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子雲不一樣，劉思謙進入文學批評界的初期，起點並不太高。她還沒有擺脫作為一個教師的那樣的思維軌道和評判方法，更缺少一種對文學批評衝擊的勇力，拘謹而又生氣不足。她隻停留在對作品一般性的注釋的水平，偶爾也有靈感的閃光。作為她的文學批評的一個轉折關節，是她勇敢地向《文藝報》投了一篇稿，並因此受到關注和厚愛，不久又參加了《文藝報》“第一屆（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評選讀書班（我有幸在這個班裏結識了劉思謙，這個班後來被我們尊重為“黃埔一期”），劉思謙的文學批評開始了第一次騰飛。她從此顯得信心十足，她的批評觀念和文學見解也愈來愈有靈氣。當她把自己的批評視野轉向文學形象創造的現實世界時，她的男性批評的雄風——評判的鋒利，思辨的敏捷，就充分展示了出來。而她作為女性批評家特有的另一麵——溫柔之情，仍時時流露於她的批評見解中。她的文筆具有男性的堅實，也融和著女性的徐婉。她的情感，運行於她的理性思維的軌道上。今日的劉思謙，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教師的那種古板、凝滯的種種陋習。
吳宗蕙的情感色彩，盛英的藝術感覺，陳美蘭的客觀性，構成了這三位女性批評家各自突出的個性特點。
關於吳宗蕙文學批評的情感色彩，顧驤同誌為她的評論集所作的“序”，有極準確而動人的表述：“她生動細膩地捕捉人物精微的情感震顫、靈魂律動和心流漣漪；她抒發作品中那些弦外之音，韻外之致，她條分縷析地揭示出作家創造的一個個女性藝術形象複雜豐富的內心奧秘，探幽燭隱，品鑒入微。”每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命運遭際觸發到自己的身世經曆，吳宗蕙的筆就會產生一種奇跡，由聯翩浮想發出弦外之音，成為對作品藝術形象的再創造。她在為社會主義的“紅顏”多薄命感慨萬千，為新時代走進“玩偶之家”的女性惆悵惋惜，為中年寡居女性再婚難請命……的時候，吳宗蕙作為一個女性批評家的全部才情和智性，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文筆亢奮捷暢。她有時就無所顧忌，直接站在字裏行間呐喊呼號！“為什麼生活不能給她們以公允、正義、支持和保護？為什麼雙方的兒女們如此肆無忌憚地粗暴幹涉她們的婚姻自由而不受懲罰？為什麼卑俗之輩能對她們隨意加害、胡作非為而不受社會應有的譴責？為什麼社會輿論對她們如此觸目驚心的遭際保持沉默或者隻是偶爾提及一下。”這是吳宗蕙在為中年寡婦再婚遭到蠻橫粗暴幹涉寫下的抗議文字！誰也可以想象，這令人顫栗而不安的抗議文字中，不也飽含著評論家自身的血淚控訴？！
盛英是一位藝術感覺良好的女性評論家。在青年學生時代，盛英對文藝理論、哲學更有興趣。後來，又重視馬列主義經典、美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學科的基本原理的學習和運用。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她的藝術感受力的伸展。熱愛生活，總是在生活裏看到暖色，總是為不平之事義憤，多愁善感的脾性，這種氣質，使評論家的藝術感覺始終保持新鮮的活力。她的藝術感覺的神經末梢，也往往易於觸到作品的精華所在。評論家的才華，恰恰是在這種時候，最為光彩照人。
陳美蘭文學評論的客觀性，體現在她對作家作品嚴謹而公正的評判上。一般來說，她不那麼偏激，誤差較小。她論述的方法正規、正宗，但材料翔實，邏輯分明，論斷堅決，證明評論家在理論上有紮實的功底。
坦率地講，女性評論家的理論意識和批評的整體意識仍嫌薄弱，尤為缺少氣魄。注重實證，宏觀把握不足；注重微觀，量度分析不夠；注重個別，比較研究不多。駐足於有血有肉的創作實體，又能作規律性的概括和理論的升華，這樣的評論仍然稀罕。
新批評浪潮的衝擊，使“傳統批評派”麵臨深化和開拓的迫切課題。理論意識、整體意識和現代意識的加強，“傳統批評派”為之豁然開朗，眼前展開了一個輝煌廣闊的新天地。
近期，女性評論家不約而同，不期而然地在整體批評中加重理性的成分，增強現代意識觀照的能力，也可看作整個現實主義批評的一個新的意向。
盛英是女性評論家中較早反省這個問題的。她有良好的理論素養，但在批評實踐中，卻沒有顯示出更為充分的理論力度和鋒芒，時而有點敏感，也未能繼續作深邃的思索。針對這個弱點，盛英有意識地在這方麵錘煉自己。前些時日，她同時涉足倫理道德題材小說演變和當代小說觀念變化兩個領域，理論上有明顯的廓大和深入。特別令人驚喜的，是洋溢在她的文學觀念中濃厚的現代意識。可以認為，在五位女性評論家中，盛英的這個步子走得最快。
盛英駕馭倫理道德題材的小說，集中考察了它的愛情主題的曆史演變，並作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概括：
一、愛情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包含靈，又包含肉，是人類精神生活中一種最深沉的衝動。
二、現代性愛的覺醒與發展，為文學藝術的愛情婚姻題材提供了廣泛視野。古代夫婦之愛與現代性愛的質的區別在於：強烈的情多於有意識的愛情追求；從群婚製到對偶製，直到以夫權統治為主的個體婚製，實在都不存在著完全意義上的愛情。
三、資產階級思想家、文藝家在開拓與反映現代性愛方麵自有自己的曆史勞績，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文化。但是，他們不可能科學地全麵地揭示人性，而往往忽略社會性。
四、在社會主義社會，最個性化，最人性化的愛情，它同樣是社會價值、社會理想與信念的承擔者，寫得好的作品，其社會的深刻性不一定亞於其他題材。
由此，盛英否定了愛情題材已經被寫濫了的說法，慨歎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愛情名篇實在太少，深情呼籲有這方麵才能的作家在這個領域裏盡情馳騁，寫出“大”作品。
明白無誤地把愛情納入人性的範疇，從靈與肉的結合，從社會價值、社會理想與信念的承擔者的角度加以闡發，這在盛英，在文學評論界，恐怕至少有開拓新觀念的價值和理論上的銳進精神。
關於當代小說觀念變化的係列論題，盛英依然是從當代意識的視覺作宏觀，這也是她的第一個論題。關於文化、審美、主體諸意識，評論家都將涉獵。盛英尋覓到了小說觀念變化的基本特征，這即是作家對當代意識的自覺加強，與在作品中的大幅度灌注。當代意識是既有世界廣度、時代力度，又有曆史深度，貼近發展中的現實生活深處的新意識。盛英認為：當代意識在現階段，又集結於社會意識的開放與變革道德在社會意識中的地位上，反映到作家的創作中，往往是通過對當今社會生活結構、當今社會心理，當今“人”的精神麵貌的變化諸方麵的探索來實現的。由於當今的改革生活是有實踐性、多變性與探索性，使小說特別關注、洞察和探索社會心理的流向，改革與道德的關係，以把握生活的動向。盛英最後又把這都歸結於深化“人”的主題，真實而思辨地抒寫人的自我覺醒與自我更新過程，由當今“強人”意識反映時代的雄風，由“現代人”的複雜心緒思索生活的流向。盛英在一篇論及近期小說的文章中，更明確地指出：“從‘自我發現’到‘自我更新’，這是文學中‘人’的主題的一個重大發展，是‘人’已經跨上了一個新的階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