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宦途的莊則棟，對周恩來是畢恭畢敬的。他對於“空頭政治”、“精神萬能”的厭惡、強調下苦功夫、練真本事，表明他最初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還是可以的。
宦海風雲莫測。球場上的世界冠軍，在官場上也許連個三流選手都不如。
莊則棟被江青看中，進入王洪文所主持的中央讀書班，很快就跟王洪文的一班“小兄弟”混熟。
1973年4月，在南斯拉夫薩拉熱窩舉行第32屆世乒賽前夕，《新體育》雜誌1973年第3期發表了署名“學作”的文章《談“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此文一派“左”論，從中可以看出“文革”時期中國的體育觀：
“堅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社會主義製度所決定的。在階級社會裏，體育從來就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決不是單純的‘玩玩樂樂’。”
“長期以來，劉少奇一類騙子出於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鼓吹‘技術第一’大搞錦標主義，妄圖把社會主義體育引向資本主義邪路。錦標主義是私有製的產物，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體育比賽中的集中表現，是資本主義體育的特征，它對人們有很大的腐蝕作用。有了錦標主義，‘贏球就是一切’，就會隻是追求名次勝負，不管為誰服務，助長個人主義、風頭主義、小團體主義以及對內對外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第32屆世乒賽上，中國隊由一批新人當主力，失去了男子團體和女子團體冠軍，奪得男單（郗恩庭）、女單（胡玉蘭）冠軍、奪得男女混合雙打冠軍（梁戈亮、李莉）。與前一屆相比，中國隊少了一隻獎杯。
1973年8月，在中共“八大”上，莊則棟的大名出現在中共中央委員名單上。對於中國乒乓球隊來說，這是空前的，從未有過一個世界冠軍進入中共中央委員之列。
王洪文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進入政治局的“四人幫”，著手於“組閣”。
莊則棟被打上“江記”印戳：江青先是跟他打打乒乓，“聯絡感情”。漸漸地，這位世界冠軍成了她在體育戰線的代理人。
從“乒乓外交”走上政治舞台的莊則棟，誤入歧途，陷入深深的泥潭。
他宣稱：“國家體委是三代修正主義”，“寧可幾年不出成績，也要把路線抓好”。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莊則棟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隊友徐寅生、李富榮……
1975年4月，第33屆世乒賽在印度加爾各答舉行。中國隊奪得了男團體、女子團體兩項冠軍，其餘五個獎杯落進了外國隊手中。
徐寅生、李富榮從加爾各答歸來，陷入了“圍剿”之中。
王洪文作了批示：徐寅生、李富榮“脫離黨，脫離原則”，要“采取堅決措施”！
中國乒乓球隊裏出現從未有過的局麵：世界冠軍整世界冠軍！
中國乒乓球隊的老運動員郭仲恭忍無可忍，在1975年8月16日給黨中央寫信，尖銳地揭露莊則棟的嚴重問題。
緊接著，乒乓名將鄭敏之、跳高名手鄭鳳英也向周恩來寫信，反映莊則棟的問題。
緊接著，徐寅生、李富榮、鄭敏之、林慧卿、郭仲恭、王傳耀、鄭鳳榮以及體育科學研究所幹部蕭星華等八人，經過認真討論，共同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信，係統揭發莊則棟的問題。須知，他們也都“通天”的。
周恩來知道了，派人前往國家體委深入了解。
毛澤東知道了，要鄧小平轉告莊則棟，不要再跟江青、王洪文搞在一起了。
莊則棟的地位，已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
可是，到了1976年3月開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莊則棟突然又神氣起來，實行“反擊”：鬥李富榮，攻徐寅生……
直到1976年10月6日發生那場中國的“十月革命”，莊則棟從此一蹶不振，“閉門思過”了。
美國的孫錦昌先生在他的《高峰與絕穀間的莊則棟》一文中，這麼寫及莊則棟的浮沉：
“他像太空機一樣，一飛衝天，以一個三十剛出頭的青年，坐上了國家部長級高位，紅遍當朝。而後短短幾年內，又因毛澤東的死亡、江青等‘四人幫’的被逮，他在令十億人民羨慕的寶座上頓時垮台，又被捕入獄，妻離家破。莊則棟大概可以說享盡榮華，但一下子又全部破碎，命運真會捉弄人。”
徐寅生坐上了莊則棟的交椅
一個世界冠軍在官場上敗北，另一個世界冠軍取代了他。
當年，江青跟莊則棟打乒乓球，“聯絡感情”。
無獨有偶，徐寅生跟華國鋒打乒乓球，彼此熟悉起來。
徐寅生自從1965年發表對女隊的講話之後，紅極一時。不過，那時他還隻是中國乒乓球隊的運動員。1971年，徐寅生成為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
1975年，他擔任國家體委國際司副司長。
1975年9月，華國鋒受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率領中央代表團前往拉薩，慶賀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徐寅生作為體育界的代表，參加了代表團。
為此，如徐寅生所言，在華國鋒身邊“度過的日日夜夜使我終生難忘”。
1978年2月，徐寅生在《新體育》雜誌上發表《發展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進軍令》一文，曾回憶了那些“終生難忘”的“日日夜夜”：
“在成都，繁忙工作之餘，華主席還和代表團的同誌一起打乒乓球鍛煉身體。華主席橫握球拍，反手推擋打得很穩。我和華主席打球時加重力量攻他反手，華主席經常把球給連續擋了回來。當時成都氣候很熱，華主席興致勃勃和大家一樣練得汗流浹背。華主席還風趣地鼓動其他同誌進行比賽，比賽打得緊張時，華主席還在一旁替雙方加油，有時還幫著糾正比賽的比分。……華主席不愧為毛主席親自選定的好接班人，不愧為我國人民的英明領袖。”
由於在那些難忘的“日日夜夜”之中，徐寅生給華國鋒留下了印象，何況徐寅生是得到過毛澤東重要批示的人，又是世界冠軍、體育名人，而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於是，這位“智多星”被華國鋒授予體育大權，在1978年被任命為國家體委第一副主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世界冠軍被打上了不同的政治印記。徐寅生坐到了莊則棟的交椅上。此後，中國體育界的退役的世界冠軍、體育功臣、著名教練，也紛紛走上宦途。開此先例的，大約可算莊則棟、徐寅生。
不過，運動才能與領導才能是兩種不同的才能。世界冠軍退役之後，如果具備組織能力、表達能力、研究能力，也許可以當教練，而不一定適宜於當“官”，哪怕是“體育官”——實踐已經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世界冠軍莊則棟成了“莊不懂”，就已清楚表明他在政治上的糊塗。可惜，如今在中國體育界，“體”而優則“仕”，中國乒乓球隊仿佛已成了培養各級體育官員的“黃埔軍校”一般。
徐寅生在1978年第1期《新體育》上發表的《敢摸世界高峰的老虎屁股》，表明他的體育觀仍一如他1965年對中國乒乓女隊的講話，隻是把“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爭光”改成了“為英明領袖華主席爭光”。
徐寅生以一位老運動員的身份回顧道：
“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破除了乒乓球運動員的迷信思想，打掉了套在我們頭上的精神枷鎖，打開了世界冠軍的大門。我下定決心向世界冠軍衝擊！兩年來，我比較注意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樹立為革命打球的信念，通過各種手段來嚴格要求自己……
“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今天的乒乓球運動員精神振奮，信心十足。……譬如，和匈牙利比賽時，郭躍華雖然勝了關鍵的一場，為中國隊的勝利出了力，但也輸了兩場。……當決定讓他上場，參加決賽後，他心情十分激動。
“想到為英明領袖華主席爭氣，為祖國爭光，力量倍增，一上場就以壓倒的氣勢，猛打猛衝，打出了高水平，以2∶0輕取高島。
“毛主席教導我們：‘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麼。’我們要攀高峰就是要有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什麼世界冠軍、世界紀錄，都不在話下。”
徐寅生的這番話，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的體育主張。
他提出，要“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打掉右傾保守思想”，爭取在最短的時間裏，把我們的各項體育水平擠上去，登上世界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