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應鬆
我的鄰居住在我樓下的房子裏，他長著一副苦瓜臉，是個曾在鄉下做過生產隊會計的人，眼睛有些近視，走路有些蹣跚，常戴著一頂藍帽子，穿著一雙很漂亮的淺灰色輕便皮鞋。那皮鞋肯定是他的兒子買的，或者因為兒子不合腳，不喜歡，給了他。他的兒子和媳婦不知在哪兒做生意，常年在外，留著他看守家，那三室一廳並且裝修過的房子。這個鄉下的老會計在這個大城市的小區裏既看不見綠色，也看不到土地，又沒個說話的人，想是非常寂寞的。曾看見他在清晨加入了小區那些練什麼功的隊伍，跟著音樂和別人的步子做一些什麼動作，非常生硬，非常滑稽，且站得遠遠的，一個人。
我與他說話是因為我一次吃柿子，將一塊皮掉在他晾在陽台外的棉襖罩衣上。有一天我下樓，他等在樓梯口給我說話，他指著他胸前的一塊印跡說：“你那柿子皮把我的衣裳染得洗不掉了，我看見你那天在樓上吃柿子。”這是我沒有想到的，我連忙道歉，表示讓他脫下來我幫他去洗。他說算了，洗不幹淨了，怎麼都洗不起來了。其實我想是能洗下來的，隻不過這位鄉下老會計在家裏肯定沒洗過衣服，農村的男人不是城市的男人，一輩子都不可能做家務活。他說：“你是大記者哪？”我不知道他是聽誰說的，是聽他兒子媳婦說的還是聽樓裏的其他人說的。我在這小區住了七、八年了，雖然深居簡出，不與人來往，但漸漸地他們也知道了我是靠什麼為生的。吃得好（提葷上樓就看得清楚），穿得好，卻不上班，這錢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以為我是記者，在弄清楚我的姓名之後，在當地的晚報上能經常讀到我的一點小文章——他們以為在報紙上發東西的人就是記者，而我未置可否。我其實是一個很清閑的研究所的研究員，業餘在報屁股上混點小稿費，補充那幾個有限工資的缺口，以便能在夏季未到來的時候吃上一個昂貴的西瓜或是一斤荔枝什麼的。老會計在問我之後，得到了我“哪裏哪裏”的搪塞便以為是承認了，我看他這以後看晚報，隻要發現了我的名字，第二天一定等在樓梯口見我，然後給我說：“又發表了你的作品啦！”
這個老人，一張晚報是他惟一的與外界交流的工具。晚報的信息當然豐富了，充滿著十分濃烈也十分討厭的市民氣息，可以說是千奇百怪。這沒有什麼好說的，要讓一個大學校長去辦晚報，他也隻好這麼辦，不可能辦成學術刊物。送報員總是在下午三點至三點半這個時間到我們樓道來。這個時間裏，鄉下的老會計就會自動走出來，在樓下晃來晃去，等著那份他十分珍貴的報紙。送報員來了，他就迫不及待地接過報紙，戴上老花鏡，邊上樓邊讀。這樣，一個晚上他大約是最安靜的了，他一定會把那晚報從第1版到第24版一字不漏地讀完，然後上床睡覺。
當悲憤的五月到來的時候，人們是沒有思想準備的。那幾天天氣異常地炎熱，簡直有點反常，那天晚上因為太熱而導致心煩，我吃過飯竟然未看新聞聯播，這是少有的。但晚上街上鬧得慌，我推開窗戶一看，有許多人聚集在街上，好像在喊口號，還有一些橫幅。我這才讓老婆打開電視機，終於我知道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了我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死亡二人，失蹤二人，另有多人負傷。這太狂妄了，這太令人不敢相信了，美國怎麼敢炸大使館呢。這個克林頓怎麼這麼壞呢，還有那個奧爾布萊特，前幾天報紙上說她是個猶太人，小時候曾經曆過恐怖的戰爭，南斯拉夫人民曾有恩於她，她如此地以怨報德，現在，中國人民沒沾他們，沒惹他們，他們為何要炸我們呢？特別是克林頓，我總覺得他是個多少有點可愛的人物，看到他在各種場合的演講，而想到書上披露他在性醜聞上與萊溫斯基的某些細節，就覺得他是一個凡人，一個在我朋友圈子中那種有些風度的喜歡尋花問柳而不令人討厭的一般男人。這麼說吧，性醜聞使人們打破了對美國總統的神秘感，還彌合了中國人與美國人在生活方麵的差距，感到美國不是那麼壞，那些醜聞好像演視明星的一般緋聞，還有他在中國訪問時穿著尋常的休閑衣，坐在西安農家的院子裏，就像一個普通的外國遊客。然而，我們現在看到了克林頓原來竟是一個殺人魔王、法西斯、集貿市場收保護費的那類壞蛋。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想怎麼便怎麼。除了悲憤就是悲哀，甚至對人類的未來突然產生了絕望的情緒。
我下樓去了，在大街上看到了那些熱血沸騰激動人心的場麵。這場麵已經很少見到了。十年前見到過，然而十年前這樣的場麵是讓美國高興的場麵，而十年後見到的場麵卻是讓美國害怕的場麵。我和老婆站在人行道上看時，大家都在議論，在罵，在喊。我看到了我的鄰居，那個鄉下老會計。他一個人背著手站在一堆人的外邊，一個人，與他站在一起的是小區一個有些弱智的中年人，那是個整天在大街上看熱鬧，趕熱鬧的人。我的鄰居沒有與人議論。這可能是他講著一口外鄉話，年齡又大了，且一個人都不認識。
夜深了，遊行的隊伍也走了，據說到江那邊北約某個國家駐這兒的領事館示威去了。我們也準備回去。我的鄰居估計是在那兒等我，想找我說話。等我看見他時，他果真跟我說了起來：“你們記者，能不能把這個事說清，他們是不是誤炸？”
我那時悲憤異常，心中想著許多沒有答案的事，我對他說：“不要聽他們的。”他說：“哪來的人權哪！”他聲音啞啞的，那種老年人的、十分樸素而又痛苦的聲音。我說：“他們的人權就是殺人，他們的人道就是慘無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