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在郊外》是作家最好的短篇之一，也是她的愛情小說最成功的一篇。男女主人公凡音和萊婭感情上的呼喚、感應、和諧被描繪得淋漓盡致、韻味十足。音樂是世界語言。哪裏有音樂，哪裏就有知音。凡音和萊婭正是在音樂的尋找和共同創作中，發現了對方，認識了自己，共同彈奏出生命柔美、溫馨的和弦。人物關係的依托——交響樂《湘夫人》的創作貫穿情緒跌宕的始終，被物化，具象化。作家在人物關係結局的處理上，擲下了幾個不諧調的音符。他們最終沒有結合，外部原因，是萊婭已經有了“朋友”——但他們又從沒有真正愛過；內部原因——是萊婭性格上的倔強，她追求精神和意誌力的平衡，不需要帶上一絲憐憫和同情的色彩。這樣的結局，一般讀者是不會滿意的。但它確實又合乎作品中提供的規定情境和人物思想性格發展的邏輯線索。作家賦予作品更深刻也更耐人尋味的寓意，萊婭從命運的結局安排中，悟出了真諦：在以後的生活曆程中，“她要用一顆真誠的心對待周圍一切，喜歡的，不喜歡的，一切聽從心的召喚。”這樣，大大擴展了作品的意義和價值。萊婭未實現的意願，在作家的中篇小說《請與我同行》中的女主人公修莎身上，變成了堅強有力的實踐。此前，作家在觀念上曾一度產生偏離軌道的現象，這就是中篇小說《終曲》中男主人公“哥哥”形象的出現。
《終曲》是黃蓓佳的第一個中篇。可見，作家並非采取了輕率態度。因此，實事求是地探討其成敗得失，不無裨益。
從純藝術的角度看，《終曲》像是一朵淡雅的蘭花，通篇含蘊著詩美、散文美。尤其是人物的心境，人與人之間的感應寫得十分純淨。作家的才氣充溢字裏行間。但是，這個作品發表後，客觀的效果與作家的主觀願望並不一致。何以如此？我以為關鍵的因素在於：形象所體現的審美道德觀念發生了偏差，影響乃至破壞了這種藝術美的享受。作家以同情的筆調來描繪自己主人公的愛情悲劇，但是，我們在對形象的整體作了冷靜剖析之後，就很難激起這種同感。“哥哥”不愛巧巧，卻接受僅僅建立在感恩知報基礎上的婚姻形式；與此同時，他又把自己的全部情愛，奉獻給了琦；後來，當他陷入不可自拔的巨大痛苦之時，甚至不惜一度中斷與琦的聯係，來維護與巧巧的婚約。這樣，他同時麵對兩個女性，既損害了琦，在另一種意義上也損害了巧巧。顯然，作家是想雕塑一個複雜的有個性的靈魂，“哥哥”與琦的結局安排，也暗示了作家的某種傾向性。但是，它與作家對這段生活反省所體現出來的整體的審美評判，則相悖逆。即是說，由人物自身心理性格邏輯編撰的這部人生大書，是不太可能添上這“光彩”的一筆的。作家給自己出了一道創作難題：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新舊道德觀念的依存、變異及轉化。但終由思想的不縝密，也許還包括當時整個社會輿論對此尚未趨於定評這個因素，因而，把握的尺度失準。此外，作家對美的追求，又不自覺地忽略了環境的力量。並非一定要寫時代環境決定愛情命運，但它的投影、滲透，卻是或明或暗、或強或弱存在著的。像《終曲》這樣一個較為純粹、頗帶田園牧歌風味的愛情故事，而且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歲月，雖然精美巧致，但其生存的土壤不豐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