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關係的藝術實踐中，陳國凱走過一段小小的彎路。如1972年發表的《新來的圖書管理員》，寫了一個綽號叫“一寸半”的技術員葉子青。他原是一個“革新迷”，由於自己的一項合理化建議，遭到官僚主義的壓製，便醉心於家庭副業，大搞養雞。構成這個人物的思想矛盾和采取的解決辦法，都與1962年的《部長下棋》中的劉師傅雷同。兩個人物，相隔十年，看不出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有什麼不同，時代特征有什麼不同，造成人物思想上的矛盾的根源有什麼不同。事實上，在林彪、“四人幫”對知識分子實行“專政”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喪失了工作和生活的條件，“一寸半”思想矛盾的產生根源，絕不是官僚主義壓製造成的，而是林彪、“四人幫”的知識分子政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作者沒有從當時廣大知識分子所處的這種社會地位和遭遇，去認識和分析“一寸半”思想矛盾產生的根源，進一步開掘和深化主題。這樣，促使人物思想行動的社會背景，就變得模糊不清，通過人物所展示的社會意義，也是不深刻的。當然，這也是受曆史條件的局限。
從粉碎“四人幫”之後陳國凱寫的許多作品來看，他在這方麵有了很大的進步。作者選材，寫人物性格，始終沒有離開文化大革命動蕩的社會生活，錯綜複雜的矛盾鬥爭，沒有離開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和善惡愛憎。作品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和社會意義，自然地從人物所處的典型環境中迸發出來。近兩年來，可以說是陳國凱創作上的盛期。他在報刊上連續發表的十多篇作品，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幾個不同曆史階段，工人階級的戰鬥風貌和典型的精神狀態，從中可以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無論是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人物，還是暫時處於中間狀態、落後狀態，或正在轉變和覺醒的人物，甚至是工人階級中的敗類，都各自體現出這個特定的曆史時代一定的社會集團、勢力的政治態度、意誌和願望，反映了這個曆史時代生活的波瀾和曲折。作者筆下的某些典型人物，之所以能在廣大讀者中引起強烈的感情共鳴，原因正在於此。例如《女婿》中的張小龍和《眼鏡》中的張老三，這兩個人物雖然個性不同，但從他們身上，都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四人幫”搞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不得人心的。張小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是“造反派”，他從生活中的一係列反常現象，特別是“四人幫”利用批《條例》來破壞生產，使他看到了“林彪陰魂未散”。當幫派人物賣力地搞批《條例》學習班，並以此為借口拒絕支援兄弟廠的緊急生產任務時，他便奮起抗爭。張老三由於有豐富的社會閱曆，對複雜的社會生活有分析、鑒別能力，一旦幫派人物煽動停工停產時，他就堅決鬥爭。就連沒有直接卷入這場鬥爭漩渦中心的人，如《女婿》中的工人家屬李明山的老伴，時代風雲的變幻，在她身上也有投影。她生怕自己的女兒，找的對象是一個“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幫派人物。
《家庭喜劇》、《開門紅》、《龍伯》等作品，寫的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工業戰線的戰鬥生活。從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一個生產工段，一次上班路上車廂的一角，概括了現實的廣闊社會環境，蒸騰著熱烘烘的氛圍；並通過在這些特定的環境中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性格衝突，反映了廣大工人群眾奮發向上的社會風貌。
四
如果說陳國凱過去幾乎都是用輕鬆活潑的筆調、幽默風趣的語言來反映工人生活的話，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則是用深沉、悲愴的藝術之筆，為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和命運，呐喊呼叫！從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視野更為開闊了，對生活的思考更為冷靜了，對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更為關注了。這篇作品是作者寫作道路上的一大進步。這個作品發表時，短篇小說描寫“四害”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的主要對象，大都是老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很少有人去寫普通工人、農民的遭際。陳國凱不僅創造了這種形象，而且還比較成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薛子君形象的出現，是有特殊意義的。
《我應該怎麼辦？》中刻畫的薛子君、劉亦民、李麗文這三個人物，雖然成就不一，前兩個人物寫得成功，後一個人物還缺乏鮮明的個性特征，但這三個人物互相關聯的命運，都緊緊地和文化大革命的風濤雨浪交織在一起。作者寫出了產生這種悲劇命運的特定社會背景，即代表反動階級複辟願望和利益的林彪、“四人幫”的猖獗橫行。他們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在千百萬普通人的心靈上，投下濃重的陰影，烙下深深的創傷。作品通過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幾場重大鬥爭中所遭受的打擊，以及帶給她先後兩個家庭、兩個丈夫、兩次當“反革命家屬”的悲慘遭遇，真實、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她的悲劇命運的特定環境和社會原因。薛子君的悲劇命運，是文化大革命中千千萬萬普通人的遭遇的一個典型概括。所以，作品發表以後，在短短的時間內，在廣大讀者中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濤，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果。
作者能夠寫出這個作品，並不是偶然的。陳國凱在談寫這個作品的體會時曾說：“如果筆下的人物連作者自身都無法感動，那又怎能感動別人呢？將冷冰冰的石頭捧給讀者，誰去啃呢？”的確，作者是有一個長期的感情積累和深化過程的。文化大革命中，作者曾受到很大的衝擊，他因《部長下棋》被扣上“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荒唐罪名，而遭到大會小會批鬥，一篇六千字左右的小說，作者卻為此寫了五六萬字的檢討。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他寫的《大學歸來》被當作“文藝黑線回潮”、反對所謂“教育革命”的“毒草”，上報給當時“四人幫”控製的國務院文化組，並準備在報紙上公開批判。這給作者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和痛苦。作者不僅無法繼續提筆創作，而且痛不欲生。這慘痛的經曆和多年來被推到最底層的不幸遭遇，使他有可能理解像薛子君、劉亦民、李麗文這一類的普通工人、技術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感情、心理和道德品質，熟悉他們的愛和憎。這些年來，作者積累了這方麵的大量素材，但在進入創作過程之前，還沒有能夠找到一個“觸發點”，經過篩選和過濾，把它們連結起來，找出其中的內涵，形成題材和主題。後來，當作者聽到一個簡單的悲歡離合的故事，便引起感情上的強烈共鳴，原來的這些生活素材，就在一個明確的思想周圍活起來。這時候，作者進一步調動生活積累的庫存，並經過感情的孕育，通過薛子君形象的創造及其悲劇命運的展示，把有著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凸顯出來了。薛子君不可挽回的損失，不可彌補的悲劇，正是引導人們去改造那造成其悲劇的環境的戰鬥動力。
陳國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黨培養起來的一位有成績的工人業餘作者。他的成長，除主要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外，還浸透著老一輩作家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他的短篇小說，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但也存在明顯的不足。這主要是作品所反映的工廠生活麵還不夠廣闊；題材還不夠豐富多樣；有些作品在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上，還有雷同現象；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特別是某些反麵人物，還顯得單薄缺乏鮮明的個性和立體感，等等。這些，都有待於作者認真進行總結。我們誠懇地期望，陳國凱能堅定不移地繼續紮根工廠生活，始終不要脫離工人群眾，並在藝術實踐上作出新的探索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