文友，元和十一年改官金部員外郎，行次第八———筆者注）、“監察牛二侍禦”（即牛僧儒，居易文友，時任監察禦史，行次第二———筆者注）、“秘省蕭正字”（居易文友。正字，唐官名，掌校讎典籍，刊正文字，屬秘書省———筆者注）、“藍田楊主簿兄弟”（即楊汝士、楊虞卿，居易文友、姻兄。時楊汝士官藍田縣主簿，楊虞卿為鄠縣令———筆者注）。

白居易要劉軻到長安後持《代書》替他對這些人一一登門拜訪。

很明顯，這是白居易要求好友、姻兄見書信如見己麵，各盡其力。之所以列出七個“行卷”對象名單，應是為了提高推薦的保險係數；《代書》第三部分講：“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意思是說我的文友、姻兄，都可稱得上是當今的君子。以我的愚拙耿直，他們過去對我講的話都很相信、尊重。假如現在他們還能相信我講的話，相信我沒有虛誇騙人，那你劉軻這次取勝科舉就沒有多大問題了。很明顯，白居易的這段話，綿裏藏針，實際上是向自己的好友、姻兄“施壓”，要他們加大推薦力度。這充分顯示出一位文壇大家愛護真才、提攜後進的聖哲情懷。

唐代進士試通常在正月或二月舉行，投獻“行卷”多在頭一年秋374天開始。劉軻屬自學成才者，按唐科舉考試程序規定，在進士試前還第三

十必須先參加“州試”。因此，時間對他來說相當緊張。為了使劉軻能集二章

中時間，集中精力，認真備考，白居易決定不僅不邀請他參加有關廬千裏

山草堂落成典禮的一係列活動，還讓其在接到《代書》後即全身心地修書

薦投入應試前的各項準備工作。這就是白居易《草堂記》和《遊大林寺劉軻

序》中未見劉軻名字的緣由。

通過“州試”檢定資格後，劉軻來到人生地不熟的長安。由於《代書》的作用，他很順利地向“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等當時在長安頗有文名的七人“行卷”。通過這七人的引進和推薦，本次進士試的主司和當朝宰相崔群對劉軻的文才有了許多了解。

崔群與白居易同年出生，同年入翰林學士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白居易作《代書》時為元和十二年三月，崔已由禮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可能白居易覺得，此時要崔群直接向現任禮部侍郎、本次進士試主司推薦劉軻，有些不合適。如若由“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等人相機行事，效果會好些，故《代書》中未提向崔群“行卷”一事。劉軻到長安時，崔群已拜宰相，劉便選了自認為寫得最有水平的《隋監》一卷、《左史》十卷等近作呈獻，請崔群“樞務之暇，賜一覽讀”（劉軻《上崔相公書》）。崔群亦是一個憐才愛士之人，與《代書》中講的七個人關係都很好，可以肯定，劉軻的“行卷”起了應起的作用。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進士試在禮部南院（又稱貢院）舉行，劉軻以優異成績一舉登第，獲得擔任官職的資格。但他的吏部試和韓愈一樣，很不順利，連連落選，因而不能在朝為官。唐文宗大和初年（公元827年）應福建觀察使兼福州刺史張仲方之聘，劉軻任州刺史從事，後累官殿中侍禦史兼史館修撰、朝議郎行尚書膳部員外郎兼史館修撰、檢校尚書屯留郎中使等，終洺州（州治今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東南）刺史職。

375劉軻一生著述頗豐，除以上所列外，還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江

州《十三代名臣議》十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三禪五司

馬白革》一卷、《帝王曆數歌》一卷、《唐年曆代》一卷、《牛羊日曆》和《廬山居

易山人集》等。《全唐書》收其各種文體作品共十四篇。五代人王定保在其所撰《唐摭言》中稱劉軻“文章與韓（愈）、柳（宗元）齊名”，可見其文字功底和社會影響。

如果講是白居易的一封《代書》薦出了一位洺州刺史，這種說法未免有點“過”（因為劉軻能一舉登進士第，主要靠的是自己的才學實力），但不可否認，在當時“行卷”風非常盛行的情況下，如若沒有《代書》的引進，沒有“行卷”或“行卷”沒有行到關節上，即使劉軻的文章寫得再好，也很可能會被有強勢推薦者的考生擠掉，等待他的隻能是榜上無名。

白居易既然此時“已許虎溪雲裏臥，不爭龍尾道前行”（白居易《重題》詩），在廬山築草堂，打算“終老於斯”（白居易《草堂記》），為什麼又那麼熱心幫助劉軻進京趕考，“發軻事業”？（白居易《代書》語）筆者以為，這說明白居易到此時還沒有真正從心裏放棄兼濟之誌，也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之所以在廬山建草堂，“願於靈山，棲此陋質”（白居易《祭匡山文》），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正“翻身落霄漢，失腳倒泥塗”（白居易《東南行一百韻》詩），“形體已悴，誌氣已憊”（白居易《代書》語），處在“時不來也”的時候，必須“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白居易《與元九書》），等待時機。而劉軻則不然，他初出茅廬，在官場上無任何羈絆，正是大丈夫誌在兼濟，可以“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白居易《與元九書》）的時候，必須助其一臂之力。這也說明，雖然白居易此時在草堂中擺“儒、道、佛書各三兩卷”（白居易《草堂記》），想在儒、釋、道三教中搞平衡，兼容並包，以尋求精神上的解脫，但揮之不去的，仍主要是“奉儒守官”的376情結。第三

十現在再說為上弘法師撰塔碑銘的事。廬山草堂落成後不久，東二章

林僧道深、懷縱等人來到白居易住處，告知該寺為了表示對上弘這千裏

位高僧大德的尊崇，決定將其靈塔擴大規模，重新設計形製（唐時高修書

薦僧墓塔形製多樣，至今保存下來的主要為單層方形磚塔、仿木塔式劉軻

樣的石塔和磚石仿木構的樓閣式塔，還有完全用青石砌成的石塔，上弘墓塔為何形製，未詳———筆者注），現工程已經啟動，請白居易撰寫塔碑銘。由於前段營建草堂勞累過度，此時白居易正患病在床，力不從心，未能如願。

第二年（即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夏，上弘墓塔工程竣工，道深等為了請白居易撰寫塔碑銘，又邀聚僧俗之眾上千人來到草堂，還帶來作為潤筆費的饋絹百匹。白居易為他們的一片至誠深深感動，當即應承，但要求僧人先回寺，世俗之眾返回村落，並將百匹饋絹退還東林寺庫房保管，因為他覺得“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己有”（白居易《東林寺經藏西廊記》。後這一百絹白全部用作改建東林寺經藏西廊工程的經費———筆者注）。

第二天，白居易《唐故撫州景雲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並序》寫就，眾人看了無不讚歎。這篇碑文，先寫東林寺長老及“白黑眾千餘人”三年三次請寫碑文的經過，凸顯上弘在僧俗中的聲望；接著寫戒律對佛教修行的重要意義，言上弘是南山大師的傳人（南山大師，指唐代僧人道宣，律宗的實際創始者，因常住終南山，世稱南山律師、南山大師。東林寺唐時既堅持弘揚淨土法門，又禪律交修———筆者注），凸顯上弘在律學傳承體係及當時佛教界的重要地位；再寫上弘生平的主要事跡，凸顯上弘的卓異功德；最後的有韻銘文，以上弘的“生、滅、來、去”對佛教事業及僧俗四眾的影響，讚頌上弘的精神永存。全文結構嚴謹，層次分明，自然隨意，一氣嗬成。東林寺住持377即命請書法高手恭書，勒石能匠刻寫。

江州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白居易撰寫碑銘的上弘塔碑立於上司

馬白弘墓塔前，與劉軻撰寫的塔銘相輝映，吸引許多文人學士前來駐足居

易賞閱、誦讀，成了東林文化的又一重要景觀。

378第三十三章樂天知命白居易出生後，父親白季庚為其取名為“居易”。按今人說法，這就是他的“名字”。因為現代漢語中的“名字”，就是一個人的名。而在古代，“名字”一詞是由“名”和“字”兩部分組成，“名”是“名”，“字”是“字”，兩者各有其意義與用途。《顏氏家訓·風操》中講：“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意思是說，“名”是一個人的稱謂符號，用來辨正名分，以適符其作為生命個體的存在。“字”則是表明一個人的德行操守。“名字相應”，“字”往往是“名”的解釋或補充，與“名”互為表裏，故“字”又叫“表字”。

古人何時命“名”，何時取“字”？據《議禮·喪服傳》：“子生三月，則父名之。”《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就是說，孩子剛出生時不能立即命名，要待三個月後由父輩長親所起。男子到二十歲行冠禮（即成年禮）時取字，以示成人。此後，別人對其稱呼，尤其是同輩朋友，必須稱呼其字，而一般不能以名相稱；其本人對尊長、對朋友自稱時必須稱名，一般不稱字。由此可見，古人對命名用字很是鄭重其事的。白居易二十歲時父親尚健在（白季庚卒於貞元十年，時居易二十三歲），因此，他的“字”應是其父擬定親命的。

唐代文人士子取名用字重立意，尚美辭，喜歡使用典故，有的名字往住就是直接由寓意深刻的名言或膾炙人口的成語截取、提煉而379成。白家“世敦儒業”（《舊唐書·白居易傳》語），季庚明經出身，體現江

州儒家觀念的字眼自然成了他給兒子命名取字的首選，白居易其名其司

馬白字就源自儒家經典《禮記》、《周易》。《禮記·中庸》篇雲：“君子居易以居

易俟命”。“居”，這裏的適用釋義為“處於”，指在某種地位或狀態。“易”這裏的釋意為平安。這句話的意思是，君子行道要按照自己現在所處的地位行事，平安地等候天命的到來，不做本分以外的事情。《周易·係辭》雲：“樂天知命，故不憂。”意思是說，樂於接受天的法則，知道命運有窮通交替，而安然承受之，所以不會產生憂愁。

白季庚給兒子命名取字，煞費苦心，寄托著自己對孩子未來人生的美好祝願和殷切期待：希望他能修身俟命，識時知命，安時順命，知足保和，平安無憂。綜觀白居易的一生，他的名、字“對其人生、性格和創作有著神秘的指導作用，或者說是對白居易人生恰如其分的總結，真可謂人如其名”（毛妍君《白居易閑適詩研究》第三章《白居易閑適詩的思想淵源》）。“作為一名主體意識非常強的封建士子，也許從明白自己名、字的來曆及蘊含的那刻起，白居易就時刻關注著自己的生存心理和生存狀態，這使他對自己的姓名字號有一種獨特的體驗和感悟，而且這種體驗和感悟自覺不自覺地對其思想性格的形成起著不可忽視的規約作用。”（肖偉韜《白居易生存哲學本體研究》第一章《白居易生存哲學與儒家思想》）誠如宋代晁迥所言：“吾觀公（白居易）之事跡，可謂名行相符矣。”（晁迥《法藏碎金錄》卷九）說到這裏，不能不回過頭來再講講當年白居易在蘇州謁見顧況的事。白居易為了得到顧況的賞識、引薦，向顧況呈上自己寫的詩文。顧況見文稿上署名“白居易”三字，即曰：“現在長安米貴，‘居’亦不‘易’！”後讀白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句時，連忙改口：“能寫出這樣的好詩，‘居’即‘易’矣！”顧況是中唐時名高望重的大詩380人，進士出身，不可能不知“居易”之名、“樂天”之字的出處。他之所第三

十以講“長安米貴，‘居’亦不‘易’”之類的話，完全是由於其“性好詼三章

諧”（見《全唐詩》卷二六四顧況詩卷首語），喜歡調笑。但通過這個故樂天

事可以看出，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詩確實是一首難得的佳作，知命

詩人青少年時具有不凡的才華，顧況慧眼識珠。

翻檢白集，白居易不同時期的詩文作品可明顯印證出其名其字“對其人生、性格和創作有著神秘的指導作用”。例如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時居易二十九歲）春，白居易中進士第，且為“十七人中最少年”，得意之情溢於言表。但他和一般人不一樣，能做到“得意”之時不“忘形”。首先，他想到自己能一舉成名，是因為主考官高郢主持公道，唯才是舉，如此知遇之恩，定當“死矢報之”。不僅報私德，還要將報德與立身、報效國家三者結合起來，以不負高郢之德；其次，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雖然進士及第，但吏部試尚未參加，要真正走上仕途，施展抱負，還很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認真麵對。如果現在就“自廣自滿”、“自欺自卑”，“怠棄”、“躁求”，將如“山九仞，虧於一簣”。為了規誡自己，白居易於進士及第後還不到十天，就專門寫了一篇自箴文《箴言》，表達進德修業勵誌的決心，並以此作為座右銘，常常“自顧於《箴言》”，檢討自己。如此嚴謹持身，正是“君子居易以俟命”思想的具體體現。

又如，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八月間，白居易因六月三日宰相武元衡遇刺案發，他當天“獨進奏狀”，得罪權貴，被迫在長安等待治罪，聽候發落。在貶謫詔書尚未下達的近兩個月時間裏，他五內俱焚，“心化為灰”（白居易《自誨》詩），悲憤至極。然而，麵對無法抗拒的命運安排，在理智的製約下，還是忍痛做出了安然承受、委身其中、隨緣任化、泯滅悲喜的抉擇。離開長安前，白居易用歌謠體語言寫的《自誨》詩這樣勸導自己：“樂天樂天，可不大哀！而今而後，汝宜381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