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0日於廣州
注：《羊城一夜》，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出版。[3]文學評論·細微見宏旨素樸覓奇崛細微見宏旨素樸覓奇崛
一
廣東人民出版社決定編輯出版農民作者楊幹華的短篇小說集《驚蟄雷》。這是作者在創作道路上勤奮實踐十多年的第一個集子，照理說，該是一件多麼叫人興奮的事情！可是，楊幹華卻為此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之中！在林彪、“四人幫”大興文字獄的年月裏，他精心剪貼的習作不能幸存。現在要結集出版，找起來真不易嗬！這件事一傳開，作者的許多朋友及周圍的同誌都主動把自己收藏的或贈、或抄，給他送來。當這些舊作又一次展現在作者眼前，他禁不住失聲哭泣起來。我們的群眾，是多好的群眾嗬！即使在林彪、“四人幫”最猖獗的時候，群眾也不聽信他們那一套。這表明，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判者。隻要是有益於人民的作品，任何黑暗勢力都不能毀滅它們，不能將它們從群眾心上奪走！
社會生活，有如大江一樣浪濤層疊，千回百轉。一個置身於生活激流之中的作者，並不一定都能認識和駕馭它。即使是一個洞察生活比較敏銳的作者，對生活本質能夠認識和理解，但也會有深淺的不同。
楊幹華善於從農村生活的細小事情上，發現那些帶有本質意義的東西。在那些不易引人注目的新事物中，作者看到了閃光的美好的思想；在那些習以為常的舊事物中，又找到了落後的腐朽的黴菌。作者努力通過具有鮮明性格特征的藝術形象，熱情謳歌正在成長著的新人新事，同時，尖銳地批評那些正在衰亡著的事物和勢力。作者希望和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帶刺”。讀了楊幹華的小說，正是在這一點上獲得了突出的印象。
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發表的一批小說，鮮明地體現了這個特點。《石頭奶奶》寫的是要不要按國家收購任務，將三鳥賣給國家收購站的矛盾鬥爭；《瓜風菜雨》寫的是如何正確對待開放農貿市場的矛盾鬥爭；《管水員的故事》寫的是如何處理自留地與大田生產的矛盾鬥爭。這些事，在農村生活中都是十分常見的，可是作者卻從中看到了隱藏著的如何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如喜發嫂、“賣剩鴨”、楊子醜為了各自的私利，不顧甚至損害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小說在暴露生活中的這些消極現象時，並不是純客觀的展覽，而是把它們放在被批判的地位來展示，從鬥爭中著力揭示出先進人物美好的精神境界和高尚品德，歌頌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品格的一代新人的成長。
長期以來，許多反映農村題材的小說，往往容易把落後的、反麵的人物寫得有血有肉，先進的、正麵的人物寫得平板單薄。楊幹華的作品中的人物卻不一樣。他前者固然寫得很生動，後者則大多數也很成功。1962年獲《羊城晚報·花地》二等獎的《石頭奶奶》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就相當圓熟。小說通過石頭奶奶的行動的描繪，層層深入地把人物思想的光彩凸顯在讀者麵前。當喜發嫂拒絕完成國家收購任務的行為受到石頭奶奶批評時，喜發嫂放出冷言冷語：“當然啦，食公家糧，享眾人福，不進步怎得？”這句尖刻的話，不僅在石頭奶奶心中激起了一層波瀾，而且提起了全篇的矛盾，一下子就將人物投進了矛盾的糾葛之中。這時候，小說沒有繼續去寫石頭奶奶與喜發嫂爭辯，而是按照人物的特定身份（五保戶，孤寡老人）、性格邏輯（一生為他人勝過自己），集中筆力寫人物的行動。小說先用寥寥幾筆寫石頭奶奶晚上因白天的爭執而引起的心理活動，表現她嚴於自責的精神。接著，小說寫石頭奶奶斷然采取行動，自己養獅頭鵝交售國家收購站。這是對自私自利思想的一種無聲的鞭笞和批判。當讀到小說的結尾，喜發娘要出大價錢買下石頭奶奶的獅頭鵝而遭到拒絕，石頭奶奶回答說：“我要你的臭錢？告訴你，我愛共產主義”時，誰不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樣，感到“渾身激動得發熱，望著這個垂老的太婆，好像她全身閃射著燦爛的光芒”呢？石頭奶奶的形象確實寫得有聲有色，感人至深。
新與舊、先進與落後兩種思想的鬥爭，還滲透到農村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麵。在社會的細胞——家庭中也尖銳地表現出來。現時我國農村是以集體所有製為主的經濟，社員手中還掌握著一部分生活、生產資料，經濟利益在一個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對社會也保持很大的獨立性。因此，文學作品正確表現家庭內部的矛盾鬥爭，對於幫助和教育廣大農民樹立國家、集體觀念，樹立社會主義思想和風尚，正確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利益，是很有意義的。
作者的許多篇小說，就是通過家庭這一側麵，來反映這方麵的矛盾鬥爭的。《父子春秋》寫的是父子之間的矛盾。小說中的父與子，代表了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的兩種性格。父親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他恪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信條，利用自己的記工員身份，通過扣減別的社員的工分，來非法圖利。兒子是在新社會成長起來的青年，他不滿父親這種損害別人和集體利益的行為，當父親以不當記工員來要挾群眾時，便主動承擔起這個責任，秉公為社員服務。《選婿風波》寫的是母女之間的矛盾。母親重錢財輕人品，結果選的未來女婿，是一個最終墮落為盜竊犯的人；女兒選擇的對象，是一個論人品“百裏挑一”，“為集體隻知出死力幹死活”，連自留地也“肯借給隊裏育薯苗”的小夥子。《我的妻子》寫的是夫妻之間的矛盾，也涉及兄妹矛盾。落選隊長的丈夫，因反對新任隊長的妻子執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而導致在生產中不愛護耕牛，結果受到妻子和妹妹的嚴肅批評。《三個同齡人》寫的是姊妹及青年男女朋友之間的矛盾。孿生姊妹與另一位男青年從小立下誓言：“不管走到天涯海角，誰也別丟誰！”但她們在走向生活道路的第一步時，就分道揚鑣了。姐姐因愛錢，貪戀城市，怕過農村艱苦生活，結果被一個投機倒把犯所騙。妹妹沒考上大學，堅決回鄉務農，並在共同勞動中與後來擔任生產隊長的男青年建立了愛情。小說通過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姊妹之間的矛盾，反映了農村家庭內部反對剝削階級思想影響和改造私有觀念的鬥爭。它形象地告訴人們，隨著社會製度的變革，個體農民在變成集體農民，經曆了一係列的曆史性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也已經反映到家庭內部來，逐步改變著原來的一套思想道德觀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因素的逐漸增長和擴大，國家、集體觀念的日益確立和鞏固，出現了一係列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去處理和調整關係的新型家庭。
小說的思想意義，不僅表現在反映了農村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新與舊、先進與落後兩種思想的鬥爭，還表現在通過反映這種鬥爭，推動並促進了事物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在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的目的，並不是要把人整垮整死，硬推到敵對的地位上去，而是要幫助人們改變某些錯誤的陳腐的觀念和陋習，跟上時代前進的腳步，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地幹社會主義。小說既寫了這種鬥爭的過程，也反映了這種改造的成果。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寫推動這種改造的動因時，主要是著眼於先進人物模範行動的感染和影響，使暫時處於中間狀態、落後狀態的人們在轉變時心悅誠服。這很符合農村思想工作的實際。《秋風秋雨》中的寡婦陳英方，想利用假期給自留地種上番薯苗，可偏巧這一天有雨，生產隊呂隊長要求大家都上山給隊裏排石灰。陳對此十分不滿，還罵了一通街。但呂隊長很能理解她的處境：“一個女人拖一窩子女，倒叫她難的啊！”挑完石灰後，他又趕到陳家，不聲不響幫她哄住孩子，幫她挑水。隨後又上自留地幫她種番薯苗。呂隊長的這些行動，使陳感動得“說不出話來”。這裏，小說雖然沒有具體寫她如何轉變，隻是含蓄地寫她給冒雨而去的呂隊長“戴上一頂竹帽”這個行動，讀者完全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感情與堅持將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生產隊長，已經開始接近，相信她一定會向好的方麵發展。《駛牛組長》寫駛牛組長兆七因阿秤鞭打耕牛，使牛被犁刀割傷，“異常的激怒使兆七一時忘了理智”，竟至往阿秤身上打了兩牛鞭。事後，兆六親自上門賠禮道歉，當阿秤知道他因追趕耕牛而受傷時，這個倔強的小夥子，“終於哇的一聲哭了”。讀著這些充滿火辣辣感情的小說，感受到了一股昂揚向上的力量，從先進人物身上，看到了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村的勝利，及其所代表的曆史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