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就是這樣尖銳的擺在人們麵前，中國農民經曆了守土的艱難和離土的不易博弈後，要考慮中國農民的新出路，必須作新的戰略選擇。
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的導論中曾經敏銳的指出：經驗證明，技術在工業國家農業耕作中的普及要比其它地方快得多。法國或美國的農業增長1倍要比印度農業生產增長10％更為容易，蘇聯在半個世紀中取得了工業生產的巨大成就，但難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農業國家更缺少解決自己吃飯問題的能力，他們反而要向工業國家乞食。那麼，如何解決農業國家的吃飯問題？孟德拉斯給人們樹立了一個樣板，他說：“要想知道怎樣使全世界的農民進入工業文明，以便使他們能夠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和走向繁榮，難道思索的最好例子不是西方國家已經完成飛躍的農民嗎？”
對於法國農民，孟德拉斯提出了“農民的終結”的結論。但是仔細閱讀了《農民的終結》後，人們會很清楚的認識到：孟德拉斯所說的“農民的終結”，並不是“農業的終結”或“鄉村生活的終結”，而是“小農的終結”。在孟德拉斯看來，從“小農”到“農業生產者”或者“農場主”的變遷，是一次巨大的社會革命。在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過程中，農民的絕對數量和人口比例都會大幅度的減少，但農業的絕對產值並不會因此大幅度的減少，這是一些發達的工業大國同時也是農業大國的原因。而且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無論鄉村怎樣變化，農民不會無限地減少，作為基本生活必須的原料的生產供應者——農業的從業者——也不會消失。
這就是說法國“農民的終結”，指的是傳統的“小農”的終結。這個論述和分析，對我們認識今天的中國農民有重要的啟示：
1．中國農民目前仍然是傳統的“小農”，鄉村社會的本質特征仍未改變；
2．中國農民正受著改革開放，即工業現代化的巨大衝擊，農村人口大量外流；
3．農民的外流，導致農村的衰落和鄉村社會結構的重新建構。
如果把中國農民放在現代化的整體過程中去評估，那麼目前中國農民正處在傳統農業向工業化農業轉型的開始。而中國農民目前的種種狀態，都是這種轉型開始時必然會出現的。但是，可以預言，經過這種痛苦的轉型期，中國農民必然會從傳統的“小農”轉變成工業化的“農業生產者”。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鄉村人類學研究的學術背景，特別是在第三屆人類學高級論壇上，學者們就“守土與離土”問題進行了異常激烈的討論，使我們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未來走向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而黨中央新農村建設的提出更是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就是要把中國的農村搞好，要讓中國傳統的小農終結，讓他“死去”，讓中國現代的農民、現代的農業、現代的農村在中國崛起。
必然寓於偶然之中，正因為有了對舊鄉土中國的批判，對新鄉土中國的夢想，所以，一到武義，就必然會被武義的巨變所震撼！不僅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武義的幹部和群眾正在進行一項偉大的事業——新農村建設，也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武義的新農村建設不同於一般的以村為單位的模式，而是一個以縣為單位全麵推行新農村建設的個案，這是武義新農村建設最大的特點。於是，偶然的機緣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我從對中國農民守土與離土的博弈的研究，走進了以武義縣新農村建設的經驗為個案，展開了對新鄉土中國的研究。這正是鄉村人類學情結的釋然。
三、意義與價值：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
中國曆史所經曆的從先進到落後的轉變集中反映在農民的變化上——首次對中國農民的變遷史作出曆史分析的孫達人如是說。這是由中國至今還是一個農民人口占絕對比例的國情所決定的，因此，無論來自何方的理論或思想，都必須受到“三農問題”的檢驗。人們曾經對“中國問題的實質是什麼”給出過種種答案，如有人說中國問題的實質是經濟問題，於是引發了人們對“經濟至上”的崇拜；又有人說中國問題的實質是人口問題，於是又引發了人人抓“天下第一大問題”的曆史奇觀，凡此等等，都或是誤導了中國前進的方向，或是延誤了中國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