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的中國文學史，有三座偉岸的裏程碑——漢文學；唐文學；新時期文學。
漢、唐、新時期，是中華民族曆史上三個最開放、最富於進取心、最強盛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必將誕生通達的、健全的、強壯的民族魂靈。文學，則是民族魂靈皇冠上的一顆明珠。
往昔一般的結論是：生產力、經濟基礎先進，不一定誕生優秀的文學，往往在生產力、經濟基礎薄弱、落後甚至反動的時期，誕生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文學史上公認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左翼文學”，十八九世紀俄國沙皇黑暗統治時期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文學與經濟、與政治、與社會的關係也不例外。
因之，結論需要補充和訂正。生產力、經濟基礎先進，思想解放的國度，可以誕生優秀的文學；生產力、經濟基礎薄弱、落後甚至反動的時期，也不一定誕生偉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猖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雖然出現了以“天安門詩歌運動”為代表的民眾文學、反叛文學，但它畢竟沒有出現代表一個時代文學成就的偉大作家和作品。而且，“天安門詩歌運動”，嚴格地講，是一種政治文學，或曰，是革命政治在文學上的異變）。
曆史進程日益表明：生產力、經濟基礎的高度現代化發展，不是越來越束縛人、人的精神需求、人的文學創造，而是把他們（它們）從沉重的家務勞動和與現代文明相悖逆的觀念中解脫出來，獲得越來越充分的自由，越來越充分的個性。
近百年的中國近代史，有過三次偉大的政治革命：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兩座偉大的文學豐碑——五四文學；新時期文學。
孫中山先生是聯結封建社會覆滅，舊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人。他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主要是一場政治革命及對某些封建思想觀念的衝擊，這場革命的極不徹底及深刻的後遺症，不可能實現經濟上的民族的騰飛；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學上也沒有太大的建樹。而作為連接這兩個時代的過渡性人物——一代巨匠曹雪芹，卻誕生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之前，但它實實在在是資本主義萌芽經濟和萌芽思想的產兒。
中國共產黨人的創始者及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為代表的文化人，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終結，新民主主義革命起始的聯結人。新民主主義革命也主要是一場（武裝的）政治革命，曆史賦予它的特定環境條件和任務，也不可能使它在經濟上實現民族的騰飛；五四運動，基本特征是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反封建民主革命運動，它同時造就了中國現代史上的文學領域裏第一次瑰麗繁榮的局麵；延安整風運動，為確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路線，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深入，奠定民族革命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準備了思想條件。延安為代表的解放區文學，以其鮮明的無產階級思想傾向性，及帶有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特征，進一步發揚光大了五四精神。
新中國成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社會主義時期起始，是一個劃時代的曆史性事件。經濟上較之舊中國，有一個大的發展，但沒有實現民族的騰飛；文學上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反映革命戰爭曆史年代的生活畫卷上，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文學上的一個延續和深入。在反映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方麵，卻沒有出現多少經得起曆史檢驗的作品，後來甚至越來越向“左”的軌道偏離。建國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都沒有出現可以稱之為一代文化巨匠的偉大作家。社會主義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真正興起，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它波及包括政治、經濟、思想、理論、文化、軍事在內的一切領域，是一次劃時代的全麵的極富成效的革命，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廣泛、最充分、最深刻、最成功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必將實現經濟上第一次民族的騰飛——這已在地平線上看到了它的虹霓；文學上，已經出現了並將持續發展遠比五四文學更為輝煌壯麗的局麵。中華民族向現代文明挺進，已從這裏起步。在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途程中，還可能會出現一些漩流，但終究不可能成為曆史的高潮。一代文學巨匠的誕生，是需要多方麵的主客觀條件的，但從新時期文學發展的趨向來看，這種前景似乎已經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