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最早傳入日本，迄今已有一千多年曆史。在日本，《孫子兵法》的流傳和影響深遠。研究《孫子》的兵家和學者眾多，成果累累，著作甚豐。《孫子》傳入日本後最初做為“密籍”保存於武將和學者之家，世代相傳。至今在日本還保存著在我國已失散的若幹版本。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研究《孫子》之風不減。在理論研究和軍事實戰上有所發展和運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戰敗的廢墟上重視用孫子的思想重振經濟。新一代的《孫子》研究專家和著作不斷湧現。
最早傳入日本的年代
據日本史書的記載和眾多日本《孫子》專家的考證，《孫子兵法》最初由日本學者於奈良時代天平年間（約八世紀中葉）帶回日本。日本當代研究《孫子》的權威學者佐藤堅司是這樣敘述的：
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孫子》引進來的是吉備真備（693—775）。吉備於養老元年（717年）至天平六年（734年）赴唐（玄宗年間）留學18年，兼修文武兩學，所以他回國以後充分發揮了其在唐朝學到的兵法知識。在《續日本紀》第二十卷天平寶宇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條有這樣的記載：“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舍人土師宿彌關誠等六人於太宰府，就大貳吉備朝臣真備，令習諸葛亮八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該記載證明了吉備將《孫子》帶回日本……
日本的企業家兼《孫子》學者服部千春持相似的觀點，隻是把傳入日本的時間提前了25年，即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是在隋煬帝時的公元607—608年，日本兩次派遣留學生、學問僧來我國學習，《孫子兵法》從此就傳入到日本本土。佐藤堅司甚至根據《日本書記》中有關築城的記載和“出其不意”的用語，判斷《孫子兵法》最早是由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古國兵法家們引進日本的，時間推測在天智天皇二年（663年）之前，即我國唐高宗二十一年以前。因此，籠統地說，早在我國隋唐年間，《孫子兵法》就傳入日本，這是無疑的。
在日本流傳的概況
一千多年來，《孫子》主要以原文的方式直接傳入東瀛並在日本國內流傳。這是因為中日兩國之間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聯係，中文漢字在日本文中，尤其是古代日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日本的戰國時代（約15世紀末至16世紀末），《孫子》就被日本的武將視為“兵學聖典”，而在戰爭實踐中加以運用。如日本戰國時代的名將武田信玄（1521—1573）就以孫子的名言：“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孫子·軍爭篇》），繡在軍旗上，用來指揮部隊作戰。這麵“風林火山”的指揮突擊旗，目前已由日本鹽山市雲峰寺收藏。因為武田信玄曾當過和尚。
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7）的初中期，日本研究和出版《孫子》的著作如雨後春筍，最為繁榮。慶長十一年（1606年），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的木刻活字版在日本問世，開創了日本研究《孫子》的鼎盛時期。期間以林羅山為首，人才輩出，學術碩果累累。
明治維新標誌著日本成為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近代民族國家。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戰爭論》日譯本問世。隨即在日本陸軍中掀起了研究克勞塞維茨的熱潮。但是，日本引進西方的軍事學術並沒有妨礙對《孫子》的研究和傳播。相反，在明治、大正、昭和這三個年代，日本的文人和武將注釋《孫子》的著作頗豐。其中不乏將東西方軍事學術融為一體的著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美軍占領下，其政治體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與此同時，其文化也受到美國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但是，日本的傳統文化依然保持其獨立性，對中國兵學的重視並未稍減。60年代初期，佐藤堅司研究《孫子》的鴻篇巨作的問世，就是明證。不僅如此，《孫子》的研究工作和實際運用在日本率先超越軍事領域，走向經濟建設和企業管理的領域。以大橋武夫為代表的企業家，在研究和運用《孫子》於經濟領域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綜上所述，《孫子》在日本的流傳，主要特點有三：其一，作為家傳秘籍或秘密圖書，《孫子》版本保持較好，就是在慶長十一年（1606年）公開出版後，《孫子》仍被視為“兵學聖典”而妥加保藏。因此，日本保存的版本，如東京岩崎氏靜嘉堂藏本宋本《武經七書》、日本窪田清音訂刻《趙注孫子》等，對研究《孫子》有著重要意義。此外，日本保存的《櫻田本》也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其二，日本研究《孫子》人才輩出，成果甚豐。他們不僅對“十三篇”的字句作一般的注解，而且著重對其總體結構做深入仔細的分析，以探索《孫子》的本質精義。其三，研究《孫子》不拘一格，具有創新精神，尤其是結合日本國內的實際情況，突出《孫子》的作用和要義，在實踐中不斷加以運用和繼承發展。因此，《孫子》在日本的國內外戰爭中起過作用，在二戰結束後的經濟重建中也發揮其成效。
日本《孫子》研究的主要著作
日本研究《孫子》的著作情況，大致可分三個曆史時期加以概述。即分別從江戶時代、明治維新至二戰、二戰結束後至今的三個時期中，選出知名學者的代表作進行述評。
（一）江戶時期
此時期以出生於日本戰國時代末年的林羅山為首，相繼湧現了一大批知名的《孫子》研究學者和為數眾多的《孫子》注解與研究著作。諸如，北條氏長、山鹿素行、荻生徂徠（1666—1728）及其所著《孫子國家解》、新井白石、德田邕頭（1738—1804）及其所著《孫子事活鈔》、吉田鬆陰、恩田仰嶽（1809—1891）及其所著《孫子纂注》等。其中以北條氏長等人的著述最具特色，影響較大。
1.林羅山（1583—1657）。他是日本研究以《孫子》為首的《武經七書》的先驅。元和六年（1620年），他讓其門人謄抄了我國明朝劉寅注解的《武經七書直解》，並親自為該書加了若幹注釋。寬永二十年（1643年）在日本出版了劉寅的《直解》，這個刻本取名為《武經直解七種》。與此同時，林羅山還講述過宋朝施子美所著《武經七書講義》，並於慶安二年（1649年）率先在日本寫出了《七書諺解》。而林羅山於寬永三年（1626年）奉德川家光之命著述的《孫子諺解》在日本傳播《孫子》史上，被認為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對此，佐藤堅司的評價則是，“嚴格地說，林羅山的著作僅限於簡單的字句注釋，並不是主動的研究。”
2.北條氏長（1609—1670）。他在日本傳播《孫子》的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首先因為他研究了鮮為人知的被他命名的《古文孫子》，其次是他對“用間篇”作了詳盡而精辟的解釋。他提出，用間而知外。“用間行人者，知外治內法也。”（《士鑒用法》）對於《孫子·用間篇》中的“先知者”和“上智之間”，其注釋獨具見解，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至於氏長在該篇中文正文之前加了一小段日文譯文，並用了1830個漢字來說明“上智之間”。他說：“上智之間，伊呂而後可也；伊呂之商而扶周其功孰大。”這裏的“伊呂”即指“在夏之伊摯；在商之呂尚”。他還把《孫子兵法》的首尾兩篇有機地聯係起來加以評論：“孫子之十三篇，終之用間者，非輕之也，益重之也。凡用戰者，知敵情。不知其情者，不可全勝，故必用間之義也。”（《土鑒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