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政或辦事進士是見習官員，不是正式官員，享有一定品級的正俸，也有節假，但不享受正式官員的其他各種政治和經濟待遇。見習期間，“俱要習學刑名，諳曉吏事，每月俱聽堂上官考試兩次，候取選之日分別勤惰，開送吏部參酌使用”（《嘉靖新例》），就是說，見習時的考察成績和長官評語，都是日後正式授官時的參考材料。“習學刑名”要背書，“諳曉吏事”須在實踐中見效果，所以進士們由“觀政”轉入“辦事”階段後，都由領導分派一些具體工作，假如該機關正逢事務繁劇，而見習人員又比較能幹，則“政事與正官一體施行”，唯“於公文並不署押”。照朱元璋的解釋，這是“恐現任官不才，有累進士，所以事雖辦而字不押，倘有事務差遲，罪歸現任，特意優容進士”（《大誥》第六八），聽起來像是保護見習者的優惠政策，其實同唐宋時的“試官”一樣，光叫你做事，不給權力。
然而逢到國有大政開會討論時，觀政或辦事進士的發言權與現任官相等，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的“大禮儀”，新科進士張璁“時在部觀政”，但上疏發表意見敢與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眾多大臣相抗，以此贏得皇帝賞識，觀政期滿便授南京刑部主事，後來提拔至首輔。還有明孝宗時的李文祥和孫磐兩進士，都是在觀政期間便上疏痛斥宦官專權，要求整頓朝綱，這在當時的環境是在冒個人前途的風險，所以《明史》在他們的傳記後給予讚語，“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就敢“抵觸權幸，指斥乘輿”，“抑尤人所難能者矣”（《明史》卷一八九）。
不過，由於進士“觀政”或“辦事”都以中央部院為見習單位，並非下基層曆練，因而就總體情況看，能學到的多半還是怎樣“做官”，而非“做事”。《萬曆野獲編》卷十六中，有一段描述，道是新科進士們在各部院觀政，專學見上司、見堂屬、見同寅、見前後輩的不同禮儀，以及“輪日會飲，吉凶慶吊”等官場應酬的“學問”，甫入仕途，便把“權勢之濃淡，人情之冷熱”這一套全參透了，“一一盤踞於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這種流於形式的見習製度，終究未能使明代官員的整體行政能力超過宋代多少。
一個部門有許多見習官員排隊等缺，同時在各種名目的“差遣”中接受考察，此乃清代官場上的常見現象。
清朝在繼承明朝官吏見習製度的同時，有所改進，凡科舉登第、大挑舉人、捐納保薦等候選官員，都要見習一定期限後才能甄別實授，若留在京師供職的，叫分衙門學習行走，“學習”就是見習。如“費淳，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分發刑部學習，三十二年補主事”，見習期是四年；“張誠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分戶部學習，三十七年補浙江司主事”，見習期是三年。若分配做外官，就叫發省差委試用，如“柴大紀，乾隆二十八年由武進士揀選守備，分發福建試用，三十六年九月補授福建水師提標左營守備”，見習期達八年；“荊道乾，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大挑知縣，三十一年簽發湖南，四十二年補麻陽縣”。見習期達十一年。這些引文，都取自清代國史館纂修的大臣列傳稿本，但是等到後人根據這些履曆式的稿本編修史傳時，就會因筆法簡練而使不諳這些具體製度的讀者形成誤解，比如《清史稿》卷三四三的費淳傳，其寫法便是“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豈知他果真當上主事要再等四年呢。
上述引文中，各人的見習期有長有短，大抵主要看依編製而定的實職崗位是否出缺。科舉三年一考，缺分卻未必銜接得上，一個機關同時有多個見習官員排隊等缺，在清代是常見現象，如前述荊道乾的知縣候補就足足等了十一年。對於等缺時間較長而又能實心“辦事”的見習官員，上司會設法安排一些“差遣”幫他們增加收入，因為見習期間隻有一點俸祿可得，不比正式官員有其他各種名目的貼補與外快，可交際應酬一樣都不能少，借債見習幾乎是免不了的。所謂差遣，如在刑部見習可以派出去查辦案件或巡獄錄囚，在戶部見習可以派出去清理漕運鹽務，在都察院見習可以出巡按察，雖然大多不能獨立行使職權，要隨老官僚一起，卻都是耍官威弄油水的好機會。此外，科考中的各省鄉試，需要大批能夠閱卷的分房考官，往往也從在京見習等缺的進士中選取，這更是既收門生又獲贄敬（即舉人送給考官的禮金）的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