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不會重演，但失去的曆史機會卻可以重新發現。今天，人們終於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正是在這個理念下，三農問題才被提高到“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工作才被強調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對此問題，被人們稱為“溫三農”的溫鐵軍，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決策谘詢》編輯部采訪時曾就中國三農問題的提出和觀點形成的過程作了回顧式的回答，並特別介紹了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給朱總理的信，把三農問題形象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以及曹錦清《黃河邊上的中國》和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兩本書的出版，使三農問題由決策層的重視到全社會的關注的過程。正因為有了對三農問題研究和關注的大平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三農問題研究的遷伸和發展。在這個大背景下，“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課題現實的意義和學術價值何在？
從上述我們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的文獻回顧來看，當前中國新農村建設比較成功的模式，大都是以村為單位的典型，而縣一級的典型仍在探求中。而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的研究與其他模式根本的不同在於：這是一個在縣域範圍裏整體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典型個案。由於縣是中國最古老、最重要的基層行政單位，決定著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和社會秩序的穩固，所以在縣域範圍整體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模式，其影響力、示範力、作用力都大大超過了以村為單位的新農村建設模式，為什麼呢？這是因為：
第一，縣域的範圍大，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種資源和力量開展新農村建設，充分顯示縣域社會的整合性，這是一個村所不可比擬的。
第二，縣域的實力強，可以有效地組織工業反哺農業，先進幫助落後，發達的支援欠發達的，充分顯示縣域經濟社會的整體性，做到全縣一盤棋，這是一個村所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縣域幹部精英，可以有效地宣傳農民、組織農民、服務農民充分發揮縣域人力資源的作用，這是村裏的幹部所不可及的。
第四，縣域的影響大，抓好一個縣的新農村建設，等於抱了一個“西瓜”，而抓了一個村的新農村建設等於撿了一顆“芝麻”。所以從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來說，抓好一個縣的新農村建設比抓好一個村的新農村建設作用更大，影響更大。
中國有近70萬個行政村，但隻有2074個縣，抓好一個縣的新農村建設，等於抓好了一個片，而抓好一個村的新農村建設，僅僅隻是抓好了一個點。片與點的示範力、影響力、作用力孰大孰小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本課題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在於，以武義縣為個案，對縣域新農村建設的經驗進行全麵的考察和研究，把武義的經驗上升為理論，即上升到中國新農村建設的理論高度，以期充實和豐富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理論，並同時對中國貧困地區和後發地區的新農村建設起到典型示範作用。具體來說，“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課題的意義還有以下幾點：
1．武義是一個後發縣，與周邊各縣相比一直處於較落後的狀態，因此，研究這樣一個後發縣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更具普遍意義。
2．武義是一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治理了環境的縣，這種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得到平衡的個案，符合科學發展觀，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典型。
3．武義在新農村的建設中“以人為本”，使廣大農民群眾真正富了起來，這對貧困縣或剛開始脫貧的後發縣具有借鑒意義。
4．武義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又重視了文化建設，使武義的文化底蘊不斷地釋放了出來，這對精神文明建設也具有現實意義。
總之，武義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踐中，已經創造了一些對貧困縣、對後發展地區有重要借鑒意義的經驗，形成了“協調平衡、溝通和諧”的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同時對武義今後的發展也將會產生積極的指導作用。中華民族正在偉大的複興之中，新農村建設正是中華民族複興的主旋律之一，武義模式的脫穎而出則是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交響樂中的一個華彩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