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期，《孫子兵法》首次被譯成法文。19世紀中葉有俄文譯本問世。20世紀初，英文譯本相繼在國外出版，與此同時，德譯本也告問世。由於英譯本保持了“十三篇”的完整性以及英語的普及性，其他西文種隨後又陸續根據英譯本轉譯。在20世紀末期，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文《孫子兵法》譯本均已出版。
最早的法譯本
1.阿米奧的法譯版本
開創《孫子兵法》西文譯本先河的，是清朝乾隆年間來華的法國神父阿米奧。他的全名是讓·約瑟夫·瑪麗·阿米奧（Jean Joseph Marie Amiot），取漢名錢德明，別名錢遵道，字若瑟。1718年生於法國土倫，1750年（乾隆十五年）作為法國耶穌會士，奉派來華，先到澳門，然後轉赴北京。因通曉滿、漢語文，深獲乾隆帝信任，賜氏職，居北京42年，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故於北京。在華期間從事學術研究，介紹了許多中國情況給西方，其著作大都見於《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曆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錄》（十六卷，1776—1814）叢書中。錢氏在晚年還編有一部《韃靼滿法字典》（三卷，1789—1790）。
由於阿米奧精通滿漢語文，在他長期旅居北京期間，奉法王路易十五的一名國務大臣M。貝爾東（Berton）之命，翻譯了《孫子兵法》。他是根據一本《武經七書》的滿文手抄本，同時對照漢文《孫子兵法》翻譯的。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孫子兵法》的法譯本在巴黎由迪多出版社出版。其扉頁上寫著：
中國兵法
公元前中國將領們撰寫的古代戰爭論文集凡想成為軍官者都必須接受以本書為主要內容的考試
2.法譯本的影響及其評價
阿米奧的法譯本一經問世，立刻引起法國公眾的重視，在當時的文學刊物上（如法國《新聞精神》、《文學年集》等）受到好評。有位法國評論者甚至說，在《孫子兵法》裏他發現了“色諾芬（Xenophon）、波利比尤斯（Polybius）和德·薩克斯（de Saxe）筆下所表現的那一偉大藝術的全部原理”。他認為，如果這一“傑作”能成為“那些有誌於統領我國軍隊的人和普通軍官的教材”，將大有益於法國。他把孫子比作法國曆史上的著名軍事統帥蒂雷納（Turenne）和孔代（Condé，the great）；特別希望“年輕的貴族認真閱讀這位真正的將軍的這部著作”。到18世紀80年代，《孫子兵法》的法譯本曾在法國多次刊印。例如，法國《新聞精神》（1772年7月號）和《特雷武回憶錄》（1772年4月號）都刊登了《孫子兵法》的內容摘要。1782年，經法王特許批準，尼昂出版公司出版了《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曆史、科學、藝術、風俗、習慣錄》的部分叢書，其中第七卷重新出版了阿米奧的《孫子兵法》譯文。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末，法國文化界和軍事學術界再沒有談及《孫子兵法》。這可能是由於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等的影響。直到20世紀初，《孫子兵法》才被人重新提起。1900年8月，法國前駐北京武官德·科唐索恩（M。de Co tenson）在《新評論》雜誌上發表文章，強調需要重新研究中國古代軍事作家：“今天像過去一樣，必須通過研究古代兵法家以便弄清中國官員的策略計謀。”他曾數次談到“中國兵法的特點”，據他說，這就是“將帥們奸詐狡猾，企圖用各種手段欺騙對方。”他說，法國指揮官“不應被中國將領們的信誓旦旦所欺騙”，這一點，“極端重要”。顯而易見，這位法國武官並沒有讀懂孫子所說“詭道”的真諦，而是戴著殖民者的有色眼鏡看待事物的。
20多年後，法國又有人提出中國的軍事經典著作。1922年，E·肖萊（E。Cholet）中校編輯了阿米奧的譯文，題目是《中國古代兵法。兩千年前的戰爭學。選自阿米奧譯本（1772）》。肖萊為自己的著作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言，其著作的特點是分專題論述，如“戰爭”、“軍隊”、“兵力”、“士氣”、“將帥”等，將孫子、吳起、司馬穰苴的話集中在一起。1948年，C。納欽（C。Nachin）編寫出版了阿米奧譯文的注釋本。
1956年，法國羅歇·加盧瓦（Roger Gailbis）準將以《中國的兵法》為題在《見證》季刊上摘要發表了阿米奧的《孫子兵法》譯文和評論。加盧瓦著重闡述的論點是：中國古代的兵法家主要關心的是戰爭的道義方麵。顯然與孫子的觀點相去甚遠。這種論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阿米奧譯文的影響。因為阿米奧在其法譯本的序言中，承認不是逐字逐句按《孫子兵法》翻譯的。而在他“要表達出中國最優秀的兵法家的戰爭思想”的譯文中，卻摻雜了大量的個人見解。難怪20世紀初，英國漢學家賈爾斯（L。Giles）尖銳地指出，“阿米奧神父在當時看來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漢學家，他所從事的研究肯定是廣泛的。但是，他的所謂的《孫子兵法》譯本，如果對照原文，就一眼可以看出不過是個冒名頂替的欺人之談。這個譯本含有大量的孫子沒有寫的東西，而孫子所寫的字句在譯本中卻寥寥無幾。”
迄今為止，法國一直在沿用阿米奧的譯本。200多年來，法國既沒有修改阿米奧的譯本，也沒有新的《孫子兵法》法譯本出版問世。個中原因很可能像《孫子兵法》英譯者美國的格裏菲思（S。B。Griffith）準將所說，是因為“法國的現代漢學家對中國的軍事文獻不感興趣。”這位準將在他的1963年出版的譯著中，指出法國漢學家馬斯佩羅（Masparo）在《古代中國》一書中，輕蔑地稱《孫子兵法》為“一本關於兵法的小冊子”。這說明馬斯佩羅的偏見，或說明他對中國文獻中的重要部分——戰爭文獻的了解非常膚淺。法國的主要漢學家對中國的軍事經典都不感興趣。格裏菲思認為，如果他們把研究中國文化其他方麵的刻苦勁頭拿出很小一部分來用以研究這方麵的問題，法國在過去20年內所遭受的某些軍事慘敗就有可能避免。
俄譯本的問世
（一）俄譯本概況
在19世紀期間，《孫子兵法》俄譯本問世。它是繼法譯本之後的第二個西方文字的譯本。據格裏菲思的考證，早在1860年，一個名叫斯列茲涅夫斯基（Sreznevski）的俄國漢學家就把《孫子》譯成俄文，書名是《中國將軍孫子對部將的訓示》。1889年，俄國普佳塔（Putyata）教授（曾任俄國總參謀部上校）為《亞洲地理、地誌和統計資料手冊》撰稿，其題目是“中國古代將帥談軍事藝術”。該文詳細敘述了孫子、吳子、司馬穰苴三家兵法的主要內容。
在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根據高等軍事學院學術史教研室建議，促使以英譯本為藍本而轉譯的《孫子兵法》俄譯本於1943年問世。這個藍本是1910年英國漢學家賈爾斯的英譯本（下文將詳談）。戰後，前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於1950年出版了漢學家N。孔拉德（Konrad）的宏篇專著《孫子兵法的翻譯與研究》，被當時蘇聯學術界評論為“對蘇聯軍事曆史科學的寶貴貢獻”。1955年，前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又以上海1936年印行的《諸子集成》中《十家注孫子》為藍本，出版了J。I。西多連科（Sidorenko）中校直接從中文翻譯的俄文《孫子兵法》新版本。該譯本由前蘇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少將JA。拉辛（Rasin）教授作序。當時的民主德國後來還根據這一俄譯本轉譯成德文，並規定作為東德軍事院校的教材。
（二）前蘇聯軍方評《孫子兵法》
1.拉辛少將的評價。這位教授在新版《孫子兵法》俄譯本的長篇序言中，指出古代中國的軍事理論家先於希臘和羅馬的軍事理論家。而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家中最傑出的是孫子。他認為，《孫子兵法》在亞洲的影響大大超過韋格蒂烏斯（Vegetius）在歐洲的影響，而且前者在亞洲的生命力更為長久。人們對《孫子兵法》的興趣經久不衰，原因在於“孫子研究了進行武裝鬥爭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戰爭的矛盾性，闡述了進行戰爭的法則。而古代其他的軍事理論家沒有給自己提出過上述任務。”《孫子兵法》中包含著許多關於武裝鬥爭特點、關於戰爭和戰鬥特點、關於戰爭和戰鬥對統帥、軍事首長、士卒及整個軍隊要求的正確論述，其中不少至今仍很有教益。拉辛教授還認為，《孫子兵法》以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自發的辯證法觀點為基礎，達到了當時理論發展的較高水平。“孫子在古代中國軍事理論思想發展中所起作用之大，相當於古代世界的亞裏斯多德在許多領域發展的知識。”
拉辛教授在序言中還著重闡述了“十三篇”在理論上的貢獻：其一是關於戰爭的意義、目的及作戰方針。如：孫子把戰爭的意義定為國之生死大事，把戰爭分為三類（粉碎敵之意圖的戰爭和粉碎敵之聯盟的戰爭，這兩種都屬於政治鬥爭；第三類是粉碎敵軍的戰爭，即武裝鬥爭）。武裝鬥爭的難度非常之大，事先必須作周密細致和全麵的準備。進行武裝鬥爭是為了取勝，其結果是得利。這些也就是戰爭直接的目的。戰略和戰術的一切計算都從屬於此直接目的。但是，戰爭還有危險的一麵。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非利不動，非危不戰。對戰爭問題，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在作戰方針上，孫子主張速勝，即兵貴勝，不貴久。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戰爭耗費的人力物力甚大，久戰於國力不利。拉辛認為，古希臘、羅馬的軍事理論家與哲學家從未研究過上述理論問題，孫子率先提出它們，是難能可貴的。其二是關於作戰手段。孫子認為，軍隊和將帥是進行戰爭的手段，因此，孫子很重視將帥與士卒的責任，尤其強調將帥的知識、品質與指揮能力；注重依據敵我雙方兵力對比而決定行動方針、注重軍隊作戰的環境、地形對軍隊戰鬥力的影響，主張君主、將領分工，將領受命於君主後應擁有指揮部隊之全權與選擇行動方式之自由。拉辛認為，孫子的上述許多觀點，至今仍有道理。其三是關於致勝的基本原則。拉辛認為，孫子是最早探索致勝根本原則的軍事理論家之一，“五事”、“七計”、“知勝有五”，行動保密等，都包含著不少深刻的思想。其四是，關於知彼知己，知敵用間，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等思想。其五是關於戰爭與戰鬥的計劃問題。拉辛認為，孫子提出的未戰先算，多算勝；關於度、量、數、稱、勝的思想；知戰之地和知戰之日的思想；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爭取主動、避免被動）；在古代的軍事理論家中是出類拔萃的。“孫子的功績在於：在古代理論家中，企圖證明戰爭不是各種偶然性的湊合，而是有其客觀基礎的人屈指可數，孫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孫子是提出戰爭計劃問題的第一人”。其六是關於戰略進攻思想，如“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拉辛認為，這主要考慮的是交戰國家內政不穩、軍隊不穩、經不住長期戰爭而產生的危險。孫子所說的“兵者，詭道也”，拉辛認為有其合理性，但它不是克敵製勝的唯一手段。關於孫子的攻防觀，拉辛認為缺點在於未從兩者的內部聯係和相互作用考察。其七是關於指導戰鬥的思想。拉辛認為，孫子在這方麵提出和闡述的許多思想，如：“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弓廣弩，節如發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作戰隊形，應如“率然”，首尾相顧；奇正變化，善於機動；以迂為直，以患為利；重視地形與作戰指揮的思想等等，都令人深感興趣。
2.前蘇軍事出版界的評價。1961年，前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修訂再版了1957年版的《論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一書。盡管在出版前經前中央蘇軍之家軍事科學協會擴大會議討論，壓縮了原版的曆史部分，但對《孫子兵法》的評價卻保留了應有的篇幅。現部分摘要如下：
在古代中國，軍事理論得到了特別高度的發展。遠在紀元前400—500年，在古代中國已寫成了若幹軍事學術著作。這些著作中最早、最優秀的是孫子的著作……在這本著作中，孫子總結了當時中國奴隸主所進行的戰爭的豐富的實踐，奠定了古代中國軍事科學的基礎。
孫子在他的著作中企圖給戰爭下一個完整的定義，並且企圖確定戰爭的意義……他對於作為國家重要措施的戰爭已經作了一般的評述……應該指出，他所提出的某些進行戰的規則直到現在還保持著自己一定的意義。
孫子認為，使軍隊不斷地得到物質器材的補充和善於利用地形是很重要的。在他的著作中，有4篇專門論述物質保障和地形問題。
在誘敵、偵察和突然性等問題上，孫子也有極深湛的見解。
孫子認為，預先估計情況和計劃戰鬥行動具有決定性意義。在他的著作中，第一篇就叫做“始計篇”。然而要預先估計情況就必須善於預見。因此，他認為預見是取得勝利的基礎。傑出的將帥之所以能打勝仗，是因為他們“先知”：而有關敵人的情況不能求之於鬼神，應該從活人那裏得知。他認為偵察在戰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