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柔美端莊的曆史形象前我久久地駐足，不忍離去，試圖通過反複揣摩來發現她的缺陷，她最終沒有成為神的原因。除了為長孫安業脫罪外，長孫氏的一生似沒有留下什麼可指責的地方。即使是這唯一的瑕疵，也有著讓人諒解的理由。長孫安業是長孫氏的異母兄，有嗜酒無賴的名聲。父親死後，他便將年幼的長孫氏兄妹逐出家門。但長孫氏以德報怨，對他相當親厚。在追查一次謀反事件的過程中，人們發現義安王李孝常曾醞釀過宿衛兵叛亂。身為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也卷入了這個陰謀。這可屬於“十惡不赦”的重罪。但長孫氏還是流著眼淚在天子麵前求情。長孫安業最終被流放巂州，免於一死。
我們無意讚美這樣一次徇私枉法，盡管它蘊涵了為儒家所倡導而又最難做到的“恕道”。長孫氏以非常的方式表達了她對傷害過她的人的寬恕。但我非常感謝史書記載了這樣一次徇私枉法。它讓我們知道，長孫氏也有自己的弱點：要麼是割舍不下手足親情；要麼是過分地愛惜名聲，生怕人們將長孫安業伏誅歸因於她的報複。弱點的存在，生動了長孫氏的形象，使她不再因為過分的完美而顯得虛假，給了她屬於凡人的生氣，不再是那個佇立在百丈崖壁上精美絕倫的冰冷石像。
那點生氣在貞觀十年煙消雲散。
哀傷的李世民在宮苑中建起了高高的層觀。這樣他就能登上高處，凝視昭陵——那終將埋葬他自己的地方現在埋葬著他所愛的人，埋葬著他的愛情。這段感情不是七月七日長生殿裏低聲訴說的，更不是灑金箋上濃墨塗寫的，是崢嶸歲月裏攜手走來的，甚至是刀光劍影裏殺出來的。
《舊唐書》告訴我們“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這段記載暗示了這樣一個事實：玄武門之變發生時，李世民是將妻子帶在身邊的。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齊王李元吉之間圍繞帝位展開的明爭暗鬥趨於白熱化。在楊文幹之亂、張亮事件和投毒事件相繼發生後，誰都可以看出兄弟鬩牆注定要以魚死網破來收場了。從定製上看，秦王府的甲士至多與齊王府相當，肯定少於東宮。加上唐高祖傾向於太子，長安城那些在事前表麵中立的力量隨時可能站到太子一邊。由於傅奕星諫是最後時刻提前到來，李世民並沒有時間來詳細規劃政變。他是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試圖依靠突襲來作最後一搏的。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在玄武門用最快速度殺死李建成、李元吉並進入宮中控製唐高祖就是成敗的關鍵所在。當有限的力量被孤注一擲地投入到玄武門後，秦王府，包括居住在那裏的妾侍家眷實際上已經被李世民拋棄了。在獲悉主人遇襲後，東宮和齊王府的甲士對秦王府發起了泄憤式的攻勢。隻是由於長孫氏的舅舅高士廉果斷放出囚犯協同防守，李世民那些對嚴峻局勢懵懵懂懂的如花美眷才避免了玉石俱焚的下場。但是，李世民不想拋棄長孫氏。在這麼一個凶險時刻將柔弱的女子帶在身邊，也許不是個明智的決定。可是，看來他是打算與長孫氏生死與共了。同樣，在李世民病重的時候，長孫氏也是帶著毒藥和同生共死的決心守侯在他的病榻前。她與他的一生藤樹相依，不可分離。
可惜，魏征不能理解這樣一段和兩個人的生命糾纏在一起的感情。李世民請他一道登上宮裏的層觀，憑欄遠眺昭陵。魏征熟視後卻說：“臣昏眊，不能見。”
李世民不懂他的皮裏陽秋，還親自指給他看。魏征說：“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
獻陵，李世民的父親李淵長眠之所。也就是說，魏征有意將兩種情感放到了對比和對立的位置上來了。我知道自己不應該敵視一個還算正直的大臣，但我因這話而對這位道德力量的扞衛者心生厭煩，懷疑他對人世間美好情感的理解能力。我是一個在解讀曆史時從不忽視道德評價體係重要性的人，但我同樣堅持認為剝離了情感基礎的道德，是貌似崇高的卑劣。魏征的問題就在於無視情感去奢談以孝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將李世民對長孫氏的愛和對父親的“孝”人為地對立起來，並希望用後者去貶低，甚至摧毀前者。
這不能完全歸罪於魏征的不解風情，甚至不能簡單歸罪於綱常。那是一種深自內心、遠至上古的觀念在悄悄的左右著思維。女人是愛琴海藍色波光深處用輕柔曼妙的歌聲引誘來往船夫觸礁溺水的海妖西林絲；是把愛人化為獸類的喀爾克；她是目光所及將一切都化為頑石的蛇身女妖美杜莎。在近東，女人被奉獻給了撒旦；在我們這裏，她是妹喜、妲己、褒姒婀娜的身影疊印出來的四個字：紅顏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