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希望李治盡快成熟起來，成為一個合格的儲君，便把大量心血傾注到對他的教育上。每逢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使李治得到實際的政治鍛煉。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借題發揮：看見李治吃飯，就說：“你要知道稼穡的艱難，不奪農時，才能經常有飯吃。”見李治騎馬，就說：“你應知道不盡其力，才能常有馬可騎。”見李治乘船，就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見李治在樹下小憩，就說：“木要以墨繩為準才能正直，君要能夠接受勸諫才會聖明。”李治每次聽了這樣的話，都會馬上畢恭畢敬地肅立，然後感激父皇的教誨，表示一定“銘記在心”、“永誌不忘”。太宗晚年還親自撰寫《帝範》十二篇賜給李治，從《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方麵總結自己，對李治循循善誘，要他明晰修身治國安危興廢的帝王之道。
貞觀二十年（646）三月，太宗親征高麗的大軍返回長安。由於太宗病體虛弱，需要靜養，政務暫由太子代理。然而在太宗晚年，皇太子李治的主要工作是照看他父親的身體。太宗這次臥病以來，在他的寢殿側安置了一處院落，讓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寢宮外陪住了不少時日。就是這個時候，他和同樣侍奉父皇的才人武則天有了私情。這是後話。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52歲的一代英主長逝在終南山的翠微宮。六月一日，22歲的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命運似乎注定要考驗這位“仁孝”的新君。高宗即位當年的八月，就在他安葬太宗於昭陵的始建於永徽四年（653）的南昌滕王閣（民國初年）
時候，河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晉州尤其嚴重，房屋倒塌，一次致死者5000人。這一年，天下諸州，水旱相繼，關輔之地，又遇蝗災，而且，晉州地震竟然持續了二年多。這的確給以新君即位的高宗李治出了大大的難題，更何況李治還是曾經以晉王的封爵升任儲君而得天下的。就當時的價值觀念與政治理念，這自然會給剛剛當國的高宗帶來極大的壓力。他除了“詔遣使存問，給複二年，壓死者賜絹三匹”，妥善安置善後以外，第二年（650）五月，他還就此事在朝廷上公開與群臣交流，並表示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朕初登大位，因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屢發生地震。這是由賞罰失中、政道乖方所致。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新君即位後的豐采在不經意當中顯示出來。
然而，對於高宗的當政，曆史上頗有“昏懦”的評論。至遲從歐陽修撰《新唐書》以來，就把他當作“昏懦之主”。這樣評價他的理由一是認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為他在當政期間把國家政柄交付武則天，也就是因為他的寵信使一個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國政。那麼，高宗果真是一個“昏懦”之君嗎？
對高宗做出全麵的評價，應該是史學家們著力解決的問題。我們在這裏隻是談談對這一現象的看法。對於高宗，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環中，而高宗也無法從他父皇的籠罩下擺脫陰影。即使對他在位期間的政治評價，也會和貞觀之治聯係起來：“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好像隻有這樣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績。然而，退一步說，對於一個守成之君，繼續執行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怎麼能夠給他一個“昏懦”的評價呢？再說，從高宗時期的曆史發展來看，全國人口從貞觀時期的不滿300萬戶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萬戶。永徽五年（654），糧食大麵積豐收，洛州地區粟米每鬥兩錢半，粳米每鬥11個銅錢。此外，國家疆域在拓展，國力在增強，民族關係在改善，這些成績的取得又如何會使高宗得到“昏懦”的評價呢？
“唐律”殘片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暫停了對遼東（高麗）的戰爭及土木工程的營造。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問以百姓疾苦，鼓勵臣下就國計民生發表意見。並且，他也很善於聽從勸諫。有一次，他出外打獵遇雨，就問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麼樣才能不漏一點水？”臣下說：“要是用瓦做，就不會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應出來打獵遊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評。顯慶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詢如何能夠減輕百姓負擔。大臣來濟指出：過多的勞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負擔，出工則誤農時，出錢又花費很多，應該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發。高宗虛心采納。這樣虛心求諫與太宗的政治作風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差異。高宗時期對於法律建設也十分重視。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長孫無忌等大臣修訂而成的。相對來說，這一時期的執法狀況也是寬平公正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臨向高宗報告說：監獄中在押的犯人隻有50多個，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這一犯罪率較低的情況與貞觀時期相比也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