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金如
一那一年的那一天，天黑時，張福龍一進家門，兒子就迎上來說：“奶奶發脾氣了。”再一看，妻子正在鍋灶後麵流著淚。一問才知道，上午他不在家，醫生來給母親看過病，開了張藥方，劃價後，要60多塊錢。母親向兒媳婦要錢，媳婦回答說：“我身上分文沒有，等福龍來你向他要吧。”左等右等，張福龍也沒回來，醫生起身告辭了。母親躺下了，一句話不說，一口水不喝，誰也不理睬。
張福龍回家後，連聲向老人家賠不是：“媽，我知道自己外沒法掙錢，內無力侍候。”
這一夜，張福龍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睡不著。他同妻子商量，準備明天就進城去，一來幫母親買藥，二來也向人打聽一下可否找到活做。
第二天一大早，張福龍懷揣著妻子借來的10元錢，在妻子一遍又一遍的叮囑聲中上路了。
他將要去的地方，是離家200多公裏的省會——南京市。
二初到南京，張福龍分辨不清東西南北。不知過了多少馬路，轉了多少小巷，孤零零的他在城裏跑來跑去。渴了，就喝一口涼水；餓了，就啃一點硬餅；困了，就找個沒人的地方打個盹兒，到了晚上，他也學著別人的樣子，拾幾張破報紙墊在身下，往火車站廣場的地上一躺，望著滿天的星星，想著自己的境遇，仰天長歎。
後來在別人的指點下，張福龍手裏拿著一根小木棍，提著一隻編織袋，東跑西顛，撿起破爛來。
一個星期幹下來，大大小小的毛票加在一起，竟也有百十來塊錢。之後，他找到了一間僅有八九平方米的簡陋民房作為自己的“落腳點”。
慢慢地，他有了為他提供破爛的固定“客戶”。
如此下來，張福龍每月能掙到四五百元。拿到錢後，他第一件事就是奔郵局，把自己用汗水和辛苦換來的錢寄回家中。他深深掛念著那雖貧寒卻溫暖的家。
三歲月在撿破爛的生活中流逝。張福龍不敢寫信回家，他隻是在彙款單的附言欄中告訴家人說他“很好”，而且也有了一份“掙錢”的工作。他怕暴露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村裏的人會看不起他的家人，笑話他的卑微。
他不甘心自己就是一個“與破爛打交道的人”。
1993年春節的一天，他看到南京市的一家電影院——“影視百花園”的門前張貼著一張招聘服務員的海報。他急急忙忙地從自己的小屋裏，翻出一套平時舍不得穿的西服，將自己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徑直闖進了“影視百花園”的經理室。
也許是他純樸憨厚的本色起了作用，主持這家“影視百花園”工作的沙振榮經理二話沒說，就將他留了下來。除了給他安排一份打雜的活外，還讓他“學放電影”。自此，張福龍終於有了一份向往已久的“工作”。
在經曆了無數次與高文化層次人們的接觸後，張福龍開始意識到了自己與城裏人在知識修養上的懸殊。
張福龍坐不住了。他回到小屋，拿出了自己隨身帶來的《新華字典》，趴在地鋪上，開始了一個字一個字的學習。他憑著一股子鑽勁和韌性，將一部《新華字典》又抄寫了一遍。與此同時，他還買來了一些與中國的人文地理相關的書籍，堅持“每天一讀”。
一天，張福龍在前廳當班。當一部國產故事影片放映到半截時，一個斯文的年輕人離開了座席，走到了前廳。張福龍很納悶：“放著好好的電影不看，怎麼跑出來搖頭歎氣呢？”於是，他就走上前去詢問：“是不是嫌放映大廳裏的空調開得不夠，還是……”當這位年輕人微笑著用生硬的普通話回答時，張福龍這才發現：這個長相與中國人一模一樣的年輕人，原來是剛從韓國漢城來到南京中醫學院留學深造不久的學生，叫李載晃。他頭一次來“影視百花園”，是想試試自己能否看得懂中國的電影。開頭，光看畫麵還能湊和著對付，可往下一聽人物的對話，就“看”不懂了，隻好中途退場。
一切是那麼突然，又是那麼自然。幾句問候後，張福龍便直截了當地向李載晃表明自己想學習韓國語，要拜他為師。沒料到，他竟得到了對方的應允。
韓國語是一種字母文字，由40種音母組成，不但不易於記憶，寫起來也十分別扭。為了考驗張福龍是否是一時的衝動，李載晃在教完了他全部字母後，告訴張福龍：“過半月後，你再來我這裏進行測試，如果過關了，我們就可以正式上第一課了。”出乎李載晃預料的是，隻一個星期下來，張福龍就將全部韓文字母背得滾瓜爛熟，隨便怎麼抽考，張福龍都能順順暢暢寫出來。從這以後，張福龍一到下班時間就趕緊往李載晃那裏跑，韓語的功底也日漸長進。遺憾的是，半年之後，李載晃就歸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