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此，可以對張欣創作主體的審美基本特征作一概括：普通人的人生體驗、個體經驗與帶著傳統道德美的理想主義為其兩支。這在她的另一部以部隊醫院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說《白柵欄》中，表現得更為充分。張欣審視人生的戲劇，並不急於改變民族文化心理的素質與結構，她隻摹寫一種人生的現狀，人生的態度，人生的觀念，借助看來並不刻意編織的故事，自然地流露，自然地領悟。以往創作模式中那種慣有的將人生經曆、個體體驗僅僅切割成適合某種政治功利或社會功利的需要，以至破壞了藝術創造的現象不複存在。這裏，個體經驗隻伴隨主體創造意識的發揮而發揮，審美意識的明朗而明朗。人生的種種矛盾、困惑、病態現象，隻是在與整整一個時代溝連貫通時才具有特征性，在曆史的連續性中可以找到它的印記，並以人的完整的思想、思維、心緒、心理形態固定下來。小說主人公喬克林護士，就是這樣一個主體與客體壁連的生存形態。在外部，她麵對的，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者蔣衛東，他因為太想當英雄，竟然發展到自己點火燒車間而又自己奮不顧身、大義大勇地救火，他在轟轟烈烈中“新生”，也在轟轟烈烈中“毀滅”。這裏，有獲悉身患血癌卻有了如願以償的死亡滿足感的“二號八”薑德海，他僅僅因為更正過喬克林教授父親關於病人的“誤診”，後來就戲劇性地成了所謂“三種人”。他甚而失去了全部的親情之愛，妻子隻把他當作沒有生命的“石頭”。這裏，有高位截癱患者神經健全的年輕姑娘黃曉曉，她名義下的“父親”——醫院黃主任，因指腹為婚的悲劇而精神上長期感到壓抑，以至失控，越出人倫道德規範，她為此憎恨過，歲月流逝，心靈隨之成熟，更為“父親”對她奉獻的全部摯愛與靈魂的痛苦折磨而予原諒，理解，甚至願意付出正常的同等的愛。黃主任卻一生都在贖罪，直至男人的氣息一點一點地在消失，在蛻變。喬克林不僅麵對由病理上靈魂上各種缺陷、不幸構成的一個病態社會，更令她無法忍受的是，還要麵對醫院醜陋不堪的人際關係，麵對自身暫時無力超越的職業的窘境。實習醫生塗開貴和護士胡寧缺少起碼的人道主義醫德，卻可以將“愛”當作商品，進行交換和謀取私利。在人生的誌趣上，喬克林並不喜歡醫生的職業，職業與人生意向的矛盾橫亙在她情緒、心境的天國裏。這裏，張欣將生活中一個極普通又極普通的矛盾暴露出來，使她的這部人生小說更能觸及社會的神經。在我們國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職業選擇的自由極其有限，當一種職業的確立成為既成事實，人的境界將引向哪裏？張欣將喬克林推到了讀者麵前，讓這個不無痛苦的藝術形象點染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她雖然不鍾情自己的職業，但她懂得做人的最起碼的準則，懂得作為一名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可欣慰的是，張欣並未將這種道德意識簡單化。因為病人的病態心理並不簡單化。喬克林正視病人病態心理的精神克製也不簡單化。蔣衛東、薑德海、黃曉曉並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靈魂袒露在喬克林麵前，薑德海直到死後才揭開了靈魂的秘密。這裏的媒介，就是對喬克林取得信任。喬克林也不奢望拯救他們的靈魂，她隻是站在人道的立場和合乎道德的人的角度，承受他們的袒露，讓他們在袒露中解脫。成為他們隱秘心靈世界的一盞明燈。她對塗開貴、胡寧的厭惡和不恭，更多是出自職業的良知。當喬克林的情緒處於環境壓迫下最低點，甚至叫喊過醫院是一座“集中營”。但在職業選擇、人生誌向與職業道德、社會責任感發生劇烈衝突時，喬克林總是選擇了後者。在當今道德視野道德規範中，張欣如此理直氣壯地讚美一種傳統意義上的道德觀和審美意識，這也許是這部中篇在衛生界特別受到青睞並獲獎的最重要的原因。
張欣的短篇小說，絕大多數篇章都沒有離開這個題旨和審美意向。隻是，人類生存範圍稍有擴大，切入的角度稍有不同。一類寫如何做人，褒揚高尚的情操與人格。如《絳紅色的披肩》、《你，牙齒一般潔白》。前者寫癱瘓女兒鳳兒由對繼母的誤解，造成情緒、心境上的對立，造成“遺棄感”。原有的負罪心理變成了怨憤。繼母於老師勞役般的忠誠服務，尤其是不以此作為向社會索取某種名利的脫俗心理，終於消弭了兩個心靈的隔膜。後者寫個體戶姑娘魯曉丹為維護自身人格、精神格調的又一種脫俗。這仍然是在誤解與偏見的眼光下顯出光彩的。一類是寫愛情的道德信條的。如《美娟》、《初次嚐到寂寞》、《別把諾言當真》、《癡情的綠》。還有一類小說寫人的心理判斷的落差，更強烈體現了張欣這種人生態度與人生意識。如《雜症》、《願我們再同窗》、《女人不全是維納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