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提及，上述“十家注”母本即《十一家注孫子》古本的發現和刊印，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據《孫子校釋》的編輯穆誌超（陳彭）先生所談，宋本《十一家注》原書是在抗戰勝利後從偽滿皇宮中流入長春市的，後由北平育民書店老板雒雲培購得。當時，穆先生得悉後見過該書，但因是個窮學生，隻能望洋興歎而已。與穆先生合作多年的《孫子》著名學者楊丙安先生曾著文稱：
該書於抗戰時期曾隨溥儀流落長春。抗戰勝利後，北京隆福寺育民書店雒雲培先生去東北購得此書，售與上海圖書館。1957年上圖《善本書目》所錄即此書。1961年，中華書局據以影複。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重印，並排印。台灣華聯出版社1977年亦予翻印。
《十一家注》的正文與武經的《孫子》文字基本一致，但也有若幹處的差異。這些差異各有長短。有的差異如使用《漢簡》殘文也不難刊正。在各注釋家中，以曹操的評注最為簡練和切中要害，詩人杜牧之注富於才情和想象力，是唐人注解中的佼佼者之一。而中唐《太白陰經》的作者，李筌的注釋，更不乏獨到的見解。
宋本《十一家注》係統的著作，主要還有：宋刊殘卷《十一家注孫子》“地形”以下四篇，由清末翁同和捐獻，現存北京圖書館。明嘉靖談愷《孫子集注》；明萬曆黃邦彥校刊本《孫子集注》；明抄本道藏《孫子注解》。清孫星衍校刊《孫子十家注》；鄧廷羅輯《孫子集注》；顧福堂著《孫子集解》等。
在《十一家注》流傳的曆史中，清經學家孫星衍（1753—1818）校刊的《孫子十家注》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已成為近代西方漢學家譯介《孫子兵法》的藍本。孫星衍以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主要依據《通典》、《太平禦覽》，對十一家注在編排時代上的錯亂現象作了訂正，對十三篇正文也作了一些校改，並據《宋誌》直解《孫子十家注》。孫校刊本在清代甚多，共十餘種。學術界對其得失，評論不一。但其所刻《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中的《孫子》正文，與宋本《十一家注孫子》相對照，隻有極個別的更動。因此西方據孫校本的《孫子》譯文也就反映了宋本《十一家注》的內容。
根據孫刊本《孫子十家注》補作注解的，是民國四年（1915年）出版的《孫子淺說》，蔣方震、劉邦驥在出版序言中稱：
孫子十三篇自漢迄明，經者多至二十餘家。其傳於今世者，唯《孫子十家注》最為善本。是本為宋吉天保所集名日《十家合注》，乃陽湖孫淵如先生得自華陰《道藏》，校勘梓行於世……古之治孫子學者蓋亦眾矣……故居今日而談兵學，當以《孫子十家注》為善本。
由於校刊評注者是高級軍事教官（蔣後任保定軍事學堂校長，並晉升至上將），其注解頗有軍事特色。
武經係統中的《孫子》多取魏武帝曹操注本。例如，宋刊本《武經七書》（日本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其子目：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宋以後，曹注本單獨流傳。
《武經七書》還有影印宋本，由武學博士何去非輯。《孫子》在子目中列首位。該書也是日本靜嘉堂藏本，1935年由涵芬樓影印借照。日藏本是《續古逸叢書》之三十八。
有關注解武經各書，首推宋施子美《武經七書講義》，它是一本武學教科書。此書古本難覓，可參閱長慶日本活字本。在明代，注釋武經之書眾多。例如，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張居正（泰嶽）輯注《武經七書》七卷。及其增訂的《直解》一書；趙本學（虛舟）《孫子校解引類》；李贄《孫子參同》；黃獻臣《武經開宗》（內含《孫子開宗》）等。清代則有曹曰璋、黎利賓、夏種齡彙解之《武經七書彙解》七卷，《孫子》在首位；朱墉（鹿岡）輯注《武經七書彙解》及《武經七書講義全彙合參》；夏振翼《增補孫子體注》等。
還須指出，趙本學《孫子校解引類》在注解武經各書中有其重要的地位，流行甚廣，曾東渡扶桑流傳日本。在日本德川幕府時代，由修業堂窪田清音校刻刊出中文本《趙注孫子》。至文久癸亥年（1863年），日本重版《趙注孫子》，該書成為日本兵書中最常見的本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趙氏對《孫子兵法》研究精深，學以致用，對明朝的抗倭鬥爭起過指導作用。
趙本學的為人和治學，以及將《孫子》用於指導作戰的實踐精神，為後世所稱道：
他淡泊功名，長期隱居，終生無仕，《明史》無傳；他曾潛心研究《易經》，並用它指導精讀兵書，解注《孫子》；他曾致力於研究陣法，著成《韜鈐內外篇》，發展了《孫子》以來的陣法理論；他曾盡心於注解《孫子》，並傳授給抗倭名將俞大猷，促成了俞的抗倭大業；他也曾雖年七十而心雄萬夫，日出暮歸，以兵法指點鄉民，推動了家鄉福建晉江的抗倭鬥爭……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趙本學已經辭世，他的嫡傳弟子俞大猷痛感“終先生之身，無有知者，（《韜鈐內外篇》、《孫子十三篇注解》）二書藏於名山而不行於世”，因而把它們連同他們自己的《劍經》合為《續武經備要》刊刻於世。
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趙注孫子》重版，有《重刻續武經備要》問世。
除了《十一家注》和武經兩大係統外，評注《孫子》的還有類書、叢書，例如，《通典》、《群書治要》、《北堂書鈔》、《太平禦覽》等書的有關部分。一般兵書，主要有：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至十一）；明茅元儀《武備誌》等。茅氏在《武備誌·孫子兵訣評》中對《孫子》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這兩句話對於兵法研究者乃至軍事研究人員來說都是意味深長的。
《孫子兵法》文字精煉，內容豐富。它集我國古代一定時期戰爭經驗之大成，並開創了我國軍事哲學之先河。正如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說：
就中國曆史來考究，二千多年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為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孫中山選集》第672頁）
盡管二千多年過去了，與那時相比軍事技術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孫子兵法》中的精粹思想和軍事哲理至今仍值得借鑒。《孫子兵法》所具有的生命力使它不僅在華夏土地上代代相傳，而且已經走向世界，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