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台拍了一個紀錄片，叫《故宮》。我不曉得在座的各位有沒有看。這12集呢，我是一口氣看完的。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來看，它的資訊含量非常充沛，也花了很多的精神、時間去拍，可是它的這個拍法是沒有國際市場的。為什麼呢？你想象一下，你是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曆史完全不了解，你看這個紀錄片是完全看不懂的。很多旁白寫得非常好，但是它是針對一個對中國文化、曆史相當了解的人寫的。它整個節目的製作也是這樣。所以你把這個拿給外國人看的時候，外國人不知道看什麼。中央台和國家地理合作，是這樣子的，國家地理把12集的《故宮》剪成一個2集的國際版，在國際市場播出。我聽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故宮》的導演看到國家地理的版本覺得非常難過，覺得自己的心血被國家地理糟蹋了。為什麼？國家地理這部片子講得很簡單、很粗淺，像講故事一樣，而這個故事呢，對中國人來講太淺了。可是它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它考慮國際市場，如果你把這個故事講深了，沒人會聽得懂，而且觀眾不見得有興趣。
我們今天去了解美國的文化、歐洲的文化，如果我們細致地談到某個人的時候，其實並不會引起你的興趣。對你來講，對一個中國人來講，可能是美國你熟悉的東西你會有興趣，華盛頓、林肯，而一些你不熟悉的人，你一點興趣都沒有。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讓外國人來看中國，DragonLady（慈禧太後），也許他還熟悉，還有興趣。你講康熙，Who IsKangxi？他不懂。你跟他講乾隆，誰是乾隆呢？對本地人來講，我們耳熟能詳，我們知道他的很多故事。但對外國人來講，他是一片白紙。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全球紀錄片，其選材跟地方紀錄片的選材是一個不同的思維。最重要的一個觀念是市場觀念。你到底是拍給誰看的，如果你要拍給全球人看，你就要以他們看得懂的方式來拍。
那講到這裏，有必要強調一句，國內很多的導演、很多的人才——在座的各位以後也是優秀的紀錄片製作人或者是導演——你們一定要認識到，就是說在一個市場經濟環境裏，好跟不好，有時候市場是很重要的因素。在一個市場上能夠被賣掉，能夠被認同，能夠有收視率，才能夠被認定是一個好的東西。這個好不見得是藝術價值高。這樣的話，有的人會說，“我的紀錄片會成為一個很庸俗的東西”。可是呢，未必。受歡迎的東西往往是很庸俗的東西，但也有可能是好的東西。這要看你的功力。所以Discovery就是這樣的一個商業電視台。
記得我們以前來參加探討會議的時候，很多人——也有國內的記者，就會跳出來挑戰，“你們Discovery的東西很商業化，不是我們認為的好的紀錄片。”我說Discovery並不想拍很好的紀錄片，我們拍的是很有品質的，而且是很受市場歡迎的紀錄片。我想這是實話。有的人不這麼認為，認為拍紀錄片就是要拍史詩性的東西，要拍一個流傳千古的東西。我第一次接觸新銳導演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要拍一個史詩，要拍寺廟，這個寺廟有幾百年的曆史，這個寺廟有多偉大，拍得非常，呃……好像可以流傳千古的樣子。壓力太大，拍紀錄片還需要這樣子？拍紀錄片不一定要反映一個社會的現象。它可以很輕鬆，它可以很有趣，但可以讓人學到東西，不一定要這樣沉重的。但中國人好像習慣這樣。所以我們常常看中央台的紀錄片有一個模式：它的配音一定是一個非常渾厚的男聲，咬字清楚，緩慢的旁白。
國內的導演來找Discovery的時候，常常說，最近要拍一個很好的紀錄片，問Discovery有沒有興趣來投資在國外播出。這個完全是不同的概念。Discovery從來沒有5集、10集的概念，最多2集就很了不起了。國內好像動不動就多達十幾集，《故宮》拍了12集。北京台最近也想拍一個《北京》，說是18集，問我們，我們說Discovery不可能買你那18集的。
我想你們從這些例子裏就可以認識到，中國人對紀錄片的觀念和西方人對紀錄片的觀念是完全不同的。為什麼？很簡單，中國人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以及傳媒作為一個工具，與西方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傳媒是一個自由市場的產物，他們這個節目的選擇是由觀眾來決定的，而不是由製作人或者是導演來決定的。你可以有個偉大的理想，但你永遠也不可能實現它。為什麼？你的理想與市場不吻合。可是中國的傳媒現在處於一個很矛盾的結構裏，它雖然有文以載道的傳統道德，可是它的整個經濟結構是靠市場支撐的。我記得四五年前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廣電總局正在推行專業化，希望各地的都市頻道做專業化，搞了幾年下來，你可以看到，八點、十點還是連續劇。為什麼？因為它被市場所主宰，因為行政命令不能改變市場所影響的產業結構。我覺得中國的傳媒處在一個矛盾當中，一方麵它有政府主要的一個責任與角色，而另一方麵它又靠市場去支撐，而這兩個本身很多時候會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