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沒什麼可聽的。”
“我也不聽了。”他說，“我真想把收音機砸了。昨天晚上，美國人說，現在是要我們給他們道歉並賠償損失的時候了。你說，氣不氣人。就砸了他大使館幾塊玻璃，他還要我們賠，他殺了我們的人，把大使館全炸了，也沒說賠的事。”他脖子硬硬的，吐著酒氣，“就像一個殺人犯，殺了人，有人吼了他一句，他就說，你們敢吼我，這還得了，這是失禮呢！你說，好笑不好笑。”他想笑，卻沒笑出來，隻是搖搖頭，“咱們鄉下人也不是這樣呀，他美國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咱們鄉下沒文化的人，吵架打架什麼的，還有個節製，他就怎麼沒節製呢？”
“他們不是人。”我說。
這個想把自己收音機砸了的老人，果真再沒見他拿收音機聽了。隻是準時地接那張晚報。晚報也突然變了，用許多版來刊登此事的全國全世界的反映，而不再登那些殺人放火強奸狗長象牙豬說人話的破消息了。
他整天在樓下焦躁不安地走來走去，手上拿著報紙，滿腹心事要向人說的樣子，憋得真是痛苦。我那幾天早出晚歸，因研究所開會，也就沒停下腳步的時間與他搭訕，估計這一棟樓除了我，再沒人同他說什麼了。大家有大家的事。另外，沒事都關了門在自己家裏，不串別人的門，也不讓別人串門。這樓道裏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我不認識，更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
剛好這個月輪到我們家收水費。那天晚上我敲響了那個鄉下老會計的門。他開了門，從鐵門內見是我，連聲說：“你好，你好，”便要打開鐵門讓我進去。我說：“不進了，您自己報報水表吧。”他說：“進來坐坐麼，進來坐坐麼。”硬是把我拉進了他的屋裏。
“你們記者辛苦呀！”他說。
他說這些的時候我一眼就看到了在電視機旁，他豎著一張折疊的報紙，是三個人的遺像：邵雲環、許杏虎、朱穎。遺像前麵放著幾顆水果，三個一次性杯子裏添著三杯水。
我說：“您真是有愛國心啊！”
老會計說：“我是心疼他們。你看看，朱穎的父親，捧著兩個伢的骨灰盒，鐵石心腸也會掉淚的。”他說不下去了。最後斷斷續續地說：“我曉得這事可憐，我挨過日本老東的炸彈，我的母親就是被他們炸死的……當時，沒人管哪，死了就死了，席子都找不到一床，挖個洞就埋了……可憐，她的丈夫到現在還不知道……”他說的是邵雲環的丈夫，那個身負重傷的大使館一秘。“美國鬼子他們究竟要什麼人權……”
我說：“什麼人權，聽他們的話，就是人權。你是殺人犯，聽他的，就有人權；你不聽他的，你是菩薩也沒有人權。”
“是是是，還是你們記者說話水平高。”他說。
因為收水費是個麻煩事兒，要挨家挨戶地收，我便告辭了，可這老人的話匣子打開了，且是好不容易打開的，我出門看到他悵悵的，一再要我多坐一會，我下了一層樓，還在聽他說：“再坐一會麼。”
因各有各的事，這爆炸使館的事也就平靜下來了，很奇怪，報紙也嘎然而止，不再報道此事，晚報又恢複了過去那種格局：殺人、放火、搶劫、水費過高、逛商場受辱、下水道阻塞、窨井蓋被盜……。我原以為晚報這一次因三位記者同行的以身殉職，會使它們改變一下，變得有點思想性、戰鬥性，有點知識分子味的，我剛準備為它歡呼並準備寫一封信給晚報總編說：這個城市不總是隻有小市民報紙，它應該成為正義和思想，振奮我們日漸衰頹的精神。看來，我高興得太早了。
與我一樣對報紙絕望的可能還有我的鄰居，那個老人。有好多事情他還是跟我一樣，還沒搞清楚呢，報紙咋就休止了呢，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我看見老人怔忡地在小區裏走來走去，跟小區的另一個有點弱智的中年人一樣，這個小區似乎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我也不想說什麼了，每當見到他，我就打個招呼了快速走開，我看見他是那麼失望，失落，孤獨，意猶未盡。
大約是在一個下雨的雙休日裏，我的這個鄰居就走了，我買了早點回來剛好碰見下樓的他，提著個大包，手上還有一捆報紙，看得到，都是五月份的報紙，充滿著悲慟、憤怒、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報紙。我說：“您去哪兒？”他說：“哦哦，回去，回鄉下去。”然後小聲說：“房子麻煩您瞄著點，兒子估計也快回來了吧。”我說：“好好，”我說：“等您兒子回來了再走嘛。”他說：“回去好，回去，趕趕秧雀。”他又說：“這些報紙，我回去給鄉親們看看，我們那兒就是看不到報紙。”“沒有電視嗎？”我說。“那也很少，”他說。“城裏不好？”我問。“唉，”他說，“別說了，我要回鄉下，找幾個人罵美國佬！我就是想罵人。”“這兒不能罵？”我說。“人家要願意跟你一起罵的麼！”
他提著包和報紙就走了。這個生產隊的老會計，在梅雨季節到來時，一個人踽踽走了。鄉下，肯定有一些議論得熱血沸騰的人，那些人肯定會聚集在他身邊，在禾場上，在槐樹下，抽著煙，吐著痰，像罵當年扔炸彈的日本人一樣罵美國人。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