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多俊介著《孫子之新研究》（1930年）。這本書從昭和五年（1930年）秋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仲秋，曾4次再版重印。作者花了近10年的心血才寫成該書。該書的主要特點是，結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實並對照德國戈爾茨元帥的《全民皆兵》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評述《孫子》。由於作者精通漢、英語並熟悉戰史和軍事，因此其論述頗多獨到之處。例如，關於孫子的速戰速決思想，阿多指出，“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久也”的佳句，妙在“拙”字平添了深長的意味。所謂“拙速”指的是戰爭的過程與結局，即以部分損失換取全局的勝利，但能速勝，雖拙可也。對照西諺“至善者善之敵”和“通向地獄之路是由良好的願望鋪成的”，“巧久”與“拙速”之間的反差就更加突出了。至於“九地篇”結尾——“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堪稱妙筆生輝的千古名句，它不僅生動地闡明了“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的作戰主動性，而且形象地描述了行動的迅速性。阿多認為“虛實篇”中“夫兵形象水”一段完全符合中國的“起、承、轉、合”的傳統文體。盛讚“著想之奇，行文之妙，令人三歎”；“字字精煉，句句照應，文勢飛動，宛如作者率精兵屹立於堂堂中原之氣概”。至於“用間篇”阿多從軍事情報學的角度作了分析，闡明“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的“微妙之才”必須具有特別敏銳的觀察力、直覺力和判斷力。諜報來之不易，但更難的是研讀、綜合和判斷情報，以便得出正確的看法。這過程猶如“沙裏淘金，自古之難事。”
2.藤土塚、森兩人合著《孫子新釋》（1943年）。這是一本大部頭作品，共659頁。全書內容分孫子概說、孫子講讀、孫子原文等部分。僅第一部分概說就多達170頁，分緒言、《孫子》的結構、《孫子》的內容等上、中、下三篇。兩位漢學家繼承了日本重視對《孫子》內容結構作分析的傳統，在《孫子》的結構上花費了極大的心血。他們認為《孫子》的結構不同於作為言行錄的《論語》和《孟子》，也比《老子》和《中庸》的結構複雜得多。因此，單單逐句按順序閱讀《孫子》不足以領會全書之要義，還必須在句之間、段落及主篇章之間循環往複，縱橫交錯地理出脈絡。他們指出《孫子》除具有一般的按順序的直線結構外，還有其獨特的“立體結構”。試以“始計”篇為例，其本論是“五事”、“七計”和“詭道”。這個“三綱”中，“五事”是對內的“正”，“詭道”是對外的“奇”、“七計”則處於“中間”。每個“綱”內又都分為“起語”、“本論”和“結語”。從全篇的起語“兵者，國之大事”到結語的“廟算”，可見“慎戰”和戰前謀劃的重要性。從所謂“立體結構”上觀察，對“三綱”中的各段結語交叉重疊起來，就能抓住全篇具體之內容精義：關於“五事”、“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對於“七計”，“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製權也”；至於“詭道”，“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綜觀三者的結語，其論點交相輝映。“五事”與“七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詭道”之實質在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躍然紙上。以“奇”製勝之道，一目了然。
在研究《孫子兵法》內容的立體結構的同時，藤土塚和森兩作者對“十三篇”的直線結構也作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們取“13”這一素數的中點“7”為中心，向前後各篇展開。即以“軍爭篇”作為中心，將其前後各6篇巧妙地加以配合，並將其上下縱橫地聯接起來，同時將各篇的作用、特色附加在括弧之內，以便突出其要旨。這一列表式的內容結構分析圖，對於掌握《孫子兵法》的總體意義是有參考價值的。
綜觀上表，不難看出個中分析之得失和優劣。例如，作者將“作戰祟尚拙速”列入“戰前思想準備”的“總論”中，而“拙速”是與“巧久”相對而言的。在作戰準備中應當力求以最小的代價、最快的速度取得勝利。即“兵主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孫子·九地篇》）。首先要力求做到“巧速”，為防止久拖不決才實施“拙速”。作者對有些篇的主旨分析和相互聯係，頗有新意。例如，對形、勢兩篇，指出是“外的量之靜形”和“內的質之動勢”，應當說是中肯的。從軍事哲理的角度看，“形”篇講的是物質存在的形態，“勢”篇講的則是物質運動的動態。作者還把“輿論動態”與“主力軍之行進”聯係掛鉤，也是意味深長的。但是，作者把“火攻”與“用間”列入“餘論”顯然是失當的。這不僅與日本的傳統看法大相徑庭，而且有悖於“用間”在十三篇中所起的壓軸作用，因為“上智之間”，“知彼知己”對戰爭的勝負是起關鍵作用的。此外，作者用“戰後”兩字也是含混不清的。因為情報工作是戰前準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能在戰爭爆發後才進行。
（三）二戰結束後的時期
戰後迄今，日本學者和有關人士對《孫子》的興趣和熱情並未減弱。他們從回顧曆史的角度進一步探索和反思《孫子》的學術價值。佐藤堅司的鴻篇巨作問世，便是實例。同時，由於重振經濟的需要，日本又湧現出像大橋武夫這樣的一批企業家學者。著述和注解《孫子》的服部千春就是其中的一個。
1.佐藤堅司所著《孫子思想研究史》（1962年）。全書分為5篇：（1）序說；（2）《孫子》十三篇思想研究；（3）日本曆代對《孫子》思想的研究；（4）資料；（5）《孫子》研究補餘及附錄（參考書目）等。該書較客觀地反映出日本研究《孫子》的學術水平，頗具特色。出版後得到了日本學術界的讚譽。其中第3篇已被譯成中文，以《孫子研究在日本》為書名的中譯本出版後，同樣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無疑，這本原著巨作是了解《孫子》在日本流傳和產生影響的重要的參考書籍。
2.服部千春所著《孫子兵法校解》（1987年）。這位日本企業家兼學者注釋和自費出版了《孫子兵法校解》一書。該書利用《漢簡》作為校刊依據之一，這在日本尚屬首次。為了注釋準確和客觀，服部千春還逐句對照《櫻田本》、《武經七書·孫子》《武備誌》和岱南閣叢書之《十家注》。該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全部用中文寫成，不僅是十三篇的正文，而且所有的述評和注釋均是漢文。這或許是保持日本研究《孫子兵法》的傳統作法。因為在德川幕府第4代將軍德川家綱（1651—1680）時期，就曾有日譯本《孫子兵法》首次付梓問世。但從那以後的長時期內，日本學者仍習慣用中文書寫《孫子》評注，直到明治維新以後，特別是二次大戰前後，用日文書寫《孫子》評注的書才逐步增多。這裏也說明漢學包括漢字，對日本的《孫子》學者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