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以來，五代十國壁畫墓在田野考古工作中陸續被發現。截至2008年4月，已發掘代表性壁畫墓約計10座。這一時期壁畫墓內容不僅對研究五代十國時期的社會生活、經濟狀況、喪葬禮儀、文化思想史等方麵有著重要意義，且為複原、研究當時的繪畫藝術、戲曲藝術、建築藝術等提供了直觀、真實的圖像資料。
有關五代十國壁畫墓的研究，目前尚處於一個資料集聚整合與初步研究階段，相對於漢、魏、唐、宋時期壁畫墓的研究來說較為淺顯和滯後，其研究成果僅限於部分國內外學者依據有關考古報告和簡報對相關壁畫墓進行內容、形製、藝術風格等諸方麵局部問題的探討。而運用相關學科知識對其進行係統綜合研究，還是一個新課題。有鑒於此，本文首次嚐試對該時期墓室壁畫進行初步研究。
在目前發現的五代十國壁畫墓中，以發掘時間早晚而論，最早應為馮漢驥1942年9月主持發掘的成都琴台前蜀王建墓。據宋人史籍記載，原王建墓地麵佛宮僅壁畫即有100堵之多。因年代久遠，破壞較為嚴重。至發掘時，該墓中仍存有多幅石刻畫、石雕與彩畫，其中前室第一道石券上有彩繪痕跡，圖案雖漫漶不清，但仍隱約可辨識其應為壁畫人物。第三道券下重券額上繪有彩畫，內容為唐代以來建築繪畫中常見的“串枝蓮”圖案，屬晚唐、五代時期普遍流行的一種基本圖案形式。此外，中室中部放置紅砂石材質須彌座式棺床一座，須彌座東、南、西三麵皆刻有龍戲珠圖案，南麵刻二龍，東、西兩麵各刻三龍，其間以雲氣紋裝飾，北麵刻雲氣紋。棺床東、西兩側列置有12軀半身武士立體石刻胸像，棺床東、西、南三麵壼門中，則刻有樂伎圖像共計24幅。
1950年10月,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組與南京市文管會等部門聯合發掘了南京江寧南唐高祖李昪欽陵與中祖李璟順陵。欽陵中室墓壁繪有鮮豔彩畫，在鬥拱、立柱等仿木結構上有牡丹、蓮花、柿蒂、寶相、海石榴、雲氣等紋飾，開宋墓建築彩畫裝飾之先河。中室和後室之間有一通道，在通道口中室北壁上方，橫列大型雙龍攫珠石刻浮雕像，下方左右兩側分別有一尊足踩祥雲、披甲持劍石刻武士浮雕，後室頂部繪有彩色天象圖。順陵為彩繪與仿木結構相結合裝飾方式，在仿木結構上繪有牡丹等彩繪花紋圖案，後室頂部繪有天象圖。
1971年春，四川省博物館與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清理發掘了位於成都市北郊磨盤山南麓的後蜀高祖孟知祥和陵。此墓建築風格獨特，墓門為牌樓式建築，屋脊兩端鴟吻，上刻龍風，龍首吻脊，彩枋四柱，柱上刻有青龍、白虎，左右各有一個身披甲胄、手執劍斧的守門衛士圓雕石像，兩壁彩繪男女宮人。中室內橫置紅砂石所砌須彌座棺床，底座下為仰蓮，上為覆蓮。底坐前、後各雕刻裸身、卷發、圓臉、鼓眼力士五人，力士雙手放置膝上，作跪地負棺狀，並於頭上腳下各刻一團雲氣。棺床上層四周刻有雙龍戲珠浮雕，中層四方各鑿有長方形孔數個，四角各雕刻有身披甲胄，麵部表情各異力士一人，作跪地負棺狀，均為深浮雕。
1977年底，成都市文物管理處於四川成都金牛區保和鄉發掘了後蜀張虔釗墓，墓中所繪壁畫已毀。其中室棺床為須彌座式，方澀刻牡丹花，罨澀刻仰蓮，床腳上部刻覆蓮。床身四周均有石柱，柱上刻力士像，柱子之間鑲嵌壼門，南麵壼門自西向東刻馬、獅、獅，北麵自東至西刻獬豸、獬豸、，東麵自南至北刻、、羊、馬、鹿，西麵自北至南刻鹿、麒麟、貘、馬、獅。
1984年3月，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在四川成都青龍鄉西林村發掘了後蜀孫漢韶墓。中室棺床四周鑲嵌石雕，方澀陰刻牡丹花紋，罨澀雕仰覆蓮，方澀之間嵌石刻壼門，壼門上雕有鹿、獅、虎、象、羊等動物形象。棺床四周邊角有長方形紅砂石柱，柱上雕抬棺力士像，圍繞棺床四周，形態各異。
1991年，新鄭市文物局對位於河南新鄭城北郭店鎮附近柴宗訓順陵進行勘測，發現彩繪仿木建築圖和人物圖像，甬道東側繪《文吏迎侍圖》，墓室西側繪《武吏端斧圖》，墓室頂部繪星象圖。
1992年4月,鹹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彬縣文化局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對位於彬縣底店鄉二橋村的五代後周朔方軍節度使、中書令、衛王馮暉的墓地進行了發掘，甬道、墓室發現了大量壁畫與磚雕，壁畫麵積達200多平方米，彩繪樂舞磚雕風格獨特。墓室穹頂繪天象圖一幅。
1995年7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會同保定市文物管理處、曲陽縣文化局、曲陽縣文物管理所組成的考古隊發掘了五代王處直墓。此墓不僅繪有色彩豔麗、技法嫻熟的壁畫，還發現了嵌入左右壁的奉侍、伎樂和前室所嵌十二生肖等彩繪浮雕，壁畫內容涉及雲鶴、團花、人物、花鳥、山水、天象圖等。壁畫中人物形象典雅端莊、造型準確。前室北壁的水墨山水，是目前發掘出土年代確切且時代較早的水墨山水畫。
1996年12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聯合臨安市文物館對位於臨安市玲瓏鎮祥裏村吳越國二世王錢元瓘妃馬氏之墓進行了發掘。據考古資料顯示，前室左側及後端轉角上方繪有三組鬥拱，後側門券上繪朱紅色纏枝牡丹花，兩耳室三壁各繪牡丹一株，中室兩壁繪彩色圖案，後室左右壁及後壁上部雕刻並彩繪牡丹圖案，後室左壁繪青龍，右壁繪白虎，在門背麵上部鑿有淺龕，龕內雕刻朱雀，後室後壁上部亦鑿有淺龕，龕內雕刻玄武。後室三壁及門背麵下部共有十二個壼門形龕，龕內雕刻十二生肖人物像。吳越國文穆王錢元瓘墓前室有彩繪圖案，後室棺床壁麵分別刻有牡丹、四神、十二生肖淺龕，墓室頂部刻有天象圖。
2001年4月，陝西省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對位於寶雞市北端陵塬上的唐末五代李茂貞夫婦合葬墓進行全麵發掘。從考古發掘情況得知，一號墓主為李茂貞夫人，墓中發現的仿木結構磚石端門是目前我國發現較早的磚砌端門，瑞鳥銜草、散樂、婦人啟門、八人抬轎、二人抬轎、漢人牽馬、胡人牽駝等磚雕圖像也有發現，其中八人抬轎圖磚雕為首次發現。二號墓主為李茂貞，墓道結構較為獨特，墓道兩側繪有18幅樂伎圖。
此外，四川後蜀宋琳墓中室內石棺浮雕有四神圖案，棺座有伎樂和力士圖像，山西省太原市金勝村北漢劉廷斌壁畫墓中也有壁畫出現。
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國內有關五代十國壁畫墓的研究，最早始於20世紀40年代。1942年，馮漢驥主持發掘的成都前蜀永陵，開五代十國壁畫墓科學發掘之先河，獲得了諸多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但囿於當時學術發展水準、學術環境以及發掘報告體例本身的限製，其《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遲至1964年方始公布於世，該報告的出版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翔實的考古資料。
馮漢驥之後，吳金鼎、王文林、王振鐸及莫宗江等人在1943年接踵對前蜀王建墓進行了第二期考古發掘清理，從而將馮漢驥的考古發掘範圍予以擴展，使得該墓考古資料更趨豐富翔實，為爾後五代十國壁畫墓的科學研究創造了良好的端緒。即就前蜀王建墓一係而言，重要代表作有史占揚在1994年於《前後蜀的曆史和文化》（前後蜀的曆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發表《兩蜀墓室壁畫初探》一文。該文對兩蜀墓室壁畫題材與表現手法進行了詳細的對比分析，對於構架兩蜀區域壁畫墓沿革曆史有重要參考價值，並對其後相關個案墓葬的區域研究產生了良好的啟迪作用。
與史占揚相比，遲乃鵬在《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發表的《王建墓棺床石刻樂伎弄佛曲說探證》以及李成渝的《王建墓浮雕》、楊榮新的《王建墓及其棺床樂伎石刻》等著述，則分別從美術、音樂以及音樂與佛曲關係等角度對王建墓中的二十四樂伎石刻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證，對深化研究中國音樂史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並分別從不同角度補充完善了一定意義上的綜合研究。
1950年，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組於江蘇江寧發掘了南唐二陵——烈祖李昪墓（欽陵）與中主李璟墓（順陵），出土的彩畫、雕刻等重要實物資料對研究唐宋時期的建築技術、陵寢製度、繪畫風格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根據這些資料，紀思於1956年在《古建通訊》第1期發表《南唐二陵裝飾藝術》一文，從構圖、色彩及技法等角度分析了南唐二陵的裝飾藝術特征。同年陳長齡、王仲傑也於同期《古建通訊》發表《江蘇江寧南唐二陵摹繪彩畫工作報告》，聚焦南唐二陵摹繪彩畫工作。惟其視覺旨在以考察記錄的形式對南唐二陵墓室壁畫進行初步複原研究，部分深層次的問題未作涉及。
1957年，《南唐二陵發掘報告》編寫完成，為係統、深入研究南唐二陵相關問題創造了有利的前提。但受發掘報告體例、篇幅以及相關學術環境的限製，其所涉及的研究層麵仍然有限，諸如設計思想、宗教意識以及建築繪畫等重要問題，亦未涉獵。
值得重視的是，1998年張躍進發表在《東南文化》第2期的《芻言徐熙與南唐二陵建築裝飾彩畫之關係》一文，對南唐墓室壁畫與同時期美術作品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並推測徐熙參與或指導了南唐二陵裝飾彩畫的繪製，從而彌補了《南唐二陵發掘報告》的某些缺憾並在事實上擴展延伸了南唐二陵的研究範圍。
20世紀80年代，徐蘋芳對80年代以前的五代十國墓葬作了概要與綜述，係統闡述了這一時期墓葬的發現與研究情況，卻未對該時期壁畫墓作出單獨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五代十國壁畫墓發現與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不僅新考古資料陸續發現，而且相關個案的專題研究也得以有序深入的開展實施。
就資料發現而言，重要者有1992年鹹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彬縣文化局等單位對五代後周馮暉墓的發掘、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與保定市文物管理處、曲陽縣文化局、曲陽縣文物管理所等單位對曲陽五代王處直墓的考古發掘、1996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臨安市文化館所對臨安市玲瓏鎮祥裏村吳越國二世國王錢元瓘王後馬氏墓的發掘以及河南新鄭後周恭帝柴宗訓順陵和山西省太原市金勝村北漢劉廷斌壁畫墓的發現等。相關的考古發掘成果先後見於《五代後周馮暉墓》、《五代王處直墓》、《浙江臨安五代吳越王國康陵發掘簡報》等報告。
就相關研究而言，涉及五代後周馮暉墓者，有王玉芳發表在1996年《西北美術》第1期的《彬縣五代彩繪浮雕磚研究》、羅豐發表在1998年《考古與文物》第6期的《五代後周馮暉墓出土彩繪樂舞磚雕考》、張孝絨《五代馮暉墓壁畫揭取技術總結》等；涉及五代王處直墓者，則有羅世平、郝建文分別於1996年發表在《文物》第9期的《略論曲陽五代墓山水壁畫的美術學價值》、《淺談曲陽五代墓壁畫》兩文以及2004年李蜀蕾的碩士論文《十國墓葬研究》、2006年鄭以墨的碩士論文《五代王處直墓壁畫研究》等。其中王玉芳《彬縣五代彩繪浮雕磚研究》以及羅豐《五代後周馮暉墓出土彩繪樂舞磚雕考》兩文對馮暉墓磚雕圖像樣式及相關內容進行了探討研究。張孝絨《五代馮暉墓壁畫揭取技術總結》則以馮暉墓為例，立足自然科學視野，通過分析化學以及壁畫修複理念對五代墓室壁畫的製作過程與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分析。郝建文的《淺談曲陽五代墓壁畫》重點分析王處直墓的製作技法以及繪畫風格，羅世平的《略論曲陽五代墓山水壁畫的美術學價值》一文並從美術學角度出發，對五代墓山水壁畫的美術學價值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李蜀蕾的《十國墓葬研究》從墓葬類型、隨葬品組合、帝陵製度、墓葬等級等方麵對十國墓葬進行了綜合研究，對五代時期的墓葬以及壁畫墓卻未作係統分析。鄭以墨的《五代王處直墓壁畫研究》則主要討論了王處直墓所反映的有關美術史的幾個相關問題，並以喪葬觀念為觀察中心，側重討論了該墓營建者個人意願在壁畫中的體現以及相關問題。
（一）墓室壁畫的題材與分類
在短短54年的曆史區間內，五代十國繪畫曾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它擴充、發展了唐代藝術的世俗傾向，在藝術技巧和藝術樣式方麵為繪畫擴大了領域。康有為《萬木草堂畫目》評：“畫至五代，有唐之樸厚而新，開精深華妙之體。”與五代十國繪畫發展水平基本同步，五代十國墓室壁畫在晚唐墓室壁畫的基礎上取得了進一步發展，通過對考古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該時期墓室壁畫內容主要涉及墓主人生前生活現實性場景再現、宇宙天象與升仙場景表現等方麵。從類別上可細分為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及宇宙神瑞圖像等類別，涉及的具體內容有墓主人像、男女侍、文吏、宦者、童子、伶人、宮嬪、舞姬、山水、花鳥、器物、雲鶴、生肖、神像、天象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