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友邦驚詫”論》一文中寫了這樣一段話：
“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這段話也是用比較對照的方法進行反駁的。通過比較對照明顯地看出：國民黨反動派是該驚詫的不驚詫，不該驚詫的假驚詫，從而揭露出國民黨反動派與日本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的真麵目。
諷喻類比法
它的特點是：取兩個在一係列屬性上相同的事物進行比較，由此類事物具有某種屬性而推出彼類事物也具有某種屬性，從而達到反駁的目的。這是建立在類比推理基礎上的一種反駁方法。從修辭角度來說，這種方法就是比喻中的諷喻。這是一種說理性的比喻手法，又是一種比較形象生動、婉轉曲折的說理方法。
在《墨子·耕柱》中記載了墨子和巫馬子的一場辯論：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之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之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原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義，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巫馬子隻講效果，不講動機，要把他的反對兼愛的思想同墨子的兼愛主張“畫等號”，墨子用了一個類比：今天在這裏發生了一起火災，有一個人想提水去滅火，另一個人想往火裏加柴，使火燒得更旺，這兩個人的想法都未產生後果，你認為這兩個人哪一個可貴？通過這個類比，就把二者的界線劃清楚了。在這個類比麵前，巫馬子隻好肯定那個提水滅火的人，而否定那個往火裏加柴的人。墨子用這個方法讓巫馬子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這個類比實在巧妙，揭露得非常深刻。
1937年，郭沫若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從日本返回祖國，參加抗日。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和上海各界人士集會，歡迎郭沫若和與此同時獲釋的沈鈞儒等“七君子”返滬。會上，國民黨代表鼓吹“一黨專政”和抗日必須統一於“政府”之下。郭沫若針對這種謬論給予反駁。他說：
政府好像是個火車司機，人民好比火車上的乘客，司機、乘客是向著同一目的地，乘客應該一致服從司機開車，才能達到共同的目的地。但是如若替我們開車的司機，是個喝醉了酒的醉漢，或者他已經睡著了，這個時候全車乘客都將有生命之虞，更不能安全到達目的地，這樣我們就不能再服從他了。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服從他，而且應該叫醒他了！
即使他沒有喝醉，沒有睡著，而這個司機不是個好司機的話，那他也是不會注意安全行車的。像前麵軌道上，堆放著許多石塊、障礙物，他還是硬向前開，全車乘客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這時我們全車的人，為著自己的生命，為著勝利達到目的地，也就不能盲目地服從他，大家應該命令他停車，應該趕快下車，一齊動手把石塊、障礙物搬掉。
在這裏，郭沫若把國民黨政府和一個不好的火車司機相類比。乘火車時，為了全車人的生命安全，為了勝利到達目的地，我們不能盲目地服從不好的司機；同理，作為一國的國民，對不好的國民黨政府也不應盲目服從。通過這一類比，生動地反駁了抗日應統一於“政府”之下的謬論，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真麵目。
揭露矛盾法
它的特點是：在論辯過程中，揭露對方自相矛盾的情況，使對方的議論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從而達到駁倒對方的目的。這種方法也叫“以子之盾，攻子之盾”的方法。
在阿凡提的故事裏，有一則《鍋生兒》的小故事：
有一次，阿凡提向巴依借了一口鍋。過幾天，阿凡提在大鍋裏放了一口小鍋還給巴依，向巴依說，這口小鍋是大鍋生的。貪婪的巴依，看見多還了一口鍋，心裏很高興。過了兩天，阿凡提向巴依借最大的一口鍋，說來客很多。過了好些天，巴依沒見阿凡提來還鍋就前去催要。阿凡提回答說，這口大鍋死了。巴依叫道：“別胡說，鍋是鐵的，它怎麼會死呢？”阿凡提反駁道：“你怎麼不講理？我的巴依！你既然收下了鐵鍋生下的兒子，怎麼能不承認鐵鍋會死呢？”
阿凡提采用揭露矛盾的方法，駁得巴依目瞪口呆，啞口無言。開始時，巴依承認大鍋會生小鍋，那就是承認鍋具有生物的特性，後來又否認鍋會死，那就是否認鍋具有生物的特性。巴依既承認鍋具有生物的特性，又否認鍋具有生物的特征，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結果巴依因小失大，得了一口小鍋，失了一口大鍋。
清朝末年，陝西西安知府鄧廷楨複審過一個疑難案件。
原經辦人在案卷中記載的案情是：被告鄭魁曾與被害人吵架，因此懷恨在心，於是從街上一個饅頭攤販那裏買了兩個饅頭，又從藥店買來砒霜，放在饅頭內送給被害人吃，被害人中毒身亡。案卷中證詞齊全：藥鋪掌櫃的證詞，左鄰右舍的證詞，賣饅頭人的證詞。被告也供認畫押在案。
鄧廷楨知道當時審案人多用刑訊逼供，被告人往往屈打成招，鑄成冤案。他反複審閱案卷，並於一天中午上街了解饅頭的銷售情況。隻見饅頭攤被顧客圍住，賣饅頭的人應接不暇。顧客均為四鄉農民，上街辦事，中午就買幾個饅頭充饑。鄧廷楨腦子裏不覺閃出一絲疑問：他怎麼認識被告鄭魁的呢？回衙後又仔細看了證詞，就傳訊證人饅頭攤販。
鄧廷楨問道：“你認識投毒殺人的鄭魁嗎！”
賣饅頭人回答：“認識”。
“怎麼認識的呢？”
“賣饅頭時認識的。”
“鄭魁從你這裏買過幾次饅頭？”鄧廷楨又問。
“買過……一次。”
鄧問：“你一天能賣多少饅頭？”
答：“三四百個。”
“一個人大約買幾個饅頭？”
“三四個。”
“那麼你每天要接待百十多個買主，是嗎？”
“是的。”
“每個買饅頭的人，你都問他姓名，認識他的麵貌嗎？”
“不，小的隻管做買賣，不問買者姓名。”
“那麼，你怎麼知道鄭魁的姓名呢？”
“……”賣饅頭的人無法回答。
“怎麼記住了他的相貌呢？”
“……”賣饅頭的人張口結舌。
“他買饅頭的日期，你怎麼記得那麼清楚呢？”
“……”賣饅頭人支吾良久，最後隻好說了實話：“我並不認識鄭魁，也記不清他什麼時候買過我的饅頭，是衙役找我說，那鄭魁買了我的饅頭，毒死人命，本人已經招供，讓我出個證明。他連懵帶嚇，我就糊裏糊塗地當了這個證人。”
鄧廷楨又傳喚其他證人，經過重新審核，左鄰右舍的證詞也是衙役用同樣辦法獲得的。隻有藥鋪掌櫃的證詞屬實。但是鄭魁買砒霜是用來毒死家中老鼠的，與死者無關。後來終於查清，死者是因為狂犬症複發致死，死後嘴唇發青，形似中毒，原辦案人將與死者生前有過糾紛的鄭魁羅織成罪，差役又製造了大量偽證，所以才造成這一冤案。
在複審這一冤案的過程中，鄧廷禎抓住賣饅頭人作為突破口。在詢問賣饅頭人時，鄧廷禎講究審訊藝術，先用步步深入法，到了關鍵的地方再用揭露矛盾法，連提三問，使賣饅頭人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賣饅頭人先是“無法回答”，再是“張口結舌”，最後支吾不下，隻好說了實話。抓住這一突破口，鄧廷禎乘勝追擊，各個擊破，查清原由，終使冤案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