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祥在日本東京專家交流會上溥儀研究專家王慶祥回答說：“我們還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新中國高層或公安部門曾‘保護川島芳子’，應該是並不知道她的存在。曆史上對她有評價與定位，國民黨司法部門判處其死刑並已‘執行’。我們目前隻看到她又生活了30年的證據。並未得到涉及政治定位的新證據，如涉及奉係軍閥、‘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上海事件和‘七-七’事變等史實，因此，不能隨意改變其曆史上的政治定位。”王慶祥認為，川島芳子能逃脫死刑，是國民黨因內部矛盾而要利用川島芳子，沒想到這以後很快就碰上政權更迭。新中國建立後，她生活在很偏僻的新立城，不露麵，本人沒有新活動，不危害社會，無矛盾，隱藏巧妙而成功。從法律上講是“民不舉，官不究”，這使她得以清淡餘生，平安謝世。至於每年她夏在長春般若寺，冬往浙江國清寺，有證據能夠證明她與當年的般若寺主持澍培法師是老相識，佛門“皈依證”也確實有助於她南來北往。
李剛又從法律角度談及：“既然對川島芳子已經執行死刑，司法解決即告終結，國民黨的司法法規，在新社會並無繼承性。周總理談到有傳聞，但傳聞構不成案件，作為學術研究也尚未發現高層或公安部門暗中保護川島芳子的任何證據。”
何景方進一步指出，澍培法師是長春般若寺1932年建成後第一任主持，其時川島芳子是“安****司令”，也正“當紅”，他們都屬於偽滿上層人物，應該是有交往的。解放後澍培仍屬於德高望眾的高僧，1986年圓寂，而五六十年代兩人互贈書畫、照片也留有充分的證據。澍培是蒙古族人，川島芳子也是蒙古族兒媳婦，澍培贈給老方太太書畫“蒙古姑娘”，應該不是偶然的。這位倓虛和尚的高徒澍培，與日本佛教都屬於天台宗宗派，這當然也存在一種內在性的關聯。
劉傑教授又特別向段續擎提出一個問題：方姨每年去國清寺，誰提供費用？其生活來源在哪裏？段續擎回答說：“方姨自己有些錢，50年代我患敗血症，汗毛孔都出血。方姨為我治病花了不少錢。後來就沒錢了，1958年至1965年則由於景泰供養。從1965年至1978年這13年裏，我們供養她。我每月給她20元，父親每月給她10元。我父親是鐵路員工，坐火車不花錢，經常去看她。去浙江國清寺的路費也是我幫助籌劃的。”
日本早稻田大學山本武利教授又談到一個情況，據小方八郎本人講，1947年他獲釋後，有位名叫西崗太元的日本人自稱“代表****”找過他，問能不能把獄中的川島芳子交給****？李剛回答說：“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我了解****的情報工作，我父親就是特工，精通日語，曾與時任日本共產黨主席的野阪參三有交往。作為特工，這種相互滲透的情況很正常，但要找到證據需要進一步深入考察。小方八郎一直給川島芳子當秘書，審判小方的資料仍存在。當年東北抗聯為了生存，使用各種手段，包括接觸周保中等，都是可能的，也可以交換資料。”
山本武利教授又談及新的情況：“我13年前曾在美國檔案館看到有關檔案，檔案裏有一件小方八郎的證言，說他在獄中時有個日本僧人告知他，如果你向共產黨投降，共產黨就會保護你，當時未加注意。1949年1月至6月的相關檔案仍存於華盛頓國立資料館，當時小方八郎兩次向美軍司令要求釋放川島芳子。”接著，山本武利教授又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的佛教界會不會保護川島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