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方會立刻接受這個訓斥嗎?
他可能正處於困難時期，情感極其脆弱。如果你想和下屬談一些麻煩事，得先想想現在是不是時候。
(2)能耐心地等待他從打擊中恢複過來嗎?
管理者在提出嚴重訓斥的時候，必須了解對方的心情。他可能感到徹底絕望，難以繼續工作。也可能要從你這裏得到證實，證實他不是被當做不合格的人來看待，而隻是某件事上出了差錯。你要告訴他，在另外一些事上你覺得他幹得更好，訓斥必須要有表揚作為緩衝。
(3)此人以前聽到過這種訓斥有多少次了?
如果你感到隻是在自個兒不斷地重複這種訓斥，再說一遍顯然是沒有用的。現在要注意了解的不是他犯的錯誤，而是為什麼他仍無改進。是不是還有別的什麼該做而沒有做的事情呢?讓下屬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吧。
(4)訓斥之後，下屬對此能產生你想要的反應嗎?
你應該讓下屬知道，為了有所改進，他該做什麼。
(5)是不是因為你自己的一些問題所致?
管理者有時有可能感到來自下屬的威脅，感到自己不受歡迎，莫名其妙地想懲罰他們。不要根據自己的情緒，而要根據實實在在的原因做出反應。
(6)此時是否適合施威?
如果管理者把自己也放在下屬的位置上，想想自己在受到了這樣的訓斥之後會有何感想，你就會有了答案。無論任何集體，當下屬犯下不可原諒的錯誤時，都不可避免地要對其進行批評。然而，一旦批評次數過多，往往不起作用，甚至適得其反，因此，作為管理者應選擇適當的時機，采取恰當的方式對下屬進行教育。
所謂恩，不僅表現為對下屬在物質上的獎賞和幫助，而且還表現為在精神上的理解、寬慰、尊重、信任和鼓勵等。比如，親切的話語及優厚的待遇，尤其是話語，要記得下屬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時，如果親切地呼喚出下屬的名字再加上一個微笑，這名下屬當天的工作效率一定會大大提高，他會感到，頭兒是記得我的，我得好好幹!另外，還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聆聽他們的憂慮，對他們的起居飲食也要考慮周全。
總之，管理者在處理與下屬的關係上，特別是在自己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要善於把恩的因素和威的因素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以收得下屬既服從又感激之效。這裏，以下三點值得提倡：
(1)軟與硬高度地統一起來。
作為管理者既要溫和、慈愛和無私，時刻給下屬以真誠的愛，同時又要對下屬的各種不良行為絕不姑息遷就，使軟與硬高度地統一起來。做到這一點，就會使下屬對你既尊重和感激，又不敢違令擅行。
(2)命令與商量融為一體。
比如可以說：“我是這麼想的，你們的意見呢?”當對方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後，如果有道理，不妨可以說：“我明白了，你說得很有道理，我想就這麼辦吧!”這樣做，既可避免管理者的命令或指示的不周，也可使下屬因受到管理者的充分信任和尊重而心情舒暢，從而以極大的熱情去執行你的命令或指示。
(3)譴責、懲處與尊重、關懷融為一體。
對下屬的譴責和懲處，要同時又能體現發自內心的尊重和關心，從而使對方既誠服又感激。
說穿了，恩與威都是管理者駕馭下屬的手段，若能把這兩種手段結合起來，並依照實際情況靈活運用，在贏得人心、創造效益方麵，便可取得不錯的雙豐收。
世界爭執的中心乃是誰該得權柄。管理是一門控製的藝術，在暗流洶湧的權力場中，管人者隻有牢牢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占住控局的製高點。在這場殘酷的遊戲中，每個管人者都必須傾盡全力。至於效果如何，隻看其權謀高低了。
平庸，往往是由於想法太多
權力是維係領導與下屬之間關係的基礎。管人雖有千條計，但權力是最重要的，它是管人必不可少的前提。手中無權，縱使你謀略再多也照樣玩不轉!不掌握權力的領導人必然導致管人的失敗和權力場上的被動。
權力是場殘酷的遊戲，但又是每個管理者都不得不傾盡全力去玩的遊戲。這場遊戲自有它的規則。對管理者來說，千千萬萬的規則隻用兩個字便可概括，那就是“實力”。
為了這兩個字，你應該為你的行動製定周密的計劃。這中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擁有一批由“自己人”組成的“子弟兵”。
“子弟兵”的好處是有感情基礎，不會輕易見利忘義，所以也就特別有戰鬥力。
明太祖朱元璋在這方麵也經曆了一個認識過程。他參加紅巾軍濠州部隊之後，本來將郭子興作為靠山，但隨著和郭子興日益親近，卻見他做事衝動，處世無方，目光短淺，雖說是義嶽父但到底還是靠不住。及至濠州圍解，彭、趙二人稱王，朱元璋又見二人禦下無方，軍紀鬆散，料想也成不了大氣候。
此情此景，已使朱元璋得出一個結論：要成大事，非自立門戶不可。於此，他便日思夜盼，單等一個能擺脫彭、趙二人，自謀發展的機會。
首先他要擺脫彭、趙二人，將郭子興的部隊拉出來。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朱元璋奉命還鄉募兵，不到十天招募了七百人，郭子興大喜，提升他為鎮撫，並將這七百人交他統率。
在這次招募來的七百人中，可謂人才濟濟，有很多人後來成為明朝開國勳臣，封公封侯，不但有明朝開國第一名將徐達，還有周德興、郭興、郭英、張龍、張溫、張興、顧時、陳德、王誌、唐勝宗、吳良、吳禎、費聚、唐鋒、陸件亨、鄭遇春、曹震、張翼、丁德興、孫興祖、陳恒、孫恪、謝成、李新、何福、邵榮、耿君用和耿炳文父子、李夢庚、都新、郭景祥、胡泉、詹永新等人。他們既是朱元璋的鄉人，又多有智勇兼全之輩，朱元璋對七百人深相結納，不久就得到了他們的敬仰和忠誠。同年七月，他以七百人為主力，攻克定遠。
而此時，彭、趙二人勢壯脾氣長，對屬下越來越粗暴，特別是對濠州五帥部下，更是淩虐橫暴。郭子興、孫德崖等人雖是舊主，但勢力不及彭、趙，僅能自安，不足以庇護手下將士，因而也是受氣者。朱元璋看到在這兒待下去沒多大意思，隻能招辱取禍，便將七百人交給他人統領，毅然於至正十四年正月初五出走，隨身隻帶親信二十四人，離開濠州，南下定遠，準備發展新勢力，開辟新天地。無奈天不從人願，是年五月，他在南下定遠途中身染重病，隻得重返濠州，定遠之行半途而廢。
此行無功而返，朱元璋意圖已有所暴露，反而更堅定了自拉隊伍的決心。然而出走談何容易，首先，沒有一支強大而獨立、完全由他左右的軍事力量，一旦遇到挫折，勢必又要像第一次定遠之行那樣，最終返回濠州托庇於人。而形勢又不容許他從濠州拉走隊伍，一方麵濠州軍隊不是他的，想拉也拉不走；另一方麵雖說郭子興失勢，不再是濠州的主人，但從濠州拉走隊伍，他仍覺得對不住郭子興的厚恩，同時亦勢必在走後陷郭子興於絕地。因此他進退兩難，憂心如焚。郭子興多少知道了一些朱元璋的心思，無奈幫不上忙，而且他此時比以往更需要朱元璋的協助，一心想把他留在身邊，於朱元璋患病返回的次年五月，授他總管之職。對此，朱元璋渾不在意，不憂不喜，一心隻想著他的打算。
恰在此時，定遠張家堡有支地主武裝三千人，號稱驢牌寨，主帥是郭子興當年老友，因孤軍乏糧，想投靠濠州卻猶豫不決。朱元璋這時病勢已趨緩和，但尚未完全痊愈，一日聽馬夫人告知此事，頓時精神一振，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強支病體來見郭子興，請命赴定遠招降驢牌寨。郭子興這幾日正思量此事，見朱元璋請纓，便欣然同意了。
朱元璋帶著費聚等親信十一人趕赴定遠，設計招降了三千驢牌寨兵卒。接著朱元璋又帶兵去豁鼻山，招降了另一支地主武裝首領秦把頭，再得部眾人百人。
當時，橫澗山另有民兵七萬，也是一支地主武裝，主帥叫繆大亨，定遠人，頗有家財。全國大亂，他糾集了一大批地方武裝在橫澗山自保。元將賈魯率軍攻打濠州時，曾配合元軍攻打濠州，元政府因而封之為“義軍”元帥，並派軍官張知院前來監軍。賈魯身死，元軍退卻後繆大亨沒有占到什麼便宜，與張知院重新占據橫澗山。朱元璋得驢牌寨與豁鼻山兩處兵勇後，在半個月時間內緊急訓練了一番，便去攻打橫澗山。繆大亨的“義軍”雖然數十倍於朱元璋軍，但平日既缺乏訓練，作戰又不積極，隻是一群烏合之眾。朱元璋命猛將花雲夜襲，橫澗山守兵出於不備，心中先怯了。張知院是個無能之輩，一見變生意外，隻身逃走。朱元璋大獲全勝，占領了橫澗山。天明，繆大亨收拾殘卒，勒眾再戰，朱元璋便派繆大亨的叔叔去勸降。繆大亨見橫澗山已失，手下殘兵無多，不堪再戰，加上經此一敗，在元朝蒙古人那裏已獲罪不小，實難善罷，便不得已收兵投降。朱元璋從橫澗山降卒中挑選精壯二萬人，其餘盡皆遣散，至此拉起一支賴以與天下爭長的武裝，終於有了本錢。
繆大亨投降後，朱元璋又陸續收編了吳複、馮國用、丁德興等多支地主武裝。這些整編後成為朱元璋主力的地主武裝人數較多，將領出身富室，文化水平較高，往往足智多謀，如馮國用、馮國勝兄弟，又加定遠昌義鄉毛麒，渡江後又和李善長起協讚“文書機密”，朱元璋身邊又多了不少謀臣良將。
同時，朱元璋還“倡農夫以入伍”，吸收許多貧苦農民參加他的隊伍，對隊伍加以嚴格訓練，並用紅色軍旗，亦稱紅巾軍。隨著隊伍的壯大和人才的增多，他的誌向也更大了。此時，他已有吞並天下之誌。
攻克滁州後，朱元璋非常注意吸納當地人才。滁州儒士範常至軍門拜謁，他熱情款待，誠心結納，使之成為手下一位重要謀士。名將鄧愈、胡大海也是這時投靠朱元璋的。至此，朱元璋實力更為雄厚，在滁州站穩了腳跟。
從朱元璋的經曆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領導沒有遠大誌向的話大可隨波逐流，而如想開創一片自己的天地，就要盡早采取行動，打造一支屬於自己的“子弟兵”。對這一點認識得越清楚，行動得越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朱元璋認識到有了自己的“子弟兵”，奪取江山就有了人力與智力保障。管人者應以朱元璋為楷模，想方設法建設和組織自己的“子弟兵”，有了自己的“子弟兵”，管人大業也就成功了一大半。
算一算你的有效工作時間
是否擁有一批真心擁護、支持自己的部屬，是能否成就大事的關鍵。如果這些部屬能力非凡，又在各自的領域內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那麼，如果能團結好這些人也就等於有了眾多領域的影響力。在此基礎上，發展自己的力量、成就大事也就水到渠成了。趙匡胤就是這樣起家的。
周世宗柴榮即位後，趙匡胤在中央禁軍任職。顯德元年(954)二月，高平之戰中趙匡胤一馬當先、戰功顯赫。這場關係到後周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使趙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賞識，於是，不但破格提拔他為殿前都虞侯，成為後周禁軍的高級將領，而且還委以整頓禁軍的重任。
在整頓禁軍的過程中，趙匡胤也開始在軍隊中培植親信，以發展了自己的勢力。他利用主持整頓禁軍的機會，將自己的生死之交羅彥環、郭廷斌。田重進、潘美、米信、張瓊、王彥升等安排在殿前司諸軍中任領軍，便於控製整個禁軍。同時，又以自己高級將領的身份，與其他的中高級將領來往密切，並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審琦、韓重斌、李繼勳、劉慶義、劉守忠、劉廷讓、王政忠、楊光義等結拜為義社十兄弟，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趙匡胤為核心的勢力圈子，軍中從上到下，無人敢與之爭雄，為以後的稱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趙匡胤當時並非禁軍的最高統帥，但由於他控製、結交了禁軍中的一大批中級以下的少壯派將領，使得他在禁軍中有很大的活動能量，特別是在指揮禁軍作戰方麵，遠比他的上司們得心應手。
顯德二年(959)，周世宗派兵攻打後蜀，先是派大將王景、向訓率領羅彥環、潘美等部前往，但受到後蜀軍隊的頑強抵抗，一直拖了很久，軍隊及裝備都消耗很大，也沒有一丁點兒勝利的跡象。趙匡胤見此，積極向世宗請戰，結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一舉奪得了後蜀的秦、風、成、階(在今甘肅成縣、武都等地)四個州的大片領土，贏得了周世宗以及朝廷上下的一片讚揚。老牌將領、節度使、當朝宰相以及宗室貴戚等，都成了他的座上賓。
在結交好友、培養親信的同時，他還注意打擊敵對勢力，除掉異己分子。如，逼死與其相對立的宰相王樸，借助周世宗殺害與之有利害關係的殿前都點檢張永德等。徹底掃清了自己爭奪權力頂峰的障礙。
顯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因病去世，其7歲的兒子柴宗訓即位，是為恭帝。這時的趙匡胤，從殿前都虞候到殿前都點檢，掌握軍政大權已達6年的時間，並且威望極高，基本上達到了“一聲令下，餘者皆從”的程度。眼下後周這種“主少國疑”的局麵，自然為不甘寂寞的趙匡胤取代後周統治提供了極好的機緣。但他並沒有馬上采取行動。世宗之死比較突然，在諸多關節尚未認真研究、部署的情況下倉促起事，必然遺留後患。再者，作為上任時間不太長的最高統帥，盡管趙匡胤威望很高，但畢竟根基不太牢固，如果匆匆奪權，也許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但極可能引發的兵連禍結、相持難下的局麵。這是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考慮到以上問題，趙匡胤在周世宗去世的半年多的時間裏沒有輕舉妄動，而是抓緊時間整頓部隊，把一些主要將領都換成了自己的親信，進一步加強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積極密謀策劃，研究製定奪權的步驟和對策，以防出現任何不利的局麵。當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趙匡胤取代後周朝廷、建立新政權的大幕便徐徐拉開了。
顯德七年(960)正月初一，後周朝廷上下正在慶賀新年，突然接到趙匡胤派人提供的假情報：北漢、契丹聯兵南下，攻打後周。宰相範質、王溥借小皇帝之名，令趙匡胤統帥禁軍北上抵禦。正月初二，趙匡胤領兵出城。當大部隊行至離首都開封40裏的一個叫陳橋驛的地方，因天色已晚，趙匡胤便令軍隊駐紮下來。
大軍紮營之後，士卒們東一夥、西一堆地竊竊私語著。有人說：“皇上年幼，我們冒死為國抵禦外敵，又有誰知道?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再北征。”又有人說：“軍隊出發時，京城裏的不少人都在談論要改朝換代，點檢就要做天子了，這是上天的安排，我們不如迎合天意、民意，就立他做天子吧。”士卒的這些話，也把一些將領們的情緒煽動了起來，紛紛要求擁立趙匡胤。一直在幕後觀望的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見此情景，心中大喜，便走到將士們中間，激將說：“改朝換代，雖說是上天有命，實則還在人心，這才是成敗的關鍵。隻有萬眾一心，才能共保富貴。”於是，大家更是群情激昂，頗有些迫不及待。幕僚趙普見時機成熟，便派人連夜返回京城通知趙匡胤的親信、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審琦，讓他們在京城做好準備，以便策應。
此時的趙匡胤心裏非常激動，他對外麵所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隻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尊嚴，而流連於帳中，思考著如何應付即將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眾將領弓上弦、刀出鞘，威風凜凜地環圍在趙匡胤的帥帳四周，齊聲高喊：“諸將無主，願立點檢做天子!”一遍又一遍，不絕於耳。趙匡胤裝作吃驚的樣子，披衣起床，剛打開帳門，就見一個將領，手拿象征皇權的黃袍，大步上前披在趙匡胤身上。這時，門外的將士齊刷刷地跪了下來，一邊向趙匡胤磕頭，一邊高呼：“萬歲，萬歲!”
趙匡胤明白，兵變的帷幕已經拉開，登台亮相的時候到了。於是，趙匡胤緩步走到眾將領麵前，按照事先已經理好了的思路，鎮靜地宣布：“你們貪圖富貴，立我為天子，如果能夠聽從於我則可，否則，我不能為你們的新主。”眾人齊聲高喊：“我們一定聽從您的指揮!”這樣一來，趙匡胤便按部就班地開始行使起皇帝的權力：先是發布軍紀，嚴戒任何人搶劫公私財物，嚴禁殺害後周君臣和黎民百姓；派親信潘美啟程，向執掌朝政的宰相範質等人通報情況，以求合作……待一切安排停當，便率軍回師京城開封。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率部打開城門，歡迎新主的到來，軍隊列隊而人，井然有序，街道兩旁的店鋪照常營業，到處一派祥和，看不到改朝換代而帶來的混亂局麵。
後周君臣眼見大勢已去，隻好集合百官，宣讀匆匆草擬的“禪位製書”，將皇位讓給了趙匡胤。
顯德七年(960)正月初三，趙匡胤正式宣布定國號為“宋”，改元“建隆”。中國曆史上一個新的封建王朝，就這樣誕生了。又一個出身低微的人物登上了皇帝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