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明朝的文臣將背臀裸裎在如雨而落的廷杖下麵，當滿清大僚在奉旨申飭的太監唾沫橫飛的辱罵裏可憐地瑟索的時候，他們才會更深刻地意會到那些故事背後的訴求。在我們這樣一個家國同構的社會裏，皇帝為君父，文官是臣子，君臣關係被比擬為父子。這使我們的政治倫理在理論上具有一種血緣的親密感和家庭的溫馨感，並依靠這種先天的親密與溫馨來使我們相信傳統政治倫理先驗的正當性。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時候，這是一種殘缺的家國同構。朝廷擬製了家庭的結構，卻不能真正地擬製家庭的溫馨。不僅不能，彌散在朝廷之上的冷酷空氣反過來還消解了家庭內原有的溫馨：殺兄、殺弟、殺妻、殺子……恐怖的血色可以模糊天然血緣，就更不能指望擬製的血緣能抗拒朝廷的血腥本色了。
唐朝近三百年裏隻有八位皇後，肅宗以下便隻有昭宗曾立後。更不用說，僅有的八位皇後中的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心思或沒有能力對臣子、子民進行那種慈母式的悉心嗬護。長孫氏以後，政治生活中母性缺位。再往後，隨著集權的畸形強化，我們的君父權威以一種更加暴戾的麵目出現。大臣們失去了他們的座位，失去了他們直立的權利，最後在廷杖和申飭下失去了僅有的尊嚴。失去自尊的大臣反過來也用極端的方式來詮釋那已經被扭曲的政治關係。他們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來表現自己，卻對社會進化的總體方向一無所知；他們自怨自艾，卻又自高自大；在肉體上受虐，卻在精神上施虐於君父；甚至變態到把棺木也當成了政治表演的道具了。
在我記憶中，無論是演義中的龐德還是曆史上的左宗棠、馮子材，抬棺出征的壯舉都是針對敵人的。當海瑞去向嘉靖皇帝發表政治見解的時候也預備下了棺木。那是在暗示他們對長孫式的寬容和回護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麼？沒有了希望的文官才會用麵對仇寇的決絕態度來麵對天子，準備用生命去扞衛他們內心所信奉的準則。這種態度，其實很隱晦地包含有一種“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意味，從根本上否定了君臣間擬製的血緣關係，撕下了那層溫情脈脈的薄紗。
我們從來不缺少魏征這樣的直臣或貌似魏征這樣的直臣，明朝的大禮議到東林黨人沒落這段時間裏，甚至是批量發行。但是，我們缺少了長孫氏那種母性的關懷——這在隨後的一千多年裏會打動很多須眉男兒的心。當他們抬著棺材走向高處不勝寒的廟堂，去行使一些本質上很平常的職責時，他們回憶長孫氏，就象孤兒回憶自己早喪的母親，並在回憶中不斷地修飾回憶。
長孫氏的形象就是被這樣精神化了，非常非常典型地精神化了。
鮮卑人有“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風俗。武照也為自己在雲岡石窟鑿了一尊盧舍那佛像。不過，我認為刻意雕鑿出來的佛陀與女皇形似而已。你看那線條柔和的嘴唇、若有若無的笑意，還有平靜地下垂的眼瞼裏流露著俯視蒼生的憐憫目光——那分明是長孫氏的神態，透著武照所不可能有的平和。就象張愛玲曾經說過的，“超人是男性的，神卻帶有女性的成分，超人與神不同。超人是進取的，是一種生存的目標。神是廣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我關於長孫氏是貞觀朝的象征而李世民是其核心的說法，正可以借這神與超人的比喻從另一個側麵進行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