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運與國運緊相連。什麼樣的曆史時代，會有什麼樣的體育思想、體育方針，徐寅生的這篇文章，留下了華國鋒時代那種特有的曆史陳跡。
終於“否極泰來”
1977年3月在英國伯明翰舉行的第34屆世乒賽，中國隊保持“中等年景”——獲得四隻獎杯。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中國的曆史進入開放、改革的新時期。破除了兩個“凡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得以發揚。
“精神萬能”在中國乒乓球隊逐漸失去了市場，既樹立為國爭光的思想，又注意紮紮實實地練球，中國乒乓球隊進入了最佳時期，開創了從未有過的紀錄：
在1981年的第36屆和1983年的第37屆世乒賽上中國隊竟囊括全部冠軍——七隻獎杯！
這時的乒乓球，道道地地成了中國的“國球”。
不過，倘若要講點辨證法的話，那便是“否極泰來”。中國隊在第36屆、37屆世乒賽上到達了頂峰之後，開始走下坡路。
盡管在此後的第38屆（1985）、第39屆（1987）世乒賽上，中國隊的戰功依然顯赫，都拿了六隻獎杯，但是危機早已伏下。
直至第40屆世乒賽時，多特蒙德城終於成了中國男隊的“滑鐵盧”。
危機在1986年9月已經顯示出來。當時，在韓國漢城舉行的亞運會上先是中國男隊以4∶5負於韓國隊，緊接著中國女隊以1∶3慘敗於韓國隊手下。
於是，男女團體冠軍全被韓國隊捧走。
正處於頂峰時期的中國隊，仿佛猛然被潑了一盆冰水。須知，這幾年中國乒乓球隊東征西討，所向披靡，誠如《新芬蘭報》所言：
“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不愧於世界第一流選手，他們幾乎拿走了獎台上所有獎杯，歐洲選手們所得到的隻是一些殘羹剩湯。”
“中國乒乓之城固若金湯。”
可是，中國隊竟在亞運會上失守！新華社記者在電訊中，稱中國男隊“出乎意料”地失敗，中國女隊又“意外”地失利，“爆出亞運會迄今最轟動的新聞”。團體賽冠軍曆來被看成實力強弱的標準。中國男女兩隊失去桂冠，清楚表明中國隊實力的下降。
不過，這隻是第一次強大的衝擊波，所以國人尚以為“出乎意料”，言外之意即偶然失守。
不久之後，中國隊在深圳舉行的第8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上，又與韓國隊相遇。中國男女兩隊剛剛“馬失前蹄”，這一回拚命反撲，打得好艱苦，才算雙雙獲得團體冠軍。這一較量表明，韓國隊前些天戰勝中國隊並非“意外”，兩隊實力旗鼓相當。
1986年10月1日，中國乒乓球隊總教練許紹發在深圳對記者發表談話，已經意識到中國乒乓球隊危機的露頭。
有記者問，“男隊雖然贏了，但十分艱苦，請談談對此的看法。”
許紹發回答說：“我們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對手不僅僅是歐洲瑞典隊了，亞洲的韓國、朝鮮隊的進步非常快，已經對我們形成了極大威脅，我們毫無優勢可言。”
記者問：“中國男隊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許紹發脫口而出：“乒乓球要改革！長期以來，中國隊在技術上沒有創新、路子越來越窄。而對歐亞的挑戰，我們要解決乒乓球後備力量不足的問題。”
又有記者問：“中國隊在今後的比賽中誰是主要對手？”
許紹發說：“明年的世乒賽，1988年的奧運會，對我們來說任務是相當艱巨的，我們男隊的主要對手仍是瑞典隊、韓國隊以及朝鮮隊，女隊的對手在亞洲，即韓國隊和朝鮮隊。”
這位總教練是有眼光的。他已經看出中國隊“毫無優勢可言”，看出中國男隊的主要對手是瑞典隊。
這也表明，三年後中國男隊在多特蒙德的慘敗，早在三年前就已被這位總教練言中。
其實，不僅是這位總教練，中國乒乓球隊不少有識之士，都在幾年前意識到“國球”在滑坡，在大滑坡。
於是，就在1986年，有人發出驚呼：“狼來了！”
獎金取代了“精神”
“狼來了！”
這“狼”，據說是指瑞典隊，是指韓國隊……總而言之，“狼”是外國隊。
“狼來了”，意味著“狼”將“叨”走中國隊手中的一隻隻獎杯。
中國隊的威脅，難道僅僅來自外國隊？
其實，自從中國隊崛起於乒壇，便一直成為“眾矢之的”。這絲毫不足為怪：誰勝利了，就要研究誰的打法，以求從勝利者手中奪得獎杯，曆來如此。
倘若要驚呼“狼來了”，那麼早在二十幾年前，就該這麼喊了。哪個勝利者，不是處於群“狼”包圍之中？哪一個勝利者，不是力戰群“狼”而取得勝利？
一部體育發展史，就是衛冕與奪冠的爭鬥史。
這幾年，在中國乒乓球隊已經不大講辯證法了。不過，在這裏倒應該講講辯證法。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這樣說過：
“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中國乒乓球隊的“滑坡”，主要不在於“狼來了”，倒是在於“內因”。
這“內因”，錯綜複雜。其中內幕，迄今尚不能痛痛快快來個竹筒倒豆子。
所幸中國乒乓球內正直、爽快之士，透露了若幹外人莫知的消息，才算使本文有了一定的透明度、公開度……
中國乒乓球隊開初是“精神”當家，“思想”作主心骨。在那“精神萬能”的歲月，物質鼓勵被視為“異端”——“修正主義”。容國團奪得世界冠軍，所得到的隻有鮮花和掌聲，沒有一分錢獎金。
據老隊員們回憶：1963年，在國家體委常務副主任榮高棠主持下，由國家體委副主任兼訓練局局長李夢華負責，起草文件，要給優秀的運動員以一定的物質鼓勵。因為運動員們都很年輕，在當時工資很低。經過一次次討論，終於製訂出獎勵的標準。
在當時，“獎金”之類字眼是很忌諱的，報紙上天天在批判赫魯曉夫，說他在蘇聯搞什麼“物質刺激”、“獎金掛帥”，於是李夢華不得不“巧立名目”，說是給優秀運動員以“技術補貼”。
這“技術補貼”分為三等：
一等——世界冠軍，每月“補貼”25元；
二等——世界性比賽中進入前三名，每月“補貼”15元。
三等——在全國比賽中進入前三名，每月“補貼”10元。
這“補貼”不是永久性的，而是一年為期。
這麼一來，獲世界冠軍，也隻是得到300元“補貼”，進入世界前三名，得120元，如此而已。
即使是這樣微薄的“補貼”，隻發了三、四個月，便遇到麻煩。有人說這是“修正主義”，用金錢來“腐蝕”運動員。
於是，由運動員出麵，寫了一個報告，主動要求取消“技術補貼”。
盡管那“修正主義”的“技術補貼”，隻實行了三、四個月便“壽終正寢”，從此卻一直成為“乒乓紅旗”的“批判”目標。在那“精神萬能”的時代，是容不得在“紅旗”上“抹黑”。
在“文革”中，搞“技術補貼”便成了李夢華的一大“罪狀”，鬥得他七葷八素。一記響亮的耳光刮過之後，李夢華的耳朵差點給打聾了！體育界的造反派的耳光，那分量格外的重。
如今，那“短命”的“技術補貼”，早已被人們淡忘。人們再不忌諱議論獎金，而是覺得獎金不過癮，跟個體戶的收入沒法比，跟外國運動員相比獎金也太少。據告，現在拿到世界冠軍的乒乓球運動員，獎金為人民幣6000元；拿到奧運會金牌，獎金為人民幣兩萬元。
運動員獲獎，教練也獲獎。教練教這個奪得冠軍的運動員兩年以上，得100％，即與運動員獎金相同。如果教練時間不到半年，則隻拿30％獎金。
這樣的獎金，雖然比起“先富起來”的某些個體戶，比起走穴的歌星，並不算多。不過，比起中國運動員的工資來說，還是非常可觀的。何況各種各樣的世界性、全國性的乒乓賽，一年到頭乒乓乒乓地舉行著，這個賽可以拿這個獎，那個賽可以拿那個獎。
獎金取代了“精神”，獎金這個東西，也有它自身的辯證法：用之得當，可以成為“鼓勵劑”、“促進劑”；刺激過度，則成了腐蝕劑、渙散劑。它畢竟是一種調動人們積極性的輔助手段，“精神”不可“萬能”，但作為一支體育勁旅，卻必須有為國爭光的精神、集體主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