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跟大家談紙媒比較多，晚上主要是談電視媒體會產生哪些議程設置方麵的功能和效果。我們對電視節目內容產生的效果，往往是通過一個培養理論進行衡量的。
培養理論，或者說是培育理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喬治·格伯納發展起來的。這個理論一貫來說，是在新聞傳播理論界受到最多批評的。早期對培養理論的爭論和探索，是在因特網時代之前開始的。顯而易見，當時電視是美國強有力的媒體之一，它是美國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美國人平均每天看電視的時間是4個小時，實際上，很多人當時會整天看電視。即使在因特網時代，還有很多人經常使用電視，把電視當做信息的主要來源之一。
培養理論體現在把受眾置於媒體內容之下，解釋現實，傳遞現實，把現實分析給受眾聽，起到一種講授世界的普通觀點、普通原則、普通角色和普通價值的作用。電視所能傳播、所能表達給受眾看的現實，就是犯罪現象；也就是說它所培養、教育、傳達的現實，就是犯罪。一個階段的效果顯示：雖然電視報道很多犯罪情況，但它並沒有讓人們變得更加暴力。然而它會產生另外一個效果，就是電視傳達的世界充滿了這麼多的暴力，人們會覺得世界是一個讓他們感到恐怖、感到害怕的地方。
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是6％，對於電視觀眾來說，美國電視受眾占世界電視受眾的百分比高於6％。一個問卷調查顯示有1％的美國人是在執法部門工作，人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跟執法有關的內容卻多達20％。另外，這個調查還顯示，很多類似的調查常用的一個問題是，“在任何設定的一周裏麵，你涉及某種類型的暴力的幾率是多少？”調查得出的結果是1％，或者更低。但是電視所展示出來給人看的情況，統計結果卻達到10％。
格伯納所受的質疑和批評
剛才說過，培養理論是很受爭議的。其中有一位對格伯納進行攻擊的，叫做保羅·何斯齊，他在一係列的文章當中，對格伯納的理論進行點對點的反駁。格伯納所受到的一個攻擊，就是人們對格伯納的調查方法的攻擊。對問卷方法何斯齊進行了質疑和攻擊，很犀利。因為格伯納的調查方法用到的標準是每個小時人們看電視的頻度是多少，另外還統計到，在他（格伯納）界定你是常看電視的受眾的時候，是用平均每天看4小時的標準，8小時就算很高，12小時就算非常高。但是人們對他（格伯納）的批評是：有些人你說他在看電視，其實他是在電視機前麵睡著了。電視節目在播著，他卻在呼呼大睡。這樣的人你也說他看了8個小時、12個小時嗎？如果說格伯納界定的標準是每天連續不斷地看12個小時的話，這種統計設定的基礎是不準確的。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有的人提出質疑——假如說有的人每天在電視機前待18個小時，但是這18個小時內他有很多個小時在睡覺，是不是說電視機對這樣的人就要比看12個小時的人更有效果呢？
另外一個批評集中在由看電視產生的相反的因果關係、相反的效果。一個方向，也就是正方向是，人們通過看很多的電視，會覺得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人們會對世界感到害怕，這是正方向的一個效果。反方向的效果是，人們會覺得這個世界是一個令人害怕的地方，所以他們可能會跑到家裏，鎖上門，點上燈，把門加上防護措施，然後他們就去進一步地看電視。因為他們想去了解這個世界是不是那麼可怕，可怕在什麼地方。這就是反方向的效果。
批判點之三是，由於個人的特征導致人們去看更多的電視。有人做了這樣一個研究——這個研究看起來比較幽默——就是去了解人們看多少電視。去了解那些高頻度看電視的人，這些人給出的回答是“我們覺得這個世界是很可怕的”，但是出乎意料，這些高頻度看電視的人又會說這個世界是很安全的。所以出現了一個很搞笑的情況，就是說這些高頻度看電視的人會讚同你問他的任何事情。還有，像這種培養理論還和人口統計資料有關係。比如說某些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年收入越高，就會更多地看電視或者更少地看電視。實際上它跟我們說的這個電視節目所能產生的效果是相反的，跟他（格伯納）講的那些原因是相反的。這些人經常看電視，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是恐怖的，而是由他們各人的社會資料所決定的。所以說格伯納的研究結果是，他找到了一些趨勢，而這些趨勢也就是，希望看到這個培養理論是不是有效，或者說它是不是能夠發揮作用——或許它根本就不能發揮作用。他得出這樣一個觀點，叫做主流觀點。試圖發現這種高頻度電視觀眾是不是在很多基本因素方麵都相同，比如說高等教育程度啊、薪水高啊……把他們歸類，歸成同一類，叫做電視的主流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