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麵前要低調
能做大事的管人者不僅善於團結人，而且還善於把能力非凡的能人盡量多地團結在身邊，讓他們以其才能忠誠地為自己效命。這樣的能人越多，你成就的事業就越大，當然所擁有的權力也就相應地越多。李世民就是這樣一個善於將眾多能人團結在身邊的高明領導。
平定劉武周竇建德和王世充後，唐初統一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武德四年七月甲子，時為秦王的李世民一路上“至長安，世民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勳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真可謂春風得意，威武十分。李淵“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三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
據史載，天策府的屬官計有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軍谘祭酒二人；典簽四人；主簿二人；隸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功、倉、兵、騎、鎧、士六曹參軍各二人，參軍事六人。天策府實際上是李世民軍事上的顧問決策機構。
隨著機構的確立和地位的攀升，李世民的政治野心也隨之增長。就在平王世充時，李世民和秦王府記室房玄齡“微服”拜訪一位名叫王遠知的道士。王遠知說：“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據實相告，道士又說：“方作太平天子，願自借也。”李世民把此話一直記在心裏，“眷言風範，無忘寤寐。”
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當“天子”的念頭原本已經有了，而李建成因“立嫡以長”的慣例成為太子，當他看到、聽到、察覺到李世民的政治野心時，不能不“頗相猜忌”。
於是，李世民與李建成之間的矛盾便日益公開，李世民也越來越覺得自己名正言順，向長兄挑戰的意圖日漸明顯。
對於李世民來說，欲為“天子”的思想一旦形成，接下來該做的事便是開始修路了。
李世民深知，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就必須團結盡量多的能人。關於這方麵，其實早在晉舊起兵前，李世民便有所留心，在晉陽“密招豪友”，通過“推財養客”的手段，結交了一些地方勢力，這些人對李世民“莫不願效死力”。
如果說此時的李世民是為起兵反隋而團結人才的話，似乎是無可挑剔的，而在李唐政權建立、其兄李建成被立為太子之後，李世民借統一戰爭之機廣泛團結人才很難說絕無政治目的了。這一時期在他所搜羅的人才中有一名叫杜如晦的人，此人在隋時已被人視為“當為棟梁之用”的人物，平定長安後，李世民將他引為秦王府兵參軍，不久又被李淵調離秦府，任陝州總管府長史。當時秦王府記室房玄齡問李世民說：“府僚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
李世民聞聽大驚，道：“爾不言，隻失此人矣。”李世民遂奏留杜如晦為府屬。可見，此時的李世民已有“經營四方”的大誌，而不甘於“守藩端拱”了。由於李世民對杜如晦、房玄齡等早期人才的搜羅，此風已開，一幹才俊便逐漸開始形成了以秦王李世民為核心的政治集團。
在統一戰爭中，李世民又乘機團結了大批將才，使自己的手下有頗多名將。如在破劉武周時招撫的著名將領尉遲敬德，此人不但在洛陽之戰中救李世民於單雄信槊下，而且在後來的玄武門之變中爾有上乘表現。又如屈突通，原為隋朝大將，其人性剛毅，好武略，善騎射，後兵敗降唐，乃為秦王府行軍元帥長史，並從平薛舉，又討王世充，功不可沒。
這樣的能人後來更多。如劉帥立，初為王世充的將軍，洛陽平定後，本當誅戮，但因秦王惜其才，特免其死，為左親衛，成為手下的親信。張公謹初為王世充的治州長史，降唐後，因李世勳與尉遲敬德的推薦，被秦王引入幕府成為心腹。秦叔寶、程知節原從李密，後歸王世充，但他們認為王世充“器度淺狹”，不是撥亂之主，非托身之所，故於兩軍陣前歸唐，又如侯君集、李群羨、田留安、戴胄都成了李世民的心腹愛將。
作為一個有抱負、有遠見的年輕軍事家、政治家，李世民懂得，天下動蕩不安之時，要靠軍事實力削平全國各地割據之雄，而要征伐戰鬥，就必須依賴於善戰的武將。這種方略是在戰爭時期所通用的。然而，戰爭畢竟是有階級性的，戰爭的目的是獲得政權，這個目的一經達到，方略就會變成另一種樣子，舊的方略便不再適用於新的形勢。這是因為，政權隻能由馬上得之而不可在馬上治之，這時，就需要文才儒學之士了。
用一個政治家的眼光來看待統一，李世民敏銳地感覺到文治之重於武功的好處。正是憑著這種團結能人的思想，李世民引入並重用了儒生房玄齡和杜如晦。
房玄齡自幼聰敏，在隋時就已被“伯樂”視為“必成偉器”的、有“王佐之才”的人才。李淵起兵後，房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受到李世民重用，成為軍中記室參軍，他“每軍書表奏，駐馬之成，文約理賠，初無稿草”。可見其寫作能力很強。房玄齡在秦王府十幾年中拿典管記，對李世民忠心耿耿。
再如杜如晦，在李世民領導的統一戰爭中，他為李世民運籌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
此外，李世民用人不避親，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長孫無忌，從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隨後跟著李世民南征北戰立下汗馬功勞。
李世民以武定禍亂，出入行走之時，跟隨的都是驍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時，又建立弘文館，招攬了諸如於誌寧、姚思廉、蘇世長、蓋文達等人才。這些人後來便成了李世民的左右手，也是他政治上的決策團。可以說，將眾多能人團結在身邊的權謀成就了李世民的一番大業。
替上司背“黑鍋”的方法
管理者孤獨一人，手下的部屬卻可能為數眾多，你若想親自控製每一個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你就應該多動動腦子，借他人之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我們知道，一個由不同部門組成的組織，各職能部門必然有主次之分。對於想要固權的管理者來說，要害部門一定要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同樣重要的是，管理者還要牢牢掌握有影響的重要人物，以達到用少數人控製多數人的效果。
對要害部門的掌握康熙皇帝始終高度重視，因為他深悉個中玄機。
清朝初年內廷設立書房。天聰十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後又改稱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和內弘文院，但性質不變，成為抵製諸王、加強皇權的有力武器。順治十七年，順治帝為加強自己權力，又於景運門內建造直房，選翰林院官員分三班值宿，以備不時召見顧問，成為內廷書房之雛形。
康熙初年，內三院已逐漸成為輔政大臣結黨營私，甚至侵犯皇權的工具，因此康熙在剪除鼇拜勢力之後，立即廢除內三院，重建明代內閣和翰林院建製，並選擇翰林院官員入值內廷，創設南書房。
康熙十三年，沈荃外擢國子監祭酒，次年熊賜履升為內閣學士並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不久又因事奪官僑居江寧，南書房乏人。而此時正是平定“三藩”叛亂決戰勝負的關鍵時刻，亟須補充水平更高的儒臣入值，以備隨時谘詢、應對。
內閣漢大學士李蔚、杜立德等人，隨即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選送張英等翰林五人具奏。經康熙親自篩選，確定侍講學士張英入值南書房，食四品俸；書寫之事隻令高士奇負責，食六品俸。他們和勵杜訥一起，均於皇城之內賜第。
自此以後，入值南書房的內廷翰林，不僅輔導皇帝讀書寫字，講求學問，時備顧問，而且還代擬諭旨，編輯典籍，從而使南書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緩和民族矛盾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要人物對於固權也異常重要。一旦能找到幾個關鍵的“點”，並用恰當的手段將他們凝聚在自己周圍，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去控製大多數人，那整個“麵”也便盡在掌握之中了。
雍正皇帝在其繼位與統治過程中，靠的就是對少數幾個重要人物的利用，才始終把局勢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
由於康熙帝在位時間過長(共計61年)，並兩度廢除太子的儲位，致使那些希望能獲得儲位、繼而當皇帝的諸皇子為爭奪儲位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鬥，就是在康熙死後，雍正已經即位的初期，這種鬥爭仍然存在。雍正奪得皇位之後，通過確立隆科多、年羹堯等為新政權的核心人物，打擊朋黨，穩固了政權。
雍正在位十三年，采取了一係列諸如壓抑科甲出身的官員等措施，打擊了官場上以師生之誼建立的朋黨，比較有力地清除了康熙中後期形成的官場頹風。此外，他還通過改土歸流等政策，進一步鞏固了滿清政權的統治，為“康乾盛世”的前後相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這一係列政策的貫徹實施又是與他善於發現關鍵人物，重用田文鏡、李衛、鄂爾泰等大臣分不開的。
雍正皇帝生性好勝、剛毅，有時表現得比較急躁。他教誨臣下，辦事要拿定主意，不能片麵地瞻前顧後，遊移不決。他反對優柔寡斷，辦事不怕艱難，不顧阻撓，認準了就幹。他的這一性格，表現在政治上就是決策果斷。例如，他為了推行新政策和整頓吏治，便大批地罷黜不稱職的官員，同時破格引進幾個真正起作用的人才，任用可用之人，別人為此批評他“進人太驟，退人太速”，他也毫不在意。正是由於具有這種堅毅的性格，他才有力地衝破了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施自己的政策。雍正帝在位時間雖不很長，卻做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這其中與他善於抓住重要人物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