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中青年作家的一群，真正能在全國打開局麵，有較大影響的，還為數甚少（秦牧同誌在1983年度廣東省“新人新作獎”頒獎大會上說：關於廣東文學創作的估價，有人說是上遊，有人說是下遊，我的看法，是中遊。我完全讚同秦牧同誌的這個意見）。總之，這支隊伍年輕（指創作的經曆），有活力，也較為刻苦，願意上進，但遠不是成熟，有大手筆大才氣的，他們需要同時從思想上和藝術上經過艱苦的磨礪，才能突破自己，走出五嶺山脈，走向全國。
冷靜地估價——現實
究竟如何估價新時期廣東小說創作的成就？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又一個前提。據此，可以沿著新時期整個文學發展的軌跡加以追尋。
“傷痕文學”是打倒“四人幫”之後新時期的第一個文學浪潮。廣東的作家是作出了貢獻的。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代價》，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以及楊幹華的《驚蟄雷》等，就是當時風靡全國或頗具影響之作。他們的名字，也是隨著“傷痕文學”的浪潮而為廣大讀者所熟悉的。
當新時期文學進入第二個浪潮，一方麵是“傷痕文學”的演變和改造，一方麵是“反思文學”的出現。“傷痕文學”剛出現的一個時期，是以暴露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暗麵為基本特征的。後來，就不僅僅是暴露，而是帶上思辨的色彩，在更完整、更準確的意義上寫人，再現那個時代人與環境的關係。作為“傷痕文學”重要一翼的知青文學，它的發端、變異，遵循的正是這樣一條曆史邏輯。知青文學大體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寫文化大革命中的傷痕；曆史地看待上山下鄉運動，既審視社會，也審視自己，人不再僅僅是環境的消極物，他們從養育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中間汲取營養，肩負起社會的責任；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尋找人生的位置和價值。在廣東的中青年作家中，孔捷生最早認識並實踐了這一點。《南方的岸》觸及了知青返城這一社會現象，並通過人物命運的抒寫，從中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為人們重新考察幾千萬知青上山下鄉，爾後又大規模地返城這一曆史現象，提供了新的認識價值。他的《普通女工》，則傳達了一代知青命運發展的新信息：他們承受起曆史的創痛，尋找人生的位置和價值，腳踏實地開始創造新生活。其他一些以青年為題材，寫得較好的作品，如孔捷生的《姻緣》、《因為有了她……》，呂雷的《海風輕輕吹》，伊始的《在那日出的地方》，張雄輝的《掙脫了十字架的耶穌》等，都反映了處在曆史轉折時期的一代青年的新的精神風貌。當文學的第二個浪潮行將消退，第三個浪潮即將湧來的間隔期間，一種新的文學現象應運而生了。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雖也觸及到傷痕，但人物活動的整個場景卻是新時期，作家著力開掘的，是人物在曆史新時期中對生活、理想、事業執著追求的精神氣質。他們從曆史的縱深處走來，帶著曆史加給的傷痕；而一旦回到了生活運行的正常軌道，卻能砥礪自重，與民族、人民一道承受著曆史的苦難，又一道肩負起曆史的重責。他們含辛茹苦、堅忍不拔、奮發有為的精神品格，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境界的升華。黃虹堅的《桔紅色的校徽》，就是廣東中青年作家中反映這一曆史現象演變的代表作。在以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曆史生活再認識為特征的“反思文學”方麵，廣東的中青年作家似乎沒有拿出什麼作品，這是有欠缺的。
新時期文學的第三個浪潮——以奮進和改革為主旋律。屹立在波峰浪巔之上的主人公，有時不免帶上悲劇的色調（這是由生活本身的複雜性所決定的），但他們所代表的時代發展潮流，卻是不可抗拒、不可逆轉的。因之，仍給人以積極進取、昂揚向上的力量。具體到廣東，觸及到三方麵的題材：一、反映各條戰線的改革，如呂雷筆力深沉的佳作《火紅的雲霞》，林經嘉的《選舉》，何卓瓊的《總工程師的日常生活》；二、反映特區生活，朱崇山、譚日超等已經開始了這方麵的努力，並初見成果；三、反映廣東農村巨大而深刻的變革，除楊幹華有所為之外，似乎相當薄弱。
新時期的文學大體經過了這麼三個浪潮。此期間，作為貫穿整個發展階段的，還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愛情、婚姻、家庭倫理道德觀念的新探索和新認識。這種文學現象的興起，完全可以從時代的經濟發展中找到它的物質和精神聯係方麵的原因。在這個領域，陳國凱的《我應該怎麼辦？》、《代價》轟動一時，此後，沒有再出現可駐足國內、聲名赫赫的作品。
現在，可以對新時期廣東的小說創作講一個概括性的意見了。在追尋時代的步履，在作品的數量和某些題材創作的質量上，水準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由作協廣東分會編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越秀叢書》，至今年，共出版廣東中青年作家十二本集子或合集，其中，十本是小說集，加上收入《潮汐文叢》的陳國凱、孔捷生、楊幹華、沈仁康的四本，工人出版社將出版的丁小莉的一本，共十七本，大體上可以反映出這方麵的成果。但是，一個不容諱言的事實是：在這超百篇的中短篇小說中，有很大社會容量，有相當思想深度，有圓熟藝術表現力，真正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重大影響的作品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