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武義的文化底蘊被釋放出來了。20世紀在武義工作、生活了20年，隻知有一座熟溪橋和延福寺具有文化價值。今天到武義，除早已為人們所熟悉的國家級曆史文化名村俞源和郭洞以外，還有南極仙翁故裏壽仙穀、天鵝逗留的山水勝境石鵝湖、佘族風情濃鬱的小黃山、可與威虎山相媲美的清風寨，以及清水灣、唐風等溫泉度假村，都顯現了武義曆史文化的深厚內涵，所有這些風景已把武義點綴得更加秀麗、典雅。在此我特別想多寫幾筆的是小黃山。小黃山不僅有黃山之秀，還有三峽之雄，把黃山風光與三峽風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更是襯出了武義山水文化之豐富多彩。與此同時，與風景文化相匹配的是武義風物文化的彰顯，如武陽春雨，已成為浙江十大名茶之一；宣蓮作為中國三大名蓮之一，更是武義風物文化的一絕。說實在的，今天稱“武陽春雨”和“貢品宣蓮”為武義“雙寶”實不為過。還有不得不提的是金穗民族中學。在縣繼續教育中心丁副主任的陪同下，我們專程考察了這所學校，參觀了佘族文化陳列室，作為一個民族研究者，我為武義民族文化能在民族中學得到傳承和弘揚感到無比的欣慰！
今天重讀武義：武義變了，變美了，變富了，變文明了。借用孟浩然的問話，如果現在“雞鳴問何處”，那麼新農村是武義！
二、必然性：鄉村人類學情結
選擇武義又是必然的，為什麼呢？這麼多年來筆者一直在做鄉村研究，在全國來說，不敢說走遍了全國，但起碼也走了不少農村。在新疆，筆者和徐桂蘭幾乎走遍了整個新疆，我們在那裏做了三年的調查，廣西鄉村研究就更不用說了，還有雲南、貴州等地，我們走了很多地方，內蒙古也去跑過，還有甘肅、青海等地，這些地方筆者都做過大量的調查。這些調查都是我們的鄉村人類學研究。鄉土中國研究是人類學研究的核心圈，對於鄉土中國研究，筆者自己在十多年裏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的農民、農村、農業發展的問題，到底該怎麼發展？學曆史的都知道，中國的曆史實際上就是中國的農業發展史，或者是中國的農村發展史，或者是中國的農民發展史。去年，由筆者擔任中國人類學高級論壇的秘書長，會議的主題是“人類學與鄉土中國”，在會上有一個焦點的問題，是關於我們的農民是離開農村還是留守農村的問題。我向論壇提交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農民守土與離土的博弈》，並在大會上作了主題演講。為了說明選擇武義作為新農村建設典型個案研究的必然性，特引述最後一段如下：
“中國農民守土與離土的博弈實在是太難了，守土艱難，離土不易，叫他們怎麼活？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人們焦慮著、思考著。據《中國時報》報導，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發表的研究報告說，盡管中國采取了一係列提高貧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從2003年以來，收入差距急劇加大，城鄉收入差距評分從1980年的80分左右下降到72．7，接近“黃燈”警戒線。1980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人均純收入的2．5倍，到2003年該比例擴大到3．32倍；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貧富懸殊的評價指數為64分，已接近60分的“紅燈”警戒線。1992年貧困農民的收入上限與一般農民之比為1：2．45，2004年擴大到1：4．39。該研究報告還提出，當前中國農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農民收入過低問題。因此中國農民向何處去？在守土艱難，離土又不易的態勢下，新的出路在哪裏？
最近，筆者拜讀了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的名著《農民的終結》。這本出版於1967年的著作，對作為歐洲傳統農業大國法國農民麵臨著農業文明的終結作了分析，並尖銳的指出：“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李培林在譯者前言中也焦慮的指出：現在在中國的行政版圖上，幾乎每天都有70個村落消失，原有的傳統村落社會網絡被打碎，使很多農民進入城市但又難以融入城市，產生生活和心理的各種困難。“他同時又提出：“根據我國目前每畝耕地投入的勞動力計算，農村隻需1．5億勞動力，目前的3．6億農業勞動力，還需轉移2億多人，即使按2020年非農業就業人員達到70％的目標，也還需要轉移1．5億農村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