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譯本及其影響
20世紀初，《孫子兵法》英譯本陸續問世。與此同時，德譯本也在世紀初出版，但因戰爭而散失。二次大戰以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傳統文化包括兵法在內，受到西方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到20世紀末期，在美國就有多種《孫子兵法》英譯本出版。特別是格裏菲斯的英譯本自1963年起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中國代表作叢書。可以說，在20世紀裏，英譯本獨占了《孫子兵法》西文譯本之鼇頭。對於在西方世界裏傳播和宏揚《孫子兵法》，起到了持久、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一）20世紀初的英譯本和德譯本
1.卡爾思羅普的英譯本。1905年，被派往日本學習語言的英國皇家野戰炮兵上尉卡爾思羅普（E。P。Calthrop）把“十三篇”譯成英文，並在東京出版。這本開創英譯本先河的書標題是《孫子》。卡爾思羅普依據的是日文版本，似乎有不少訛誤之處1908年，他又根據中文原文出版了修訂的英譯本。這個修改本是由倫敦約翰·默裏（John Murray）出版公司發行的。北京圖書館藏書中有此英譯本。對照原文，重讀這個最早的英譯本，雖然譯文有很多不足之處（包括篇名的譯法），但應該承認，1908年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基本上表達了孫子的思想。第一個英譯者是有其勇氣和膽略的，對於一個年輕的軍人學者來說，更是如此。或許，卡爾思羅普是受日俄戰爭結局的影響才蒙發翻譯之作的，因為他在譯本的前言中寫道：“今天，孫吳著作已讓位給歐洲作家的科學作品了。但是，他們（孫武和吳起）的言論已成為格言，並且他們的影響力無疑幫助了日本人在最近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其次，譯者試圖從軍事角度探討《孫子兵法》在作戰和戰術運用上的特點，盡管分析闡述不夠全麵、深刻，甚至欠準確，但其精神是值得稱道的。其中，譯者對一些軍事術語的理解和譯法是可取的。例如，將開卷的“兵者”理解為“戰爭”；又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及“謀攻”等名言的譯文至今尚被後人沿襲采用。同時，譯者在修改本中還表現了相當程度的謹慎。例如，對古漢語中難懂的專名，一般采取漢拚加頁尾注，以免誤解。再有，對個別意猶未盡的譯文，凡加添的原文中沒有的字句都采用斜體字。如在“虛實篇”結尾，譯者加了一句“總之，戰爭無一定之規”。
作為翻譯的一般規律，經典著作的首譯者是要冒一定風險的，而越是往後的同一經典著作的譯者則可參照前人的經驗教訓而使譯文得到改進。當然，由於卡爾思羅普的漢學功底不足，其譯作未能傳世，很快就被新的更好的譯本所取代。在20世紀裏，尤其是下半世紀，新的《孫子兵法》英譯本不斷湧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學術界對《孫子兵法》的重視和對《孫子兵法》的研究成果。多種英譯本的並存和傳世，並且各具特色，這是促使英譯本能在西文譯本中獨領風騷的一個重要原因。
2.賈爾斯的英譯本。1910年，擔任大英博物館東方書刊和手稿館助理館長的L賈爾斯（Lionel Giles）翻譯和出版了《孫子兵法》。賈爾斯（1875—1958）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之子，生於中國，賈爾斯取漢名翟林奈。本人也是漢學家，除英譯《孫子兵法》外，還翻譯了《論語》等書，並編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按字母順序的）索引》（1911）。
賈爾斯翻譯的《孫子兵法》，從總體上看確實達到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質量上明顯高於卡爾思羅普的譯文。因此，賈爾斯的譯本經久不衰，在近一個世紀的時期內在西方廣為流傳。
賈爾斯譯本的最大特點是，治學嚴謹，忠實於“十三篇”原文。是在充分理解原作的基礎上，逐字、逐句、逐段翻譯的。嚴謹的作風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其一，翻譯前的學術準備工作充分。參閱了大量的有關《孫子》的中國古籍文獻。考證了孫武其人和“十三篇”其文。特別是對孫星衍《十家會注》本做了全麵的研究，認定其作為英譯藍本的可靠性。即孫本雖出自明《道藏》但實質上就是宋本，而且孫星衍與吳人驥合注“十三篇”時參考《通典》、《太平禦覽》等古籍，注釋恰當。對於曹操等11位注釋家（含《通典》作者杜佑），賈爾斯逐個作了簡介，說明其生平和主要著作。向西方讀者評述孫武生平（《史記》卷六十五）和諸注釋家其人，這是第一次。賈爾斯按照孟子所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讓英譯本的讀者在看“十三篇”時對作者和評注者有所了解，對理解正文是有益的。其二，賈爾斯的英譯文本，按照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rmes Legge，1814—1897）翻譯《四書》、《五經》的做法，逐篇逐句編號，漢英對照。並遵從中國古籍的習慣，注釋緊跟正文之後。至於篇名的順序號則顯然采用《武經七書》的做法，因為譯者在學術準備工作中研究過它，並作了簡述。對於譯文，賈爾斯做到了字斟句酌。例如，“兵者，詭道也”（《孫子兵法·計篇》），卡爾斯羅普把“詭道”譯為“pretence”（佯裝），賈爾斯改成“deception”（欺騙），並用英國名將威靈頓公爵的話在注釋中闡明軍事欺騙在作戰中的重要性。又如，“始如處女”、“後如脫兔”之句（《孫子兵法·九地篇），卡爾斯羅普將“兔”譯為“rabbit”（兔子），賈爾斯則改成“hare”（野兔），似更貼切。賈爾斯在其英譯本的注釋中，除精選“十一家注”外，還引經據典（包括西方名人名言）作為釋義的補充。因此，其譯本不僅是翻譯之作，而且凝聚了譯者對《孫子兵法》研究的心血。此外，賈爾斯譯本文字流暢典雅，具有20世紀初英語的風格。正如諺語所說：“文無采行不遠”，譯文優美和富有韻律感是賈爾斯譯本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賈爾斯譯本仍有不足之處。其一，個別之處，理解失誤。他將開篇的“兵者，國之大事”一句中的“兵”字譯成“兵法”（art of war），顯然是不對的。按，杜牧注：“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裏當然是指“兵戎相見”的戰爭。在《孫子兵法》全書的不同的760個漢字中，“兵”是中高頻字，共出現69次，其中“計篇”4次。除“兵眾”、“兵家”外，“兵者，詭道也”一句中的“兵”也是指“戰爭”或“作戰行動”，當然，賈爾斯在這裏譯得很好。“All warfare is based on deception”已成了傳誦的佳句。賈爾斯之所以在開篇落筆出錯，很可能像格裏菲思所說，是過分苛責卡爾斯羅普的譯文，標新立異，以致把一個軍人譯者理解正確之處也改錯了。其二，賈爾斯的譯文雖然流暢，但屬於20世紀初的風格。在經曆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後半葉，軍事科學技術有了飛速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時代的來臨，西方讀者青睞於更加簡捷明快的譯文。與穩定性極高的漢學不同，英語用字在近一個世紀的跨度內是有若幹變化的。賈爾斯譯本中個別“古色古香”的詞在現代英語中已不常用了。
3.現已散失的第一個德譯本。20世紀初，幾乎與英譯本問世的同一時期，第一個《孫子兵法》德譯本也出版了。那是在1910年，由布魯諾·納瓦拉（Bruno Navarra）把孫子的“十三篇”譯成德文，書名是《兵法——中國古典軍事家論文集》。該書到二次大戰結束後在德國各大學圖書館已告闕如。然而，此德譯本很可能被德國皇帝看過。
據記載……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威廉二世被廢黜後，他讀起《孫子》了。當他讀到《孫子·火攻》篇最後一段：“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不禁廢書喟然，說：“早二十年讀《孫子兵法》，就決不至於遭受亡國之痛苦了？！”
（二）二戰期間的英譯本
1.概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有3個英譯本出版。譯者分別是馬切爾一科克斯（E。Machell-Cox）、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薩德勒（A。L。Sadler）和中國的鄭麟。“這三個譯本，發行量都不大，也都不盡令人滿意。前兩個譯本都是在困難的情況下成稿的。薩德勒教授是一位日本古典文學學者，他翻譯得很匆忙。馬切爾一科克斯把許多韻文移到新的語境中，其他韻文則集中到他自己設計的一個特別章節中。鄭麟的英文水平太差，譯文沒有什麼價值”。
2.簡評鄭麟的英譯本。中國學者鄭麟是廣東潮陽人，他是英譯先秦群經諸子叢書的編譯。《孫子兵法》是其首譯之作，也是中國學者翻譯“十三篇”的領頭人。鄭麟的《孫子兵法》英譯本首版於1945年在重慶出版。1946年11月，作為英譯叢書之一在上海由世界書局再版發行。根據後一版本看，簡單地說其譯本的英文水平太差，似欠公允。首先，譯者的國學根底深厚，是嚴格按照平津館叢書孫星衍、吳人驥同校《孫子十家注》逐句翻譯的。其次，鄭氏在譯本中訂正了賈爾斯的某些誤譯。例如，在中國古代軍事術語方麵，將開篇的“兵者”譯文訂正為“戰爭”（War）；對“軍、旅、卒、伍”諸字（《孫子兵法·謀攻篇》）中的“卒”、“伍”，賈爾斯譯成“detachment”（支隊）和“Company”（連），顯然是錯誤的。鄭氏改譯為“Company”（連）和“squad”（班）則是正確的。因為按中國古代軍事編製，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其三，楊家駱教授所寫序言為《孫子兵法》正本清源，他以翔實的史料和明確的觀點，論證了“十三篇”與其餘佚文的關係，確認“十三篇”乃是《孫子兵法》經典之作：
其實十三篇之數，早見於史記，筆其精切者，就關於經典性之十三篇而箋釋之也；削其繁剩者，刊落餘六十九篇，不使相廁列也。魏晉以來，餘六十九篇之日漸散佚，固以其為問答、解釋、雜著事例不見重，而魏武削而不注，亦其因也。
武兵家之聖，今傳十三篇，為原理原則之部，故能傳諸百世而不疑，放諸四海而皆準……
楊的序言還指出，鄭編譯群經諸子目的在於“正歐人所譯漢籍之刺謬，而為中西文化之媒介”。盡管後來因種種原因，其餘的經典英譯本未能問世，但鄭對《孫子兵法》英譯的努力是應當充分肯定的。
3.美國軍事出版社重視《孫子兵法》。20世紀40年代，美國開始出版發行《孫子兵法》英譯本。1944年，托馬斯·菲利普斯（Thomas R。Phillips）編的《戰略之根本》一書中收入了賈爾斯譯的《孫子兵法》正文。1949年，美國哈利斯堡軍事出版公司以《兵法》為書名，單獨出版了《孫子兵法》。譯本采用1910年倫敦盧紮克（Luzac）公司出版的賈爾斯英譯文，刪去了全部漢語及大部分考證的注釋，隻保留有軍事價值的注解。菲利普斯寫的長篇導言刊於譯文之前。這位美國準將開宗明義地寫道：
《孫子兵法》約寫於公元前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論文。這部書專論戰爭的原則，言簡意賅，大部分內容至今仍很有創見，很有權威性。對善於把這部書的原理應用於現代戰爭的軍人來說，在2500年後的今天，它仍不失為作戰的寶貴指南。雖然戰車已成為曆史的陳跡，武器發生了變化，這位古代軍事大師的著作並沒有過時，因為他論述的是戰爭的基本原理，是政治和人的因素對軍事行動的影響。他令人驚奇地表明，這些原則是如何地曆滄桑而不變。
（三）格裏菲思的英譯本
1.格裏菲思其人和譯《孫子兵法》的動因。1963年，美國退役準將S。B。格裏菲思（Samuel B。Griffith）根據孫星衍《十家會注》本，重新翻譯和出版了《孫子兵法》。這本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譯本，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中國代表作係列叢書》，並在東西方各主要城市廣泛發行。由於格裏菲思是一位老資格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他在攻讀牛津大學博士生後所譯的《孫子兵法》立刻受到美國軍方領導人和將領們的重視。60年代中後期，美國在越戰中陷入困境。麵對這場以遊擊戰為主的常規戰爭，美國海軍陸戰隊力主的“小型戰爭”理論和反遊擊戰戰術得到了美國軍方的青睞。對亞洲遊擊戰理論素有研究的格裏菲思之作尤受歡迎。
在60年代初期，格裏菲思作品的宗旨是傳播遊擊戰的信念。他花時間不倦地就這一主題發表言論和撰文著書，他的努力贏得了眾多的支持其觀點的人。美國陸軍特種作戰中心司令W。P。亞伯勒（William P。Yarborough）少將感謝他所送的《孫子兵法》譯本，並稱格裏菲思的譯本是“對特種作戰學校的一筆寶貴的財富”。美國防部反叛亂作戰高級參謀官V。H。克魯拉克（Victor H。Krulak）少將擬就一篇稱頌格裏菲思《孫子兵法》譯本的書評，這位少將在書評中確認有“一條貫穿的主線”把孫子的思想和克勞塞維茨、迪皮克、若米尼、馬漢的思想“牢牢地”聯結在一起。克魯拉克還認識到“《孫子》一書能驚人地適用於今天的戰爭”（越戰）。
J。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在其全國性的報紙專欄文章中曾多次讚揚該書。他注意到，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McNamara）閱讀過格裏菲思的《孫子兵法》譯本，並把L約翰遜（Lyndon Johnson）1965年春季行動的某些做法與孫子所提出的論點進行比較。甚至連駐越美軍司令W。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上將，也在百忙中擠出時間研究孫子的名言，並思考孫子的思想同武元甲、毛澤東思想之間的關係。格裏菲思的《孫子兵法》譯本促使美國領導人了解越南的革命戰爭，這是其他任何書籍望塵莫及的。看來，這是第一本，在很多情況下，也是唯一的一本溝通文化和習俗差異的書。