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反，尤為可貴的是曾國藩無論是辦團練之初，還是人困兵危的“未發跡之時”，甚至在身兼封圻的顯達之後，都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義。在辦團練的時候，他時時諜府縣，托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有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裏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
談到網羅人才，戰國時期的齊桓公可謂是不擇手段，他那種不計一切代價重用人才的氣魄可稱作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說苑·尊賢》載，在齊國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爭位前，重用管仲。而管仲先是提出地位不夠尊貴，齊桓公便拜他為上卿；繼而又提出生活不富裕，齊桓公遂將齊國一年的租稅收入賜給他；既富且貴以後，他又嫌自己與國君的關係“疏而不親”，齊桓公則尊稱其為“仲父”。於是，管仲便充分施展他的傑出才幹，在齊國進行改革，輔佐齊桓公成就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宏圖偉業，使齊國成為春秋時的第一霸主。
曹操以“任用天下智力”為自豪，而曾國藩卻以“招致賢俊”為口號，兩者表現不同但用意相同，這大概也是兩位亂世梟雄成功的共同之處吧。
80．國有勇者始能安
勇敢的人現在是越來越少了，遠離了戰爭年代的人們不再以勇敢作為美德來要求自己，但今天的世界恰恰更需要勇敢的人去對付那些歪門邪道和貪婪的小人。
古人指出，一個國家使用了勇敢義臣，那麼朝廷就不會出偏差；信任敢於直言相諫的人，那麼皇帝的過錯就不會長期得不到改正。同樣，如果正直的人得到重用，這是國家安定的標誌；奸邪之人得到重用，這是國家混亂的根由。所以公正的勇敢者可以正自己，棄邪人。
三國時諸葛亮善用勇人，他對戰鬥中英勇殺敵的將士予以獎賞，對臨陣怯戰、膽小怕死的將士予以處罰，處罰又公正嚴明，不論貴賤，深得武將信賴。
諸葛亮還將勇將分為如下幾類：
（1）行動敏捷、氣概豪邁、善操兵器，固守陣地者，為“步將”；
（2）能攀高山，行險地，善騎兵，會射箭，進攻衝在前，撤退走在後者。為“騎將”；
（3）氣蓋全軍、小仗打得認真，大仗打得勇猛者，為“猛將”；
（5）對賢士能虛心請教，接受他人的意見，寬厚而又剛強，勇猛而又多謀者，為“大將”。
對於軍中勇士他也按性格和技能的不同，把手下兵卒分為六大類：
（1）好鬥樂戰，敢於進攻頑敵者，為“報國之士”；
（2）氣蓋三軍，身強力壯，勇猛善鬥者，為“突陣之士”：
（3）健步如飛，奔跑似馬，為“搴旗之氣”；
（4）善騎善射，箭無虛發者，為“鋒先之士”；
（5）拙於騎而善於射者，為“飛馳之士”；
（6）善於使用強弩，盡管射程不遠但百射百中者，為“攻堅之士”。
可見，諸葛亮不單是能知手下勇士的“斤兩”，了解他們脾氣、性格、能耐，還能因其材而選擇之，因其能而使用之，就像一個深諳馬性的馭手。
81．“忍”字為高
“忍”是以自己示弱偽裝迷惑敵人以爭取勝利的方法。自古以來，政治家用示“忍”以謀生存。
自然界中，龍可稱得上是天地之間威力較大的動物了，但龍如此強大，還是要經常的隱藏自己。所以龍在日常的活動中，根據情況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這其實就是“忍”之計啊。
韜晦之計是在自己力量尚不足，羽翼尚未豐，戰機尚未到時，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減少將來對手現在對自己的發現和謀害，從而保存自己，以待今後再戰的計謀。
三國時，“劉備裝怯”就是忍術的一種。曆史記載：曹操一向嫉恨劉備。曹操曾經隨便地對劉備說：“現在天下的英雄，隻有您和我曹操罷了，像袁紹這些人，不值得計算在內。”當時劉備正吃飯，一驚之下把筷子掉到地下，就在這刹那天上雷聲滾滾，劉備隨機應變地說：“聖人說‘迅雷風烈，必有大變’。這說法很有道理，這雷聲的威力，競至於嚇得我失落了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