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一章 “國球”三十年沉浮錄(中2)(2 / 3)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他們“活學活用”著。比如,莊則棟與日本第一號選手長穀川信彥比賽前,學的是毛澤東關於“進攻,是消滅敵人的主要手段”的“最高指示”;鄭敏之呢,“在手背上寫了兩句話,一句是‘排除萬難’,一句是‘排除急躁’”。

唉,真不知在緊張的比賽中,鄭敏之是否還顧得上看手背上那八個字,可是報道的作者卻坦然寫道:“鄭敏之果然勝了”!這簡直神極了!靈極了!

中國選手在九天的比賽中,奪得了邀請賽的七個項目的六項冠軍、五項亞軍和五個第三名,大獲全勝——對手除日本外,都是弱隊。

授獎儀式也不同於眾:

“9月4日晚10點多鍾,北京工人體育館裏燈火輝煌,氣氛熱烈。在有節奏的掌聲和雄壯的樂曲聲中,中國乒乓球隊的優秀男、女選手們,領取了北京國際乒乓球邀請賽的一個又一個的獎杯。然而,當他們揮手向群眾示意時,高高舉起的不是獎杯,卻是紅光閃耀的《毛主席語錄》。中國乒乓球的運動員們正是用高舉《毛主席語錄》來告訴人們,他們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他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結果。”

最妙的是,莊則棟在邀請賽期間,收到一封少先隊員的信,據說給了他很大的鼓舞。那封信寫道:

“球不是乒乓球,而是蔣介石的大光頭;球拍不是球拍,而是槍;球場就是衝鋒陷陣的戰場,就會使你渾身力量無窮。”

紅色的邀請賽,紅色的球隊,中國乒乓球隊在“文革”初期仍保持著“體育紅旗”的地位。

向來不愛體育運動,連陽光都害怕的那位“林副主席”,在1966年那大念政變經的“五·一八”講話中,也提到了莊則棟、徐寅生的大名:

“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規則,你也打不過莊則棟、徐寅生。打仗也一樣,你懂得書本上的一點軍事知識,打的時候不一定能打勝仗。毛澤東思想全部貫穿著唯物辯證法。毛主席廣泛應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主席。

“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

“國球”在多特蒙德流淚

德國西部的多特蒙德城,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並不高。

一條皇帝大街,還有公元九世紀卡羅琳皇家的要塞、古堡遺址,招來了不少遊客。

可是,在1989年4月以及整整30年前的1959年4月,這座小城的旅館曾兩度處於“過飽和”狀態。從威斯特法倫體育館裏傳出的掌聲、笑聲和歎息聲,震驚了世界——小小銀球像流星一樣閃爍,第40屆以及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此舉行。

對於中國乒乓球隊來說,多特蒙德是一座裏程碑:30年前,這兒是中國“國球”笑的起點;30年後,中國“國球”卻在這兒流淚……

輸得那麼的慘,中國乒乓球男隊在第40屆世界乒乓球賽上,竟全軍覆沒:

“斯韋思林杯”(男子團體冠軍)丟了!

“勃萊德杯”(男子單打冠軍)丟了!

“伊朗杯”(男子雙打冠軍)丟了!

就連“赫杜賽克杯”(混合雙打冠軍)也丟了!

凡是與男子沾邊的杯,全丟了!中國乒乓男隊輸得“光屁股”了!

輸得最慘的,要算是在爭奪男子團體冠軍時,中國隊與瑞典隊之戰:

第一場,江加良敗於阿佩伊倫;

第二場,滕義敗於瓦爾德內爾;

第三場,陳龍燦敗於瓦爾

第四場,江加良敗於瓦爾德內爾;

第五場,陳龍燦敗於阿佩伊倫。

中國男隊竟以0∶5慘敗,吃了個鴨蛋!消息傳出,舉國震驚。

男子團體冠軍被瑞典奪去。男子單打冠軍的寶座,被瑞典瓦爾德內爾搶占。

男子雙打冠軍由德國分享。混合雙打冠軍落進南朝鮮手中。

唯有與女子沾邊的獎杯,仍由中國隊奪得。

國際體育評論毫不客氣地指出:多特蒙德已成了中國乒乓球男隊的滑鐵盧!

中國乒乓男隊全軍覆沒,“主帥”並非沒有預感。

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副團長李富榮在男子團體冠軍賽前,曾估計中國隊會輸,但是輸的比分可能是4∶5,或者3∶5,甚至2∶5。至於“剃光頭”,則是李富榮從未想到的。

慘敗,使李富榮一臉尷尬,不得不以低調子說道:“斯韋思林杯回到中國隊,這個問題實事求是講,要過六年,兩三屆世乒賽以後!”

李富榮說及奪回斯韋思林杯,要采取三條措施:“培養新手,創新打法,發展新技術,如果說沒有這三條,我們要迎頭趕上是不太容易的。”

李富榮所說的“三新”,實際上隻是著眼於技藝。

中國乒乓球隊主教練許紹發雖然也板著麵孔,但是那話說得比李富榮更直率一些,觸及了中國乒乓球隊的某些隱痛:

“我們的技術明顯落後。我覺得1981年時,國家體委決策上犯了一個錯誤,將國家青年隊砍掉了。青年隊是1957年成立的,莊則棟、李富榮、梁戈亮、李景光、蔡振華、王會元、陳新華、謝賽克、郭躍華都是青年隊上來的。青年隊被砍掉,在蔡振華、郭躍華之後,就造成國家隊在年齡上脫節……

“人才外流比較多,有的加入了人家國籍,我們沒有辦法。幾年前我們已經呼籲過此事,但國家體委沒有很快作出什麼規定來……”

“老外”們怎麼評論一敗塗地的中國男隊呢?

德國的電視體育評論員,在屏幕上曆數中國隊的種種失誤:

第一,中國男隊水平逐漸下降,而歐洲男隊則趕了上來;

第二,中國男隊的發球秘密及絕技已經喪失殆盡,技術上明顯走下坡路;

第三,中國男隊過去的傳統——前三板優勢已經不見了;

第四,中國男隊在三板之後的相持球明顯不如歐洲;

第五,新人不新,新名字、新麵孔出現,但卻沒有新技術、新戰術。

關於第五條,瑞典男隊總教練奧斯特在捧得斯韋思林杯的時刻,作了絕妙的注解:“今天中國隊用三名快攻型打法的選手上場,而兩年來我們一直在研究這種打法。所以我真想問中國隊教練,為什麼用一種打法的三位選手?”

一時間,中國隊成了多特蒙德城的議論中心,成了世界乒乓球界的議論中心。體育比賽曆來“贏說贏話,輸說輸話”:贏了,頌歌震破耳膜;輸了,臭罵接二連三。要麼沸點,要麼冰點。

其實,人的正常體溫是37攝氏度。過熱,會使人昏頭昏腦;過冷,會使人傷風感冒。

這次大敗,徹底地衝掉了中國乒乓球隊的傲氣,使曾經被吹得無限膨脹的這支“冠軍隊”、“中國體育界的一麵紅旗”來了個大幅度“減肥”。

趁此良機,冷靜地回顧中國乒乓球隊30年曆程,看清中國乒乓球隊30年來的興衰浮沉,倒是可以理出多特蒙德之潰的那團亂麻的頭緒,用“x”光對中國乒乓球隊來一番透視……

沉重的一頁——“三英”之死

1967年4月,第29屆世乒賽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拉開大幕。

比賽結果令人震驚:除了男子雙打世界冠軍被瑞典隊奪得之外,其餘六項世界冠軍被日本隊囊括!

中國隊怎麼連一個獎杯也沒有?

中國隊壓根兒沒有參賽!

國際乒聯主席在斯德哥爾摩遺憾地說:“沒有中國隊參加的世乒賽,不是真正的世乒賽!”

無奈,中國正處於非常時期:“文革”使中國處於大動亂之中,中國乒乓球隊也處於大動亂之中,你鬥我,我批你,中國乒乓球隊正忙於“窩裏鬥”,正忙於打“政治球”。一個團結的集體渙散了,無法再上陣拚搏,隻得眼睜睜讓日本在29屆世乒賽上獨占鼇頭!

中國乒乓球隊從頂峰重重地摔了下來。每天的常課是“早請示,晚彙報,上午讀社論,下午小組會,還要跳‘忠字舞’”。

隨著賀龍的倒台,榮高棠被打倒,乒乓球隊忙於“揭批”他們。一位原本得到過賀龍關心、批示的乒乓名將,此時“反戈一擊”,在報上發表批判賀老總的文章。

在乒乓球隊裏,運動員鬥教練已成了“規律”。因為運動員是“小將”,而教練畢竟多吃幾年飯,經曆過風風雨雨,多少總有點“辮子”可抓:經曆過1957年那場運動的,也許是個“漏網右派”;從香港回來的,自然會與“特務”之類掛上鉤;就連莊家富,盛暑時節聽報告,一件汗背心、一條短褲,蹺著腳,把無處可放的“紅寶書”用腳丫子夾著,也招來了一番猛烈的批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