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皇朝一直的經濟指導思想就是重農抑商，其主要表現就是在統治者反複強調農業為本，商業為末。在土地問題上抑製兼並，穩固農業生產製度。強化戶籍管理，限製人口流動。限製商人和商業活動。但是每個朝代後期都是官僚不斷兼並土地，農民破產流亡，影響農業發展，激化階級矛盾。
錢偉一直都認為明朝的稅收製度很奇葩，為什麼說他奇葩呢？表麵上看明朝也是重農抑商，可實際上他不是。明朝一年的歲入將近為四百萬兩，其中一百二十萬鹽稅，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課稅，這說明田稅大約隻占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算法，明朝田稅他也收實物，差多久就是你給他啥他收啥。基本上一年還要收將近四百萬石糧食。這換算成銀子的話大概將近也到了三百萬兩銀子，是不是現在終於感覺明朝的稅收對得起他這個國家了GDP了。
同樣是三十稅抽一，但是這個田稅和商稅的差距有點大，所以我說明朝奇葩的稅收製度就造成了賦稅大頭全壓在了那些普通農民身上，這些人對於交稅還是很積極的，其中主要偷稅的為那些權戚，官員，他們就是田稅偷稅的大頭。
再來看看商業稅，由於重農抑商的思想，官員全把注意力都放到田稅上去了，根本就沒注意到商稅上。去年也就是萬曆六年，省級官員征收的茶葉課稅收入不到兩萬兩。用一句簡單的話：“內地茶戶不知官茶、私茶之說矣。”官員收稅不積極，結果把明朝的重農抑商整成了抑農重商了。大部分的利潤都被商人拿去了，官府隻拿到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現在的許多學者常常把古人想的非常蠢，似乎隻有他們這些現代人才非常聰明。在他們看來，中國古代之所以接連不斷層出不窮的學者官員強調重農抑商，重本抑末，隻是因為中國古人愚蠢、僵化、保守，思想有病，所以才有這些主張，按照他們這些聰明人的看法，商業是進步的力量，私人商業尤其是進步的力量，怎麼應該加以抑製呢？
然而事實上並非是古人愚蠢。私人商業在社會的發展中是進步的力量，同時卻又是破壞的力量，當這種進步的力量又沒有後繼接應，有破壞而無創造的時候，又必然是倒退的力量，這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方同樣是這樣，在古代是這樣，在現代同樣是這樣！西方近代的崛起並不在於對商業的扶持，而正在於對商業的控製抑製的力量遠大於古代的中國。中國古代之所以陷入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衰弱並存的怪圈，正在於抑製商業過度發展的力量太弱小，始終停留在理論和口頭，真正能夠付諸實施的少之又少，即便能夠真正實施的，也往往停留在短期，而無法長期堅持，這正是中國古代悲劇的根源。
那些認為應該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古代知識分子學者，他們的眼光很毒，一針見血，看到了社會弊病的經濟根源所在，但他們的悲劇就在於他們隻能把他們的言論停留在口頭，無力與已經操縱社會命脈的商人階層的利益相抗衡，甚至如果把言論轉化為具體的政策，他們自己都會跳出來堅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