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物壁畫
五代十國時期，肖像畫的普遍化成為該時期美術發展的一大特征，出現了一批肖像畫家，西蜀以常重胤、李文才、宋藝、阮知晦、袁仁厚為代表，南唐有高太衝、周文矩、顧閎中等。他們的創作活動對推動五代十國美術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98年張躍進發表在《東南文化》第2期的《芻言徐熙與南唐二陵建築裝飾彩畫之關係》一文對南唐墓室壁畫與同時期美術作品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並推測徐熙參與或指導了南唐二陵裝飾彩畫的繪製，該文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即當時的宮廷畫家很有可能參與到高等級墓室壁畫的繪製中來。因此，對墓室壁畫的探討有助我們更全麵地了解當時的各種美術現象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五代十國壁畫墓中發現了大量人物壁畫，當時人物畫盛行的狀況可窺見一斑。綜觀五代十國墓室壁畫圖像係統的配置情況，可以看出，當時人物壁畫在整個墓室壁畫圖像係統中居主導地位，其安排與繪製是畫師重點強調的部分。整體來看，主要以人物為主體，通過飾以花鳥、樹木、山石等為背景來共同組成完整的畫麵。人物壁畫與唐代墓室壁畫中人物形象比較，五代十國壁畫墓中人物壁畫新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從內容上看，五代十國人物壁畫主要表現男、女侍服侍墓主人以及舞樂伎表演場景。而唐代壁畫墓中（如李壽墓、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等）大量出現的儀仗隊、車輿、騎馬出行、打馬球、狩獵出行等大場景畫麵均未有發現。《新唐書·儀衛誌上》載：“唐製，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眾盛矣，皆安徐而不嘩。”此種場景在五代十國壁畫墓中沒有得到再現，直至宋代更為少見。
（2）從整體上看，人物壁畫其規模不及唐代。在唐墓壁畫中，人物出現的規模較為宏大，通常由多人一起組成大場麵。五代十國壁畫墓人物形象則多以單個或兩人組合的形式出現而共同組成一幅畫麵。如馮暉墓中的浮雕圖像，均由單個圖像連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畫麵，五代李茂貞夫人墓彩繪浮雕磚亦有單塊磚雕表現一幅圖案製法。此種布局形式為宋代壁畫墓中雜劇圖的表現提供了良好的借鑒，鄭州二裏崗宋墓中壁畫人物形象延續了這一特點。
（3）從人物造型特點上看，五代十國墓室壁畫表現的人物比例多為六個頭長，與唐代壁畫人物相比較，該時期更為理性地把握了人體造型的基本規律而具有新的時代風尚。
（4）從表現技法來看，線條的運用更為精細、成熟、寫實。此外，人物表現一般為等大且在一個簡單的平麵上，沒有大的透視與空間關係變化以及人物之間的穿插關係。而唐代墓室壁畫畫麵則較為複雜，人物數量較多，大小、遠近、虛實關係表現得較為恰當。在色彩的運用上，敷色基本以暈染與平塗法為主，與唐代明亮、典雅的色彩相比略顯俗豔。該時期南北方之間的表現手法也略有差異，北方墓室壁畫手法隨意性增強，更顯粗獷、率真。如王處直墓與馮暉墓中的人物形象就有此特點。
2．山水壁畫
水墨山水畫初見於唐代，荊浩雲：“水暈墨章，興我唐代。”唐代水墨山水作品存世較少，在山西富平朱家道村唐墓中發現的山水壁畫，畫麵主要以筆墨繪成，略施淡彩，為水墨山水的雛形。由於中晚唐時期沒有完整的水墨山水卷軸畫存世，在墓室壁畫中未曾發現獨幅山水畫，因此對研究早期的水墨山水畫造成一定的困難。
從五代十國墓室壁畫情況來看，山水畫題材在墓葬中雖不多見，但王處直墓中出現的兩幅山水壁畫顯得彌足珍貴。內蒙古庫倫遼代一、二號墓與山西大同元代馮道真墓中出現過獨立的山水畫，其中內蒙古庫倫遼代一、二號墓中的山水畫由於年代久遠，已殘漶不清，山西大同元代馮道真墓山水畫與王處直墓山水畫比較則晚341年。王處直墓兩幅山水壁畫的出現，展現了中國水墨山水的早期形態，對於我們了解唐代水墨一係的山水畫無疑是有幫助的。從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五代十國時期水墨山水畫興盛與成熟的現實狀況。
王處直墓水墨山水畫的出現從側麵反映了當時繪畫藝術發展的狀況。其中前室北壁中央獨立的山水畫，畫麵先用墨線勾勒出山石與樹木的外形，再通過線條的粗細來表現山巒與叢林，山間急流在密林山穀中波蕩起伏，整個畫麵氣勢磅礴，動感極強。整個畫麵上半部分通過留白表現河水奔流出山後逐漸變緩、天高水闊的縹緲景象。畫麵中山峰或巍峨聳立、或平緩柔媚，近處樹林枝幹蒼勁古拙，遠處林木進行簡單勾勒，左上角水天一色，寥廓疏朗，整個畫麵山水相見，重巒疊嶂，鬆柏掩映，極具詩情畫意。此外，東耳室東壁畫麵上半部分亦繪有一幅山水畫，主要用墨線勾勒出山巒、樹木，中間是流水，畫幅較長，視野開闊。
究其山水畫出現的原因，《舊五代史·王都傳》載其子王都“好聚圖書，廣將金帛收市，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誌又載王處直：“素尚高潔，遐慕幽奇，觀夫碧甃千岩，春籠萬木，百鳥穿煙之影，流泉落澗之聲，實遂生平之所好。”由此說明他酷愛山水，在墓室中也要繪製其喜愛的山水，以伴其陰間生活。
王處直墓山水畫在筆法風格上延續了唐代遺風，形式則完全以水墨的方式表現，是研究早期中國水墨山水不可多得的圖像資料。荊浩《筆法記》提出山水筆墨並重，而此墓山水畫證實了這一說法，說明唐末五代水墨山水體製已經逐步形成並開始流行。
3．花鳥壁畫
花鳥畫作為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獨立畫科，一般認為形成於唐代，文獻中多有記載。在唐代以往的考古發現中，唐章懷太子李賢墓、永泰公主李仙惠墓、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217號唐墓中均有花鳥畫出現。五代十國花鳥畫擺脫唐代作為裝飾藝術的要求，寫實風格得到進一步發揚。
五代十國壁畫墓中花鳥畫出現也較為頻繁。其中王建墓前室第三道券頂額有紅綠相間的花紋，主體為菊花，畫法為先勾外輪廓線，再填色而成。
王處直墓花鳥畫出現數量在同時期壁畫墓中實屬罕見。其中墓門外側繪有繁縟的菊花，與王建墓中出現的菊花畫法極為相似。前室墓門兩側壁畫分上下兩欄，上欄有雲鶴圖八幅，東、西壁各兩幅，四個拐角各一幅。前室出現的十幅屏風式花鳥畫，從東壁到北壁主要繪有牡丹三幅、月季和牽牛花各一幅，而從西壁到北壁則有薔薇三幅及牡丹、牽牛花各一幅。繪製手法與構圖方式基本相似。後室在整個壁麵上繪有通欄式牡丹湖石圖，畫麵中心部位繪製牡丹，並輔繪薔薇、野草、蝴蝶、綬帶鳥、鴿子等形象，構成完整畫麵。以上壁畫均采用對稱式構圖，與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六幅屏風畫基本一致。
與王處直墓比較，馮暉墓在甬道人物壁畫之上則繪紅、黃、藍、紫相間的垂帳，直壁與弧頂交接的突棱上為白底紫色碎花組成團花帶，弧頂底部為倒S形、白半團花相間的花帶。東西兩壁對稱，穹頂遍施黑色底淺黃色花、淡藍色葉的大朵纏枝牡丹。馮暉墓甬道、墓室、側室的直壁部分均采用淡黃色寶相團花間以三葉牡丹的背景，浮雕鑲嵌在此種背景中，共同組成完整的樂舞場麵。
此外，南唐二陵中欽陵墓門和三個主室的壁麵上均有彩畫。以朱紅、赤黃、赭、石青、石綠等著色，描繪纏枝牡丹、寶相花、海石榴花及柿蒂紋、仰覆蓮紋等紋飾。後室中部由六塊石板組成棺床，棺床座側浮雕舞龍八條，並刻纏枝海石榴花紋。順陵三間主室壁麵磚結構的仿木梁、枋、柱和鬥拱上，也繪有牡丹和卷草等圖案。
最後，在吳越國馬氏墓中，前室兩耳室三壁各繪有朱紅色牡丹一株。中室兩壁中部繪牡丹，其中左壁牡丹鮮花盛開，花蕊用菱形金箔點綴，枝幹貼近根部的地方飾有十餘枚圓形金箔。後室四壁有石刻浮雕和彩繪的牡丹圖案，其裝飾性強。
綜觀以上壁畫內容，五代十國花鳥壁畫在整體風格上繼承了晚唐遺風。王處直墓花鳥壁畫沿襲了唐墓花鳥壁畫對稱式構圖特點，手法較唐代更為寫實。在題材方麵主要涉及花卉，尤以菊花和牡丹為多，從而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花的愛好及審美風尚。除花卉外，蜂蝶、蟬雀、仙鶴等也是經常描繪的題材。壁畫中某些花卉的描繪未出現墨線勾勒，直接用顏色平塗而成，為“沒骨法”的早期雛形，為宋代貼近自然、生動寫實的畫風提供了借鑒的因素。五代十國壁畫墓中常見的柿蒂、寶相、菊花、牡丹等圖案在宋代壁畫墓裝飾圖案中也得到了借鑒。
4．宇宙神瑞圖像
“在墓葬中模擬宇宙模式和表現靈魂升仙意識，自新石器時代，經夏商周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金元，兩者始終互為依存”。五代十國壁畫墓中宇宙神瑞圖像主要包括天象圖、四神、十二生肖浮雕等內容，它們以組合的形式出現在壁畫墓中，並與其他壁畫一起構成壁畫墓的完整內容。
（1）天象圖。五代十國壁畫墓中天象圖包括日、月、星辰、銀河等內容，通常繪於墓室穹窿頂上。天象圖的功用不僅僅是對墓室的一種裝飾，更為重要的是它所蘊含的喪葬觀念以及對天圓地方、“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宇宙模式的模擬與再現。在五代十國壁畫墓中，發現天象圖共計四幅，主要分布在馮暉墓、王處直墓、南唐二陵、吳越國二世國王錢元瓘王後馬氏墓等壁畫墓中。
關於墓室中出現天象圖的文獻記載，最早見於秦代。《史記·秦始皇紀》記載秦始皇陵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考古資料發現則以1957年洛陽西漢墓中的星象圖為最早。王處直墓中天象圖繪於墓室頂部和南、北壁上部，除繪有二十八宿外，另有部分附屬星座，是五代十國壁畫墓中較為完整的一幅星象圖。此外，馮暉墓墓室穹頂、南唐二陵（欽陵）後室頂部、吳越國二世國王錢元瓘王後馬氏墓以及吳越國文穆王錢元瓘墓室頂部都繪有天象圖。這些圖像為考察10世紀前期人們對天象圖的認識程度和傳統星象的曆史變遷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2）四神圖像。四神圖像在墓室中出現由來已久。其內容主要為象征周天四宮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五代王處直墓中四神以高浮雕形式出現在墓誌蓋四周，並飾以彩繪，較為罕見。五代吳越國二世錢元瓘元妃馬氏康陵中四神圖像分別繪製在墓室後室左、右壁、後室墓門背麵和後壁，每一幅神像與三幅十二生肖圖組合成一組畫麵。
（3）十二生肖圖像。十二生肖與中國天文學的四象二十八星宿有著穩定的配置形式。術家把中國表現時間與方位的十二支與動物結合，形成了十二生肖，用作厭勝辟邪。十二生肖最早出現墓葬中為南北朝時期。以山西太原北齊婁叡墓（570年）為代表，表現方式為彩繪。據考古資料顯示，目前唐代墓室內畫有十二生肖圖像的壁畫墓有兩例，即高力士墓和唐僖宗靖陵。發展至五代十國，不僅數量增多，而且還出現了用高浮雕以及浮雕和壁畫結合的方式來表現十二生肖圖像的形式，如王處直墓十二生肖浮雕磚。
此外，天象圖、四神圖像、十二生肖圖像作為一個整體組合出現在壁畫墓中的現象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天象圖與十二生肖以及四神圖組合出現最早為山西太原婁叡墓，而唐代墓室壁畫中除李壽墓外，此種配置較為少見。五代吳越國二世錢元瓘元妃馬氏墓墓室內刻有彩繪貼金天象圖、四神以及十二生肖，此乃繼婁叡墓之後又一個在墓室壁麵上出現三種圖像組合的墓葬。王處直墓與之也有相似之處，前室繪有天象圖，四壁壁龕上置有彩繪十二生肖浮雕磚。唯一不同之處在於其四神沒有繪製在壁麵上，而是刻於墓誌蓋四麵之上，雖處的位置不同，但它們反映了相同的喪葬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