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你也不能小看這點區別：古代的官場傳統，大抵是進場不易出場更難，一旦進入正式編製，隻要大錯不犯，哪怕屍位素餐當個庸官，也能憑年資銓敘晉階加工資（俸料），哪一樣待遇都少不了他，所以這種製度改革的消極一麵，便是導致了宋史上著名的“冗官”現象，即官員隊伍膨脹，行政開支暴漲。相反，宋朝對胥吏即機關一般辦事文員的考試上崗、見習授職等有關製度的製定，倒是比前代更加細密。如，無論京師百司還是地方官署新招吏員，都有嚴格的報名條件，初步刪汰後再舉行考試，考試內容除書算等基本功外，還要“問律及疏，所對合格，複口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若係報考中書門下後省諫院等中央機關的吏職，更於書算法令之外，加試《書》、《詩》、《易》等儒家經典。給一篇經書讓你校對糾訛，再給一篇讓你誦讀，“精熟而無脫錯即不及十字為合格”。《水滸傳》裏的宋江自述“自幼曾攻經史”，看來並非虛語。通過考試後，一律從“習學公事”即從見習生幹起，通稱“實習吏”，等業務精熟後，如本機關的吏職編製已滿，也隻能算“額外吏”。隻有等到補上缺額成為“正額吏”，才算正式端住了吃公家飯的碗。若是“習學”三年仍不合格，請你走路，不像科舉出身者一朝試官便是隻進不出了。
通過宋代官製和吏製的兩相對照，可以設想吏員中相當一部分人不但公務老練，而且兼備才學，但是囿於當時已經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級觀念，盡管他們的實際工作能力要比許多憑科舉入仕的官員強出許多，但政治待遇、個人前途和合法收入遠遠不能與後者相比。這種有失公平的現象長期鬱積的後果，便是自唐宋以降，“吏道”愈來愈壞——不少人把才能用在蒙騙玩弄上司，暗中把持權柄，乃至敲詐勒索、貪汙索賄上，老百姓印象中“汙吏”比“貪官”更壞更多，其中就有這個緣故。《夢溪筆談》裏記有一事：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時，號稱“明察”。有個人犯法，按律當受脊杖，便去賄賂值堂書吏。書吏受贓後，教唆他屆時應該如何表現，我自會怎樣配合，包你不吃板子，結果真是犯人從輕發落。作者沈括感歎，老包自以為“抑吏勢，不知已為［吏］所賣矣”。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員，尚且被吏胥操縱而不自覺，遑論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識分子，或雖能“做官”卻不會“做事”的平庸之輩？分類彙編南宋官府文書的《名公書判清明集》裏，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縣們的警告：“全是吏人世界，知縣所知何事？”大抵便是彼時官員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職的寫照。
朱元璋為解決文化水平與實際能力脫節的矛盾，曾罷廢考試選官的傳統，最後才想出個進士“觀政”的辦法。
創建明朝的朱元璋來自民間，對於這種“任你官清似水，怎敵吏猾如油”的積弊太熟悉了，所以他重開科舉時，特別關照要在各省鄉試中加入考試騎、射、書、算、律的內容，以此提高科舉入仕者處理實務的能力。但搞了一段時間後便發現理論與實踐依然脫節，“觀其文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弇山堂別集》卷八一），失望之下竟下詔停辦科舉。其後，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開國君主嚐試過各種選官辦法，但實踐證明都取代不了科舉選才的總體優勢，結果科考停辦十年後又恢複。不過，這一次又有改革，就是取消宋代馬上給登第者授官的慣例，除殿試名列前茅的少數人送往翰林院作為高級官員後備人才進修外，其餘都分到中央各部院“觀政”，就是到現場觀看國家機器如何運轉的過程，期限是三個月。“觀政期滿［而］未能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萬曆野獲編》卷九），就是做見習人員。《明會典》卷五記：“凡進士選除，洪武年間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編修，其餘分送各衙門內辦事，內外以次兼除”，即根據編製缺額情況陸續授職。因知朱元璋想出來的這個培訓上崗的辦法，已被沿襲成為一個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