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去後無法入睡，我想寫一首詩，一首長詩，一首《克林頓，我恨你！美國，我恨你》的長詩。但心情很亂。我想聽聽外電是怎麼報道的。打開接觸不良的短波收音機，聽不清什麼。我順手翻開我近段正看的一本宗教書，這一段時間我如癡如狂地喜歡上了一些宗教書籍，什麼《荒漠甘泉》、《馨香的沒藥》、《蒙恩的見證》、《人啊，你往何處去》以及關於聖佛蘭西斯的《靈花》等，想思索一下這個世紀末宗教真的能否給人的信仰以某些救贖。西方的基督教是和平和仁愛的宗教，他們的鼓吹人權應該是與他們的宗教有關的，看一看聖佛蘭西斯的禱文：“懇求主使我成為和平的工具！有仇恨的地方，讓我種上愛心；有損傷的地方，讓我種上原諒；有懷疑的地方，讓我種上信仰；有頹喪的地方，讓我種上盼望；有黑暗的地方，讓我種上亮光；有悲哀的地方，讓我種上快樂……”可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種上了什麼呢？克林頓種上了什麼呢？他用炸彈（而且是世界上最高級最具殺傷力的炸彈，鑽透了五層樓才爆炸的炸彈！）種下的是慘禍，是淩辱，是野蠻和絕望，是暗無天日，是一家一家失去親人的巨大的、連綿不斷的悲傷。基督教，那些到處派遣傳教士的國度，再也沒有人信你的教義了嗎？這個世紀末啊？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到八點多鍾下樓吃早點，在那個鄉下老會計的門口碰見了他。他拿著一個收音機，天線拉得長長的，耳機塞在耳朵裏。我跟他點點頭，正準備繞開他下樓，忽然聽他說：
“我恨他們。”
我一怔，從眼鏡片後看著他，說：“你恨那個？”
“美國。”他說。
我還以為是一樓搞裝修的人騷擾了他的休息，他向我投訴呢。
“都恨。”我說。他竟然跟我一樣，可他是個農民。一個鄉巴佬。這使我有些震驚。
“這些狗雜種！”他說。他罵了起來，“把我們的人炸死了。就沒有人來管美國了嗎？”
“誰來管他？隻有上帝來管他了。”我說。
我匆匆地下樓。我想去買一份報紙。結果報攤上的報紙早搶購一空了。我隻好走很遠的路在一個單位的報欄去看。
下午我想去買晚報，下樓的時候又碰上了我的鄰居，我感覺他是在那兒等著我，在尋個說話的人。他手上拿著晚報，見了我就指著那上麵的照片說：“多年輕啊，你看，多靈醒的丫頭，人家結婚才一年。”說著他快要流出淚來，眼睛裏淚汪汪的。他肯定憋了很久，沒有找到個說話的人。
“是很慘。”我說。我不想與他多說什麼，除非他是我的同事。
我匆匆過去之後還聽見他在後頭說：“這樣子還得了！”他拍打著報紙，嘩嘩地響。
我理解他的憤怒，因為我也憤怒，但憤怒之後是迷惘，覺得這世界上的惡得不到懲罰，而善卻在遭難。正義已經被炸飛了，這世界怎麼發展呢？上帝真會複活嗎？這是可笑的，信上帝的人卻不相信上帝會懲罰他們，何況我們這些不信上帝的中國人。
中國太弱了。想一想南斯拉夫和被炸的中國使館，就想到以後誰來保護中國呢？這種憂慮隨著迷惘在我們體內蔓延，使我坐不想坐，站不想站，寫不想寫，隻好到下麵去散步。結果在花壇那兒又碰見了鄉下的老會計。他依然拿著個半導體在聽著。我本來想繞開他的，我實在不想與任何人說話，但他卻站了起來迎著我說開了：
“你認不認識這三個記者呀？”
我說我不認識。我本來就不是記者，但我不想解釋。
“一夢中就走了。”他說。
“那是肯定的。”我說。
“我見過日本鬼子丟炸彈，”他說，他十分希望我與他說話，聽到他說他見過日本鬼子的炸彈，我就坐了下來，聽他說他想說的故事。
“我見過日本人丟炸彈，那些鬼家夥，我們叫‘跑老東’，全跑到麥田裏趴著，炸彈就丟下來了，飛機一走，我起身一看，到處都是炸死的人，胳膊、大腿、沒腦袋的人，也就像沒事一般，又趕快跑，哭都沒哪個哭。哎，那時候人算人哪！人不是人，在日本人眼裏，中國人哪是人！如今在美國的眼裏，中國人也不是人啊！”
我說：“中國人還多少能反抗一下，弄煩了，把原子彈打到他國家去，與他們同歸於盡算了。南斯拉夫還慘些，炸了那多人，不就像炸幾頭豬幾頭羊一樣無聲無息？別提了，越提越火。”
“可我兒子去了兩趟美國，就說美國不得了了，說中國人那叫人過的日子。你看看，到美國領什麼獎，那不都是拿錢買的，人家騙了他的錢，他還說人家好。”
“您兒子是做什麼的？”我問，我真還不知道。
“鬼曉得！”他說。他也不知道。我估計他是不想講。
“美國那是富。”我說。
“他富他沒了人味那還有什麼用。為富不仁，它就像瘋子了。”
“它是瘋子，”我說，“人富了，很容易瘋。”我說。
他忽然說：“報紙來了。”便走了。他沒看表，怎麼知道報紙來了呢？這鄉下老頭！
那幾天他喝得不少。我估計他喝的是蓋澆酒，沒菜。我沒見過他買什麼像樣的菜，雖然他兒子很有錢。走過他身邊時，總是一股麻木的酒氣。他總是在樓下遊弋，過去他可不是這樣。那天見了我，劈頭就說：“你聽了美國之音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